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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跃文是一个风格极为独特的作家。他从不回避自己对政治的热情，他的小说既有着特殊的题材域，又有着曲折精彩的故事和爱憎分明、痛快淋漓的语言追求，在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中都极受欢迎。他凭借亲历官场十余载的丰富经验和深切洞察，怀着悲悯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秉笔直书，将官场上林林总总的世态人心、众生之相展现得淋漓尽致，对经久不衰的“官本位”思想、“官场亚文化”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予以深层观照，创作了一批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他的《国画》、《梅次故事》等惊世骇俗之作更是风靡全国，创造了当代小说的畅销神话，其表现官员生存状态之真实、揭露官场险恶多变之形象、批判政坛腐败黑暗之尖锐可谓深入人心。与当下文学中那些或狂欢嘈杂或无病呻吟的声音，以及一味沉溺在小情小爱、小病小痛里的絮叨相比，王跃文的政治小说无疑有着更为触人魂魄的力量。
在中国，政治小说其实并不新鲜。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大力提倡的“新小说”就是一种政治小说。他的《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从接受心理上来说，中国读者对政治小说更是具有天生的亲和力。中国是一个对政治极其热衷的国度，因为政治与官位、权势的合谋关系早已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共识。欲望的膨胀、利益的诱惑更是人们谋求权力的内驱力。所以从古至今，权力都是群臣将相、政坛官员们炙手可热的争夺物，官场的风云盛衰以及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变异也相应成了作家们青睐的文学对象之一。官员们置身宦海勾心斗角、争名逐利，权力与人性在残酷的现实场域中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究竟是人性被尔虞我诈的生存境遇所异化还是官员凭着对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操的坚守脱颖而出、独挡一面抑或因与时势格格不入而郁郁不得志？王跃文的当代官场系列小说为中国“政治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元素，贡献了新的审美品格。而其长篇新作《大清相国》更是代表了作家对政治小说的新理解与新追求。在这部近五十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中，作者把视线从当代转向古代，在一个更为辽远的时空中思考中国官场的“政治”，小说不再简单地延续一贯的创作思路，揭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刻画得心应手的反面人物，而是着力塑造了曾在康熙王朝建功立业的名相陈廷敬这一正面人物形象，让他穿越三百余年的历史迷雾，缓缓走进当代人的视线中。小说超越了简单的解构与批判，而是在对官场的解构中建构，更为理性地完成了对于官场“政治”的解读，更新了我们的审美期待。
一、在史实与虚构之间徜徉
对于一贯倾其笔墨投向当下现实的王跃文而言，《大清相国》这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显然是他对自身创作能力的一次勇敢挑战。所谓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真实历史人事’，自然不含古小说中的虚拟人事，从而排除再生小说；形态限于‘拟实’，就排除了古代与现代、后现代的种种虚幻表意之作。”① 由此可知，历史小说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表达历史情结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深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撰写历史小说时，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甚至典章制度首先都要符合历史真相，然后才能有节制地驰骋想象，展示小说独特的魅力。“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又凭借想象虚构为小说，真真假假势所必然；好的历史小说虽多虚构成分，却能有力地展现历史实有的种种人物和时代精神，虚虚实实美在其中。这种真与假、虚与实相融消长的复杂状况，使历史小说和历史之间既有深在的不解之缘，又有明显的距离感和超越感，从而构成作品各不相同的历史性和审美要素，蕴含历史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影响作品价值的关键性因素。”② 王跃文正是通过恰当地处理这种关系，达到了在史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历史与审美之间自由徜徉的境界。
历史与现实相对存在，但历史毕竟是已逝的现实，不是能被人们客观认知或完全还原的领域，而是一个可由讲述者积极参与创作的客体。历史不仅为文学提供叙述的背景，同时也具有被阐释、开拓和虚构的思想空间。三百年前的历史好比一面多棱镜，作者没法面面俱到，镜子的每个侧面都能折射出它自身的光泽，可究竟从哪一个面深入其内，那就要根据小说的主题需求来定，这实际是一个选择写作立场和角度的问题。那么，如何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中巧取题材，并以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和事件为骨干，配以真实生动的历史背景，就是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王跃文延续其创作优势，紧扣官场人生与官场文化，在小说开篇便把大的时代背景定格在清顺治十四年的秋闱考试之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隋朝起开始实行统一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制，科考共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至明清时期发展完备。科举制是封建王朝挑选人才、任用官吏的主要渠道，也是莘莘学子迈入官场的门槛。“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言也正是此理。作为百姓们升官发达的重要途径，科考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社会风气的好坏。然而，学子们翘首以盼的乡试结果却大出所料：科场贿赂成风，头名解元竟能用金钱换得，优胜劣汰的原则变成了劣胜优汰的把戏。科场黑暗是反照官场腐败的一面明镜，其甚嚣尘上之势在小说开头就给人以铺天盖地的密集感，而它所渲染的这股不良之风，也为后文叙述种种贪污腐化事件作了铺垫。主人公陈廷敬便在如此矛盾重重、鱼龙混杂的情形下登场了。
