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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抗战期间中英之间的情报合作不像中美合作所那么有名，也没有那么波澜壮阔的戏剧性，不过其间也是几经转折。这其中“中国突击队”虽只存在了短短8个月，其酝酿、发展到最后消亡的全过程，却可以折射出中英这两个盟国之间的钩心斗角。
1939年4月9日夜，王克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月任命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英租界）看电影时被枪杀。翌日，伪代理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要求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在4月22日第三次搜索检查中，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检举逮捕了4名中国男性嫌疑犯。
5月31日，日驻津领事赴英驻津总领事馆，向英方提交了最后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正午以前，对租界引渡等诸问题做出正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适当的武力行动。6月14日，日军封锁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七个路口，并将环绕英法租界的铁丝网通上电流；市署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入英法租界。至此，英法租界遂成与世隔绝的孤岛。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蒋介石政府就要求英国提出新的远东政策，帮助中国抗日。到了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岛，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海军占领太平洋的开始。1939年3月8日，英国历史性地宣布借给蒋介石政府5万英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
但是在日方的紧逼之下，英方再一次妥协了。7月15日世界瞩目的日英会谈在东京日本外务官邸举行，不久之后就有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也叫《英日初步协定》。日本人最终达到了目的，英国人答应不再干涉日本在远东的新秩序。
该协议可以说是蒋介石政府的噩梦，他称这是远东的慕尼黑。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国被迫对德宣战。趁着欧洲的混乱，日本人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战果。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几天之后，日本战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海岸线。不到一个月，日本又取得了另外一次胜利，新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自1940年7月18日起关闭缅甸铁路三个月，在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方的一条重要补给线被掐断。三个星期之后，日本迫使英方从上海和中国北部殖民地撤离驻军。9月26日，日本军队从广州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并向中国内地挺进。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协定。
英国到了该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时刻了。丘吉尔在3个月后，懊悔不已地重新开启缅甸公路。但是此时，重庆政府已经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远东政策。随着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本土掐架，美国人成了有能力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的唯一工业国家。蒋介石依然需要英国人的帮忙，不过他不再低声下气地乞求。力量平衡已经改变了，现在轮到英国人来请求与重庆政府合作，以保护它们岌岌可危的殖民利益。
分遣队204
英国人虽然想挽回帝国的尊严，但还是不想跟日本人正面冲突。1941年初，丘吉尔在重庆的军事专员，陆军上将丹尼斯（L.E.Dennys），与重庆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商谈。主要议题是如果英国对日本宣战（或日本对英宣战），英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帮助。
蒋介石认为英国人态度的改变是要把中国拉入庞大的地面战线保护英国的殖民地，这条战线从印度、缅甸、马来亚延伸到新加坡和香港，自然中国也能从这一计划中获利。在中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之间有个关键：缅甸。随着海南岛和广州的陷落，中国更加看重缅甸这条补给线。
蒋介石任命贺耀组将军作为他的代表参与与英国人的会谈。为了探索在不久的将来，面对与日本的战争，中英两国如何建立深度的合作，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调查组。1941年，重庆政府组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三个月。
杜聿明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1941年1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间产生。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矩、空军王×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考察团于同年2月初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计30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但是中英之间系列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计划成立联合突击队。该计划最先在1941年2月由英国人提出。中国人欢迎英国专家对他们的游击战提出建议，丹尼斯的提议似乎出乎重庆政府的意料。丹尼斯勾画出了更广泛的合作计划，不仅仅是派出专家这么简单。他设想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游击队，塑造成精英部队。经英国军官特殊训练，中国游击队可以成为最精锐的部队。
在丹尼斯的报告中，他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和中国人的反应：只要有可能就在日占区日本人交通不便之处建立这样的游击队，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如果该计划得到委员长和英国政府的同意，我将提出进一步的计划。贺将军对这项计划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且表示从中国广大的游击队中选出合适的人没有困难。他说这项计划对中国人来说很新鲜，需要向委员长汇报批示。
