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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或者说一个政治家必须善于表演才能成功。
演员也有演员的苦恼，背后有导演，导演背后有编剧，编剧背后有制片。演员只是政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无论多重要，都改变不了舞台，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布莱尔表演一生。当他终于悟到自己的演员身份时，他开始质疑舞台了。
2014年12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托尼·布莱尔的文章《民主已死？》。他实话实说，直面民主制度内在悖论，既担忧形形色色的希特勒上台，也惊恐民粹势力的泛滥，发出“民主已死”的哀叹。一时间，西方政界和思想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应，或震动，或同感，或讥笑，或唱和。一轮反思正在展开。
恰逢此时，被西方认为是不民主的中国却在掀起一场雷厉风行的反腐败风暴，中国政治家连同政治制度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两相对照，“外国的月亮”似乎不再更圆。“中国的月亮”却到了中秋佳节。
托尼·布莱尔何许人也？他是英国前首相，英国工党前党魁；30岁成为下院议员，被称为“工党神童”；41岁出任英国工党党魁，成为工党建立来最年轻的党魁；44岁入主唐宁街10号，是获得历史上最高支持率的英国首相、18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首相之一；他是工党唯一一位带领工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首相，执政10年，也是工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还是被其传记作家称为世界级领导人的著名政治家。
为什么布莱尔看淡“西方的月亮”？让我们跟上布莱尔的成长脚步，看看民主制度是怎样在他心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一、享受自由，感恩民主
托尼·布莱尔1953年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的父亲里奥·布莱尔是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作为流浪艺人的私生子和一个普通造船工人的养子，里奥14岁离开学校，后来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奋斗成为一名军官。退伍后，里奥不满足于一个低级税务监察员的工作，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他们一家后来辗转于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直到1958年托尼5岁时，他们才回到英国的杜伦定居下来。这时里奥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不仅在大学教书，还做职业律师和个体出版商，他们一家也过上了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里奥·布莱尔享受了自由，收获了个人奋斗的成就感。但是，他还不满足。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激发起他从政的愿望。他加入了保守党并立志成为下院议员，“甚至希望自己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托尼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崇尚自我奋斗，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贵族似的保守党，热衷于自下而上的革新”。里奥很成功，成为一位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他与保守党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有交往，还担任杜尔汉姆保守党协会主席。这使得布莱尔很早就接触了政治，在家里就见过许多政治人物，从而对政治产生了朦胧的兴趣。
父亲的经历对布莱尔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简直就是自由女神的化身，是民主信念的化身。日后很长时间，布莱尔对此深信不疑。
当然，外在的自由女神敌不过内在的命运男神。里奥在40岁壮年之时得了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并半身瘫痪。这对作为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的里奥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托尼后来回忆道，在听到这个不幸的瞬间，“我的童年结束了”，“父亲的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感到生活将是一场斗争，而且许多人会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自由，既是自由竞争，也是自由的弱肉强食。一旦得病，自由竞争的逻辑就无情地发挥作用了。里奥被淘汰了。他们家不再门庭若市，家里再也听不到高谈阔论。
父亲的病使托尼比其他孩子更早地成熟了。它“教会了我家庭的价值，因为我的母亲为帮助他重新开口说话和行走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也让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不能患难与共的朋友消失了，“但是，真正的朋友留在了我们身边，他们帮助我们，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是应当做的正确的事情”。“在少年时代，我就学会了如何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重视家庭、珍惜友谊的非自由、非民主因素悄悄地进入了布莱尔的心灵。
布莱尔的母亲海泽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淑女，仪态端庄，举止优雅，出生于爱尔兰多尼戈尔的新教徒农民之家，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布莱尔的哥哥威廉曾在采访中回忆：母亲“聪慧谦和，是家里的主心骨。不过，她不喜欢社交，也不看重雄心和成功，更看重家庭和友情这些实实在在的价值观。……我认为人们往往低估了母亲对托尼人生观的影响。”海泽尔一直教育孩子要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她本人也是一名真正的社会活动分子。在此影响下，布莱尔养成了关注社会的习惯，社会责任感逐步形成，从而具备了一名政治家必备的素质。母亲的影响还促使他在政治上更容易倾向于左派，加上杜伦地区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为他后来成为工党改革派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础。
遗憾的是，在布莱尔大学毕业时，年仅52岁的母亲海泽尔就因癌症去世了。这极大地刺激了布莱尔，使他突然意識到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如何度过？既可以珍惜时间、拼命奋斗，也可以追问人生的意义，而通向宗教。
二、牧师指引，社会本位
人们曾经这样评论布莱尔：“他的政治职业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和家庭的基础上的。”“他是唯一一位我能想到的既信仰上帝又热爱家庭的首相。”“有三件事与布莱尔有关：家庭、宗教和政治。”他的传记作家史蒂芬斯说：“英国是一个自尊自大的封闭社会。在政治生活中，做一个教徒会赢得尊重，而热爱家庭，可能会使这种尊重加倍。”
布莱尔成为一个基督徒，自然也有童年经历的影响，但在其传记作家史蒂芬斯看来，在牛津大学的经历更为重要。布莱尔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法学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布莱尔学习勤奋，朋友们记得他泡在图书馆研究法律判例的时间比规定时间多得多。但他不限于法律学习，还热衷于哲学、政治和宗教问题的讨论。圣约翰的每个星期五下午都是学生们辩论的时间，年轻的布莱尔曾利用这个时间对马克思哲学做过一次干涩的分析。也是在牛津，他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在圣约翰学院中一直聆听宗教训谕，在毕业前他已经在国教圣公会教堂中实行了坚信礼。对此，布莱尔解释说：“在大学里我遇到了一群人，其中有一位恰好是位牧师……其他人都热衷政治，而他们对宗教又非常感兴趣，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信教。那真是一段意识萌动的时期。” 布莱尔提到的牧师叫彼得·汤姆森，这位澳大利亚高级教士是神学系的老学生，也是布莱尔他们那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在汤姆森那儿，布莱尔和朋友们分享了许多红酒和雪茄。汤姆森思想年轻又开明，他的基督观点不是摘自神学家们神秘抽象的理论，他视信仰为与上帝的一种精神关系，需要行动来改善人类的状况。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灵感的来源并不是马克思，而更多受苏格兰大学讲师约翰·麦克马瑞的影响。麦克马瑞的核心观点是“团体”——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与他人的合作和信任。麦克马瑞反对当时非常流行的个人主义观点，即社会完全是由其中的个人来定义的。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相反的——个人是由团体中他人的关系所塑造的。家庭是这种模式的核心，它是形成更广泛社会网络的基础，强大社会的形成也是依赖于它的。可以想见，这非常符合布莱尔的童年经历，所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个人只有在强大的、相互支持的团体里才能成功的观念后来成为布莱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并行相映的是基督的训诫：“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我是什么人，你得先了解约翰·麦克马瑞。一切答案都在那里。” 布莱尔在1994年对一个采访者说。2003年布莱尔再次阐述：“麦克马瑞的著作对我影响深远，因为让个人参与到社会中同时又不被社会所埋没是很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这一直是政治左派所苦恼的——如何保持团结稳定同时又不会导致社会的集体同一化。所以当时这个观点让我为之一振，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也是正确的神学观点。”