据《清史稿·陈廷敬传》记载，陈廷敬“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史书简述了陈廷敬科考及第的过程，可这寥寥数字在《大清相国》里却衍化成了几桩人命官司案。如此起笔，小说开端便高潮迭起，动人心魄；另一方面，陈廷敬的入仕之途被设置多重障碍，也是作者特意为他后来的性格变化所作的必要铺垫。遭遇困境是一个人性格转变的催化剂，不同的境遇导致不同的转变结果。陈廷敬的遭遇在他一出场就被推到了极端：他站在生死的天平上，数次死里逃生。乡试发榜后，一时众怨难平，一群名落孙山的读书人辱孔圣、闹府学，陈廷敬因年轻气盛，竟也糊涂地参与其中，惹得龙颜大怒，若不是卫向书爱惜人才从中调解，他险些成了冤死鬼。会试前因无意中听到考生贿赂官员的秘密，不幸陷入人命官司，几经周折才终于躲过一劫。因为秘密最后是从他口中泄露的，所以中进士后，他又成了曾在科场贿赂案中遭了殃的皇族们的眼中钉，幸亏皇帝圣明才免受一死。顺治驾崩，幼帝康熙即位之后，陈廷敬担任帝师，因讲授王莽篡汉的教训得罪了鳌拜，又差点命丧黄泉。陈廷敬在生死的悬崖边如履薄冰，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人物命运浮沉之扣人心弦，为小说增添了故事性和可读性，情节在跌宕起伏中紧锣密鼓的推进速度也无不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建构力。史实在此已自然地内化为文本的筋骨，真正畅流于筋骨之间的则是作者丰盈的想象。陈廷敬最终考中进士确是史实，但他步入仕途的过程却是个未知数，作者利用想象填补空白，把尖锐的矛盾和极端的场面汇聚起来集中展现，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搭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桥梁。
小说还有意避开康熙王朝的大事记，如平定三藩、铲除鳌拜等，而选取鲜为人知的小事串连全篇，对陈廷敬力挫贪官污吏、管理户部钱法、因亲戚贪赃受牵连等史实予以浓墨重彩的叙述，详尽地讲述了他为官一生的三起三落：在官场苦熬十几年后，他担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礼部侍郎、《清太祖实录》总裁，却因先推荐后又制止推行大户统筹方法开罪于皇帝，恰逢母亲逝世回家守制三年；三年期满重被康熙召回并赦免其罪，还被任命为钱法侍郎，整顿钱法功绩斐然，后因深感官场险恶告老还乡；此后又被康熙召回补左都御史之职，且成为皇帝的信臣，最后因患耳疾回家颐养天年。在保持基本史实不变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全方位的补充，串联起许多可读性颇强的小故事。例如，陈廷敬受康熙差遣去山东暗查粮食大获丰收的真假；竭力为房子被高士奇霸占的平民讨回公道；去山西阳曲揭露地方百姓自愿捐建龙亭一事的内幕；加大力度查处奸商、整顿钱法；去云南检验巡抚如期如数完成协饷的真实原因；受命微服私访江南，监督地方官员是否为迎接圣驾大肆铺张。这些故事本身并非多么惊心动魄，但它们在王跃文笔下却具有了出奇制胜的魅力。首先，悬念的设置是作者编造故事的技巧之一。每则故事皆悬念丛生，一个疑问的解决紧接着另一个疑问的产生，如此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比如，小说写到陈廷敬在暗访云南途中疑云团团：为什么商铺林立却都几乎停业了，问其原因商家们又全闭口不提？阚祯兆父子为何对陈廷敬一行人隐瞒真实身份？阚望达为什么毒打好友向云鹤？商人们为何那样痛恨杨启文和阚祯兆？为什么藩库的银锭底部除刻有“云”字外，还有刻“福”字、“和”字的呢？于是，故事就在悬念的铺陈之下层层展开了。随着情节的演进，我们也在逐渐解答这些疑问的同时获得了阅读的快感。其次，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活动，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在此得到了最佳的发挥。作者对人物语言的摹写尤为精彩，通过整合文言与白话，使之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并让语言与人物的个性特征趋于一致。再次，细节是历史与小说水乳交融成一体的融合剂，小说中充满了丰盈的细节。例如，通过神算祖深泽为作客明珠府上的各位官员算命这一细节，巧妙地让后文提到的徐乾学、萨穆哈、科尔昆、富伦等几个次要人物纷纷亮相，可谓独运匠心。
二、官场“完人”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
据史书记载，陈廷敬乃康熙帝的重臣，官居正一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户刑工四部尚书、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等职。虽然身居要职、功绩显赫，但陈廷敬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当下盛行的清帝影视剧中却并非核心人物，往往只稍被提及或是一闪而过的配角。历史的尘埃总是无情地掩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东西或人物，他们都有待于我们重新去发现和挖掘。王跃文这次便担任了大胆的挖掘者，选择陈廷敬这位一直被历史小说家所忽视的清代权臣作为主人公，为清史题材的历史小说贡献了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在康熙、乾隆、刘墉、和珅等清朝帝王名相频频出现于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的情形下，陈廷敬的“横空出世”无疑照亮了我们的眼球。要了解一位长期被排挤在文学视野之外的历史人物，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固然不多，但这有利于作者以较纯粹的文学方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而不会过多地受到其他小说家创作痕迹的干扰；同时也更利于作者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在架构坚实的史实框架的基础下赋予小说以翔实的内容和丰满的血肉，用文学的笔法让历史图景里的陈廷敬走进文学殿堂，给他一个突出的定位，使之成为鲜活的立体式人物。
