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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通史》是我国一部地区性的通史。著名爱国人士连横沿袭《史记》的体例，以纪传体的笔法，记载台湾自隋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割台止。他以《台湾通史》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略仿龙门之法”，承继祖国正史之通用体例，书写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将强烈的家国情怀浓缩在1290年史实的书写之中，因而被誉为“台湾的司马迁”。
关键词：连横 《台湾通史》 家国书写 正史 华夏文化
连横（1878—1936），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原名允斌，后改为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出身于福建台湾府台湾县宁南坊马兵营的儒商之家，受到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熏陶和良好教育。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留下了《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剑花室诗集》《雅言》等大量著作。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史学家，还是多产的诗人、语言学家、记者、编辑、出版家。连横先生的著述，从历史、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大陆与台湾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眷恋，对台湾乡土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赞美，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抒发了他炙热的家国情怀。《台湾通史》是我国一部地区性的通史，沿袭《史记》的体例，以纪传体的笔法，记载台湾自隋大业元年（605），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割台止。他将强烈的家国情怀浓缩在一千二百九十年史实的书写之中，因而被誉为“台湾的司马迁”。
一、书写《台湾通史》，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的强盗行为，促使连横不畏艰难下决心撰写《台湾通史》，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寄托其光复台湾，统一中国的希望。
1895年，清政府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缔结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日本依此出兵侵占了我国台湾省。当时连横才十七岁，父亲连永昌因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不久离开了人世。连家祖屋马兵营被日本政府强行征购，连氏家族被迫离开了已经聚居二百余年的故宅流散四方，连横一家也迁到城西。家国破碎之时，又遇父亲去世，在居丧中，连横不能像其他人迁去中国大陆，只能闷在家里亲手抄写《少陵全集》，始学吟咏，用诗中描绘山河残破的激昂悲愤文辞排解心中无比的痛苦和气愤：“万方多难吾何往？独对宁南泪暗潜。”（《宁南诗草·安平》）
日本在武力侵占台湾全岛后，进而对台湾的文化和历史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提出了所谓“日台同化主义”，并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下令台湾初等学校全部废止使用汉文和台语（即闽南话），推行日语教学，灌输日本国体观念，后来又宣布禁止表演中国戏、中国音乐和中国武术，禁穿中国服装，封闭中国式寺庙和神像，更改台胞祖先神主和墓碑，妄图以此来消灭中华文化，使台湾人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培养效忠日本天皇的顺民，以达到长期侵占和统治的罪恶目的。连横先生很早就看透这一本质，“当此文运绝续之时，一发千钧，为任甚重”a。这更激起了连横的满腔怒火和担忧。他不仅担忧台湾民众亡国奴之悲惨生活，更担心台湾文化和历史之消亡，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奋起抢救。他呼吁：“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钦！顾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然及今为之，尚非甚难，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则真有难为者。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b这里他说得很清楚，编写台湾史就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深刻认识到“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生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c。只要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不灭，就有光复台湾，统一中国的希望，言外之意即用书写历史的方式，昭示台湾人和后人，在文化上、精神上和心灵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同化，建构起民族意识和祖国认同，突显出一个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担当。
“横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坠绪，成书数种，次第刊行。亦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d。为了写作《台湾通史》，他不得不忍居“弃地”，收拾坠绪，忍辱偷生，全力以赴。
二、“略仿龙门之法”，承继祖国正史之通用体例