然而，这个正确的、影响布莱尔一生的神学观点，恰恰是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是个人本位：社会是什么？是无数自由、独立的个人通过签订社会契约而形成的。正是对个人本位思想的深刻怀疑，为布莱尔今日敲响“民主已死”的丧钟奠定了基础。
所遗憾者，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麦克马瑞还停留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最浅层次的观察上，远远达不到孔子、孟子的水平，更不能培养出担当天下重任的领导者。实际上，布莱尔可能未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更可能是一个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的政客。拥有基督徒的身份，正如在中国拥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对于参政是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取得执政地位而言，布莱尔是个成功者。就执政十年取得的成绩而言，可以说乏善可陈。工党执政了，工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无改善，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并无提高。英国社会继续涣散、沉沦，面临民族分裂、社会分裂的危险，迷失方向。这不是布莱尔的过错，是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必然。
三、表演天才，崭露头角
当然，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经历，更多地是在心性层面上发挥作用。在知识、逻辑和思想的层面上，在对社会、对政治的认识上，大学毕业的布莱尔还处于混沌初启状态。自己究竟是块什么料？适合干什么？这就要取决于环境和机遇了。
托尼·布莱尔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使孩子能够在将来成功进入上层社会，他把他们送入最好的私立学校就读。布莱尔8岁就跟随哥哥进入切里斯特学校。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最初是为杜伦市里老教堂唱诗班的男孩子们提供教育，布莱尔入学时它已经成为精英预备学校。学校重点培养良好的品行，布莱尔曾在报纸采访中提起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他人，懂礼貌，为老人让座，说‘请’，然后是‘谢谢’”。这使他养成了温文尔雅的举止态度，像讲究礼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布莱尔13岁进入位于爱丁堡的著名寄宿独立学校，有“苏格兰伊顿”之称的费茨公学就读。伊顿公学在当今中国上流社会很有市场。但细观伊顿公学的教育理念，其实与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相似，注重的就是培养人的品德。知书达礼，这是老百姓对读书人的期待。然而，西方式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教授数理化、ABC。其实，这些知识是当工匠、经商所需要的。而品德则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其经商者可以无祖国，可以唯利是图，可以无操守、无原则、无信仰。但是，其从政者则必须有信仰、有祖国、有家庭、有文化、有礼貌，即必须“知书达礼”。
但按照其传记作家斯蒂芬斯的说法，这段求学时光并不愉快。费茨公学以“用严格的纪律和简朴的生活培养富家子弟的‘性格’”为宗旨，但在 60年代青年叛逆的时代大背景下，年轻的布莱尔的中学生活充满了反抗和叛逆。在费茨公学，他有被校长强制剪掉长发的经历，也有翻墙偷逃出学校到市区并被抓回的故事。
布莱尔有意无意间接受了一个英国政治青年该接受的训练。如果说有不足，那就是布莱尔表演欲望过强，出人头地的意识过强，以至对各种思想都浅尝辄止。早年，布莱尔曾扮演过莎士比亚《凯撒大帝》中的马克·安东尼一角。后来他的老师艾里克·安德生回忆道：“他当时把‘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那段台词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怀疑是不是那时他就品尝到了一些政治的滋味。”之后布莱尔还出演过R. C.谢里夫当时轰动一时的一部描写战争无用的戏剧《旅程的尽头》中的斯坦霍普上尉，这个一战中的军官角色为英德两国士兵血腥而无望的战斗而痛苦。布莱尔的表演受到了费茨公学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校刊还为他做了精彩的点评。在费茨公学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舞台上，布莱尔还饰演了许多角色，经常登上剧评。布莱尔的费茨公学同学尼克·赖登在采访中回忆：“托尼热衷于辩论和表演。他为人真诚体贴，有表演才能，思维敏捷，擅长表达，足以舌战群儒。”
在费茨公学毕业后，布莱尔曾花一年在伦敦尝试推广摇滚音乐，之后才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大学他继续玩摇滚，热忱于弹奏吉他，并成为一队叫丑陋谣言（Ugly Rumours）的摇滚乐队的歌手。队友马克·艾伦这样回忆这段经历：“托尼很自信，但并不盲目。他有野心，也很吸引人。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演唱会，托尼模仿他的超级偶像——滚石乐队主唱米克·杰格，戴着项链，穿着喇叭袖的T恤和高跟鞋，在舞台上秀出他的胸肌。他高声尖叫着‘让我们开始摇滚’的名句。最后几乎所有的女生都争着和他说话。”
这些舞台经验不但训练了布莱尔的表演能力，无疑也是他面对公众时强大自信的来源，同时也使得他懂得注重个人形象，清楚如何赢得公众的喜欢。当然也有对此反感的人，比如他的另一位老师大卫·肯尼迪就曾对布莱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吐槽：“布莱尔一直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总是以精心修饰的外表示人，他很聪明也精于算计。不要忘了他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一位私人顾问曾尖刻地评论道：“他是一位见到镜子就要照一下的政治家。” 他的传记作家史蒂芬斯也认为：“布莱尔注重个人形象的习惯也是学校生活留给他的遗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布莱尔，因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或者说一个政治家必须善于表演才能成功。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民主政治容易产生政客，而不容易产生政治家。政治家必须胸怀全局，目光长远，其所思所想，往往超出选民的一時政治热情。过于迎合选民的政治冲动，过于表演，只能让政治人物变得朝三暮四，轻诺寡信，成为廉价的政客。 演员也有演员的苦恼，背后有导演，导演背后有编剧，编剧背后有制片。演员只是政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无论多重要，都改变不了舞台，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布莱尔表演一生。当他终于悟到自己的演员身份时，他开始质疑舞台了。
四、分析拆解，舌巧如簧
1975年，布莱尔在牛津大学以二级荣誉毕业。此后，又以大律师德里·欧文学生的身份成为林肯法律学院的一员（欧文后来曾在布莱尔政府出任大法官）。
布莱尔回忆，他在律师协会工作时，从德里·欧文那里学习“真正的思考——根据基本原则对问题进行分解、剖析，把它拆开，构建成一个解决方案”。德里“从不因为问题看似常规而接受常规的分析。他会回归基本原则，深入常规的背后和深处，偶尔——这是他的天赋——会得出一个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分析结果来。”
这种分析拆解的能力，对于后来布莱尔打破常规，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与此相对，工党的另一位“神童”戈登·布朗就相形逊色。