宦海多险恶，无风三尺浪。康熙王朝能臣辈出，千古传诵，但是如陈廷敬这般驰骋官场长达近五十年且官位显赫，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最后仍得善终的能臣却屈指可数。小说中提到康熙对陈廷敬的评价有八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王跃文却在《大清相国》中倾力塑造了一个“几近完人”的艺术形象。在我看来，这里的“完人”并不单纯是指个性或性情上完美无缺，而主要指陈廷敬做官为人之道无可挑剔。小说内容简介里高度地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在王跃文笔下，陈廷敬是正直清廉、德才兼备的好官，但他身上又没有一般清官、好官、能官、德官的弱点。他不冷酷庸俗、不专制懦弱；既善良厚道、廉洁奉公，又才华超远，多谋善断；既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又讲究政治策略，真可谓叱咤官场的“完人”。
无论才学人品、胆识谋略，“完人”陈廷敬都高人一等。才学方面，他天资聪慧，学识渊博。他先后考中童子试第一、乡试解元、会元头名、进士二甲，其才华也深受皇帝欣赏。小说开篇通过一个细节就突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乡试过后等待发榜之际，很多读书人都把圣贤书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却“终日读书抚琴”。正是凭借这难得的勤奋自勉，他才连连中第。人品方面，他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他主动为家境贫寒的李谨慷慨解囊；及时从作舞弊用的砚台里拿出《经艺五美》，暗助张汧顺利通过考试；积极为平民朱启、珍儿等人排忧解难。胆识方面，他胆量过人，机智沉稳。他铤而走险，冒死参加会试，面对皇上的质问面无惧色，据理力争；在考官的百般刁难下仍能沉着应考；冒着生命危险为幼帝讲述王莽篡汉的史实以及自己的独到见解；心系平民百姓的疾苦，多次犯颜直谏，慷慨陈词；面对强硬的对手与可恶的贪官，他敢于挺身而出，应付自如。其谋略方面，则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二十出头的陈廷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曾跟随众人一起慷慨闹事，又拒不悔罪；遭逢冤案时还想径直去顺天府，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没什么说不清的道理”。然而，几经生死考验之后，他变得愈加成熟老练、圆滑世故了。
“五字诀”可堪称陈廷敬在官场闯荡一生的谋略之精华。第一诀是恩人卫向书以其亲身体会向他传授的“等”字功——“世人只道宦海沉浮难料，可你少年得志，宦海无涯，你得慢慢儿熬啊！”卫向书所说的“等”不仅是指熬日子，还含有等待政治时机的意思。官场上一贯论资排辈，资格通常是历经磨炼“等”来的。等，就是要“耐着性子等”，不经事见世就难成大器。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官场中确实少有能一步登天的幸运儿。陈廷敬需要等待的除了漫长的年头，还有政治机遇的出现。当他因得罪鳌拜不再充任帝师后，一等就是十几年；当他在官场如日中天时，又因触犯皇帝被斥回家守孝三年；在风头最盛之际他主动请求归乡，采取的仍是“等”这一缓兵之计。第二诀是岳父李祖望教导的“忍”字功——“世人常说任劳任怨……任劳是不怕的，要紧的是能够任怨。那就得有忍功啊！”忍耐，是指人在面对逆境时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控制自己的真实感觉甚至委屈、痛苦等情绪不外露。我认为，陈廷敬这一点是做得最到家的。从最初的几桩官司到后来的三起三落期间，陈廷敬很多时候都是在为民请命，对于自己的冤屈和苦楚却是“硬着头皮忍”。在山西阳曲得知大户统筹的方法时，他原以为这会是朝廷筹集军饷的良方，并将其火速上报皇上；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地方变向搜刮民脂的诡计，又立即上书撤回折子，不料明珠、高士奇从中作梗，间离他与皇上的关系，他虽对此明了却仍忍气吞声。第三诀是“稳”，这是他自己为官数载悟出的道理。明珠与索额图争权多年，各植私党，相互倾轧，他俩都想把陈廷敬拉到自己一边，可陈廷敬不想卷入任何圈子，对谁都拱手作揖敷衍了事。因为他认为，“守着这稳字，一时兴许会吃些亏，却不会倒大霉”，与其拉帮结派，“倒不如把屁股坐在自己的板凳上不动，不管别人如何更换门庭”。只有守住“稳”，才能纵横官场而不倒。这可以看成是陈廷敬政治意识成熟的鲜明体现。第四诀“狠”——官场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有时若不靠手腕或权谋就很难立足。这个“狠”说的并非心狠手辣，而是说在该耍手段时决不能心软，否则事倍功半。小说末尾上演了精彩绝伦的连环参劾案：高士奇、明珠、徐乾学、阿山等人互相参劾并全部败下阵来。陈廷敬作为这场剧情的幕后策划者则身处一旁静观他们一一倒台，他的机智果敢、手段之“狠”由此可见一斑。第五诀是“隐”。当成为首辅相国，皇恩过重地集其一身时，陈廷敬懂得及时抽身而出，在官场得以善始善终。关于他最终的退隐，小说收笔处写得尤其意味深长。他以患耳疾为由自请还家，可文末写他回家后竟能听到鸟叫，家人惊讶万分，他却“仰天大笑，惊飞了树上的鸟”。这是智者的“大笑”。权位过重的人往往被别人看成贪恋权位，一手遮天，最后难得善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懂得适时隐退才是真正的智者之举。陈廷敬的“官场五字诀”——“等、忍、稳、狠、隐”——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决非庸俗的权谋之计，它实际包含着为官智慧的精髓，是官场处事哲学的要义所在，更是陈廷敬一生为官的成功秘诀。事实上，古往今来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几乎都是这“五字诀”的成功实践者。王跃文创作该小说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欲为陈廷敬立传，或者再现古代官场的风流云转，而是以古鉴今、借古观今，试图将陈廷敬为官的智慧生存哲学推广开去。
三、人性的厮杀与心理的角逐
虽然评论界把王跃文看作“官场文学第一人”，但他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官场文学”作家，因为他“写的不是官场现象，而是官场人生，是社会生态系统”。在官场这个具体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色人物就好比系统中的各种要素，他们滋生繁衍、发展变化；他们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也有类似的思想行为。这些类似的思想行为实际是官员们的共性，它包括“官本位”观念、基本的官场行为准则和运作模式等等。现象只是表层的外部形态或联系而已，但把官场当成一种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来阐释，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把官场的内涵与外延扩展开了，作品本身也由此隐含了更深层的内蕴。王跃文着力剖析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斗争、官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用非道德化标准塑造人物理解人物，其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再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再现社会现实撕开官场人生的面纱，透视中国官场的文化本质，从文化的角度赋予小说更深沉的忧思和寓意。
