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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31日19时50分,老红军贺云卿在长春逝世，享年90岁。贺云卿是原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部长、原吉林省卫生厅厅长、白求恩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吉林省政协副主席。贺老一生戎马倥偬，有许多传奇式的人生经历，最使他难忘的是他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五次人生奇缘。
以下是老人的生前讲述。
1929年，年仅15岁的我在江西莲花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五军三纵队当通讯警卫员。1932年，中央为了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派我到师卫生队学医。1934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红军军委卫生学校军医班学习，担任卫校第七期军医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我在距离瑞金十公里路的红军军委卫生学校校址朱坊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长征途中，我作为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卫生部医生训练班班长，带领20多名救护人员负责部队的医务工作。当时，医药奇缺，我们只好用生姜汤、辣椒水为战士治疗感冒，用自制的镇痛药为战士缓解伤口疼痛。在爬海拔4000米的夹金山时，不少受伤的战士由于伤口疼痛，无法前进了，我和战友们就用这些土方草药为伤员医治病痛。在过草地时，我和战友们小心翼翼地用采来的草药为伤员治病。
第一次奇缘
1938年，是抗日战争第二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我们八路军冒着枪林弹雨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且受毛主席的委托，在郭天民副参谋长陪同下，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越过同浦铁路，6月中旬安全到达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豆村镇。当时我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区卫生部长。一天深夜，我接到分区司令部电话，要我赶紧到司令部去。我一到司令部，看到司令员正和一位身材魁梧、前额突出的外国人交谈。见我来到，军分区领导立即向我介绍：“这位是白求恩同志。”白求恩满面笑容地同我握了握手，并通过翻译问我“姓什么”、“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23岁了。随之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医生吗？”我回答白求恩大夫：“我是军医，是红军军委卫生学校毕业的军医，是这个军分区的卫生部长。”白求恩大夫听了很高兴，接着就问：“你们这个部队有几个医院？”“有两个医院。”“有多少伤病员？”“四百多个伤病员。”白求恩大夫说：“那你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去看伤病员。”这时已经过了中午，白大夫他们赶了好几天路，今天又走了一上午，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我就请白求恩大夫吃完午饭再说。吃完午饭他又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看伤员。我就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这是前方，现在伤员在后方安全地带，交通不大方便，今天半天的工夫，怕回不来。郭天民副参谋长也向他解释说：明天一早我们还要离开这里，赶到军区司令部见聂司令员，是不是今天就不去了。这样才说服了白大夫。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继续赶路去军区司令部了。临别时，白大夫还说：“你们部队打仗时，我一定再来。”
这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白求恩大夫来到敌后第一天，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想到伤员同志的健康，他是一个满腔热忱、对工作十分认真的人。
第二次奇缘
1938年秋天，凶恶的日寇向我五台县耿镇地区疯狂进攻，军分区军民英勇顽强反击敌人。我卫生部野战医院驻五台县马家庄，担负着接受这次战斗伤员的任务。战斗开始后不久，接到上级电报，白求恩大夫要到我们野战医院来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医院的同志闻讯十分振奋。当天晚上八时，白求恩大夫和翻译董越千以及手术队从阜平县，爬山越岭赶来了。我们请白大夫先休息一会儿，喝点水。白求恩却不肯休息，马上要我陪他查病房，同时通知手术队的同志赶紧准备消毒。白求恩大夫技术是很高明的，有着丰富的野战外科的实际经验。他对我说：“对伤员的早期手术处理得好，这对于伤员恢复健康，早日回到前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好早期手术处理。”就在这次战斗中，许多伤员经他检查，需要手术的，立即得到合理的手术，然后才转送到后方。