所谓“略仿龙门之法”，就是指对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的承袭和变通。连横在《台湾通史》之《凡例》中明确说：“此书略仿龙门之法，曰纪，曰志，曰传，而表则入于诸志之中。”e 《史记》由纪、本、世家、列传、表、书“五体”构成，简称为“纪传体”。这种被奉为“史家之极则”的体例，能够系统全面地展现历史，以人为中心而又包容万象，具有其他体例难以取代的优势和长处，成为我国官方正史——二十四史通用的体例。《台湾通史》在承袭这一传统体例的基础上又加以变通：“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f《台湾通史》的整体结构由“纪”“志”“传”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四篇“纪”：《开辟纪》 《建国纪》《经营纪》 《独立纪》，分别记载隋朝到明永历十五年（1661）、明郑时期、清治时期、台湾民主国时期四个时段的历史，以时间为序纵向叙述台湾一千二百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使读者得以清晰而深刻地感受到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系统完整地了解台湾历史发展脉络，“察其始终”。四段分期奠定了此后台湾历史分期的基本方法。四篇“纪”秉承了《史记》中的“本纪”的“包举大端”、“原始察终”的本质精神，成为全书之总纲与主干，在全书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部分为“志”，包括《疆域志》《职官志》《户役志》等共计二十四篇，以横向视角多层面展示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状况。“志”是源出于《史记》中的“书”，记载典章制度的一种体例，《汉书》以下各史多名曰“志”。《台湾通史》除了继承正史中常有的《刑法志》《艺文志》《职官志》之外，多数皆为作者根据时代特点和台湾社会发展实际而独创的新志，如《商务志》《工艺志》《邮传志》《教育志》《外交志》《宗教志》《工藝志》等，非常具有现代气息。《史记》只有八“书”，《汉书》是十志，《宋史》是二十四史中收志最多的，也只有十五志，而《台湾通史》中的“志”多达二十四篇，全方位反映台湾各方面社会生活状态，显示出连横要承前启后、“宁详勿略”的宏大气魄。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总序》云：“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其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意思是“志”是修史中最难的，不精通典章制度，没有广博而深厚的学术素养，是做不了的。而《台湾通史》中的“志”在全书中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充分体现了连横的学识和史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部分为“传”，即人物传记，继承了《史记》中的“列传”的形式和“时代为序，以类相从”的编纂方式，分八卷叙述了二百二十多个台湾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评述其功过是非。《台湾通史》中的68份附表则穿插于“志”中，没有像《史记》中的“表”，按照年代顺序，单列一个部分，但依然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便于观览和查阅。总之，“纪”“志”“传”三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台湾历史的各个方面，并有机结合，“纵横上下，巨细靡遗”，构成了《台湾通史》百科全书式的恢弘体制。
以上对《台湾通史》体例的介绍分析，可以看出连横“略仿龙门之法”——继承《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的背后，付出的艰辛和他所要表达的典范的中国史学作风与民族特色，从《史记》 《汉书》 到《宋史》再到《台湾通史》，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特别具有接续中华历史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深意，彰显其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浓烈的民族认同。因为在20世纪前期，中国已向西方开放了半个多世纪，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历史编纂思想和方法，显示了其特有的长处，对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挑战，并迅速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编纂形式，主宰了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连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采用《史记》所开创的、为中国历朝正史所沿用的纪传体体例书写台湾历史，需要用极大的勇气，面对西方的挑战，来继承和发扬《史记》以来源远流长的“通史家风”，体现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渊源关系。
三、华夏文化，大陆、台湾一脉相承
连横的《台湾通史》从开篇“自序”到最后一篇唐景崧、刘永福列传，无不盛陈华夏民族文化之职官制度、祭祀礼仪、风俗教化等“悉仿汉制”，盛赞儒家的忠义、仁孝、民本、家国一体等思想，尽显其家国情怀。
连横在《台湾通史》的自序中深情写道：“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呜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g连横认为，台湾是大陆祖先横渡大海开发的，是子孙万年之伟业，是先王先民给予了我们现在的“美丽之岛”，要不忘先德，“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仁、孝、义、勇、奉公等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重要理念，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职官志》又称“夫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借威灵，安生乐业，此天之默相黄胃，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朔也”h。 “存朔”观念正是华夏文化之重要象征，所设职官都依内地旧制。
关于祭祀礼仪，《台湾通史》之《典礼志》称：“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其中记载了庆贺、接诏、祭社、释菜、旌表迎春、籍田、大操 乡饮等十种祀典礼仪，皆按照中国大陆规矩实施。
对民众教化则崇尚儒学。“郑氏之时，始建文庙，尊先师也”i。“（永历）二十年春正月……（郑经）命各舍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课以经史文章。……二避难缙绅，多属鸿博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洋洋乎，济济乎，盛于一时矣”！ 0。刘铭传做巡抚时，“并设番学堂……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人才之盛，蓬蓬勃勃”！ 1。
台湾的开发、发展在各个方面无不“悉仿汉制”，是华夏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具体而全面地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渊源关系。
