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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财富涌动的年代。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了，中国的富人却常常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如何对待财富，如何建设中国人的财富伦理，已经是中国富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富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世界富豪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拿出好几百亿美金做慈善事业，同时也批评了我们中国大陆的富人对慈善事业的冷漠，这些信息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中国的慈善文化
“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对富人的评价。
是不是富了就一定“不仁”、商人就一定奸诈呢？是不是中国人就特别没有慈善心呢？其实，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一桩桩感人事件，你会发现慈善文化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春秋时期“范蠡三聚财，三散财”的故事，像范蠡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深知光靠金钱并不能保证幸福、快乐与安全，要舍得散财才能聚财。中国人历来崇尚积德行善，《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深圳歌手丛飞从1994年8月开始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了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据演出公司的人说，丛飞歌唱得好，还会模仿领导人的神态表演，颇受群众得欢迎，每次出场费可以拿到1－2万元，多得时候一个月也有十几万的收入，丛飞如果没有把钱拿出去捐助，是个百万富翁绝对没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个“百万富翁”有时候资金周转不过来，还要靠典当、抵押借款再去接济别人，丛飞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去资助他人，为此给自己背上了17万多的债务，以至于自己病重时都拿不出钱来看病。?在这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像丛飞这样对弱势群体，对失学的学生，和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难能可贵的人间温情和真情，他那无私奉献博大的爱，催人泪下，令人肃然起敬。孔子说“仁者爱人”，丛飞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仁者”，是中华民族推崇的做人的最高典范。
被评为“中国公益事业十大爱心大使”的申竟，是山西长治华普涂料公司总经理，她曾经是个下岗女工，与丈夫一起自办企业，有了效益以后不忘回报社会，申竟自称是“不懂得消费得女人”， 几年来克勤克俭，却领养了45个贫困儿童，一年要为这些孩子要花掉几十万元，即使在企业不景气得时候，她也不让45个孩子的生活、学习受到丝毫影响。申竟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她周围的人，许多企业家都行动起来，纷纷加入到救困助学队伍中来。其实，像申竟这样的“好心人”全国各地都有，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慈善事业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富人阶层目前尚未蔚成一股社会风气。
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不少富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李嘉诚，这位华人首富历年来累计捐赠额逾50亿港币，其中在中国内地的捐赠占总捐赠额的71%。邵逸夫，在中国，凡是有教育的地方几乎都能找到邵逸夫的名字。邵逸夫资助中国大陆教育经费累计已超过28.3亿港币，几年来总共建设大、中、小学项目4,186余项，项目遍及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仅2004年3月，邵逸夫就捐赠2亿港元支持内地以西部为重点的19所大学和25个省份359所中小学校的建设项目。香港实业家田家炳每年拿出6,500万元用于捐助内地教育，先后捐赠累计达10多亿元。可见说中国人没有慈善文化是说不通的。
走出“资本文化”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大陆的富豪们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建设中表现是很让人失望的，然而，话又说回来，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也不能全都责怪他们。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老百姓的贫苦受穷的状态。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来得太快，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金钱崇拜”、“为财富而财富”的心态中。在财富面前，人们丢失了自我。财富积累往往不择手段，经济行为中存在着大量“寻租”行为；在财富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消费时，又大肆挥霍，一掷千金，极尽所欲的“超前消费”、“面子消费”。结果，“物质越有价值，人就越无价值”。面对不断涌动的财富，许多人已经迷失在追逐物质财富的滚滚洪流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财富之间那种应有的和谐关系全都扭曲了。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同情、怜悯没有了，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没有了，健康的财富伦理没有了，有的只是对自然资源疯狂的掠夺和对物质财富盲目的追逐。
今天，在这个资本说话的年代，资本正按照自己的面貌在改造世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资本人格化，人格资本化”，因此，我们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物质层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伦理健康以及道德教化。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西风东渐”，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上个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把我们的老祖宗批得一无是处。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西方的市场机制、现代科学技术，同时也带进来许多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些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眼前的物质利益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才是扼杀中华文明最可怕的杀手。在法制建设尚不健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公开鼓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在利欲的驱动下，人们拼命地追逐利润，正像马克思说的：“······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事实上，在这样的资本文化氛围中，那些“积极的冒险”、“不怕绞首”的，多数也的确发了财。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君子固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弱水三千仅取一瓢饮”、“天人合一”，是一种倡导“中庸”、“和谐”的深文化，这种文化与人的心灵更近，离人的感官更远。而资本文化虽然是一种浅文化，可它急功近利，与人的感官息息相关、紧紧相扣，君不见“见钱眼开”、“见色心迷”，以利欲为驱动力的资本文化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了，真是魔力无穷。