敌人的炮声离我们医院越来越近，前方司令部电话指示，要我们保证白求恩大夫的安全，在明天凌晨四点钟以前保护白求恩大夫，连同整个医院向指定的地方转移。我把上级的指示转告了白求恩大夫。白大夫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上级的命令要执行，工作任务也要完成。”这一天，白求恩大夫一不顾极度劳累，二不顾个人安危，在一个普通老百姓民房改成的手术室内，沉着冷静，在汽灯照明下，通宵进行手术，把所有需要手术的重伤员都手术处理完毕，才放下手术器械。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战役结束后，我同白求恩大夫离别时，我送给他一副红军时期的担架床，他很高兴，并且写给我一封感谢信。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敌人大扫荡时遗失了。
第三次奇缘
我第三次见到白求恩大夫是他创办模范医院期间。
白求恩大夫来敌后工作时间不久，看到我们各军分区医院后送的一些伤员，反映出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治疗外伤药品少，麻药缺乏，影响开刀；药品及其他物质条件困难，再加我们医疗管理缺乏经验，伤员恢复慢；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些骨折伤员处理得不好，影响正常功能，直接影响前方战斗力。白求恩大夫非常着急，他请示上级，在军区后方医院驻地（山西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利用一个破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建设一个良好的模范外科医院。开院的那天，晋察冀军区首长和各军分区卫生部领导同志都来了，并且参加了整个学习参观过程。
白求恩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模范医院如何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起来的经过，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教育。看到一间间重伤员编组的病房，使用着白大夫带来的以及自制的各种外用药品，解决了重伤员的痛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求恩大夫做了手术表演，对骨折病人作处理。另外有一名肾脏负伤的伤员，白大夫给他进行了一侧肾脏摘除术，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各分区来参观的干部和医生都对白大夫的高明手术技巧和手术室良好的组织称赞不已。
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指战员，由于物质条件受限制，许多人没有衬衣穿，部队发生疥疮病，互相传染，影响战斗力。白求恩大夫的模范医院，分批收容疥疮病伤员。他亲自用猪油和硫黄配成软膏，给病人涂擦，然后用木柴火烤，经过八到十天就一个个治愈出院。
在学习期间我们看到白求恩大夫非常关心伤员生活和认真搞好护理工作。他亲自到炊事班抓伤员的伙食。他发现护理员中一些年轻孩子气力小，做事又不仔细，护理重伤员不合适，就在村里动员一些年岁大一点的老头来当重伤员的护理员，结果效果很好，伤员住在模范医院里都感到很舒适。
开院典礼的那天晚上，抗敌剧社举行文化晚会，招待医院的同志和来宾。在演出时，白大夫在台下看见台上一位演员耳下有一个瘤子。演出结束后，他到后台看望了这位演员，并通知他演出后留在医院进行手术摘除。
根据白求恩提议，军区决定，白求恩大夫创办的模范医院是培养在职医务干部的学校。白大夫对来院学习的同志要求很严，处处要求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十分注意基本功的训练。比如护理伤员，给伤员换药的方法和顺序，洗绷带、纱布和晾晒的方法（共十三步），都要求很细。学习手术技术，如何先当助手，然后再当术者，都得按照他的规定进行。通过向白求恩大夫的学习，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医务人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
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四次奇缘
1939年春天到了，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也快一年了。有一天，军区卫生部在河北首唐县某地召开全军区卫生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叶青山部长主持会议。叶部长很尊重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请他作指示。白求恩同志一上台就诚恳地说：“我讲一讲吧，不过是先讲优点，还是先讲缺点呢？”叶部长和到会同志一致要求白求恩同志先讲缺点。他突出地讲道：我们各地医院对骨折伤员没有认真按照医学科学的要求处理，结果伤员的外部创伤愈合了，可形成了临时的和永久的残废，伤员不能回到前方部队，影响部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们的医生。为什么形成残废呢？托马氏夹板不合乎规格。白求恩大夫当场问我们到会的同志，这个村子有铁匠铺吗？我们回答附近没有，要走十几里地才有铁匠铺。白大夫不相信，随即请翻译朗林同志陪他把托马氏夹板带上，向老乡打听，走了2.5公里地，找到了铁匠铺。按照科学要求，把托马氏夹板修理好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又赶回了开会地点，告诉大家：“这才是合乎要求的夹板。”这件事对所有到会同志的教育确实是很大的，我们所学到的不是一个托马氏的正确规格，而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第五次奇缘