蒋介石同意建立丹尼斯提议的特殊部队。丹尼斯也从伦敦得到允许组织英国突击队。这就是英国在中国特殊行动的开端。英国人称这项计划的代号是分遣队204。
分遣队204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由英国专家训练中国部队的军官，另一方面在缅甸北部训练英国突击队，只要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就立刻进入中国作战。这项行动由丹尼斯直接领导，其成员来自英国的各个部队，很多人都有在挪威、法国、克里特、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游击经验。
但是分遣队204触动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敏感神经，对伦敦来说，公开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会给日本对英宣战制造借口。因此，伦敦禁止分遣队204在中国境内进行反对日本人的行动，直到英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之前都不能行动。丹尼斯对此无能为力，只有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支持他。结果分遣队204只能把行动限制在缅甸，而其成员都为热带病所苦。英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对这一点最失望的是英国大使科尔。英国人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抗日，其结果就是中国突击队（China Commando Group）的诞生。
忠义救国军
1940年6月22日丘吉尔同意成立秘密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处简称SOE，目的是塑造和培养被占领国的抵抗精神，帮助训练核心人员，作为第五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作用。该组织隶属于战争经济部。在亚洲舞台上，SOE建立了东方使团（Oriental Mission）。其负责人是瓦伦丁·凯利夫（Valentine Killery），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国公司的主席。
1941年3月凯利夫来到新加坡，建立了东方使团的总部。凯利夫的野心很大，希望能够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马来亚、香港和婆罗洲大展宏图。但是那些早在亚洲舞台上活动的英国各地驻军并不欢迎SOE来插一脚。结果到了1941年末，SOE在远东什么也没做成。
在亚洲处处碰壁之后，凯利夫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英国人在中国有条神圣不可打破的规则：因为英国还没有与日本交战，所以任何英国人都不可以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这条规则让凯利夫和他的东方使团处于困境。
凯利夫得到了英国大使科尔的支持。怎样才能进入中国，还不打破伦敦政府的规则，科尔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派一些因为纳粹入侵从而无国可回的外国人代表英国人的利益呢？凯利夫对此建议非常欣赏，并设法得到伦敦的同意。新设想的小分队将由凯利夫在遥远的新加坡遥控。这个组织的代号是antipodes（相对极)，目的是给予中国游击队帮助。
1941年8月，科尔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蒋介石。这个建议的要点如下：
1．通过缅甸进口大量最现代化的炸弹和炸药。
2．在重庆、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建立训练学校教授游击队使用弹药。
3．在战区的前线建立前哨，作为弹药的集散地，分发弹药给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指定的任务和预定的袭击行动。
4．该组织分成训练、行动、运输、情报和供应几个部分。所有的行动必须在重庆政府指定的中国官员的合作和协作下完成。
5．所有的费用都由英国人支付，这包括外国人的薪水，炸药、运输费用等等。重庆只需要支付该组织中中国成员的薪水。
英国人终于主动来寻求特殊形式的合作了。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在中国政府的组织控制下行动。蒋介石对此提议欣然同意。
蒋介石让戴笠来执行该计划。戴笠对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毫不陌生。他不喜欢苏联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背后的同谋者。他对美国人怀有复杂的感情，他不愿意和喋喋不休、不停说教的、他称为中国通的美国人打交道，不过戴笠愿意和言简意赅、有点疯狂的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往。
戴笠最不喜欢的是英国人。他觉得英国秘密警察在上海和香港的活动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的象征，还是对他秘密帝国的侵犯。他终生痛恨英国人和日本人在上海和香港的合作。此外，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说,戴笠和英国人结仇还有个人原因。1939年，在追踪电讯密码处负责人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笠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被监禁过夜。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因为蒋介石亲自干预此事，戴笠才得以释放。
这次蒋介石让戴笠负责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就决定让他的手下周伟龙全权负责。周控制着巨大的游击队武装，被称为别动队，其中还有的被称为“忠义救国军”。
“ 忠义救国军”因《沙家浜》而广为人知。胡传奎是当时“忠义救国军”的司令。魏斐德说,“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积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 “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1938年夏，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英国人接手
科尔得意洋洋。凯利夫也是，这个东方使团的负责人觉得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凯利夫来到重庆见周伟龙，对此人印象非常好，认为他非常实际，意志坚定，非常有经验。
1941年8月，中英合作的计划很快开始执行。这项计划被命名为“中国突击队”，在亚洲和伦敦同时进行。约翰·凯斯维克（John Keswick）是怡和洋行的大班，宋子文和宋美龄的亲密朋友，被选进了伦敦战争经济部的东方使团,负责中国突击队事宜。