《大清相国》中，陈廷敬在官场上的活动线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与大清权臣明珠、索额图，康熙心腹高士奇、徐乾学等人明争暗斗的“人性战”；一条是与康熙斗智斗勇的心理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恪守的生存原则，他们视天下为己任，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奉为神圣的职责。相反，官场流行“利”字当头，对私利的维护和对权力的占有成为许多官员竞相追逐的目标。中国有着讲究实用主义的深厚传统，在官场则相应地潜隐着这样一种文化，那就是王跃文所强调并在作品中力图揭露的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官场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不曾被专家研究过的，但却是千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官场的实用理念，一种无法堂而皇之却让很多官人奉如圭皋的无聊文化”③。它实际是一种潜规则，凡是进入官场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它的影响，只有依它行事才能自保。“官场亚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把所有行走在官场中的人染成官场所需要的那个样子，他们必须学会顺应形势去改变自身（这或许就是为官者最真实的悲哀和无奈？），因而圆滑处事、争名夺利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我们可以断言，官场对人性的伤害和扭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场的权力争夺让人时刻处于一种紧张的竞技状态中，对于企图侵犯其利益的敌手都倍加防范并予以回击，人性就在这看似无聊实则残酷的竞争中变形了。从根本上讲，官场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官”亦是“权”、“利”、“色”的核心，而官场腐败更是权力社会的必然产物。
王跃文曾在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中对主人公朱怀镜身处权力中心的“奋斗”历程作了详尽的叙述，深刻揭示了造成人性异化和心理蜕变的现实处境。《大清相国》里的许多官员们都像朱怀镜一样在权力的诱惑下污浊了灵魂，但陈廷敬却岿然不动。他心怀天下，气宇不凡，他没有被权力所左右，也没有被利益所驱使，而是倾其全力利用手中的权力棒为民做主。尽管身处权力场中心，他却并未屈服于权力的威慑，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理想，保持了人性的纯正。与他相比，大多数人却都丑态百出：明珠、索额图为一己之私拉帮结派，争权多年；明珠表面道貌岸然，对谁都和气，却谙于权术、独揽大权；索额图心胸狭窄，贪婪凶残；高士奇八面玲珑、见风使舵；徐乾学附庸风雅、城府颇深。李振邺、富伦、孔尚达、戴孟雄、杨乃文、科尔昆、王继文、杨文启、阿山等人更是一群利欲熏心、作威作福，只会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傅山虽饱含悬壶济世的才学和热情，却空守着那没有益处的愚忠度过了余生。而陈廷敬则是一个真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好官，他思考问题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的角度出发。他几次微服私访，其实都只针对事而不是人，他不是为了私怨去报复别人，而是本着为民除害的信念去查处贪官。他与那些贪官展开的是一场激烈的人性之战：一边坚守正义职责、良心道德；一边只顾贪图权力、残害苍生；一边良知未泯，一边却被异化了人性。这场人性战的结果，是陈廷敬凭着智慧胆识挫败了小人佞臣，设计连环参劾案目送着明珠、索额图、高士奇、徐乾学等人一一倒台。我认为关于陈廷敬，最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官场五字诀”，而是他内心持有的道义道统——当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高远理想与直正品格。
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度根深蒂固，“君为臣纲”乃古已有之的戒律。君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对君王务必忠诚，对其命令要绝对服从，而君王则拥有决定臣子升迁罢黜、生杀予夺的权利。毋庸置疑，妥善处理好与君王的关系对于臣子而言意义至关重要。《大清相国》中，康熙与陈廷敬的君臣关系是小说的焦点之一，他们一个是明君，一个是良相。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却十分复杂而微妙，他们时常因意见存在分歧而矛盾不断，其矛盾主要集中在陈廷敬的犯颜直谏与康熙的虚心纳谏之间。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主要出发点自然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但作为至高权力的拥有者，其尊严和面子又是不容触犯的。因此，陈廷敬有时冒犯龙威直言进谏，就总是惹得龙颜不悦，这就造成了矛盾频频产生。但是，陈廷敬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康熙了然于心，他的出发点其实也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所以康熙并不会真正地惩罚他。这里涉及到一个作者写作立场的问题，作者基本都是从民间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所以最终胜利的总是陈廷敬，因为他代表着百姓的意愿和利益。整部作品不少地方写的其实就是陈廷敬与康熙的心理战，他们互相猜测对方的想法和做法，并都尽力去平衡诸种关系。陈廷敬进谏时，不仅肩负道义心忧天下，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皇帝的要求；皇帝纳谏时，要顾及百姓的安危还不能有失自己的威严。于是，陈廷敬往往机智地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如他力保富伦，把山东假报粮食丰收盛况的错误归结到孔尚达一人身上，就是因为他知道皇上与富伦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可能被轻易参倒的。这样只对事不对人，既不会得罪皇上，又能为百姓干点实事，何乐而不为呢？但他有时实在为民心切，难免有损皇帝的尊严，如竭力制止地方修建龙亭、再三劝阻皇上实行大户统筹方法、自荐查验云南国库库银等提议，其出发点固然好，皇帝对此也心如明镜，可有时不免因触犯龙颜而发生冲突。陈廷敬的三起三落，就与他跟皇帝之间的复杂矛盾密切相关。小说中你谏我纳的心理战打得不可开交，但又总能化险为夷，使小说纹理间充满了张弛有度的内在张力。