所以当资本文化挟带着物质财富不可抵挡的诱惑席卷着中华大地的时候，从官场到商场多数人都受到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追究富人的“原罪”，似乎显得有点不公平，一味地去指责富人没有慈善之心，好像也未必合乎情理。就像我们批评医生只顾赚钱，不讲医德，实际上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医疗体制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广大的医生们何罪之有？所以要让富人“仁”起来，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机制，发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冲出资本文化的漩涡，建设我们自己的财富文化。
和谐社会呼唤中华文化
财富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文化是社会安定与和谐的保证。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建设、精神世界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当代仍保持着持久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也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只有以自己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为基础，借鉴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当代社会现实，才能建构或整合出新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文化对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明明德”是把人们固有的光明的道德品性显明出来。而“亲民”则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上推己及人，从而最终实现“国治而天下平”的至善境界。
春秋时期的齐国的管仲对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曾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易治，民贫难治”、“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春秋末期的孔子，创造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从《孟子》一书中体现出孟子的“仁政”思想； “四德”：仁、义、礼、智。他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标准，对于中国人形成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对形成中华道德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到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这些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石，是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根本的保证，也是新时期财富文化的核心理念。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我们就一定能超越“为富不仁”。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了，中国的富人却常常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如何对待财富，如何建设中国人的财富伦理，已经是中国富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富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世界富豪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拿出好几百亿美金做慈善事业，同时也批评了我们中国大陆的富人对慈善事业的冷漠，这些信息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中国的慈善文化
“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对富人的评价。
是不是富了就一定“不仁”、商人就一定奸诈呢？是不是中国人就特别没有慈善心呢？其实，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发生的一桩桩感人事件，你会发现慈善文化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春秋时期“范蠡三聚财，三散财”的故事，像范蠡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深知光靠金钱并不能保证幸福、快乐与安全，要舍得散财才能聚财。中国人历来崇尚积德行善，《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深圳歌手丛飞从1994年8月开始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了178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据演出公司的人说，丛飞歌唱得好，还会模仿领导人的神态表演，颇受群众得欢迎，每次出场费可以拿到1－2万元，多得时候一个月也有十几万的收入，丛飞如果没有把钱拿出去捐助，是个百万富翁绝对没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个“百万富翁”有时候资金周转不过来，还要靠典当、抵押借款再去接济别人，丛飞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去资助他人，为此给自己背上了17万多的债务，以至于自己病重时都拿不出钱来看病。?在这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像丛飞这样对弱势群体，对失学的学生，和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难能可贵的人间温情和真情，他那无私奉献博大的爱，催人泪下，令人肃然起敬。孔子说“仁者爱人”，丛飞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仁者”，是中华民族推崇的做人的最高典范。
被评为“中国公益事业十大爱心大使”的申竟，是山西长治华普涂料公司总经理，她曾经是个下岗女工，与丈夫一起自办企业，有了效益以后不忘回报社会，申竟自称是“不懂得消费得女人”， 几年来克勤克俭，却领养了45个贫困儿童，一年要为这些孩子要花掉几十万元，即使在企业不景气得时候，她也不让45个孩子的生活、学习受到丝毫影响。申竟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她周围的人，许多企业家都行动起来，纷纷加入到救困助学队伍中来。其实，像申竟这样的“好心人”全国各地都有，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慈善事业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富人阶层目前尚未蔚成一股社会风气。
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不少富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李嘉诚，这位华人首富历年来累计捐赠额逾50亿港币，其中在中国内地的捐赠占总捐赠额的71%。邵逸夫，在中国，凡是有教育的地方几乎都能找到邵逸夫的名字。邵逸夫资助中国大陆教育经费累计已超过28.3亿港币，几年来总共建设大、中、小学项目4,186余项，项目遍及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仅2004年3月，邵逸夫就捐赠2亿港元支持内地以西部为重点的19所大学和25个省份359所中小学校的建设项目。香港实业家田家炳每年拿出6,500万元用于捐助内地教育，先后捐赠累计达10多亿元。可见说中国人没有慈善文化是说不通的。