通览《台湾通史》全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连横在其中时时闪现的以民为本的进步史观。连横在《台湾通史》“凡例”中说：“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 2 在全书各卷中，他更是以深深的敬意贊颂汉族先民在开发台湾历史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如在“田赋志”中他说：“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手来招，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今是赖。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 3在“抚垦志”中他肯定先民辛苦开发台湾之功：“清廷守陋，不知大势，越界之令，以时颁行。而我先民乃冒险而进，剪除荆棘，备尝辛苦，以辟田畴、成都聚，为子孙百年大计者，其功业岂可泯哉？”！ 4对于台北和新竹的开发，“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诅能一至于此？”！ 5 “新竹固土蕃之地，势控北鄙，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迹其发扬，可以媲嘉义而抗彰化。然当二百数十年之前，犹是荒昧之域也。鹿豕所游，猿猴所宅，我先民入而启之，剪除其荆棘，驱其猿猴鹿豕，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前之所谓番地者，无往而不为汉人拓矣。经营缔造，以迄于今，是谁之力欤？语曰：作始也简，成功也巨。呜呼，可不念哉！”！ 6他发出警示，不能忘记千万普通先民的功业。
连横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为那些身卑位贱却品行高洁的普通民众、无名之辈，树碑立传。《台湾通史》为拓殖人物立传计有八篇，共有三十余人入传，这些人物都只有“民”的身份 ，有的甚至被封建统治者污蔑为“匪”“盗”。但连横却把这些草莽人物提高到历史功臣的地位。如颜思齐、吴凤、姜秀变、周邦正、吴沙、王世杰、杨志申、吴洛、施世榜等，在肯定他们的开拓之功之外，还宣扬其仁义智武的“潜德幽光”。
连横之所以有如此的民本史观，从他的教育背景考察，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民本”思想大约起源于中国古代商周交替之时，最早出现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谷梁传》中则为“民者君之本也”。诸子百家中有管子的“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韩诗外传》）；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 子·尽心下》）等。非常可贵的是，连横不仅继承了古代的“民本”思想，还把这种观念融进了对历史的观察和解释之中，因此，在他的《台湾通史》里，民众自然成了台湾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昭示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史观的进步性。
总之，一部《台湾通史》不论是在写作目的方面，还是体例的选择上及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方面，无一不是在展示台湾和大陆的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尽显其拳拳爱国之心，浓浓家国之情，在当时有强烈的反抗殖民，呼吁光复统一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abefghijklmnop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17页，第12—13页，第14页，第13页，第13页，第103页，第181页，第197页，第203页，凡例第14页，第129页，第304页，第596—597页，第587—590页。
c连横：《雅言》，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77页。
d 连横：《与林子超先生书》，《雅堂先生文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7页。
作 者： 韩金玲，历史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连横 《台湾通史》 家国书写 正史 华夏文化
连横（1878—1936），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原名允斌，后改为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出身于福建台湾府台湾县宁南坊马兵营的儒商之家，受到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熏陶和良好教育。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留下了《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台湾语典》《剑花室诗集》《雅言》等大量著作。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史学家，还是多产的诗人、语言学家、记者、编辑、出版家。连横先生的著述，从历史、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描述了中国大陆与台湾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眷恋，对台湾乡土的热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赞美，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抒发了他炙热的家国情怀。《台湾通史》是我国一部地区性的通史，沿袭《史记》的体例，以纪传体的笔法，记载台湾自隋大业元年（605），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割台止。他将强烈的家国情怀浓缩在一千二百九十年史实的书写之中，因而被誉为“台湾的司马迁”。
一、书写《台湾通史》，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的强盗行为，促使连横不畏艰难下决心撰写《台湾通史》，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寄托其光复台湾，统一中国的希望。
1895年，清政府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缔结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割让与日本，日本依此出兵侵占了我国台湾省。当时连横才十七岁，父亲连永昌因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不久离开了人世。连家祖屋马兵营被日本政府强行征购，连氏家族被迫离开了已经聚居二百余年的故宅流散四方，连横一家也迁到城西。家国破碎之时，又遇父亲去世，在居丧中，连横不能像其他人迁去中国大陆，只能闷在家里亲手抄写《少陵全集》，始学吟咏，用诗中描绘山河残破的激昂悲愤文辞排解心中无比的痛苦和气愤：“万方多难吾何往？独对宁南泪暗潜。”（《宁南诗草·安平》）