注释
①②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第16页。
③王跃文：《〈梅次故事〉及其他》，《领导科学》200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政治小说其实并不新鲜。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大力提倡的“新小说”就是一种政治小说。他的《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从接受心理上来说，中国读者对政治小说更是具有天生的亲和力。中国是一个对政治极其热衷的国度，因为政治与官位、权势的合谋关系早已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共识。欲望的膨胀、利益的诱惑更是人们谋求权力的内驱力。所以从古至今，权力都是群臣将相、政坛官员们炙手可热的争夺物，官场的风云盛衰以及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变异也相应成了作家们青睐的文学对象之一。官员们置身宦海勾心斗角、争名逐利，权力与人性在残酷的现实场域中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究竟是人性被尔虞我诈的生存境遇所异化还是官员凭着对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操的坚守脱颖而出、独挡一面抑或因与时势格格不入而郁郁不得志？王跃文的当代官场系列小说为中国“政治小说”增添了新的审美元素，贡献了新的审美品格。而其长篇新作《大清相国》更是代表了作家对政治小说的新理解与新追求。在这部近五十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中，作者把视线从当代转向古代，在一个更为辽远的时空中思考中国官场的“政治”，小说不再简单地延续一贯的创作思路，揭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刻画得心应手的反面人物，而是着力塑造了曾在康熙王朝建功立业的名相陈廷敬这一正面人物形象，让他穿越三百余年的历史迷雾，缓缓走进当代人的视线中。小说超越了简单的解构与批判，而是在对官场的解构中建构，更为理性地完成了对于官场“政治”的解读，更新了我们的审美期待。
一、在史实与虚构之间徜徉
对于一贯倾其笔墨投向当下现实的王跃文而言，《大清相国》这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显然是他对自身创作能力的一次勇敢挑战。所谓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真实历史人事’，自然不含古小说中的虚拟人事，从而排除再生小说；形态限于‘拟实’，就排除了古代与现代、后现代的种种虚幻表意之作。”① 由此可知，历史小说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表达历史情结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深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撰写历史小说时，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甚至典章制度首先都要符合历史真相，然后才能有节制地驰骋想象，展示小说独特的魅力。“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又凭借想象虚构为小说，真真假假势所必然；好的历史小说虽多虚构成分，却能有力地展现历史实有的种种人物和时代精神，虚虚实实美在其中。这种真与假、虚与实相融消长的复杂状况，使历史小说和历史之间既有深在的不解之缘，又有明显的距离感和超越感，从而构成作品各不相同的历史性和审美要素，蕴含历史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影响作品价值的关键性因素。”② 王跃文正是通过恰当地处理这种关系，达到了在史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历史与审美之间自由徜徉的境界。
历史与现实相对存在，但历史毕竟是已逝的现实，不是能被人们客观认知或完全还原的领域，而是一个可由讲述者积极参与创作的客体。历史不仅为文学提供叙述的背景，同时也具有被阐释、开拓和虚构的思想空间。三百年前的历史好比一面多棱镜，作者没法面面俱到，镜子的每个侧面都能折射出它自身的光泽，可究竟从哪一个面深入其内，那就要根据小说的主题需求来定，这实际是一个选择写作立场和角度的问题。那么，如何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中巧取题材，并以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和事件为骨干，配以真实生动的历史背景，就是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王跃文延续其创作优势，紧扣官场人生与官场文化，在小说开篇便把大的时代背景定格在清顺治十四年的秋闱考试之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隋朝起开始实行统一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制，科考共分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至明清时期发展完备。科举制是封建王朝挑选人才、任用官吏的主要渠道，也是莘莘学子迈入官场的门槛。“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言也正是此理。作为百姓们升官发达的重要途径，科考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社会风气的好坏。然而，学子们翘首以盼的乡试结果却大出所料：科场贿赂成风，头名解元竟能用金钱换得，优胜劣汰的原则变成了劣胜优汰的把戏。科场黑暗是反照官场腐败的一面明镜，其甚嚣尘上之势在小说开头就给人以铺天盖地的密集感，而它所渲染的这股不良之风，也为后文叙述种种贪污腐化事件作了铺垫。主人公陈廷敬便在如此矛盾重重、鱼龙混杂的情形下登场了。
