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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万比洛夫的道德心理剧中并不存在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中心人物，其多中心主义、巧合性的情节和肖似性的结局将思考与判断的权利交还观众。剧本世界中塑造有多重道德类型的女性形象，她们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发展而在行动素六格中移动，揭示出了剧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本文从女性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在戏剧符号学视域下，分析万比洛夫戏剧中伦理秩序建构的策略，以期从新的角度对“万比洛夫之谜”作出解读。
【关键词】 戏剧符号学;戏剧行动素模式;女性形象;伦理秩序;万比洛夫之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34-03
万比洛夫在其短暂的一生里创作有五部多幕剧、一 部独幕剧和两部戏剧小品，塑造了各式各样生动多彩的女性形象，有如玛琳娜般吝啬无情的旅馆餐厅服务员，有像列普尼科娃一样不满于家庭生活的主妇，也有像塔尼亚一样执着追寻爱情的少女。她们或充当腐朽伦理的帮凶，或作为社会黑暗现象的看客，或成为相信善意、乐于助人的黎明曙光。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大部分在剧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往往围绕男性主人公展开行动，但却在剧本的伦理秩序建构上起着隐性作用。
此前对于万比洛夫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方面，对“万比洛夫之谜”的研究则多从伦理学入手。其实，用戏剧符号学的理论来看，万比洛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对于剧本中旧伦理秩序的瓦解和新伦理秩序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且多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对“万比洛夫之谜”进行探索，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
一、女性形象的多重道德类型
戏剧符号学家安娜·于贝斯菲尔认为，与人物的概念所不同的行动素具有抽象或集体的属性，是由有着区别性特征的一定数量的人物组成的。当情境发生变化时，人物在主体和宾体、发送体和接受体、辅助体和反对体六格中的位置随之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从抽象层面揭示出戏剧文本的主题表达策略，“允许人们在戏剧文本里确定意识形态之所在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甚或是答案” ①。万比洛夫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在这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劇作家在道德层面将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划分为多重类型，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冷漠而利己的失德者
剧本中这一类女性以猜忌多疑、冷漠无情为共同特征，以利己的目标在剧作中执行落井下石或戕害他人利益的行动，承担激化矛盾戏剧功能。如为了攒钱而一毛不拔的旅店清洁工瓦秀塔，不仅拒绝帮助落魄的安丘金二人，还和剧中除了法英娜的其他人物一起对赫木托夫的善行进行罪恶的质疑审判。万比洛夫幽默而生动地塑造出这些道德滑坡的女性，自己远走高飞而撇下年迈父亲的尼娜亦是如此。万比洛夫借助此类女性的塑造直接表现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失道现象的揭露。
（二）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
相较于上一点中社会腐朽道德和利己风气的帮凶，这一类女性已然或早或晚地意识到现存伦理秩序的不合理性。在目睹了丈夫列普尼科夫赶走年轻学生科列索夫并拒绝其道歉而坚持将其开除之后，列普尼科娃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直言“他们是这样处理生活，而我们照另外的样子生活”“我的愚蠢使你感动，你培养和要求我的从来只是愚蠢”。
然而，这一类女性人物由于受到年龄或处境制约，无力突破现有局面，正像列普尼科娃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半瓶子醋的学者，但深知一切已为时过晚，只能假称“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而屈服于现状继续过活。时不时斥责丈夫酗酒、为老的补贴金出主意的中年女性霍罗希赫以及认清了情人永远不会娶自己的卡什金娜等等也属于这一类形象。作为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她们以觉醒者的姿态同旧道德做出反抗并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