布莱尔在回忆录中有过精辟的分析：布朗是更传统的工党政治家，对工党事务有更深的了解，有精细的战术头脑，但难以突破藩篱。而布莱尔对政治的看法十分地非政治化。其中许多看法更多是出于直觉，而不是分析；或者说所有对政治的分析都是以直觉为起点。……他有着普通人看待政治的视觉，从而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普通民众的需要，进而提出更能打动人的竞选政策。
也正是布莱尔这种思考问题的特点，使他能够回到根本，而不是拘泥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从而能够对问题有着更深入、更接地气、更具有现实价值的认识。这也是他能够跳出民主制度的迷信，反思民主制度问题的思维基础。
五、投身工党，追逐荣誉
布莱尔参与政治虽然不如妻子切丽早，但也是比较积极的，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工党。后在1980年代初期，他曾活跃地参与工党在南哈克尼与肖尔迪奇选区的事务，成为工党内部的所谓“软左派”。布莱尔曾参选哈克尼自治镇议会，但是失败，之后在岳丈安东尼·布思的协助下，布莱尔与工党国会议員汤姆·彭德鲁联络，试图在国会找一份差事。当布莱尔去下议院见汤姆时，他首先游览了下议院。他进入人们排队等候首相问答的房间，穿过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来到下议院中央室，布莱尔“停下脚步，仿佛被雷劈中一般……这里就是我想来的地方。这是我的命运。这是我的政治归属。”30年后，在回忆录中回顾这段经历，布莱尔仍然充满热情：“成为下院议员、成为这片大地的立法者之一、在那神圣的走廊和房间之中自由穿行，是怎样的兴奋，怎样的冒险，怎样的一种登上崭新的更高存在高度的感觉！”可见，政治权力的荣耀以及追逐权力过程中的冒险和激情对布莱尔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当然，这也是布莱尔的局限性所在。当他的心灵深处被国会的走廊和房间所吸引时，上帝一定不开心。因为国会所统治的是地上之城，处理的是世俗利益的纷争。再说，国会真的统治着英国吗？或者说，国会只是民意的集中表达，而民意本身却喜怒无常。对此类问题，显然年轻的布莱尔可能不感兴趣。世俗的荣誉感，是布莱尔从政的真正动机。因此，当布莱尔发问“民主已死”时，实际上太晚了。这时候，他的一生已被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里外外的争论消耗掉了。
汤姆·彭德鲁向布莱尔介绍了工会，给他提供了关于工党基层机构的建议，又以其人脉关系，建议他到比肯斯菲尔德的补选中竞逐国会议员。但在这个保守党稳占优势的选区，布莱尔只得到10%选票支持。虽然布莱尔未能当选，却因此获得了时任工党党魁迈克尔·富特的赏识，并为他在党内谋取了一份党职。等到1983年英国大选，英国国会的选区出现了大幅调整，布莱尔童年所居的杜伦附近新划出一处叫塞奇菲尔德的选区，在工党地区领导人约翰·波顿的大力支持下，他最终击败另一位工党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刻成功代表工党在该选区出选，并成功当选下院议员。
六、工党自杀，新生机会
但是布莱尔个人的成功却与工党最大的失败同在。四年前，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在下院以超过工党43票的优势组阁。1983年这次大选保守党的多数票继续扩大至144票。工党的惨败并不意外，其宣言被工党议员考夫曼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文件。”1980年从工党分裂出来的中间派社民党与自由党简单联合都得到了与工党相当的选票。
“自杀文件”中自杀的利刃是激进的国有化政策。工党自从1918年通过新党章确立民主社会主义主导思想后，公有制和国有化成为工党的核心政策。经过近30年努力，到战后的1945年，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世界形势下，艾德礼领导工党成功打败保守党，以绝对优势组阁，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战后重建，英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一起进入战后黄金发展期。虽然工党没能一直保住执政地位，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的成果和福利国家建设的大部分成果被保留下来，保守党与工党从纲领到执政实践形成“共识政治”，可见当时的英国民心所向。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有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和中国类似，国有企业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共存，福利国家负担严重。英国经济逐渐陷入停滞，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居高不下。
70年代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工党和保守党都力求在政策上寻找新的出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不由分说，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大刀阔斧推行国企私有化，引领世界潮流。
工党则要复杂得多，在左右中争论、摇摆甚至分裂，虽然试图修改党章中的公有制和国有化条款，但却没有成功，在70年代初期走向了更加左倾的道路，1983年所谓“自杀文件”就是结果之一。工党在维护底层利益的价值观取向上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真正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西方各派都过分夸大人的物质性，夸大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人的作用，忽视人的精神力量，甚至把人的精神追求作为迷信和精神鸦片予以否定和抛弃。这样就很难产生一批具有仁德慈爱之心和整体思维之智的贤能之士。没有贤能之士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发挥主导作用，普通人一旦掌权，难免官僚腐败。若身处下位，则难免偷懒怠工。如此，国有企业自然容易陷入低效和腐败。 早期的布莱尔还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在1983年7月6日，布莱尔第一次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他的政见：“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这思想不是从教科书而来，也不是从传统而来。我只不过相信，它的最大好处就是，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性和道德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恐惧。它代表了平等。”后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他的政治词典中已经基本消失。他已经认识到，虽然工党的基本党员仍然沉迷于公有制，政府高消费、高税收，但是这种想法已经与大多数民众的希望背道而驰。民主，少数人是民，多数人也是民。民与民之间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少数服从多数。但自己所在的党是少数派，服从英国社会的多数，就意味着得罪本党的多数。怎么办？说服本党多数，转向社会多数？如此，则工党又有何必要？坚持本党的基本立场，逆社会多数，则只能成为永远的在野党。
两难困境之中，布莱尔选择了反思工党。当选下院议员后，布莱尔又站到了党内金诺克一派，支持对工党进行改革。由于其出色的演讲辩论能力和颇具亲和力的外表和性格，布莱尔很快受到了重用，在1984年獲任为在财政部事务方面的助理发言人，并得以调到议事堂的前排，成为前座议员。在1987年英国大选后，布莱尔进一步获工党重用，成功进入影子内阁的贸易及工业队伍中，担当贸易及工业大臣古尔德的副手，负责伦敦城的事务以及消费者事务。1988年，布莱尔更进一步，出任影子内阁能源大臣，翌年又改任影子内阁就业大臣。
七、一步到位，改造工党
在这期间，撒切尔政府正在走向它的末路，经济奇迹的幻影已经破灭，通货膨胀威胁严重，失业率大幅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房产价格也开始下降，惊人的房贷比房产价值都高。但撒切尔前期的成功却让她日益狂妄和无所顾忌，竟然决定用统一的“人头税”代替累进制的地方财产税，引发了100万人的抗议，最终导致了撒切尔的下台和梅杰的接班。1992年英国再次迎来大选，机会摆在了工党人面前。布莱尔着手革新工党的形象，又提出实行极具争议性的最低工资政策。然而，工党虽然放弃了重点工业全盘国有化政策，甚至把标志也从“红旗子”改为红玫瑰，但却没有提出更符合中产阶级选民需要的新政策。而英国选民的基础因为传统工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也从过去的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中产阶级。于是，工党再一次在大选中落败，党魁金诺克宣布辞职，约翰·史密斯接任，而布莱尔则获任影子内阁内务大臣。
1994年，工党党魁约翰·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由副党魁玛格丽特·贝克特接任。未几，工党举行了党魁选举，最终布莱尔击败另外两名候选人玛格丽特·贝克特和约翰·普雷斯科特，正式出任英国工党党魁，成为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并照例被女王封为枢密院成员。这一年，他41岁。据说，布莱尔成功出任党魁是因为影子内阁的另一名成员戈登·布朗的支持，他们做成一项政治交易，由布莱尔担任党魁，而布朗则将担任未来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接下来将接替布莱尔接任党魁并出任首相，假如他们成功入主唐宁街的话。