日本在武力侵占台湾全岛后，进而对台湾的文化和历史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提出了所谓“日台同化主义”，并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下令台湾初等学校全部废止使用汉文和台语（即闽南话），推行日语教学，灌输日本国体观念，后来又宣布禁止表演中国戏、中国音乐和中国武术，禁穿中国服装，封闭中国式寺庙和神像，更改台胞祖先神主和墓碑，妄图以此来消灭中华文化，使台湾人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培养效忠日本天皇的顺民，以达到长期侵占和统治的罪恶目的。连横先生很早就看透这一本质，“当此文运绝续之时，一发千钧，为任甚重”a。这更激起了连横的满腔怒火和担忧。他不仅担忧台湾民众亡国奴之悲惨生活，更担心台湾文化和历史之消亡，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奋起抢救。他呼吁：“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钦！顾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然及今为之，尚非甚难，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则真有难为者。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b这里他说得很清楚，编写台湾史就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深刻认识到“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字、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生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c。只要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不灭，就有光复台湾，统一中国的希望，言外之意即用书写历史的方式，昭示台湾人和后人，在文化上、精神上和心灵上反抗日本的殖民同化，建构起民族意识和祖国认同，突显出一个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担当。
“横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坠绪，成书数种，次第刊行。亦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d。为了写作《台湾通史》，他不得不忍居“弃地”，收拾坠绪，忍辱偷生，全力以赴。
二、“略仿龙门之法”，承继祖国正史之通用体例
所谓“略仿龙门之法”，就是指对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的承袭和变通。连横在《台湾通史》之《凡例》中明确说：“此书略仿龙门之法，曰纪，曰志，曰传，而表则入于诸志之中。”e 《史记》由纪、本、世家、列传、表、书“五体”构成，简称为“纪传体”。这种被奉为“史家之极则”的体例，能够系统全面地展现历史，以人为中心而又包容万象，具有其他体例难以取代的优势和长处，成为我国官方正史——二十四史通用的体例。《台湾通史》在承袭这一传统体例的基础上又加以变通：“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f《台湾通史》的整体结构由“纪”“志”“传”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四篇“纪”：《开辟纪》 《建国纪》《经营纪》 《独立纪》，分别记载隋朝到明永历十五年（1661）、明郑时期、清治时期、台湾民主国时期四个时段的历史，以时间为序纵向叙述台湾一千二百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使读者得以清晰而深刻地感受到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历史渊源，系统完整地了解台湾历史发展脉络，“察其始终”。四段分期奠定了此后台湾历史分期的基本方法。四篇“纪”秉承了《史记》中的“本纪”的“包举大端”、“原始察终”的本质精神，成为全书之总纲与主干，在全书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部分为“志”，包括《疆域志》《职官志》《户役志》等共计二十四篇，以横向视角多层面展示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状况。“志”是源出于《史记》中的“书”，记载典章制度的一种体例，《汉书》以下各史多名曰“志”。《台湾通史》除了继承正史中常有的《刑法志》《艺文志》《职官志》之外，多数皆为作者根据时代特点和台湾社会发展实际而独创的新志，如《商务志》《工艺志》《邮传志》《教育志》《外交志》《宗教志》《工藝志》等，非常具有现代气息。《史记》只有八“书”，《汉书》是十志，《宋史》是二十四史中收志最多的，也只有十五志，而《台湾通史》中的“志”多达二十四篇，全方位反映台湾各方面社会生活状态，显示出连横要承前启后、“宁详勿略”的宏大气魄。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总序》云：“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其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意思是“志”是修史中最难的，不精通典章制度，没有广博而深厚的学术素养，是做不了的。而《台湾通史》中的“志”在全书中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充分体现了连横的学识和史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部分为“传”，即人物传记，继承了《史记》中的“列传”的形式和“时代为序，以类相从”的编纂方式，分八卷叙述了二百二十多个台湾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评述其功过是非。《台湾通史》中的68份附表则穿插于“志”中，没有像《史记》中的“表”，按照年代顺序，单列一个部分，但依然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便于观览和查阅。总之，“纪”“志”“传”三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台湾历史的各个方面，并有机结合，“纵横上下，巨细靡遗”，构成了《台湾通史》百科全书式的恢弘体制。
以上对《台湾通史》体例的介绍分析，可以看出连横“略仿龙门之法”——继承《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的背后，付出的艰辛和他所要表达的典范的中国史学作风与民族特色，从《史记》 《汉书》 到《宋史》再到《台湾通史》，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特别具有接续中华历史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深意，彰显其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浓烈的民族认同。因为在20世纪前期，中国已向西方开放了半个多世纪，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历史编纂思想和方法，显示了其特有的长处，对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挑战，并迅速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编纂形式，主宰了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连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采用《史记》所开创的、为中国历朝正史所沿用的纪传体体例书写台湾历史，需要用极大的勇气，面对西方的挑战，来继承和发扬《史记》以来源远流长的“通史家风”，体现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渊源关系。