（三）新伦理秩序的先行者
剧中这一类女性以同黑暗伦理秩序彻底割裂的姿态出现，她们单纯善良，对人怀有诚挚的善意，相信正义，乐于助人。如众人里唯一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的法英娜，执着地修复栅栏的瓦莲京娜，还有自由追求所爱的塔尼娅。万比洛夫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对这类女性形象的由衷赞美——“就像乌云中射出一线光芒”。从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反驳当时苏联各大剧院认为万比洛夫的戏剧太“悲观主义”的观点，这类人物就是剧作家在其黑暗环境中设置的希望。
二、女性形象在伦理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万比洛夫称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是“迷惘的一代” ②，用这些玩世不恭、信仰缺失的青年的转变表达对新伦理秩序的呼唤。不能忽视的是，剧作家塑造的以柯列索夫和沙曼诺夫和为代表的这类青年人在剧中有着相似的行动模式，他们往往因身边女性人物的感染而重拾信仰，不管是否能够成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都在最终的时刻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一）发送体—接受体对子下建构新伦理秩序的灯塔
处在发送体格子的女性形象起着重要作用，是构建新伦理秩序的灯塔。塔尼娅在学校宿舍、墓地、花园的三次主动造访以及在告别晚会上的真情流露使柯列索夫对自己为了换取大学文凭而出卖爱情的不耻行径幡然醒悟。他主动打破由这一由列普尼柯夫设置的畸形伦理模式，否定换文凭的约定，试图找回与塔尼娅的爱情而实现自我救赎。
“发送体—行动素的确定对隐含在寓言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确定如何是绝对性的。” ③沙曼诺夫能从一个和情妇公开同居的悲观厌世者转变为决定改变过往的生活，独自前往法庭发言，也正是因为瓦莲京娜对他无瑕的爱使他看到了重获了心灵的纯净。瓦莲京娜不厌其烦地修复栅栏的行动象征少数觉醒者对道德的维护，故而在发送体格子上的如瓦莲京娜等女性承载着万比洛夫对于重建真善美伦理关系的憧憬。
（二）辅助体—反对体对子下反对腐朽道德的正面力量
辅助体和反对体分别指在主体追寻宾体的行动中所遇到的促进和阻碍力量。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那些处在反对体单一位置上的女性人物对核心冲突中混乱的伦理秩序发出直接抗议。如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面对众人审问的法英娜，辅助体和反对体上力量的悬殊也正表达了剧作家对社会普遍道德滑坡的忧虑。相反，处在辅助体位置上的维克托莉雅帮助波塔包夫完成听球赛的心愿，给重塑人际间互信互助的理想关系带来希望。 最重要的是，“如果那些既是辅助体又是反对体的行动素与戏剧行动总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往往具备一些观众能够立即领悟到的命题。” ④也就是说，同一行动体在辅助体和反对体格子上的位置移动正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所在。马卡尔斯卡娅在青年瓦辛卡对自己的求爱中由反对体变为辅助体，前文被其不休的纠缠而怒骂，后文则邀请其一同看电影，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老父亲萨拉法诺夫为儿子的说情使得马卡尔斯卡娅于心不忍（见图1）。同样，尼娜在赡养父亲的冲突中从反对体位置移动到辅助体位置，体现了她在布西金的感染下的自身转变。两者的移动都表达了万比洛夫对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呼唤与信心。
（三）主体—宾体对子下打破旧伦理秩序的战士
“被追求的宾体可以是抽象的或活跃的，但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换喻地在舞台上得到再现。” ⑤瓦莲京娜在其与沙曼诺夫的主体—宾体轴中并不具有主动性，而是占据宾体位置，但她在剧中修栅栏的细节却构成了以她为主体的完整六格戏剧行动素模式。从上文的论述得知，瓦莲京娜修栅栏的动作具有象征意味，被损坏的栅栏即是被损坏而亟待修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舞台换喻。
与瓦莲京娜不同的是，塔尼娅占据主体格子，在和父亲列普尼柯夫关于科列索夫的争斗中构成一个行动素三角形概念下的“冲突三角形”。“当主体的欲望和反对体的欲望发生冲突时便说明发送体内部存在分裂和隔阂，标志着意识或历史的冲突。” ⑥塔尼娅和列普尼柯夫正代表着道德觉醒者和腐朽秩序维护者的冲突。
三、从戏剧符号学看伦理秩序建构对观众心理的影响