1939年夏天，各分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集中到军区卫生部开会，会后组织起来，跟白求恩大夫学习诊疗技术。我们这些同志医学基础理论是不够的，外科技术也不高，白大夫为培养我们，处处把着手教我们。在手术室做手术，他和我们一起消毒洗手，让我们先做，他在边上指导，如果手术中发现疑难问题，他马上就动手。白求恩同志就这样把一点一滴的经验都教给我们。在他的亲切指导下，我们部队医务人员逐渐提高了医务技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们的野战外科技术大大提高，伤员的治愈率也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老师——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当年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以下是老人的生前讲述。
1929年，年仅15岁的我在江西莲花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五军三纵队当通讯警卫员。1932年，中央为了培养自己的医务人员，派我到师卫生队学医。1934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红军军委卫生学校军医班学习，担任卫校第七期军医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我在距离瑞金十公里路的红军军委卫生学校校址朱坊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
长征途中，我作为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卫生部医生训练班班长，带领20多名救护人员负责部队的医务工作。当时，医药奇缺，我们只好用生姜汤、辣椒水为战士治疗感冒，用自制的镇痛药为战士缓解伤口疼痛。在爬海拔4000米的夹金山时，不少受伤的战士由于伤口疼痛，无法前进了，我和战友们就用这些土方草药为伤员医治病痛。在过草地时，我和战友们小心翼翼地用采来的草药为伤员治病。
第一次奇缘
1938年，是抗日战争第二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我们八路军冒着枪林弹雨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且受毛主席的委托，在郭天民副参谋长陪同下，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越过同浦铁路，6月中旬安全到达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豆村镇。当时我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区卫生部长。一天深夜，我接到分区司令部电话，要我赶紧到司令部去。我一到司令部，看到司令员正和一位身材魁梧、前额突出的外国人交谈。见我来到，军分区领导立即向我介绍：“这位是白求恩同志。”白求恩满面笑容地同我握了握手，并通过翻译问我“姓什么”、“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23岁了。随之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医生吗？”我回答白求恩大夫：“我是军医，是红军军委卫生学校毕业的军医，是这个军分区的卫生部长。”白求恩大夫听了很高兴，接着就问：“你们这个部队有几个医院？”“有两个医院。”“有多少伤病员？”“四百多个伤病员。”白求恩大夫说：“那你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去看伤病员。”这时已经过了中午，白大夫他们赶了好几天路，今天又走了一上午，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我就请白求恩大夫吃完午饭再说。吃完午饭他又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看伤员。我就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这是前方，现在伤员在后方安全地带，交通不大方便，今天半天的工夫，怕回不来。郭天民副参谋长也向他解释说：明天一早我们还要离开这里，赶到军区司令部见聂司令员，是不是今天就不去了。这样才说服了白大夫。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继续赶路去军区司令部了。临别时，白大夫还说：“你们部队打仗时，我一定再来。”
这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白求恩大夫来到敌后第一天，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想到伤员同志的健康，他是一个满腔热忱、对工作十分认真的人。
第二次奇缘
1938年秋天，凶恶的日寇向我五台县耿镇地区疯狂进攻，军分区军民英勇顽强反击敌人。我卫生部野战医院驻五台县马家庄，担负着接受这次战斗伤员的任务。战斗开始后不久，接到上级电报，白求恩大夫要到我们野战医院来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医院的同志闻讯十分振奋。当天晚上八时，白求恩大夫和翻译董越千以及手术队从阜平县，爬山越岭赶来了。我们请白大夫先休息一会儿，喝点水。白求恩却不肯休息，马上要我陪他查病房，同时通知手术队的同志赶紧准备消毒。白求恩大夫技术是很高明的，有着丰富的野战外科的实际经验。他对我说：“对伤员的早期手术处理得好，这对于伤员恢复健康，早日回到前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好早期手术处理。”就在这次战斗中，许多伤员经他检查，需要手术的，立即得到合理的手术，然后才转送到后方。
敌人的炮声离我们医院越来越近，前方司令部电话指示，要我们保证白求恩大夫的安全，在明天凌晨四点钟以前保护白求恩大夫，连同整个医院向指定的地方转移。我把上级的指示转告了白求恩大夫。白大夫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上级的命令要执行，工作任务也要完成。”这一天，白求恩大夫一不顾极度劳累，二不顾个人安危，在一个普通老百姓民房改成的手术室内，沉着冷静，在汽灯照明下，通宵进行手术，把所有需要手术的重伤员都手术处理完毕，才放下手术器械。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战役结束后，我同白求恩大夫离别时，我送给他一副红军时期的担架床，他很高兴，并且写给我一封感谢信。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敌人大扫荡时遗失了。