1992年的失败使布莱尔明白，如果不彻底改造工党，特别是改变工党在选民中的刻板印象，他永远也进不了唐宁街。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实施自己彻底改造工党的设想了。首先改变的是工党的名称。他坚持用“新工党（New Labour Party）”这个名称，甚至都不愿照顾党内部分人的感受妥协为“新的工党（new Labour Party）”，因为他就是要给选民一个全新的工党印象。其次是重写有着神圣条款之称的党章第四条：“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虽然第四条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实施过，甚至早在1950年代党魁休·盖斯凯尔就曾提出要修改，但在党内左派的坚持下，始终没能真正修改。第四条成为了一个标志，一个理想主义的徽章。但是现在这个标志妨碍了选民对“新工党”的认识，布莱尔坚持要改写它，作为“新工党”诞生的证明。连续四届大选失败的压力也帮助布莱尔实现其设想。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党章修正案获得通过。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
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种表述突破了“经济决定论”的思维，而转向了“政治决定论”。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为不分阶级的选民提供公共服务，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思想。可是，要实施这种政治纲领，难度是非常大的。拥有巨额资本的私人企业必然会要影响政策，而政策制定者也必然会倾向于听这些寡头们的意见，从而忽视大多数工人的感受。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出现中国传统倡导的圣贤执政，才能避免混合经济体制下的权钱交易。对此，布莱尔的思想准备显然远远不足。
果然，布莱尔的政治交往改变了。企业总裁们取代了工会领导成为布莱尔的座上宾。布莱尔强调新工党更注重创造财富，而不只是在乎财富再分配。布莱尔说将企业进取心与社会公正对立起来是很荒谬的；相反只有企业创造出财富，政府才有能力为那些不幸的人创造机会；新工党将会利用私人资本和技术为其社会理想以及财富的追求服务。一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很多事情，1992年工党竞选时，企业的赞助不足100万英镑；到1997年，这数字已经提升为150万英镑。一个意味更浓的事实是，撒切尔夫人也对布莱尔赞美有加，称他是1950年代休·盖斯凯尔（就是曾经要修改工党党章第四条的前党魁）以来最有能力的工党领袖。
工党本身的改革与布莱尔的新形象，加上保守党政府关于欧盟政策的分歧，以及一系列腐败丑闻的影响，“新工党”在1997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了193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44岁的布莱尔成功入主唐宁街10号，并取得了历史上英国首相最高的支持率。 八、迎合民意，放权让利
布莱尔在1997年5月2日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在第一任期，布莱尔政府的支持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居高不下，被称为“当代英国政治史上最漫长的政治蜜月期”，而他本人则成为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首相之一。
赢得选举后，布莱尔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兑现英格兰银行的放权许诺。议会还没有重组，布朗就宣布对经济利率的掌控要毫不拖延地交给英格兰银行。这是布莱尔第一届政府的一项决定性的措施。这个决策使新工党真正拥抱了市场经济，安了许多选民的心，也赢得了他们进一步的支持。碰巧，经济周期也站在了工党政府这边，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在大选前两三年就已经走出低谷，逐渐繁荣起来，布朗的谨慎和稳健保障了经济增长的态势，货币和财政稳定，低通胀率，失业率也降低到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布莱尔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证明了工党确实有能力执政。
在政治方面，布莱尔提议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是否设立苏格兰地方议会，最终从宪法上确立了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设立地方议会、实行地方自治、分权管理的大政方针。他对英格兰人解释说，给予苏格兰自己的议会总比永远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要好。考虑到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差点成功，可以说，这是十多年前布萊尔向地方民族分裂倾向妥协的结果。
布莱尔还向北爱尔兰恐怖组织新芬党作了妥协。1997年5月，才上台两周的布莱尔首次出访的地方就是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访问中他公开提出，无条件同领导爱尔兰共和军的新芬党恢复官方接触。7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无限期停火，为新芬党加入北爱多党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0月，布莱尔再访贝尔法斯特，并同新芬党领袖亚当斯进行了会谈。12月，在唐宁街10号，布莱尔与亚当斯再次举行了会谈。1998年复活节中，他连续32小时与各方协商，最终达成“复活节停火协议”，中止了历时30年的流血冲突。暂时看，布莱尔推动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但是，长远看，很可能为北爱尔兰独立铺平了道路。
放权、妥协、让步，掌声一片。集权、改革、办事，阻力重重。英国公共服务设施陈旧老化，亟待更新，亟需资金。但是，布莱尔为讨好选民，承诺1997年后的两年内都不会增加公共开支，结果，发生了一系列恶性交通事故，使国内原本就老化、破旧的铁路系统更加声誉扫地。
2000年秋季，卡车司机们运用民主权利，反对高价柴油，抗议活动几乎使全国停滞不前。怎么办？动用行政命令迫使卡车司机恢复运营，还是向民意妥协？靠民选上台的布莱尔只能选择妥协。
但是，正如妥协于老工党党员会得罪社会的大多数，妥协于卡车司机的民意，也会得罪大多数。那是此届任期内第一次工党的支持率落后于民主党。
民主政治还制造了一种幻觉，那就是民选政府无所不能。实际上，民选政府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权力极其有限，能力也极其有限。2001年初，口蹄疫爆发，英国政府只能按公共卫生紧急处理程序，封锁郊区道路、隔离了农场、焚烧家畜。但是，这也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极大不满。
除了民选政府的制度性软弱外，在野18年的经历也成为工党阁员沉重的心理负担。布莱尔很清楚这种不安全感。1999年夏天，他说道：“一些内阁成员仍认为执政只是梦想，他们害怕一早醒来却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赢得大选，我们还是在野党。”布莱尔的良师益友，1990年代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经验丰富的政坛老人罗伊·詹金斯告诉布莱尔，他过于谨慎了。他说，有时布莱尔就像一位老博物馆馆长捧着一个明代花瓶走在光滑的地板上，带着痛苦的焦虑。
好在布莱尔的放权、妥协、让步，其负面效果往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在2001年6月的大选中，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再次获胜，优势虽没有1997年那么大，但仍然很明显——167个绝对多数席位。但与四年前相比，氛围已大大不同，没有了举国欢庆，人们虽然继续选择工党，但狂热已经被观望取代。而且只有6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创下了1918年实行普选权以来的最低数字。
九、外交强硬，内政软弱
当布莱尔再次进入唐宁街10号时，他更加清楚自己的挑战，他不能满足于一名成熟的政客，他要成为政治家。布莱尔想变得强硬起来，他想摆脱民意测验结果和媒体言论的左右。
其实，早在1997年成为首相之前，布莱尔就清楚：力量来源于集权而不是民主。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能够彻底改革工党，而工党的改革依靠的并不是民主的力量，而是自金诺克和史密斯就开始的对工党逐步的集权改革。大选成功后，布莱尔为保证工党平稳执掌政权，避免内部混乱导致的政府下台，他继续保持工党内部团结和加强控制力的改革：削弱工党年会的权力、改革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邀请外部专家参与工党会议，并确立了“工党议员不得有损党的形象，否则将被开除出党”的纪律准则。这当然给布莱尔带来“专制”的批评，但却有力地保证了工党持续地选举胜利。