据《清史稿·陈廷敬传》记载，陈廷敬“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史书简述了陈廷敬科考及第的过程，可这寥寥数字在《大清相国》里却衍化成了几桩人命官司案。如此起笔，小说开端便高潮迭起，动人心魄；另一方面，陈廷敬的入仕之途被设置多重障碍，也是作者特意为他后来的性格变化所作的必要铺垫。遭遇困境是一个人性格转变的催化剂，不同的境遇导致不同的转变结果。陈廷敬的遭遇在他一出场就被推到了极端：他站在生死的天平上，数次死里逃生。乡试发榜后，一时众怨难平，一群名落孙山的读书人辱孔圣、闹府学，陈廷敬因年轻气盛，竟也糊涂地参与其中，惹得龙颜大怒，若不是卫向书爱惜人才从中调解，他险些成了冤死鬼。会试前因无意中听到考生贿赂官员的秘密，不幸陷入人命官司，几经周折才终于躲过一劫。因为秘密最后是从他口中泄露的，所以中进士后，他又成了曾在科场贿赂案中遭了殃的皇族们的眼中钉，幸亏皇帝圣明才免受一死。顺治驾崩，幼帝康熙即位之后，陈廷敬担任帝师，因讲授王莽篡汉的教训得罪了鳌拜，又差点命丧黄泉。陈廷敬在生死的悬崖边如履薄冰，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人物命运浮沉之扣人心弦，为小说增添了故事性和可读性，情节在跌宕起伏中紧锣密鼓的推进速度也无不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建构力。史实在此已自然地内化为文本的筋骨，真正畅流于筋骨之间的则是作者丰盈的想象。陈廷敬最终考中进士确是史实，但他步入仕途的过程却是个未知数，作者利用想象填补空白，把尖锐的矛盾和极端的场面汇聚起来集中展现，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搭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桥梁。
小说还有意避开康熙王朝的大事记，如平定三藩、铲除鳌拜等，而选取鲜为人知的小事串连全篇，对陈廷敬力挫贪官污吏、管理户部钱法、因亲戚贪赃受牵连等史实予以浓墨重彩的叙述，详尽地讲述了他为官一生的三起三落：在官场苦熬十几年后，他担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礼部侍郎、《清太祖实录》总裁，却因先推荐后又制止推行大户统筹方法开罪于皇帝，恰逢母亲逝世回家守制三年；三年期满重被康熙召回并赦免其罪，还被任命为钱法侍郎，整顿钱法功绩斐然，后因深感官场险恶告老还乡；此后又被康熙召回补左都御史之职，且成为皇帝的信臣，最后因患耳疾回家颐养天年。在保持基本史实不变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全方位的补充，串联起许多可读性颇强的小故事。例如，陈廷敬受康熙差遣去山东暗查粮食大获丰收的真假；竭力为房子被高士奇霸占的平民讨回公道；去山西阳曲揭露地方百姓自愿捐建龙亭一事的内幕；加大力度查处奸商、整顿钱法；去云南检验巡抚如期如数完成协饷的真实原因；受命微服私访江南，监督地方官员是否为迎接圣驾大肆铺张。这些故事本身并非多么惊心动魄，但它们在王跃文笔下却具有了出奇制胜的魅力。首先，悬念的设置是作者编造故事的技巧之一。每则故事皆悬念丛生，一个疑问的解决紧接着另一个疑问的产生，如此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比如，小说写到陈廷敬在暗访云南途中疑云团团：为什么商铺林立却都几乎停业了，问其原因商家们又全闭口不提？阚祯兆父子为何对陈廷敬一行人隐瞒真实身份？阚望达为什么毒打好友向云鹤？商人们为何那样痛恨杨启文和阚祯兆？为什么藩库的银锭底部除刻有“云”字外，还有刻“福”字、“和”字的呢？于是，故事就在悬念的铺陈之下层层展开了。随着情节的演进，我们也在逐渐解答这些疑问的同时获得了阅读的快感。其次，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物的动作语言和心理活动，生动传神、惟妙惟肖，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在此得到了最佳的发挥。作者对人物语言的摹写尤为精彩，通过整合文言与白话，使之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并让语言与人物的个性特征趋于一致。再次，细节是历史与小说水乳交融成一体的融合剂，小说中充满了丰盈的细节。例如，通过神算祖深泽为作客明珠府上的各位官员算命这一细节，巧妙地让后文提到的徐乾学、萨穆哈、科尔昆、富伦等几个次要人物纷纷亮相，可谓独运匠心。
二、官场“完人”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
据史书记载，陈廷敬乃康熙帝的重臣，官居正一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户刑工四部尚书、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等职。虽然身居要职、功绩显赫，但陈廷敬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当下盛行的清帝影视剧中却并非核心人物，往往只稍被提及或是一闪而过的配角。历史的尘埃总是无情地掩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东西或人物，他们都有待于我们重新去发现和挖掘。王跃文这次便担任了大胆的挖掘者，选择陈廷敬这位一直被历史小说家所忽视的清代权臣作为主人公，为清史题材的历史小说贡献了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在康熙、乾隆、刘墉、和珅等清朝帝王名相频频出现于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的情形下，陈廷敬的“横空出世”无疑照亮了我们的眼球。要了解一位长期被排挤在文学视野之外的历史人物，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固然不多，但这有利于作者以较纯粹的文学方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而不会过多地受到其他小说家创作痕迹的干扰；同时也更利于作者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在架构坚实的史实框架的基础下赋予小说以翔实的内容和丰满的血肉，用文学的笔法让历史图景里的陈廷敬走进文学殿堂，给他一个突出的定位，使之成为鲜活的立体式人物。
宦海多险恶，无风三尺浪。康熙王朝能臣辈出，千古传诵，但是如陈廷敬这般驰骋官场长达近五十年且官位显赫，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最后仍得善终的能臣却屈指可数。小说中提到康熙对陈廷敬的评价有八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王跃文却在《大清相国》中倾力塑造了一个“几近完人”的艺术形象。在我看来，这里的“完人”并不单纯是指个性或性情上完美无缺，而主要指陈廷敬做官为人之道无可挑剔。小说内容简介里高度地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在王跃文笔下，陈廷敬是正直清廉、德才兼备的好官，但他身上又没有一般清官、好官、能官、德官的弱点。他不冷酷庸俗、不专制懦弱；既善良厚道、廉洁奉公，又才华超远，多谋善断；既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又讲究政治策略，真可谓叱咤官场的“完人”。