三、华夏文化，大陆、台湾一脉相承
连横的《台湾通史》从开篇“自序”到最后一篇唐景崧、刘永福列传，无不盛陈华夏民族文化之职官制度、祭祀礼仪、风俗教化等“悉仿汉制”，盛赞儒家的忠义、仁孝、民本、家国一体等思想，尽显其家国情怀。
连横在《台湾通史》的自序中深情写道：“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呜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g连横认为，台湾是大陆祖先横渡大海开发的，是子孙万年之伟业，是先王先民给予了我们现在的“美丽之岛”，要不忘先德，“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仁、孝、义、勇、奉公等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重要理念，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职官志》又称“夫台湾固我族开辟之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借威灵，安生乐业，此天之默相黄胃，而故留此海外乾坤，以存明朔也”h。 “存朔”观念正是华夏文化之重要象征，所设职官都依内地旧制。
关于祭祀礼仪，《台湾通史》之《典礼志》称：“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其中记载了庆贺、接诏、祭社、释菜、旌表迎春、籍田、大操 乡饮等十种祀典礼仪，皆按照中国大陆规矩实施。
对民众教化则崇尚儒学。“郑氏之时，始建文庙，尊先师也”i。“（永历）二十年春正月……（郑经）命各舍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课以经史文章。……二避难缙绅，多属鸿博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洋洋乎，济济乎，盛于一时矣”！ 0。刘铭传做巡抚时，“并设番学堂……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人才之盛，蓬蓬勃勃”！ 1。
台湾的开发、发展在各个方面无不“悉仿汉制”，是华夏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具体而全面地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渊源关系。
通览《台湾通史》全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连横在其中时时闪现的以民为本的进步史观。连横在《台湾通史》“凡例”中说：“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 2 在全书各卷中，他更是以深深的敬意贊颂汉族先民在开发台湾历史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如在“田赋志”中他说：“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手来招，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今是赖。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 3在“抚垦志”中他肯定先民辛苦开发台湾之功：“清廷守陋，不知大势，越界之令，以时颁行。而我先民乃冒险而进，剪除荆棘，备尝辛苦，以辟田畴、成都聚，为子孙百年大计者，其功业岂可泯哉？”！ 4对于台北和新竹的开发，“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诅能一至于此？”！ 5 “新竹固土蕃之地，势控北鄙，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迹其发扬，可以媲嘉义而抗彰化。然当二百数十年之前，犹是荒昧之域也。鹿豕所游，猿猴所宅，我先民入而启之，剪除其荆棘，驱其猿猴鹿豕，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前之所谓番地者，无往而不为汉人拓矣。经营缔造，以迄于今，是谁之力欤？语曰：作始也简，成功也巨。呜呼，可不念哉！”！ 6他发出警示，不能忘记千万普通先民的功业。
连横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为那些身卑位贱却品行高洁的普通民众、无名之辈，树碑立传。《台湾通史》为拓殖人物立传计有八篇，共有三十余人入传，这些人物都只有“民”的身份 ，有的甚至被封建统治者污蔑为“匪”“盗”。但连横却把这些草莽人物提高到历史功臣的地位。如颜思齐、吴凤、姜秀变、周邦正、吴沙、王世杰、杨志申、吴洛、施世榜等，在肯定他们的开拓之功之外，还宣扬其仁义智武的“潜德幽光”。
连横之所以有如此的民本史观，从他的教育背景考察，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民本”思想大约起源于中国古代商周交替之时，最早出现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谷梁传》中则为“民者君之本也”。诸子百家中有管子的“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韩诗外传》）；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 子·尽心下》）等。非常可贵的是，连横不仅继承了古代的“民本”思想，还把这种观念融进了对历史的观察和解释之中，因此，在他的《台湾通史》里，民众自然成了台湾社会和历史的主体，昭示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史观的进步性。
总之，一部《台湾通史》不论是在写作目的方面，还是体例的选择上及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方面，无一不是在展示台湾和大陆的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尽显其拳拳爱国之心，浓浓家国之情，在当时有强烈的反抗殖民，呼吁光复统一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abefghijklmnop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17页，第12—13页，第14页，第13页，第13页，第103页，第181页，第197页，第203页，凡例第14页，第129页，第304页，第596—597页，第587—590页。
c连横：《雅言》，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77页。
d 连横：《与林子超先生书》，《雅堂先生文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7页。
作 者： 韩金玲，历史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