在国际交往中，布莱尔的感受更深。布莱尔很快就发现，外交政策是如今政治领导人可以逃避国家机器铁链束缚和阻挠的领域。在国内，任何改革都要通过国家机器——部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等一整套体系——去实施。但是保持现状几乎是官僚体系的本能，所有的改革都会陷入到政治争议的漩涡中，没有简单的杠杆可以使用。权力在通过各种政治和潜在利益的系统时耗散了，这些利益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拒绝改革的理由。国际交往的世界却截然不同：领导人不用带各级官僚，他们有很大的自由裁决度，可以直接做主。前首相麦克米兰曾经评价说：“在国内你总是个搞政治的政客；但当你到了国外，你会觉得你几乎就是一个领导者。”布莱尔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年轻气盛的首相非常享受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会面的经历。
尽管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不足，但在世界舞台上增强英国的影响力是布莱尔一直的追求。布莱尔坚信，英国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国家”，必须同时与美国和欧洲大陆搞好关系。他认为，与美国关系密切不仅能影响美国的行动，也能使英国的全球实力得到最大体现。同时“如果英国要保持它作为世界一员的历史角色，那么它就要成为欧洲政治的一个中心部分”。为此，任职初期，布莱尔的愿望是和欧洲邻国开展友好邦交，建立紧密联系，同时又保持和加强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全方位施展英国的国际影响。事实上，布莱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克林顿的亲密友谊使得伦敦和华盛顿的“英美特殊关系”得到加强，而与希拉克、施罗德甚至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尔关系都不错，这一举改变了梅杰时期英国在欧洲被孤立的处境。而在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方面，布莱尔一反国内的谨慎，热衷于冒险。布莱尔上台之初就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一道，积极推动干预结束东帝汶和塞拉利昂冲突；两年之后，英国军队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空袭；再过两年，即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足1个月，英国军队与美国军队联手，发动阿富汗战争。或许，英国政治中把军事行动的权力直接赋予首相的模式以及他与国防部队总长查尔斯·格思里将军默契的关系，使得布莱尔真正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因为这些努力，布莱尔在国际上似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凭借勇气在科索沃冲突中撑起西方道德脊梁的政治家。 或许是过于沉迷于向海外派兵的权力享受中，或许是为了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或许是为了借助美国的实力提升英国的影响力， 2003年，布莱尔在百万英国民众发动创纪录大规模反战游行一个月后，依然与美国联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这一次，他玩过了火。他这次的选择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意见相左，并被很多人批评为“盲目追随美国”，甚至连美国人都出言讽刺他是布什的“哈巴狗”。布莱尔更没想到的是，在美英联军的干预下，伊拉克不仅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和平”，反而深陷教派纷争和血腥冲突之中。无数无辜平民丧生，英国士兵也大量伤亡，国内外舆论怨声载道。出兵伊拉克不仅令布莱尔丧失公信力（政府假造情报及凯利自杀事件），造成党内分裂（工党要员、内阁大臣库克、肖特等辞职），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极端势力在海外的发展，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伊斯坦布尔汇丰银行恐怖袭击以及伦敦地铁大爆炸案等），也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内政上，布莱尔也想强硬起来，但步履维艰。布莱尔毅然辞退了欧文，这位自己曾经的法律引路人和婚姻的介绍人，因为他反对改进司法任命体系。他挑战党内盛行的对公众设施实行统一化和集中化管理的观念，推进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多元化，引入私人投资，计划开创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外的一种新型的所谓基金医院，并授予公立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这些改革遭到了国内以及党内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激化了布莱尔与财政大臣布朗的矛盾，他们的友谊逐渐破裂，他的改革措施受到布朗的拖延、阻挠乃至反对。要实行大学收费的高等教育法案就面临议会的否决，这是布莱尔首次面临此类政治危机。其实布朗并不是反对大学收费这项政策，但因为国内民意的巨大反对力量，他不愿承受其政治风险，他还一直等待着接替布莱尔出任党魁及首相呢。布莱尔却已经对民意有了新的理解：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永远不会没有反对声音，同样也有许多沉默的支持者。只要你的改革成为现实，反对者的抱怨很快就归于沉寂，他们不过是借此引起你重视他们的利益而已。领导者是决定改革能否实现的关键。如果你没法胜任你的角色，你就别当领导。最终，布莱尔通过承诺尽快把党魁和首相让位来换取布朗支持他的改革政策。高等教育法案以5票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2005年，布莱尔成功获得三连任，创造了工党连续执政的历史。但是，民意已经逐渐远离了。此后，媒体对布莱尔个人及家庭的非议集中爆发，生活奢侈、化妆费高涨，甚至连妻妹也在媒体上批评其“变得冷漠”。2006年，由于媒体揭露工党涉嫌向捐款人或贷款人提供贵族院爵位，从而引发“金钱换爵位”的丑闻，布莱尔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任内作为证人两次接受警方问询的首相。2007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揭晓，工党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遭遇重创，失去苏格兰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民意调查显示，地方选举前，工党在全国范围内所获选民支持率降至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大约为27%，而主要对手保守党所获支持率为36%。而此前《每日电讯报》曾报导布莱尔个人的支持度跌至只有26%，比起当年韦尔逊将英镑贬值后，以及卡拉汉在“不满足的冬天”期间所得的支持率还要低，这表示布莱尔成为了战后最不受欢迎的工党英国首相。
因此，布莱尔2007年5月10日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6月27日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递交辞呈，从而结束自己长达10年的首相生涯，正式离任。10年时间，经历了三次大选、五次战争、数次内阁改组、多项政策改革，布莱尔这位昔日的“工党神童”、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华霜过早地染白了双鬓。
十、黯然离场，谁之过错？
在民主制度下，总统、首相、议员，都只是一个演员。演员再出色，也难调台下观众的口味。所以，使用千般招数，百样武艺，台下观众只当是在看耍猴。在当今社会，不满总是比满意更容易占据民众的头脑。当可以通过选举来换一个政府时，又会进一步增强这种不满和更换的意愿。另一方面，对竞选者来说，反对和破坏任何时候都比赞同和建设要容易，提出政策比实施政策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以期望开场，以失望收场，几乎就是所有当选者必然的结局。真正对人民和社会有利的长期政策很难实施。
所以，布莱尔冒犯天条，写下《民主已死》：“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甚至连公众都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他感叹：“现代治国面临一个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通过强势领导有效进行决策的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缺乏的。”
布莱尔的思考，正是2000多年前民主发源地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结论。拥护民主的人常常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成功。至于中国为什么还不能实现，是因为中国人识字率低，政治意识和能力都差。现在好了，21世纪的英国，基础教育普及，网络信息技术发达，民主制度不但没有改进完善，反而越来越走入困境，这就很难讲得通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民主思想本身。