万比洛夫戏剧的结构深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大部分遵守三一律，属于传统的戏剧性结构。根本上说，这一结构特征是由其反映和表现社会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衡的问题所决定的。正如上文分析中沙曼诺夫和柯列索夫分别受到发送体上“新伦理秩序的先行者”瓦莲金娜和塔妮娅的指引下与旧我割裂，万比洛夫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都在结尾处发生一个或模糊含蓄或明显激烈的转变。人物核心欲望的变化导致其行动变化，从而使以其为中心的戏剧行动素模式的改变。由于行动素功能意味着空间的分离，剧本因此形成结构上的转折。忍受不了和所爱之人做假兄妹的布西今就在上述逻辑中坦言假扮儿子的真相，将如何做出到的选择和收拾残局的问题的摆在剧中人物和观众面前。这时，已经和剧中人物建立起移情中心的观众就会对人物命运走向产生担心，但万比洛夫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设法通过剧作手法引起观众的思考。
（一）“肖似”结局引起自我反思
与之前的苏联剧作家所不同的是，万比洛夫“彻底打破了情节乐观主义模式” ⑦，一反公式主义文学中利己主义人物要么转变要么完蛋的定式，产生贴近真实生活的真实感。然而，在戏剧交际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一大特点就是“接受体把信息看作非现实的，或更确切地说不真实的” ⑧，那么观众在面对万比洛夫戏剧此类“肖似”于现实世界的结局只能采取被动。当观众看到齐洛夫拿起电话邀请季玛一起出门打野鸭时，对观众产生心理冲击的就不再是情节乐观主义模式中的客观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类型和由此引发出的态度。无疑，这种态度是积极的，且更加温和地对观众心理发生作用，减少符号颠倒机制下观众对所接受信息的否定。最终达到引发观众对现实世界中伦理失衡局面产生自我反思的效果。这种引发观众自我反思的效果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具有一定的认同性。
（二）“间离”效果带来道德思考
戏剧的“间离”效果集中表现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发现—突转的结构特点上。横向比较万比洛夫的戏剧不难发现其在剧本结构上多有采用“发现”和“突转”的剧作技巧，使关键情节点的到来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巧合感。如在上文分析中，在主体沙曼诺夫追求宾体瓦莲金娜的戏剧行动素模式中，位于反对体格子上的卡士金娜对这一主体追寻宾体这一行动形成阻碍的原因并非出自她的主观欲望，而是由于卡士金娜巧合地忘记了把信交给瓦莲京娜，造成的瓦莲京娜的爱情悲剧。
除了“发现”和“突转”之外，剧本中其他关键情节点的设置也都具有较强的戏剧感。如在主人公安丘金二人陷入无人相帮的困境之时带着一百卢布上场的赫木托夫，还有那对恰好到一个修鞋铺修鞋的初次见面的男女等等，这些受果戈理小说影响而极富有巧合性的情节形成的“间离”不时打破观众的戏剧幻觉，时刻提醒观众“看戏”的事实，从而使观众与剧中世界保持距离，从而产生对剧中一个个道德冲突的自主的思考。
四、多中心主义下的“万比洛夫之谜”
“万比洛夫之谜”是研究万比洛夫戏剧不可回避的问题。万比洛夫的戏剧为何不被当时的社会和观众所接受却在如今大放异彩？其主旨为何有如此强的多义性？若从戏剧符号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可看出万比洛夫在其戏剧作品中遵照了戏剧天然固有的多中心主义。
在剧本中一组组的伦理关系中，万比洛夫作为执笔者，由于自身并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故而在伦理冲突中并不偏向于任何一方，更不对处在伦理关系中无数小人物的道德选择做出评价。因此，在其戏剧中往往呈现出“复调对话”的现象，即“由于陈述主体（执笔）被消除或掩盖，从而将所有话语合而为一向心意识搁置在旁” ⑨。行動素的分析正证明了戏剧的多中心主义，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并不存在一个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中心人物，无数在道德选择的失误下有着自身的原因小人物。其作品女性形象中“冷漠而利己的失道者”正是这一点的写照，正如万比洛夫没有对不借钱的瓦秀塔横加指责，而是展现了她迫于攒钱而窘迫无奈的一面，如此将思考判断的权利交还观众。
也正是因此，万比洛夫戏剧的导致了苏联当局和剧院的排斥，甚至有导演斥责万比洛夫“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指齐洛夫）没有谁去教育他们” ⑩。可见社会的主流期待剧作家作品中对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直接导向，而万比洛夫的戏剧显然无法满足当时历史环境下人们对戏剧作品的这一要求，因而产生了生前无剧可演、身后声名鹊起的“万比洛夫之谜”。
五、结语
万比洛夫聚焦道德伦理题材，在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塑造中用幽默辛辣的笔调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冷漠、官僚体制的腐败、拜物主义的盛行、市侩的庸俗心理和信仰的缺失等社会问题” ?，完成了对伦理秩序的重建，成了反观20世纪苏联社会道德滑坡的一面镜子。“剧本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戏剧人物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切随着剧本的各自历史而变化无穷的话语的包围中，对“万比洛夫之谜”的解读也将随着历史的变化而继续下去。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⑧⑨于贝斯菲尔德：《戏剧符号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79，54，50，57，57，27，31页。