走出“资本文化”
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大陆的富豪们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建设中表现是很让人失望的，然而，话又说回来，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也不能全都责怪他们。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老百姓的贫苦受穷的状态。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来得太快，人们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金钱崇拜”、“为财富而财富”的心态中。在财富面前，人们丢失了自我。财富积累往往不择手段，经济行为中存在着大量“寻租”行为；在财富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消费时，又大肆挥霍，一掷千金，极尽所欲的“超前消费”、“面子消费”。结果，“物质越有价值，人就越无价值”。面对不断涌动的财富，许多人已经迷失在追逐物质财富的滚滚洪流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财富之间那种应有的和谐关系全都扭曲了。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同情、怜悯没有了，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没有了，健康的财富伦理没有了，有的只是对自然资源疯狂的掠夺和对物质财富盲目的追逐。
今天，在这个资本说话的年代，资本正按照自己的面貌在改造世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资本人格化，人格资本化”，因此，我们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物质层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伦理健康以及道德教化。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西风东渐”，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上个世纪初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把我们的老祖宗批得一无是处。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西方的市场机制、现代科学技术，同时也带进来许多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些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眼前的物质利益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才是扼杀中华文明最可怕的杀手。在法制建设尚不健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公开鼓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在利欲的驱动下，人们拼命地追逐利润，正像马克思说的：“······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事实上，在这样的资本文化氛围中，那些“积极的冒险”、“不怕绞首”的，多数也的确发了财。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君子固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弱水三千仅取一瓢饮”、“天人合一”，是一种倡导“中庸”、“和谐”的深文化，这种文化与人的心灵更近，离人的感官更远。而资本文化虽然是一种浅文化，可它急功近利，与人的感官息息相关、紧紧相扣，君不见“见钱眼开”、“见色心迷”，以利欲为驱动力的资本文化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了，真是魔力无穷。
所以当资本文化挟带着物质财富不可抵挡的诱惑席卷着中华大地的时候，从官场到商场多数人都受到冲击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追究富人的“原罪”，似乎显得有点不公平，一味地去指责富人没有慈善之心，好像也未必合乎情理。就像我们批评医生只顾赚钱，不讲医德，实际上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医疗体制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广大的医生们何罪之有？所以要让富人“仁”起来，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机制，发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冲出资本文化的漩涡，建设我们自己的财富文化。
和谐社会呼唤中华文化
财富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文化是社会安定与和谐的保证。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建设、精神世界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当代仍保持着持久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因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也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只有以自己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为基础，借鉴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精华，结合当代社会现实，才能建构或整合出新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文化对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明明德”是把人们固有的光明的道德品性显明出来。而“亲民”则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上推己及人，从而最终实现“国治而天下平”的至善境界。
春秋时期的齐国的管仲对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曾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易治，民贫难治”、“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春秋末期的孔子，创造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从《孟子》一书中体现出孟子的“仁政”思想； “四德”：仁、义、礼、智。他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标准，对于中国人形成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对形成中华道德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到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这些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石，是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根本的保证，也是新时期财富文化的核心理念。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我们就一定能超越“为富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