同时，凯利夫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地方招募人员，中国突击队的主要成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大多数人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7个或者更多来自中国的丹麦公司:亚洲贸易公司。一个名叫乔治·索特伯姆（George Soderbaum）的瑞典人来自蒙古地区，他在那里做了多年生意。
凯利夫选的中国突击队的负责人是艾瑞克·尼霍尔姆（Erik Nyholm），一个在中国多年的丹麦承包商，哥本哈根的玛尔森武器公司的代理人。他在战争期间卖了大批军火给中国人。其副手是一位俄国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pavlosky）,1941年10月被吸收进突击队之前被关在英国的监狱里。
在马来亚进行短期准备之后，中国突击队进入缅甸东北部的腊戍进一步进行训练。1941年10月，尼霍尔姆进入中国，他告诉重庆，他的祖国被德国人侵占了，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愿意在破坏和情报方面上为中国人工作。周伟龙很喜欢他，派了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与尼霍尔姆一起学习。训练计划开始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戴笠从心里对这些中国通充满了不信任。特别怀疑尼霍尔姆所说的他的经费花不完，而且尼霍尔姆暗示中国人应该像尊重美国人的租借法案一样尊敬中国突击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最终与日本人宣战。凯斯维克离开伦敦的办公室飞到了重庆，成了战争经济部驻中国的代表，其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一秘。一到重庆，凯斯维克就对重庆政府说SOE是中国突击队的真正幕后支持者，现在应该由英国人来接手管理。
对于凯斯维克的要求，戴笠措手不及。但是，凯斯维克有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支持，而且在英国大使馆也举足轻重，可以说是英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人物。面对高高在上的凯斯维克，戴笠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凯斯维克控制了训练计划并添加了英国指挥官。
一切全变了。之前，中国突击队属于重庆政府的管辖，现在成了英国人的组织。凯斯维克成了中国突击队的实际领导人。重庆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让形势更加恶化的是珍珠港之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军队在远东接连败北。英国人名誉扫地，引发了中国人的反英情绪。而这对中国突击队的命运的影响是致命的。
中英矛盾重重
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英三国对日宣战。蒋介石说中国将以举国之力抗日，但是英国人却不是那么急切。蒋介石要派三个师帮助守卫香港遭到拒绝。在英国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的财产应该由英国人守卫，否则蒋介石就会说，香港先被日本人夺取又被中国人征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缅甸和马来亚。印度英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一开始就拒绝中国军队进入仰光和缅甸铁路。他更愿意让相对安全的印度军队进入。
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尽管增兵香港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但蒋介石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941年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遂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方面的日军击溃。
这只是英国军队一系列失败的开始。在新加坡，当地公务员的大罢工让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陷于瘫痪。1942年2月15日，6000英军向日本人投降。仰光在3月9日陷落。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人来调查英国可耻失败的原因，报告后来送到罗斯福总统手中。报告认为英国人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的策略和国民的不服从，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你不可能带着奴隶打胜仗。
而戴笠接到的郑介民的报告则更加糟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介民应约在新加坡训练当地的游击队。郑和重庆政府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军队不但不合格，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根本不想打。宋美龄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英国人总是讽刺中国人在与日本对峙的时候失利，但是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中国部队都来不及建筑军事掩体，却坚持了三个月，而英国人在新加坡准备了14年，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失败了。
英国人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要面对另一个麻烦：印度国内独立运动愈演愈烈。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说，印度人是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对于日本人的统治并不比当前英国人的统治更恐惧。
日本人不但在战争的正面战场打击英国人，还用情报机构釜底抽薪。与东南亚相关的特务机关似乎特别多。当然海军中也有这样的机关。其中著名的可能是与缅甸相关的南机关（机关首领是铃木敬司大佐，于1941年2月组成)和与马来相关的F机关（即藤原机关，机关首领是藤原岩市少佐，于1941年9月组成)了。南机关更多地参与了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组建工作，F机关则更多地参与了印度国民军的组建工作。
而且马来亚陷落之后，1941年末，日本间谍与印度民族主义者搭上了关系，驻马来亚的日本特务藤原岩市，是日军第15军的参谋主官，他在1941年设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务组织藤原机关，专门从事对英属殖民地的策反工作，自称是东南亚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成功说服了已经投降的原驻马来亚的英印军第14旁遮普团一个叫莫汉·辛格的营长，帮他组建印度师团，声称部队将隶属于以海外印侨为主的印度独立联盟，致力于印度殖民地的解放事业。