②H·金季德尼克：《亚历山大·万比洛夫》，西伯利亚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⑦⑩陈世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80页。
?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418页。
?谷容林：《戏剧符号学视域下的剧本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
【关键词】 戏剧符号学;戏剧行动素模式;女性形象;伦理秩序;万比洛夫之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34-03
万比洛夫在其短暂的一生里创作有五部多幕剧、一 部独幕剧和两部戏剧小品，塑造了各式各样生动多彩的女性形象，有如玛琳娜般吝啬无情的旅馆餐厅服务员，有像列普尼科娃一样不满于家庭生活的主妇，也有像塔尼亚一样执着追寻爱情的少女。她们或充当腐朽伦理的帮凶，或作为社会黑暗现象的看客，或成为相信善意、乐于助人的黎明曙光。这些女性形象虽然大部分在剧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往往围绕男性主人公展开行动，但却在剧本的伦理秩序建构上起着隐性作用。
此前对于万比洛夫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方面，对“万比洛夫之谜”的研究则多从伦理学入手。其实，用戏剧符号学的理论来看，万比洛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对于剧本中旧伦理秩序的瓦解和新伦理秩序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且多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对“万比洛夫之谜”进行探索，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
一、女性形象的多重道德类型
戏剧符号学家安娜·于贝斯菲尔认为，与人物的概念所不同的行动素具有抽象或集体的属性，是由有着区别性特征的一定数量的人物组成的。当情境发生变化时，人物在主体和宾体、发送体和接受体、辅助体和反对体六格中的位置随之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从抽象层面揭示出戏剧文本的主题表达策略，“允许人们在戏剧文本里确定意识形态之所在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甚或是答案” ①。万比洛夫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在这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劇作家在道德层面将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划分为多重类型，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冷漠而利己的失德者
剧本中这一类女性以猜忌多疑、冷漠无情为共同特征，以利己的目标在剧作中执行落井下石或戕害他人利益的行动，承担激化矛盾戏剧功能。如为了攒钱而一毛不拔的旅店清洁工瓦秀塔，不仅拒绝帮助落魄的安丘金二人，还和剧中除了法英娜的其他人物一起对赫木托夫的善行进行罪恶的质疑审判。万比洛夫幽默而生动地塑造出这些道德滑坡的女性，自己远走高飞而撇下年迈父亲的尼娜亦是如此。万比洛夫借助此类女性的塑造直接表现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失道现象的揭露。
（二）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
相较于上一点中社会腐朽道德和利己风气的帮凶，这一类女性已然或早或晚地意识到现存伦理秩序的不合理性。在目睹了丈夫列普尼科夫赶走年轻学生科列索夫并拒绝其道歉而坚持将其开除之后，列普尼科娃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直言“他们是这样处理生活，而我们照另外的样子生活”“我的愚蠢使你感动，你培养和要求我的从来只是愚蠢”。
然而，这一类女性人物由于受到年龄或处境制约，无力突破现有局面，正像列普尼科娃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半瓶子醋的学者，但深知一切已为时过晚，只能假称“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而屈服于现状继续过活。时不时斥责丈夫酗酒、为老的补贴金出主意的中年女性霍罗希赫以及认清了情人永远不会娶自己的卡什金娜等等也属于这一类形象。作为腐朽道德下的觉醒者，她们以觉醒者的姿态同旧道德做出反抗并表现出一定的女性意识。
（三）新伦理秩序的先行者
剧中这一类女性以同黑暗伦理秩序彻底割裂的姿态出现，她们单纯善良，对人怀有诚挚的善意，相信正义，乐于助人。如众人里唯一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的法英娜，执着地修复栅栏的瓦莲京娜，还有自由追求所爱的塔尼娅。万比洛夫借剧中人之口说出了对这类女性形象的由衷赞美——“就像乌云中射出一线光芒”。从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反驳当时苏联各大剧院认为万比洛夫的戏剧太“悲观主义”的观点，这类人物就是剧作家在其黑暗环境中设置的希望。