虽然民主思想能够激发活力——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激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創造力，但是，民主思想也有内在的缺陷。民主思想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人民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但是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民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整体。现实中民与民之间是观念不同、利益纷争，是经验分歧、争论不休，很容易造成无政府主义、派性斗争、效率低下；而且分散的民众很容易为一小部分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所操纵，“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
看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柏拉图倡导哲学王，遭到了当代民主迷信者的百般诋毁。现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者布莱尔，也要走柏拉图的路？
演员也有演员的苦恼，背后有导演，导演背后有编剧，编剧背后有制片。演员只是政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无论多重要，都改变不了舞台，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布莱尔表演一生。当他终于悟到自己的演员身份时，他开始质疑舞台了。
2014年12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托尼·布莱尔的文章《民主已死？》。他实话实说，直面民主制度内在悖论，既担忧形形色色的希特勒上台，也惊恐民粹势力的泛滥，发出“民主已死”的哀叹。一时间，西方政界和思想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应，或震动，或同感，或讥笑，或唱和。一轮反思正在展开。
恰逢此时，被西方认为是不民主的中国却在掀起一场雷厉风行的反腐败风暴，中国政治家连同政治制度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两相对照，“外国的月亮”似乎不再更圆。“中国的月亮”却到了中秋佳节。
托尼·布莱尔何许人也？他是英国前首相，英国工党前党魁；30岁成为下院议员，被称为“工党神童”；41岁出任英国工党党魁，成为工党建立来最年轻的党魁；44岁入主唐宁街10号，是获得历史上最高支持率的英国首相、18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首相之一；他是工党唯一一位带领工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首相，执政10年，也是工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还是被其传记作家称为世界级领导人的著名政治家。
为什么布莱尔看淡“西方的月亮”？让我们跟上布莱尔的成长脚步，看看民主制度是怎样在他心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一、享受自由，感恩民主
托尼·布莱尔1953年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的父亲里奥·布莱尔是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作为流浪艺人的私生子和一个普通造船工人的养子，里奥14岁离开学校，后来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奋斗成为一名军官。退伍后，里奥不满足于一个低级税务监察员的工作，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他们一家后来辗转于爱丁堡、格拉斯哥，以及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直到1958年托尼5岁时，他们才回到英国的杜伦定居下来。这时里奥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不仅在大学教书，还做职业律师和个体出版商，他们一家也过上了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里奥·布莱尔享受了自由，收获了个人奋斗的成就感。但是，他还不满足。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激发起他从政的愿望。他加入了保守党并立志成为下院议员，“甚至希望自己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托尼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崇尚自我奋斗，不喜欢高高在上的、贵族似的保守党，热衷于自下而上的革新”。里奥很成功，成为一位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他与保守党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有交往，还担任杜尔汉姆保守党协会主席。这使得布莱尔很早就接触了政治，在家里就见过许多政治人物，从而对政治产生了朦胧的兴趣。
父亲的经历对布莱尔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简直就是自由女神的化身，是民主信念的化身。日后很长时间，布莱尔对此深信不疑。
当然，外在的自由女神敌不过内在的命运男神。里奥在40岁壮年之时得了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并半身瘫痪。这对作为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的里奥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托尼后来回忆道，在听到这个不幸的瞬间，“我的童年结束了”，“父亲的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感到生活将是一场斗争，而且许多人会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自由，既是自由竞争，也是自由的弱肉强食。一旦得病，自由竞争的逻辑就无情地发挥作用了。里奥被淘汰了。他们家不再门庭若市，家里再也听不到高谈阔论。
父亲的病使托尼比其他孩子更早地成熟了。它“教会了我家庭的价值，因为我的母亲为帮助他重新开口说话和行走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也让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不能患难与共的朋友消失了，“但是，真正的朋友留在了我们身边，他们帮助我们，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是应当做的正确的事情”。“在少年时代，我就学会了如何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重视家庭、珍惜友谊的非自由、非民主因素悄悄地进入了布莱尔的心灵。
布莱尔的母亲海泽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淑女，仪态端庄，举止优雅，出生于爱尔兰多尼戈尔的新教徒农民之家，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布莱尔的哥哥威廉曾在采访中回忆：母亲“聪慧谦和，是家里的主心骨。不过，她不喜欢社交，也不看重雄心和成功，更看重家庭和友情这些实实在在的价值观。……我认为人们往往低估了母亲对托尼人生观的影响。”海泽尔一直教育孩子要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她本人也是一名真正的社会活动分子。在此影响下，布莱尔养成了关注社会的习惯，社会责任感逐步形成，从而具备了一名政治家必备的素质。母亲的影响还促使他在政治上更容易倾向于左派，加上杜伦地区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为他后来成为工党改革派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础。
遗憾的是，在布莱尔大学毕业时，年仅52岁的母亲海泽尔就因癌症去世了。这极大地刺激了布莱尔，使他突然意識到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如何度过？既可以珍惜时间、拼命奋斗，也可以追问人生的意义，而通向宗教。
二、牧师指引，社会本位
人们曾经这样评论布莱尔：“他的政治职业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和家庭的基础上的。”“他是唯一一位我能想到的既信仰上帝又热爱家庭的首相。”“有三件事与布莱尔有关：家庭、宗教和政治。”他的传记作家史蒂芬斯说：“英国是一个自尊自大的封闭社会。在政治生活中，做一个教徒会赢得尊重，而热爱家庭，可能会使这种尊重加倍。”