同时印度的国大党要求立刻从英帝国独立，并且威胁说要与日本人签订和平条约。英国邀请蒋介石作为好亚洲人的代表到印度去平息恼人的叛乱，而蒋介石的目的与英国的目的正相反。对他来说，4亿5千万人的中国与3亿5千万人口的印度联合起来多令人振奋啊。如果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难道英国人会在战后让我们这么做吗？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到达德里。约翰·凯斯维克负责安排蒋介石的行程。不过在是否能见甘地等问题上，蒋介石与丘吉尔搞得很不愉快。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林孝庭认为，蒋介石夫妇这一趟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然而其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透露他的访印观感。蒋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与他的内阁要员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并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很快将会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对印度问题的积极关注和介入，让英国体认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亚的迅速滋长。
戴笠出手
英中矛盾投射到了中国突击队上。而且重庆政府发现，中国突击队开始秘密地与军阀和共产党开始联系。英国人希望中国人能够拖住日本军队，使其无暇顾及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一政策赋予中国突击队新的任务。凯斯维克快速扩展他的行动，希望用遍及中国的秘密攻击让日本人手忙脚乱。在英国大使科尔的安排下，1941年8月，突击队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各处，英国人独自控制了突击队。凯斯维克现在自己决定突击队的行动，不再通知重庆政府和蒋介石。
中国突击队考虑秘密与延安联系。在突击队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与延安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不但对中国有利，也会对马来亚的形势有利。据说在新加坡陷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代表组织的武装还在抗日。与延安建立起联系太重要了，应该竭尽全力做到。中国突击队也意识到让重庆知道秘密联络延安的危险，所以备忘录中特别说明，这样的行动需要特别谨慎灵活处理，绝对不能向重庆的东方使团透露风声。
到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突击队已经运进中国10〜20吨的炸药，存放在贵阳，由艾瑞克·尼霍尔姆负责看管。
凯斯维克的扩张行动首先遭到了戴笠的反对。戴笠认为中国突击队利用周伟龙的游击队做幌子，实际上是想在中国各处设置秘密据点。1942年3月，戴笠通知周伟龙，英国人在中国各处建立了情报据点，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允许，在中国内陆建立了秘密的无线电收发站。而周伟龙对此却一无所知，自然怒火冲天。
同时戴笠开始加强对凯斯维克等人的监视。首先，截获了瑞典商人乔治·索特伯姆写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能够去帮助傅将军。这个瑞典人在内蒙古地区有长久的利益联系，这一点人人皆知。傅作义当时是靠近内蒙的绥远省的主席，那里是一片很敏感区域，而傅作义是否对重庆政府忠诚也是蒋介石特别关注的。因此这封信关系重大，立刻被交给了蒋介石。
另外，凯斯维克支持广东省的游击队领导人陈策。此人也非常亲英，曾经有一段时间传言，陈策将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很可能这谣言就出自中国突击队，毕竟散发谣言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重庆政府很担心英国人在背后支持广州的独立运动。而且戴笠发现，英国人还与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训练营。
1942年2月，蒋介石在凯斯维克的陪同下从印度回来到云南。美国海军随员后来说，委员长对待龙云就像对待一位同盟者而不是下属。但是不顾事态的敏感，凯斯维克还是对龙云做了拜访，却没有告诉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对凯斯维克产生了猜忌。而恰在此时，分遣队204，这个丹尼斯在1941年组建的命运不济的组织，穿过缅甸的丛林出现在云南边界地区。周伟龙认为这是凯斯维克的秘密部队，不经他的同意就进入中国。
凯斯维克的麻烦不止于此，香港陷落之后，英国人建立了新的走私路线。这支英国组织的名字是Z force，其活动范围包括广州、厦门、汕头和海南。但是日本人很快粉碎了这支英国力量，大部分人投降，三个人逃到了重庆。凯斯维克立刻把他们并入了中国突击队。
香港陷落后，凯斯维克在香港的商业帝国怡和洋行也落入日本人手中。现在重庆怀疑，凯斯维克就想利用中国突击队重新夺回香港。1942年3月，尼霍尔姆公开说，中国突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中国而是解放香港。戴笠听说之后，立刻让周伟龙对英国人下手。
1942年3月20日，周伟龙给在贵阳的尼霍尔姆写了封简短的信。信中命令他必须把所有带进中国的装备上交。而尼霍尔姆也被激怒了，他回答说：“我不会把我的装备交给你。”为此，周伟龙直接给凯斯维克写信：“尊敬的英方代表，既然中国突击队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它的无线电站必须关闭，战略物资，坦克、汽油和仓库必须交给中方。”
对此，凯斯维克以1941年蒋介石签字的协议作为回应，声称中国突击队是独立组织，所以什么物资都不应该上交。而且，凯斯维克说他要向蒋介石上诉。
但是太晚了，蒋介石拒绝见他。1942年4月4日，董显光向英国大使科尔转达了委员长的命令，要求中国突击队立刻撤出中国。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收到了不利的消息，而且突击队直接与各省长联系。不过在凯斯维克看来，中国突击队的解体完全是因为周伟龙的原因。现在凯斯维克称其为邪恶的小人。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
中国突击队是戴笠与外国情报机构的第一次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以失败告终。虽然中国突击队结束了，但是英国SOE进入中国的野心没有结束。不久之后英国人就找到了新的合伙人，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芃生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英国人建立了英国情报机构资源调查局（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但是英国人在中国采取的这种路线比中国突击队的潜在价值要低得多，而且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重建间谍网络。