无论才学人品、胆识谋略，“完人”陈廷敬都高人一等。才学方面，他天资聪慧，学识渊博。他先后考中童子试第一、乡试解元、会元头名、进士二甲，其才华也深受皇帝欣赏。小说开篇通过一个细节就突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乡试过后等待发榜之际，很多读书人都把圣贤书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却“终日读书抚琴”。正是凭借这难得的勤奋自勉，他才连连中第。人品方面，他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他主动为家境贫寒的李谨慷慨解囊；及时从作舞弊用的砚台里拿出《经艺五美》，暗助张汧顺利通过考试；积极为平民朱启、珍儿等人排忧解难。胆识方面，他胆量过人，机智沉稳。他铤而走险，冒死参加会试，面对皇上的质问面无惧色，据理力争；在考官的百般刁难下仍能沉着应考；冒着生命危险为幼帝讲述王莽篡汉的史实以及自己的独到见解；心系平民百姓的疾苦，多次犯颜直谏，慷慨陈词；面对强硬的对手与可恶的贪官，他敢于挺身而出，应付自如。其谋略方面，则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二十出头的陈廷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曾跟随众人一起慷慨闹事，又拒不悔罪；遭逢冤案时还想径直去顺天府，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没什么说不清的道理”。然而，几经生死考验之后，他变得愈加成熟老练、圆滑世故了。
“五字诀”可堪称陈廷敬在官场闯荡一生的谋略之精华。第一诀是恩人卫向书以其亲身体会向他传授的“等”字功——“世人只道宦海沉浮难料，可你少年得志，宦海无涯，你得慢慢儿熬啊！”卫向书所说的“等”不仅是指熬日子，还含有等待政治时机的意思。官场上一贯论资排辈，资格通常是历经磨炼“等”来的。等，就是要“耐着性子等”，不经事见世就难成大器。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官场中确实少有能一步登天的幸运儿。陈廷敬需要等待的除了漫长的年头，还有政治机遇的出现。当他因得罪鳌拜不再充任帝师后，一等就是十几年；当他在官场如日中天时，又因触犯皇帝被斥回家守孝三年；在风头最盛之际他主动请求归乡，采取的仍是“等”这一缓兵之计。第二诀是岳父李祖望教导的“忍”字功——“世人常说任劳任怨……任劳是不怕的，要紧的是能够任怨。那就得有忍功啊！”忍耐，是指人在面对逆境时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控制自己的真实感觉甚至委屈、痛苦等情绪不外露。我认为，陈廷敬这一点是做得最到家的。从最初的几桩官司到后来的三起三落期间，陈廷敬很多时候都是在为民请命，对于自己的冤屈和苦楚却是“硬着头皮忍”。在山西阳曲得知大户统筹的方法时，他原以为这会是朝廷筹集军饷的良方，并将其火速上报皇上；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地方变向搜刮民脂的诡计，又立即上书撤回折子，不料明珠、高士奇从中作梗，间离他与皇上的关系，他虽对此明了却仍忍气吞声。第三诀是“稳”，这是他自己为官数载悟出的道理。明珠与索额图争权多年，各植私党，相互倾轧，他俩都想把陈廷敬拉到自己一边，可陈廷敬不想卷入任何圈子，对谁都拱手作揖敷衍了事。因为他认为，“守着这稳字，一时兴许会吃些亏，却不会倒大霉”，与其拉帮结派，“倒不如把屁股坐在自己的板凳上不动，不管别人如何更换门庭”。只有守住“稳”，才能纵横官场而不倒。这可以看成是陈廷敬政治意识成熟的鲜明体现。第四诀“狠”——官场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有时若不靠手腕或权谋就很难立足。这个“狠”说的并非心狠手辣，而是说在该耍手段时决不能心软，否则事倍功半。小说末尾上演了精彩绝伦的连环参劾案：高士奇、明珠、徐乾学、阿山等人互相参劾并全部败下阵来。陈廷敬作为这场剧情的幕后策划者则身处一旁静观他们一一倒台，他的机智果敢、手段之“狠”由此可见一斑。第五诀是“隐”。当成为首辅相国，皇恩过重地集其一身时，陈廷敬懂得及时抽身而出，在官场得以善始善终。关于他最终的退隐，小说收笔处写得尤其意味深长。他以患耳疾为由自请还家，可文末写他回家后竟能听到鸟叫，家人惊讶万分，他却“仰天大笑，惊飞了树上的鸟”。这是智者的“大笑”。权位过重的人往往被别人看成贪恋权位，一手遮天，最后难得善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懂得适时隐退才是真正的智者之举。陈廷敬的“官场五字诀”——“等、忍、稳、狠、隐”——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决非庸俗的权谋之计，它实际包含着为官智慧的精髓，是官场处事哲学的要义所在，更是陈廷敬一生为官的成功秘诀。事实上，古往今来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几乎都是这“五字诀”的成功实践者。王跃文创作该小说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欲为陈廷敬立传，或者再现古代官场的风流云转，而是以古鉴今、借古观今，试图将陈廷敬为官的智慧生存哲学推广开去。
三、人性的厮杀与心理的角逐
虽然评论界把王跃文看作“官场文学第一人”，但他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官场文学”作家，因为他“写的不是官场现象，而是官场人生，是社会生态系统”。在官场这个具体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各色人物就好比系统中的各种要素，他们滋生繁衍、发展变化；他们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也有类似的思想行为。这些类似的思想行为实际是官员们的共性，它包括“官本位”观念、基本的官场行为准则和运作模式等等。现象只是表层的外部形态或联系而已，但把官场当成一种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来阐释，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把官场的内涵与外延扩展开了，作品本身也由此隐含了更深层的内蕴。王跃文着力剖析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斗争、官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用非道德化标准塑造人物理解人物，其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再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再现社会现实撕开官场人生的面纱，透视中国官场的文化本质，从文化的角度赋予小说更深沉的忧思和寓意。
