我的腹部有两条长短不一的疤痕，自己美其名曰“幸福”！因为这是我梦一般的青少年时代幸福的“胎记”，它牢牢地镶嵌在我身上，铭记在我的心里。
　　 １９５１年土改期间，我家乡土改工作队的老徐同志满腔热情把我这个井冈山脚下的烈属后代，送到吉安市第二小学上学，圆了我这个穷苦山里伢的读书梦。１９５２年我跟随大姑迁到南昌市续读，次年考入南昌第六中学（后改为南昌市第三初级中学）。从此，我成了家乡第一个在省城读书的中学生。
　　 从一踏进中学门槛那天起，党和国家就给予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以特殊照顾，每月发给９万元甲等助学金（当时１万元合现在１元）。要知道那时一个工人每月的工资才３０多万元。我在学校膳宿，每月只须交７．５万元伙食费。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的一天中午，我和同学们与往常一样，在寝室里安安静静地午休。突然，腹部剧痛起来，疼得呼天唤地在床上打滚。同学们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去报告班主任芦炳文老师。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芦老师听到呼叫忙朝学生寝室跑来，见我痛得大汗淋漓痛苦不堪的样子，就用双手按我的腹部，顿时，一阵反弹痛，疼得我从床上蹦起来了。他惊叫：“阑尾炎，快送医院！”
　　 ５０年代初切除阑尾是大手术，要冒很大风险，必须亲人签名盖章医生才敢动手。记得１９４７年冬天，父亲被国民党抓去修泰和飞机场，母亲带着我和大弟大妹苦熬时光。不久，不满周岁的大妹染上了黄疱疮，由于无钱医治又得不到应有的护理，可怜被活活烂死，想到这我就心寒。现在，家远在永新山里，大姑又调到武汉市工作去了，我只身在南昌举目无亲又囊中羞涩。我泪流满面不停地呻吟：“芦老师，我不去医疗……”芦老师亲切地对我说：“孩子，我出去一下就来，别怕！”不一会儿他领来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和校医，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同学。大家七手八脚把我送到医疗条件好的法国医院（现南昌第三医院）。下午２时进手术室前，校长在保单上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我苏醒已是深夜。时过５０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芦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见我安然的样子才舒心地笑了。围在床前的同学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病房里还有三个病友，那个萍乡来的老大爷见此情此景，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共产党伟大！人民政府好啊！”
　　 一星期后我又患腹膜炎开了第二刀。在医院一躺就是一个多月。同学们轮流日夜陪伴着我。芦老师代表学校每天来一趟医院，每次都要带来些我爱吃的食物什么的。出院那天一称体重，竟比住院前重了半斤！医疗、住院、伙食费共用去３００多万元，国家为我全报销了。要知道，那相当一个工人近一年的收入啊！而且国家此时正处在百废待兴，急需资金搞经济建设的困难时期，为了一个农民的孩子，党和国家毫不吝惜十分宝贵的资金。回到学校，校长吩咐食堂为我开小灶，我又吃了二十多天营养餐。
　　 当父亲千里迢迢赶到南昌，我已经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他两眼饱含着热泪嘴唇口翕着走上前，向党支书、校长和芦老师深深地一鞠躬，然后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神情极为严肃地说：“孩子，是党和国家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要永远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