对于戴笠而言，他又树立了新的强敌。在外媒的报道中，戴笠的名声越来越臭，蒋介石甚至限制他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这次失败也让戴笠开始寻找新的合伙人。
1942 年4 月1 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 周年大庆活动。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戴笠的翻译刘镇芳后来回忆说，当时戴笠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大意是，同志们不要因为英国人离开而气馁，不错，他们是走了，不过美国人正在打点行装来呢！
1939年4月9日夜，王克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月任命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英租界）看电影时被枪杀。翌日，伪代理市长温世珍致函英总领事，要求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在4月22日第三次搜索检查中，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警察检举逮捕了4名中国男性嫌疑犯。
5月31日，日驻津领事赴英驻津总领事馆，向英方提交了最后通牒，限英方于6月7日正午以前，对租界引渡等诸问题做出正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适当的武力行动。6月14日，日军封锁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七个路口，并将环绕英法租界的铁丝网通上电流；市署贴出布告：全市居民不得轻率出入英法租界。至此，英法租界遂成与世隔绝的孤岛。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暴发后，蒋介石政府就要求英国提出新的远东政策，帮助中国抗日。到了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岛，直接威胁到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海军占领太平洋的开始。1939年3月8日，英国历史性地宣布借给蒋介石政府5万英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
但是在日方的紧逼之下，英方再一次妥协了。7月15日世界瞩目的日英会谈在东京日本外务官邸举行，不久之后就有了有田—克莱琪协定也叫《英日初步协定》。日本人最终达到了目的，英国人答应不再干涉日本在远东的新秩序。
该协议可以说是蒋介石政府的噩梦，他称这是远东的慕尼黑。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国被迫对德宣战。趁着欧洲的混乱，日本人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战果。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几天之后，日本战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海岸线。不到一个月，日本又取得了另外一次胜利，新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自1940年7月18日起关闭缅甸铁路三个月，在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方的一条重要补给线被掐断。三个星期之后，日本迫使英方从上海和中国北部殖民地撤离驻军。9月26日，日本军队从广州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并向中国内地挺进。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协定。
英国到了该对日本采取行动的时刻了。丘吉尔在3个月后，懊悔不已地重新开启缅甸公路。但是此时，重庆政府已经不再信任英国人的远东政策。随着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本土掐架，美国人成了有能力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的唯一工业国家。蒋介石依然需要英国人的帮忙，不过他不再低声下气地乞求。力量平衡已经改变了，现在轮到英国人来请求与重庆政府合作，以保护它们岌岌可危的殖民利益。
分遣队204
英国人虽然想挽回帝国的尊严，但还是不想跟日本人正面冲突。1941年初，丘吉尔在重庆的军事专员，陆军上将丹尼斯（L.E.Dennys），与重庆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商谈。主要议题是如果英国对日本宣战（或日本对英宣战），英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帮助。
蒋介石认为英国人态度的改变是要把中国拉入庞大的地面战线保护英国的殖民地，这条战线从印度、缅甸、马来亚延伸到新加坡和香港，自然中国也能从这一计划中获利。在中国和英国的殖民地之间有个关键：缅甸。随着海南岛和广州的陷落，中国更加看重缅甸这条补给线。
蒋介石任命贺耀组将军作为他的代表参与与英国人的会谈。为了探索在不久的将来，面对与日本的战争，中英两国如何建立深度的合作，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调查组。1941年，重庆政府组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三个月。
杜聿明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1941年1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间产生。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矩、空军王×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考察团于同年2月初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计30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但是中英之间系列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计划成立联合突击队。该计划最先在1941年2月由英国人提出。中国人欢迎英国专家对他们的游击战提出建议，丹尼斯的提议似乎出乎重庆政府的意料。丹尼斯勾画出了更广泛的合作计划，不仅仅是派出专家这么简单。他设想充分利用现有的中国游击队，塑造成精英部队。经英国军官特殊训练，中国游击队可以成为最精锐的部队。
在丹尼斯的报告中，他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和中国人的反应：只要有可能就在日占区日本人交通不便之处建立这样的游击队，切断日本人的交通线，如果该计划得到委员长和英国政府的同意，我将提出进一步的计划。贺将军对这项计划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且表示从中国广大的游击队中选出合适的人没有困难。他说这项计划对中国人来说很新鲜，需要向委员长汇报批示。