《大清相国》中，陈廷敬在官场上的活动线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与大清权臣明珠、索额图，康熙心腹高士奇、徐乾学等人明争暗斗的“人性战”；一条是与康熙斗智斗勇的心理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恪守的生存原则，他们视天下为己任，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奉为神圣的职责。相反，官场流行“利”字当头，对私利的维护和对权力的占有成为许多官员竞相追逐的目标。中国有着讲究实用主义的深厚传统，在官场则相应地潜隐着这样一种文化，那就是王跃文所强调并在作品中力图揭露的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官场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不曾被专家研究过的，但却是千百年来真正左右中国官场的实用理念，一种无法堂而皇之却让很多官人奉如圭皋的无聊文化”③。它实际是一种潜规则，凡是进入官场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它的影响，只有依它行事才能自保。“官场亚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把所有行走在官场中的人染成官场所需要的那个样子，他们必须学会顺应形势去改变自身（这或许就是为官者最真实的悲哀和无奈？），因而圆滑处事、争名夺利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我们可以断言，官场对人性的伤害和扭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场的权力争夺让人时刻处于一种紧张的竞技状态中，对于企图侵犯其利益的敌手都倍加防范并予以回击，人性就在这看似无聊实则残酷的竞争中变形了。从根本上讲，官场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官”亦是“权”、“利”、“色”的核心，而官场腐败更是权力社会的必然产物。
王跃文曾在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中对主人公朱怀镜身处权力中心的“奋斗”历程作了详尽的叙述，深刻揭示了造成人性异化和心理蜕变的现实处境。《大清相国》里的许多官员们都像朱怀镜一样在权力的诱惑下污浊了灵魂，但陈廷敬却岿然不动。他心怀天下，气宇不凡，他没有被权力所左右，也没有被利益所驱使，而是倾其全力利用手中的权力棒为民做主。尽管身处权力场中心，他却并未屈服于权力的威慑，仍然坚守着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理想，保持了人性的纯正。与他相比，大多数人却都丑态百出：明珠、索额图为一己之私拉帮结派，争权多年；明珠表面道貌岸然，对谁都和气，却谙于权术、独揽大权；索额图心胸狭窄，贪婪凶残；高士奇八面玲珑、见风使舵；徐乾学附庸风雅、城府颇深。李振邺、富伦、孔尚达、戴孟雄、杨乃文、科尔昆、王继文、杨文启、阿山等人更是一群利欲熏心、作威作福，只会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傅山虽饱含悬壶济世的才学和热情，却空守着那没有益处的愚忠度过了余生。而陈廷敬则是一个真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好官，他思考问题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的角度出发。他几次微服私访，其实都只针对事而不是人，他不是为了私怨去报复别人，而是本着为民除害的信念去查处贪官。他与那些贪官展开的是一场激烈的人性之战：一边坚守正义职责、良心道德；一边只顾贪图权力、残害苍生；一边良知未泯，一边却被异化了人性。这场人性战的结果，是陈廷敬凭着智慧胆识挫败了小人佞臣，设计连环参劾案目送着明珠、索额图、高士奇、徐乾学等人一一倒台。我认为关于陈廷敬，最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官场五字诀”，而是他内心持有的道义道统——当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高远理想与直正品格。
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度根深蒂固，“君为臣纲”乃古已有之的戒律。君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对君王务必忠诚，对其命令要绝对服从，而君王则拥有决定臣子升迁罢黜、生杀予夺的权利。毋庸置疑，妥善处理好与君王的关系对于臣子而言意义至关重要。《大清相国》中，康熙与陈廷敬的君臣关系是小说的焦点之一，他们一个是明君，一个是良相。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却十分复杂而微妙，他们时常因意见存在分歧而矛盾不断，其矛盾主要集中在陈廷敬的犯颜直谏与康熙的虚心纳谏之间。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主要出发点自然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但作为至高权力的拥有者，其尊严和面子又是不容触犯的。因此，陈廷敬有时冒犯龙威直言进谏，就总是惹得龙颜不悦，这就造成了矛盾频频产生。但是，陈廷敬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康熙了然于心，他的出发点其实也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所以康熙并不会真正地惩罚他。这里涉及到一个作者写作立场的问题，作者基本都是从民间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所以最终胜利的总是陈廷敬，因为他代表着百姓的意愿和利益。整部作品不少地方写的其实就是陈廷敬与康熙的心理战，他们互相猜测对方的想法和做法，并都尽力去平衡诸种关系。陈廷敬进谏时，不仅肩负道义心忧天下，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皇帝的要求；皇帝纳谏时，要顾及百姓的安危还不能有失自己的威严。于是，陈廷敬往往机智地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如他力保富伦，把山东假报粮食丰收盛况的错误归结到孔尚达一人身上，就是因为他知道皇上与富伦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不可能被轻易参倒的。这样只对事不对人，既不会得罪皇上，又能为百姓干点实事，何乐而不为呢？但他有时实在为民心切，难免有损皇帝的尊严，如竭力制止地方修建龙亭、再三劝阻皇上实行大户统筹方法、自荐查验云南国库库银等提议，其出发点固然好，皇帝对此也心如明镜，可有时不免因触犯龙颜而发生冲突。陈廷敬的三起三落，就与他跟皇帝之间的复杂矛盾密切相关。小说中你谏我纳的心理战打得不可开交，但又总能化险为夷，使小说纹理间充满了张弛有度的内在张力。
注释
①②马振方：《历史小说三论》，《在历史与虚构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第16页。
③王跃文：《〈梅次故事〉及其他》，《领导科学》200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