布莱尔成为一个基督徒，自然也有童年经历的影响，但在其传记作家史蒂芬斯看来，在牛津大学的经历更为重要。布莱尔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法学毕业生。在大学期间布莱尔学习勤奋，朋友们记得他泡在图书馆研究法律判例的时间比规定时间多得多。但他不限于法律学习，还热衷于哲学、政治和宗教问题的讨论。圣约翰的每个星期五下午都是学生们辩论的时间，年轻的布莱尔曾利用这个时间对马克思哲学做过一次干涩的分析。也是在牛津，他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在圣约翰学院中一直聆听宗教训谕，在毕业前他已经在国教圣公会教堂中实行了坚信礼。对此，布莱尔解释说：“在大学里我遇到了一群人，其中有一位恰好是位牧师……其他人都热衷政治，而他们对宗教又非常感兴趣，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信教。那真是一段意识萌动的时期。” 布莱尔提到的牧师叫彼得·汤姆森，这位澳大利亚高级教士是神学系的老学生，也是布莱尔他们那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在汤姆森那儿，布莱尔和朋友们分享了许多红酒和雪茄。汤姆森思想年轻又开明，他的基督观点不是摘自神学家们神秘抽象的理论，他视信仰为与上帝的一种精神关系，需要行动来改善人类的状况。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灵感的来源并不是马克思，而更多受苏格兰大学讲师约翰·麦克马瑞的影响。麦克马瑞的核心观点是“团体”——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与他人的合作和信任。麦克马瑞反对当时非常流行的个人主义观点，即社会完全是由其中的个人来定义的。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相反的——个人是由团体中他人的关系所塑造的。家庭是这种模式的核心，它是形成更广泛社会网络的基础，强大社会的形成也是依赖于它的。可以想见，这非常符合布莱尔的童年经历，所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个人只有在强大的、相互支持的团体里才能成功的观念后来成为布莱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并行相映的是基督的训诫：“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我是什么人，你得先了解约翰·麦克马瑞。一切答案都在那里。” 布莱尔在1994年对一个采访者说。2003年布莱尔再次阐述：“麦克马瑞的著作对我影响深远，因为让个人参与到社会中同时又不被社会所埋没是很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这一直是政治左派所苦恼的——如何保持团结稳定同时又不会导致社会的集体同一化。所以当时这个观点让我为之一振，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也是正确的神学观点。”
然而，这个正确的、影响布莱尔一生的神学观点，恰恰是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是个人本位：社会是什么？是无数自由、独立的个人通过签订社会契约而形成的。正是对个人本位思想的深刻怀疑，为布莱尔今日敲响“民主已死”的丧钟奠定了基础。
所遗憾者，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麦克马瑞还停留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最浅层次的观察上，远远达不到孔子、孟子的水平，更不能培养出担当天下重任的领导者。实际上，布莱尔可能未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更可能是一个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的政客。拥有基督徒的身份，正如在中国拥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对于参政是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取得执政地位而言，布莱尔是个成功者。就执政十年取得的成绩而言，可以说乏善可陈。工党执政了，工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无改善，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并无提高。英国社会继续涣散、沉沦，面临民族分裂、社会分裂的危险，迷失方向。这不是布莱尔的过错，是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必然。
三、表演天才，崭露头角
当然，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经历，更多地是在心性层面上发挥作用。在知识、逻辑和思想的层面上，在对社会、对政治的认识上，大学毕业的布莱尔还处于混沌初启状态。自己究竟是块什么料？适合干什么？这就要取决于环境和机遇了。
托尼·布莱尔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使孩子能够在将来成功进入上层社会，他把他们送入最好的私立学校就读。布莱尔8岁就跟随哥哥进入切里斯特学校。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最初是为杜伦市里老教堂唱诗班的男孩子们提供教育，布莱尔入学时它已经成为精英预备学校。学校重点培养良好的品行，布莱尔曾在报纸采访中提起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他人，懂礼貌，为老人让座，说‘请’，然后是‘谢谢’”。这使他养成了温文尔雅的举止态度，像讲究礼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布莱尔13岁进入位于爱丁堡的著名寄宿独立学校，有“苏格兰伊顿”之称的费茨公学就读。伊顿公学在当今中国上流社会很有市场。但细观伊顿公学的教育理念，其实与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相似，注重的就是培养人的品德。知书达礼，这是老百姓对读书人的期待。然而，西方式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教授数理化、ABC。其实，这些知识是当工匠、经商所需要的。而品德则是为政者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其经商者可以无祖国，可以唯利是图，可以无操守、无原则、无信仰。但是，其从政者则必须有信仰、有祖国、有家庭、有文化、有礼貌，即必须“知书达礼”。
但按照其传记作家斯蒂芬斯的说法，这段求学时光并不愉快。费茨公学以“用严格的纪律和简朴的生活培养富家子弟的‘性格’”为宗旨，但在 60年代青年叛逆的时代大背景下，年轻的布莱尔的中学生活充满了反抗和叛逆。在费茨公学，他有被校长强制剪掉长发的经历，也有翻墙偷逃出学校到市区并被抓回的故事。
布莱尔有意无意间接受了一个英国政治青年该接受的训练。如果说有不足，那就是布莱尔表演欲望过强，出人头地的意识过强，以至对各种思想都浅尝辄止。早年，布莱尔曾扮演过莎士比亚《凯撒大帝》中的马克·安东尼一角。后来他的老师艾里克·安德生回忆道：“他当时把‘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那段台词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怀疑是不是那时他就品尝到了一些政治的滋味。”之后布莱尔还出演过R. C.谢里夫当时轰动一时的一部描写战争无用的戏剧《旅程的尽头》中的斯坦霍普上尉，这个一战中的军官角色为英德两国士兵血腥而无望的战斗而痛苦。布莱尔的表演受到了费茨公学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校刊还为他做了精彩的点评。在费茨公学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舞台上，布莱尔还饰演了许多角色，经常登上剧评。布莱尔的费茨公学同学尼克·赖登在采访中回忆：“托尼热衷于辩论和表演。他为人真诚体贴，有表演才能，思维敏捷，擅长表达，足以舌战群儒。”
在费茨公学毕业后，布莱尔曾花一年在伦敦尝试推广摇滚音乐，之后才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大学他继续玩摇滚，热忱于弹奏吉他，并成为一队叫丑陋谣言（Ugly Rumours）的摇滚乐队的歌手。队友马克·艾伦这样回忆这段经历：“托尼很自信，但并不盲目。他有野心，也很吸引人。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演唱会，托尼模仿他的超级偶像——滚石乐队主唱米克·杰格，戴着项链，穿着喇叭袖的T恤和高跟鞋，在舞台上秀出他的胸肌。他高声尖叫着‘让我们开始摇滚’的名句。最后几乎所有的女生都争着和他说话。”
这些舞台经验不但训练了布莱尔的表演能力，无疑也是他面对公众时强大自信的来源，同时也使得他懂得注重个人形象，清楚如何赢得公众的喜欢。当然也有对此反感的人，比如他的另一位老师大卫·肯尼迪就曾对布莱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吐槽：“布莱尔一直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总是以精心修饰的外表示人，他很聪明也精于算计。不要忘了他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一位私人顾问曾尖刻地评论道：“他是一位见到镜子就要照一下的政治家。” 他的传记作家史蒂芬斯也认为：“布莱尔注重个人形象的习惯也是学校生活留给他的遗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布莱尔，因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或者说一个政治家必须善于表演才能成功。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民主政治容易产生政客，而不容易产生政治家。政治家必须胸怀全局，目光长远，其所思所想，往往超出选民的一時政治热情。过于迎合选民的政治冲动，过于表演，只能让政治人物变得朝三暮四，轻诺寡信，成为廉价的政客。 演员也有演员的苦恼，背后有导演，导演背后有编剧，编剧背后有制片。演员只是政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无论多重要，都改变不了舞台，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布莱尔表演一生。当他终于悟到自己的演员身份时，他开始质疑舞台了。
四、分析拆解，舌巧如簧
1975年，布莱尔在牛津大学以二级荣誉毕业。此后，又以大律师德里·欧文学生的身份成为林肯法律学院的一员（欧文后来曾在布莱尔政府出任大法官）。