蒋介石同意建立丹尼斯提议的特殊部队。丹尼斯也从伦敦得到允许组织英国突击队。这就是英国在中国特殊行动的开端。英国人称这项计划的代号是分遣队204。
分遣队204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由英国专家训练中国部队的军官，另一方面在缅甸北部训练英国突击队，只要英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就立刻进入中国作战。这项行动由丹尼斯直接领导，其成员来自英国的各个部队，很多人都有在挪威、法国、克里特、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游击经验。
但是分遣队204触动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敏感神经，对伦敦来说，公开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会给日本对英宣战制造借口。因此，伦敦禁止分遣队204在中国境内进行反对日本人的行动，直到英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之前都不能行动。丹尼斯对此无能为力，只有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支持他。结果分遣队204只能把行动限制在缅甸，而其成员都为热带病所苦。英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对这一点最失望的是英国大使科尔。英国人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抗日，其结果就是中国突击队（China Commando Group）的诞生。
忠义救国军
1940年6月22日丘吉尔同意成立秘密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处简称SOE，目的是塑造和培养被占领国的抵抗精神，帮助训练核心人员，作为第五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作用。该组织隶属于战争经济部。在亚洲舞台上，SOE建立了东方使团（Oriental Mission）。其负责人是瓦伦丁·凯利夫（Valentine Killery），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国公司的主席。
1941年3月凯利夫来到新加坡，建立了东方使团的总部。凯利夫的野心很大，希望能够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马来亚、香港和婆罗洲大展宏图。但是那些早在亚洲舞台上活动的英国各地驻军并不欢迎SOE来插一脚。结果到了1941年末，SOE在远东什么也没做成。
在亚洲处处碰壁之后，凯利夫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英国人在中国有条神圣不可打破的规则：因为英国还没有与日本交战，所以任何英国人都不可以在中国进行军事行动。这条规则让凯利夫和他的东方使团处于困境。
凯利夫得到了英国大使科尔的支持。怎样才能进入中国，还不打破伦敦政府的规则，科尔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派一些因为纳粹入侵从而无国可回的外国人代表英国人的利益呢？凯利夫对此建议非常欣赏，并设法得到伦敦的同意。新设想的小分队将由凯利夫在遥远的新加坡遥控。这个组织的代号是antipodes（相对极)，目的是给予中国游击队帮助。
1941年8月，科尔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蒋介石。这个建议的要点如下：
1．通过缅甸进口大量最现代化的炸弹和炸药。
2．在重庆、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建立训练学校教授游击队使用弹药。
3．在战区的前线建立前哨，作为弹药的集散地，分发弹药给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指定的任务和预定的袭击行动。
4．该组织分成训练、行动、运输、情报和供应几个部分。所有的行动必须在重庆政府指定的中国官员的合作和协作下完成。
5．所有的费用都由英国人支付，这包括外国人的薪水，炸药、运输费用等等。重庆只需要支付该组织中中国成员的薪水。
英国人终于主动来寻求特殊形式的合作了。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在中国政府的组织控制下行动。蒋介石对此提议欣然同意。
蒋介石让戴笠来执行该计划。戴笠对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毫不陌生。他不喜欢苏联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背后的同谋者。他对美国人怀有复杂的感情，他不愿意和喋喋不休、不停说教的、他称为中国通的美国人打交道，不过戴笠愿意和言简意赅、有点疯狂的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往。
戴笠最不喜欢的是英国人。他觉得英国秘密警察在上海和香港的活动不仅仅是殖民统治的象征，还是对他秘密帝国的侵犯。他终生痛恨英国人和日本人在上海和香港的合作。此外，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说,戴笠和英国人结仇还有个人原因。1939年，在追踪电讯密码处负责人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笠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被监禁过夜。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因为蒋介石亲自干预此事，戴笠才得以释放。
这次蒋介石让戴笠负责与英国人打交道，他就决定让他的手下周伟龙全权负责。周控制着巨大的游击队武装，被称为别动队，其中还有的被称为“忠义救国军”。
“ 忠义救国军”因《沙家浜》而广为人知。胡传奎是当时“忠义救国军”的司令。魏斐德说,“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积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 “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1938年夏，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英国人接手
科尔得意洋洋。凯利夫也是，这个东方使团的负责人觉得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凯利夫来到重庆见周伟龙，对此人印象非常好，认为他非常实际，意志坚定，非常有经验。
1941年8月，中英合作的计划很快开始执行。这项计划被命名为“中国突击队”，在亚洲和伦敦同时进行。约翰·凯斯维克（John Keswick）是怡和洋行的大班，宋子文和宋美龄的亲密朋友，被选进了伦敦战争经济部的东方使团,负责中国突击队事宜。
同时，凯利夫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地方招募人员，中国突击队的主要成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大多数人都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7个或者更多来自中国的丹麦公司:亚洲贸易公司。一个名叫乔治·索特伯姆（George Soderbaum）的瑞典人来自蒙古地区，他在那里做了多年生意。