二、女性形象在伦理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万比洛夫称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是“迷惘的一代” ②，用这些玩世不恭、信仰缺失的青年的转变表达对新伦理秩序的呼唤。不能忽视的是，剧作家塑造的以柯列索夫和沙曼诺夫和为代表的这类青年人在剧中有着相似的行动模式，他们往往因身边女性人物的感染而重拾信仰，不管是否能够成功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都在最终的时刻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一）发送体—接受体对子下建构新伦理秩序的灯塔
处在发送体格子的女性形象起着重要作用，是构建新伦理秩序的灯塔。塔尼娅在学校宿舍、墓地、花园的三次主动造访以及在告别晚会上的真情流露使柯列索夫对自己为了换取大学文凭而出卖爱情的不耻行径幡然醒悟。他主动打破由这一由列普尼柯夫设置的畸形伦理模式，否定换文凭的约定，试图找回与塔尼娅的爱情而实现自我救赎。
“发送体—行动素的确定对隐含在寓言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确定如何是绝对性的。” ③沙曼诺夫能从一个和情妇公开同居的悲观厌世者转变为决定改变过往的生活，独自前往法庭发言，也正是因为瓦莲京娜对他无瑕的爱使他看到了重获了心灵的纯净。瓦莲京娜不厌其烦地修复栅栏的行动象征少数觉醒者对道德的维护，故而在发送体格子上的如瓦莲京娜等女性承载着万比洛夫对于重建真善美伦理关系的憧憬。
（二）辅助体—反对体对子下反对腐朽道德的正面力量
辅助体和反对体分别指在主体追寻宾体的行动中所遇到的促进和阻碍力量。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那些处在反对体单一位置上的女性人物对核心冲突中混乱的伦理秩序发出直接抗议。如相信赫木托夫的善行面对众人审问的法英娜，辅助体和反对体上力量的悬殊也正表达了剧作家对社会普遍道德滑坡的忧虑。相反，处在辅助体位置上的维克托莉雅帮助波塔包夫完成听球赛的心愿，给重塑人际间互信互助的理想关系带来希望。 最重要的是，“如果那些既是辅助体又是反对体的行动素与戏剧行动总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往往具备一些观众能够立即领悟到的命题。” ④也就是说，同一行动体在辅助体和反对体格子上的位置移动正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所在。马卡尔斯卡娅在青年瓦辛卡对自己的求爱中由反对体变为辅助体，前文被其不休的纠缠而怒骂，后文则邀请其一同看电影，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老父亲萨拉法诺夫为儿子的说情使得马卡尔斯卡娅于心不忍（见图1）。同样，尼娜在赡养父亲的冲突中从反对体位置移动到辅助体位置，体现了她在布西金的感染下的自身转变。两者的移动都表达了万比洛夫对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呼唤与信心。
（三）主体—宾体对子下打破旧伦理秩序的战士
“被追求的宾体可以是抽象的或活跃的，但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换喻地在舞台上得到再现。” ⑤瓦莲京娜在其与沙曼诺夫的主体—宾体轴中并不具有主动性，而是占据宾体位置，但她在剧中修栅栏的细节却构成了以她为主体的完整六格戏剧行动素模式。从上文的论述得知，瓦莲京娜修栅栏的动作具有象征意味，被损坏的栅栏即是被损坏而亟待修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舞台换喻。
与瓦莲京娜不同的是，塔尼娅占据主体格子，在和父亲列普尼柯夫关于科列索夫的争斗中构成一个行动素三角形概念下的“冲突三角形”。“当主体的欲望和反对体的欲望发生冲突时便说明发送体内部存在分裂和隔阂，标志着意识或历史的冲突。” ⑥塔尼娅和列普尼柯夫正代表着道德觉醒者和腐朽秩序维护者的冲突。
三、从戏剧符号学看伦理秩序建构对观众心理的影响
万比洛夫戏剧的结构深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大部分遵守三一律，属于传统的戏剧性结构。根本上说，这一结构特征是由其反映和表现社会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衡的问题所决定的。正如上文分析中沙曼诺夫和柯列索夫分别受到发送体上“新伦理秩序的先行者”瓦莲金娜和塔妮娅的指引下与旧我割裂，万比洛夫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都在结尾处发生一个或模糊含蓄或明显激烈的转变。人物核心欲望的变化导致其行动变化，从而使以其为中心的戏剧行动素模式的改变。由于行动素功能意味着空间的分离，剧本因此形成结构上的转折。忍受不了和所爱之人做假兄妹的布西今就在上述逻辑中坦言假扮儿子的真相，将如何做出到的选择和收拾残局的问题的摆在剧中人物和观众面前。这时，已经和剧中人物建立起移情中心的观众就会对人物命运走向产生担心，但万比洛夫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设法通过剧作手法引起观众的思考。
（一）“肖似”结局引起自我反思