第三次奇缘
我第三次见到白求恩大夫是他创办模范医院期间。
白求恩大夫来敌后工作时间不久，看到我们各军分区医院后送的一些伤员，反映出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治疗外伤药品少，麻药缺乏，影响开刀；药品及其他物质条件困难，再加我们医疗管理缺乏经验，伤员恢复慢；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些骨折伤员处理得不好，影响正常功能，直接影响前方战斗力。白求恩大夫非常着急，他请示上级，在军区后方医院驻地（山西五台县耿镇松岩口村）利用一个破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建设一个良好的模范外科医院。开院的那天，晋察冀军区首长和各军分区卫生部领导同志都来了，并且参加了整个学习参观过程。
白求恩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模范医院如何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办起来的经过，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教育。看到一间间重伤员编组的病房，使用着白大夫带来的以及自制的各种外用药品，解决了重伤员的痛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求恩大夫做了手术表演，对骨折病人作处理。另外有一名肾脏负伤的伤员，白大夫给他进行了一侧肾脏摘除术，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各分区来参观的干部和医生都对白大夫的高明手术技巧和手术室良好的组织称赞不已。
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指战员，由于物质条件受限制，许多人没有衬衣穿，部队发生疥疮病，互相传染，影响战斗力。白求恩大夫的模范医院，分批收容疥疮病伤员。他亲自用猪油和硫黄配成软膏，给病人涂擦，然后用木柴火烤，经过八到十天就一个个治愈出院。
在学习期间我们看到白求恩大夫非常关心伤员生活和认真搞好护理工作。他亲自到炊事班抓伤员的伙食。他发现护理员中一些年轻孩子气力小，做事又不仔细，护理重伤员不合适，就在村里动员一些年岁大一点的老头来当重伤员的护理员，结果效果很好，伤员住在模范医院里都感到很舒适。
开院典礼的那天晚上，抗敌剧社举行文化晚会，招待医院的同志和来宾。在演出时，白大夫在台下看见台上一位演员耳下有一个瘤子。演出结束后，他到后台看望了这位演员，并通知他演出后留在医院进行手术摘除。
根据白求恩提议，军区决定，白求恩大夫创办的模范医院是培养在职医务干部的学校。白大夫对来院学习的同志要求很严，处处要求理论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同时又十分注意基本功的训练。比如护理伤员，给伤员换药的方法和顺序，洗绷带、纱布和晾晒的方法（共十三步），都要求很细。学习手术技术，如何先当助手，然后再当术者，都得按照他的规定进行。通过向白求恩大夫的学习，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医务人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
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四次奇缘
1939年春天到了，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也快一年了。有一天，军区卫生部在河北首唐县某地召开全军区卫生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叶青山部长主持会议。叶部长很尊重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请他作指示。白求恩同志一上台就诚恳地说：“我讲一讲吧，不过是先讲优点，还是先讲缺点呢？”叶部长和到会同志一致要求白求恩同志先讲缺点。他突出地讲道：我们各地医院对骨折伤员没有认真按照医学科学的要求处理，结果伤员的外部创伤愈合了，可形成了临时的和永久的残废，伤员不能回到前方部队，影响部队战斗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们的医生。为什么形成残废呢？托马氏夹板不合乎规格。白求恩大夫当场问我们到会的同志，这个村子有铁匠铺吗？我们回答附近没有，要走十几里地才有铁匠铺。白大夫不相信，随即请翻译朗林同志陪他把托马氏夹板带上，向老乡打听，走了2.5公里地，找到了铁匠铺。按照科学要求，把托马氏夹板修理好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又赶回了开会地点，告诉大家：“这才是合乎要求的夹板。”这件事对所有到会同志的教育确实是很大的，我们所学到的不是一个托马氏的正确规格，而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第五次奇缘
1939年夏天，各分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集中到军区卫生部开会，会后组织起来，跟白求恩大夫学习诊疗技术。我们这些同志医学基础理论是不够的，外科技术也不高，白大夫为培养我们，处处把着手教我们。在手术室做手术，他和我们一起消毒洗手，让我们先做，他在边上指导，如果手术中发现疑难问题，他马上就动手。白求恩同志就这样把一点一滴的经验都教给我们。在他的亲切指导下，我们部队医务人员逐渐提高了医务技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们的野战外科技术大大提高，伤员的治愈率也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老师——诺尔曼·白求恩同志当年的指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