凯利夫选的中国突击队的负责人是艾瑞克·尼霍尔姆（Erik Nyholm），一个在中国多年的丹麦承包商，哥本哈根的玛尔森武器公司的代理人。他在战争期间卖了大批军火给中国人。其副手是一位俄国人，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pavlosky）,1941年10月被吸收进突击队之前被关在英国的监狱里。
在马来亚进行短期准备之后，中国突击队进入缅甸东北部的腊戍进一步进行训练。1941年10月，尼霍尔姆进入中国，他告诉重庆，他的祖国被德国人侵占了，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愿意在破坏和情报方面上为中国人工作。周伟龙很喜欢他，派了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与尼霍尔姆一起学习。训练计划开始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戴笠从心里对这些中国通充满了不信任。特别怀疑尼霍尔姆所说的他的经费花不完，而且尼霍尔姆暗示中国人应该像尊重美国人的租借法案一样尊敬中国突击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最终与日本人宣战。凯斯维克离开伦敦的办公室飞到了重庆，成了战争经济部驻中国的代表，其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一秘。一到重庆，凯斯维克就对重庆政府说SOE是中国突击队的真正幕后支持者，现在应该由英国人来接手管理。
对于凯斯维克的要求，戴笠措手不及。但是，凯斯维克有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支持，而且在英国大使馆也举足轻重，可以说是英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人物。面对高高在上的凯斯维克，戴笠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凯斯维克控制了训练计划并添加了英国指挥官。
一切全变了。之前，中国突击队属于重庆政府的管辖，现在成了英国人的组织。凯斯维克成了中国突击队的实际领导人。重庆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让形势更加恶化的是珍珠港之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军队在远东接连败北。英国人名誉扫地，引发了中国人的反英情绪。而这对中国突击队的命运的影响是致命的。
中英矛盾重重
珍珠港事件之后，中美英三国对日宣战。蒋介石说中国将以举国之力抗日，但是英国人却不是那么急切。蒋介石要派三个师帮助守卫香港遭到拒绝。在英国人看来，香港作为英国的财产应该由英国人守卫，否则蒋介石就会说，香港先被日本人夺取又被中国人征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缅甸和马来亚。印度英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一开始就拒绝中国军队进入仰光和缅甸铁路。他更愿意让相对安全的印度军队进入。
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尽管增兵香港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但蒋介石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这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941年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遂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方面的日军击溃。
这只是英国军队一系列失败的开始。在新加坡，当地公务员的大罢工让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陷于瘫痪。1942年2月15日，6000英军向日本人投降。仰光在3月9日陷落。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人来调查英国可耻失败的原因，报告后来送到罗斯福总统手中。报告认为英国人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的策略和国民的不服从，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你不可能带着奴隶打胜仗。
而戴笠接到的郑介民的报告则更加糟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介民应约在新加坡训练当地的游击队。郑和重庆政府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军队不但不合格，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根本不想打。宋美龄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英国人总是讽刺中国人在与日本对峙的时候失利，但是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中国部队都来不及建筑军事掩体，却坚持了三个月，而英国人在新加坡准备了14年，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就失败了。
英国人除了军事上的失败，还要面对另一个麻烦：印度国内独立运动愈演愈烈。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说，印度人是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对于日本人的统治并不比当前英国人的统治更恐惧。
日本人不但在战争的正面战场打击英国人，还用情报机构釜底抽薪。与东南亚相关的特务机关似乎特别多。当然海军中也有这样的机关。其中著名的可能是与缅甸相关的南机关（机关首领是铃木敬司大佐，于1941年2月组成)和与马来相关的F机关（即藤原机关，机关首领是藤原岩市少佐，于1941年9月组成)了。南机关更多地参与了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组建工作，F机关则更多地参与了印度国民军的组建工作。
而且马来亚陷落之后，1941年末，日本间谍与印度民族主义者搭上了关系，驻马来亚的日本特务藤原岩市，是日军第15军的参谋主官，他在1941年设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务组织藤原机关，专门从事对英属殖民地的策反工作，自称是东南亚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成功说服了已经投降的原驻马来亚的英印军第14旁遮普团一个叫莫汉·辛格的营长，帮他组建印度师团，声称部队将隶属于以海外印侨为主的印度独立联盟，致力于印度殖民地的解放事业。