与之前的苏联剧作家所不同的是，万比洛夫“彻底打破了情节乐观主义模式” ⑦，一反公式主义文学中利己主义人物要么转变要么完蛋的定式，产生贴近真实生活的真实感。然而，在戏剧交际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一大特点就是“接受体把信息看作非现实的，或更确切地说不真实的” ⑧，那么观众在面对万比洛夫戏剧此类“肖似”于现实世界的结局只能采取被动。当观众看到齐洛夫拿起电话邀请季玛一起出门打野鸭时，对观众产生心理冲击的就不再是情节乐观主义模式中的客观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类型和由此引发出的态度。无疑，这种态度是积极的，且更加温和地对观众心理发生作用，减少符号颠倒机制下观众对所接受信息的否定。最终达到引发观众对现实世界中伦理失衡局面产生自我反思的效果。这种引发观众自我反思的效果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具有一定的认同性。
（二）“间离”效果带来道德思考
戏剧的“间离”效果集中表现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发现—突转的结构特点上。横向比较万比洛夫的戏剧不难发现其在剧本结构上多有采用“发现”和“突转”的剧作技巧，使关键情节点的到来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巧合感。如在上文分析中，在主体沙曼诺夫追求宾体瓦莲金娜的戏剧行动素模式中，位于反对体格子上的卡士金娜对这一主体追寻宾体这一行动形成阻碍的原因并非出自她的主观欲望，而是由于卡士金娜巧合地忘记了把信交给瓦莲京娜，造成的瓦莲京娜的爱情悲剧。
除了“发现”和“突转”之外，剧本中其他关键情节点的设置也都具有较强的戏剧感。如在主人公安丘金二人陷入无人相帮的困境之时带着一百卢布上场的赫木托夫，还有那对恰好到一个修鞋铺修鞋的初次见面的男女等等，这些受果戈理小说影响而极富有巧合性的情节形成的“间离”不时打破观众的戏剧幻觉，时刻提醒观众“看戏”的事实，从而使观众与剧中世界保持距离，从而产生对剧中一个个道德冲突的自主的思考。
四、多中心主义下的“万比洛夫之谜”
“万比洛夫之谜”是研究万比洛夫戏剧不可回避的问题。万比洛夫的戏剧为何不被当时的社会和观众所接受却在如今大放异彩？其主旨为何有如此强的多义性？若从戏剧符号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可看出万比洛夫在其戏剧作品中遵照了戏剧天然固有的多中心主义。
在剧本中一组组的伦理关系中，万比洛夫作为执笔者，由于自身并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故而在伦理冲突中并不偏向于任何一方，更不对处在伦理关系中无数小人物的道德选择做出评价。因此，在其戏剧中往往呈现出“复调对话”的现象，即“由于陈述主体（执笔）被消除或掩盖，从而将所有话语合而为一向心意识搁置在旁” ⑨。行動素的分析正证明了戏剧的多中心主义，在万比洛夫的戏剧中并不存在一个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中心人物，无数在道德选择的失误下有着自身的原因小人物。其作品女性形象中“冷漠而利己的失道者”正是这一点的写照，正如万比洛夫没有对不借钱的瓦秀塔横加指责，而是展现了她迫于攒钱而窘迫无奈的一面，如此将思考判断的权利交还观众。
也正是因此，万比洛夫戏剧的导致了苏联当局和剧院的排斥，甚至有导演斥责万比洛夫“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指齐洛夫）没有谁去教育他们” ⑩。可见社会的主流期待剧作家作品中对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直接导向，而万比洛夫的戏剧显然无法满足当时历史环境下人们对戏剧作品的这一要求，因而产生了生前无剧可演、身后声名鹊起的“万比洛夫之谜”。
五、结语
万比洛夫聚焦道德伦理题材，在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塑造中用幽默辛辣的笔调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冷漠、官僚体制的腐败、拜物主义的盛行、市侩的庸俗心理和信仰的缺失等社会问题” ?，完成了对伦理秩序的重建，成了反观20世纪苏联社会道德滑坡的一面镜子。“剧本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戏剧人物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切随着剧本的各自历史而变化无穷的话语的包围中，对“万比洛夫之谜”的解读也将随着历史的变化而继续下去。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⑧⑨于贝斯菲尔德：《戏剧符号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79，54，50，57，57，27，31页。
②H·金季德尼克：《亚历山大·万比洛夫》，西伯利亚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⑦⑩陈世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80页。
?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418页。
?谷容林：《戏剧符号学视域下的剧本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