同时印度的国大党要求立刻从英帝国独立，并且威胁说要与日本人签订和平条约。英国邀请蒋介石作为好亚洲人的代表到印度去平息恼人的叛乱，而蒋介石的目的与英国的目的正相反。对他来说，4亿5千万人的中国与3亿5千万人口的印度联合起来多令人振奋啊。如果现在不是合适的时候，难道英国人会在战后让我们这么做吗？1942年2月10日，蒋介石到达德里。约翰·凯斯维克负责安排蒋介石的行程。不过在是否能见甘地等问题上，蒋介石与丘吉尔搞得很不愉快。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林孝庭认为，蒋介石夫妇这一趟访印之旅，原本应该增进中英两个战时盟友间的关系，然而其结果却是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误解和鸿沟。在回到重庆之后，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透露他的访印观感。蒋除了极力贬抑英属印度政府在当地的种种不当措施之外，还极力贬抑英国政府，认为丘吉尔与他的内阁要员根本不了解印度事务。蒋并大胆预测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很快将会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对印度问题的积极关注和介入，让英国体认到所谓“中国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亚的迅速滋长。
戴笠出手
英中矛盾投射到了中国突击队上。而且重庆政府发现，中国突击队开始秘密地与军阀和共产党开始联系。英国人希望中国人能够拖住日本军队，使其无暇顾及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这一政策赋予中国突击队新的任务。凯斯维克快速扩展他的行动，希望用遍及中国的秘密攻击让日本人手忙脚乱。在英国大使科尔的安排下，1941年8月，突击队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各处，英国人独自控制了突击队。凯斯维克现在自己决定突击队的行动，不再通知重庆政府和蒋介石。
中国突击队考虑秘密与延安联系。在突击队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与延安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不但对中国有利，也会对马来亚的形势有利。据说在新加坡陷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代表组织的武装还在抗日。与延安建立起联系太重要了，应该竭尽全力做到。中国突击队也意识到让重庆知道秘密联络延安的危险，所以备忘录中特别说明，这样的行动需要特别谨慎灵活处理，绝对不能向重庆的东方使团透露风声。
到1942年三、四月间，中国突击队已经运进中国10〜20吨的炸药，存放在贵阳，由艾瑞克·尼霍尔姆负责看管。
凯斯维克的扩张行动首先遭到了戴笠的反对。戴笠认为中国突击队利用周伟龙的游击队做幌子，实际上是想在中国各处设置秘密据点。1942年3月，戴笠通知周伟龙，英国人在中国各处建立了情报据点，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允许，在中国内陆建立了秘密的无线电收发站。而周伟龙对此却一无所知，自然怒火冲天。
同时戴笠开始加强对凯斯维克等人的监视。首先，截获了瑞典商人乔治·索特伯姆写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能够去帮助傅将军。这个瑞典人在内蒙古地区有长久的利益联系，这一点人人皆知。傅作义当时是靠近内蒙的绥远省的主席，那里是一片很敏感区域，而傅作义是否对重庆政府忠诚也是蒋介石特别关注的。因此这封信关系重大，立刻被交给了蒋介石。
另外，凯斯维克支持广东省的游击队领导人陈策。此人也非常亲英，曾经有一段时间传言，陈策将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很可能这谣言就出自中国突击队，毕竟散发谣言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重庆政府很担心英国人在背后支持广州的独立运动。而且戴笠发现，英国人还与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训练营。
1942年2月，蒋介石在凯斯维克的陪同下从印度回来到云南。美国海军随员后来说，委员长对待龙云就像对待一位同盟者而不是下属。但是不顾事态的敏感，凯斯维克还是对龙云做了拜访，却没有告诉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对凯斯维克产生了猜忌。而恰在此时，分遣队204，这个丹尼斯在1941年组建的命运不济的组织，穿过缅甸的丛林出现在云南边界地区。周伟龙认为这是凯斯维克的秘密部队，不经他的同意就进入中国。
凯斯维克的麻烦不止于此，香港陷落之后，英国人建立了新的走私路线。这支英国组织的名字是Z force，其活动范围包括广州、厦门、汕头和海南。但是日本人很快粉碎了这支英国力量，大部分人投降，三个人逃到了重庆。凯斯维克立刻把他们并入了中国突击队。
香港陷落后，凯斯维克在香港的商业帝国怡和洋行也落入日本人手中。现在重庆怀疑，凯斯维克就想利用中国突击队重新夺回香港。1942年3月，尼霍尔姆公开说，中国突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解放中国而是解放香港。戴笠听说之后，立刻让周伟龙对英国人下手。
1942年3月20日，周伟龙给在贵阳的尼霍尔姆写了封简短的信。信中命令他必须把所有带进中国的装备上交。而尼霍尔姆也被激怒了，他回答说：“我不会把我的装备交给你。”为此，周伟龙直接给凯斯维克写信：“尊敬的英方代表，既然中国突击队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它的无线电站必须关闭，战略物资，坦克、汽油和仓库必须交给中方。”
对此，凯斯维克以1941年蒋介石签字的协议作为回应，声称中国突击队是独立组织，所以什么物资都不应该上交。而且，凯斯维克说他要向蒋介石上诉。
但是太晚了，蒋介石拒绝见他。1942年4月4日，董显光向英国大使科尔转达了委员长的命令，要求中国突击队立刻撤出中国。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收到了不利的消息，而且突击队直接与各省长联系。不过在凯斯维克看来，中国突击队的解体完全是因为周伟龙的原因。现在凯斯维克称其为邪恶的小人。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
中国突击队是戴笠与外国情报机构的第一次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以失败告终。虽然中国突击队结束了，但是英国SOE进入中国的野心没有结束。不久之后英国人就找到了新的合伙人，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王芃生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英国人建立了英国情报机构资源调查局（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stitute）。但是英国人在中国采取的这种路线比中国突击队的潜在价值要低得多，而且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重建间谍网络。
对于戴笠而言，他又树立了新的强敌。在外媒的报道中，戴笠的名声越来越臭，蒋介石甚至限制他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这次失败也让戴笠开始寻找新的合伙人。
1942 年4 月1 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 周年大庆活动。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戴笠的翻译刘镇芳后来回忆说，当时戴笠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大意是，同志们不要因为英国人离开而气馁，不错，他们是走了，不过美国人正在打点行装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