布莱尔回忆，他在律师协会工作时，从德里·欧文那里学习“真正的思考——根据基本原则对问题进行分解、剖析，把它拆开，构建成一个解决方案”。德里“从不因为问题看似常规而接受常规的分析。他会回归基本原则，深入常规的背后和深处，偶尔——这是他的天赋——会得出一个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分析结果来。”
这种分析拆解的能力，对于后来布莱尔打破常规，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与此相对，工党的另一位“神童”戈登·布朗就相形逊色。
布莱尔在回忆录中有过精辟的分析：布朗是更传统的工党政治家，对工党事务有更深的了解，有精细的战术头脑，但难以突破藩篱。而布莱尔对政治的看法十分地非政治化。其中许多看法更多是出于直觉，而不是分析；或者说所有对政治的分析都是以直觉为起点。……他有着普通人看待政治的视觉，从而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普通民众的需要，进而提出更能打动人的竞选政策。
也正是布莱尔这种思考问题的特点，使他能够回到根本，而不是拘泥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从而能够对问题有着更深入、更接地气、更具有现实价值的认识。这也是他能够跳出民主制度的迷信，反思民主制度问题的思维基础。
五、投身工党，追逐荣誉
布莱尔参与政治虽然不如妻子切丽早，但也是比较积极的，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工党。后在1980年代初期，他曾活跃地参与工党在南哈克尼与肖尔迪奇选区的事务，成为工党内部的所谓“软左派”。布莱尔曾参选哈克尼自治镇议会，但是失败，之后在岳丈安东尼·布思的协助下，布莱尔与工党国会议員汤姆·彭德鲁联络，试图在国会找一份差事。当布莱尔去下议院见汤姆时，他首先游览了下议院。他进入人们排队等候首相问答的房间，穿过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来到下议院中央室，布莱尔“停下脚步，仿佛被雷劈中一般……这里就是我想来的地方。这是我的命运。这是我的政治归属。”30年后，在回忆录中回顾这段经历，布莱尔仍然充满热情：“成为下院议员、成为这片大地的立法者之一、在那神圣的走廊和房间之中自由穿行，是怎样的兴奋，怎样的冒险，怎样的一种登上崭新的更高存在高度的感觉！”可见，政治权力的荣耀以及追逐权力过程中的冒险和激情对布莱尔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当然，这也是布莱尔的局限性所在。当他的心灵深处被国会的走廊和房间所吸引时，上帝一定不开心。因为国会所统治的是地上之城，处理的是世俗利益的纷争。再说，国会真的统治着英国吗？或者说，国会只是民意的集中表达，而民意本身却喜怒无常。对此类问题，显然年轻的布莱尔可能不感兴趣。世俗的荣誉感，是布莱尔从政的真正动机。因此，当布莱尔发问“民主已死”时，实际上太晚了。这时候，他的一生已被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里外外的争论消耗掉了。
汤姆·彭德鲁向布莱尔介绍了工会，给他提供了关于工党基层机构的建议，又以其人脉关系，建议他到比肯斯菲尔德的补选中竞逐国会议员。但在这个保守党稳占优势的选区，布莱尔只得到10%选票支持。虽然布莱尔未能当选，却因此获得了时任工党党魁迈克尔·富特的赏识，并为他在党内谋取了一份党职。等到1983年英国大选，英国国会的选区出现了大幅调整，布莱尔童年所居的杜伦附近新划出一处叫塞奇菲尔德的选区，在工党地区领导人约翰·波顿的大力支持下，他最终击败另一位工党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刻成功代表工党在该选区出选，并成功当选下院议员。
六、工党自杀，新生机会
但是布莱尔个人的成功却与工党最大的失败同在。四年前，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在下院以超过工党43票的优势组阁。1983年这次大选保守党的多数票继续扩大至144票。工党的惨败并不意外，其宣言被工党议员考夫曼称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文件。”1980年从工党分裂出来的中间派社民党与自由党简单联合都得到了与工党相当的选票。
“自杀文件”中自杀的利刃是激进的国有化政策。工党自从1918年通过新党章确立民主社会主义主导思想后，公有制和国有化成为工党的核心政策。经过近30年努力，到战后的1945年，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世界形势下，艾德礼领导工党成功打败保守党，以绝对优势组阁，开始了大规模的以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战后重建，英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一起进入战后黄金发展期。虽然工党没能一直保住执政地位，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的成果和福利国家建设的大部分成果被保留下来，保守党与工党从纲领到执政实践形成“共识政治”，可见当时的英国民心所向。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有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和中国类似，国有企业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共存，福利国家负担严重。英国经济逐渐陷入停滞，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居高不下。
70年代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工党和保守党都力求在政策上寻找新的出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不由分说，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大刀阔斧推行国企私有化，引领世界潮流。
工党则要复杂得多，在左右中争论、摇摆甚至分裂，虽然试图修改党章中的公有制和国有化条款，但却没有成功，在70年代初期走向了更加左倾的道路，1983年所谓“自杀文件”就是结果之一。工党在维护底层利益的价值观取向上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真正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西方各派都过分夸大人的物质性，夸大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人的作用，忽视人的精神力量，甚至把人的精神追求作为迷信和精神鸦片予以否定和抛弃。这样就很难产生一批具有仁德慈爱之心和整体思维之智的贤能之士。没有贤能之士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发挥主导作用，普通人一旦掌权，难免官僚腐败。若身处下位，则难免偷懒怠工。如此，国有企业自然容易陷入低效和腐败。 早期的布莱尔还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在1983年7月6日，布莱尔第一次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他的政见：“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这思想不是从教科书而来，也不是从传统而来。我只不过相信，它的最大好处就是，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性和道德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恐惧。它代表了平等。”后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他的政治词典中已经基本消失。他已经认识到，虽然工党的基本党员仍然沉迷于公有制，政府高消费、高税收，但是这种想法已经与大多数民众的希望背道而驰。民主，少数人是民，多数人也是民。民与民之间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少数服从多数。但自己所在的党是少数派，服从英国社会的多数，就意味着得罪本党的多数。怎么办？说服本党多数，转向社会多数？如此，则工党又有何必要？坚持本党的基本立场，逆社会多数，则只能成为永远的在野党。
两难困境之中，布莱尔选择了反思工党。当选下院议员后，布莱尔又站到了党内金诺克一派，支持对工党进行改革。由于其出色的演讲辩论能力和颇具亲和力的外表和性格，布莱尔很快受到了重用，在1984年獲任为在财政部事务方面的助理发言人，并得以调到议事堂的前排，成为前座议员。在1987年英国大选后，布莱尔进一步获工党重用，成功进入影子内阁的贸易及工业队伍中，担当贸易及工业大臣古尔德的副手，负责伦敦城的事务以及消费者事务。1988年，布莱尔更进一步，出任影子内阁能源大臣，翌年又改任影子内阁就业大臣。
七、一步到位，改造工党
在这期间，撒切尔政府正在走向它的末路，经济奇迹的幻影已经破灭，通货膨胀威胁严重，失业率大幅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房产价格也开始下降，惊人的房贷比房产价值都高。但撒切尔前期的成功却让她日益狂妄和无所顾忌，竟然决定用统一的“人头税”代替累进制的地方财产税，引发了100万人的抗议，最终导致了撒切尔的下台和梅杰的接班。1992年英国再次迎来大选，机会摆在了工党人面前。布莱尔着手革新工党的形象，又提出实行极具争议性的最低工资政策。然而，工党虽然放弃了重点工业全盘国有化政策，甚至把标志也从“红旗子”改为红玫瑰，但却没有提出更符合中产阶级选民需要的新政策。而英国选民的基础因为传统工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也从过去的蓝领工人变成了白领中产阶级。于是，工党再一次在大选中落败，党魁金诺克宣布辞职，约翰·史密斯接任，而布莱尔则获任影子内阁内务大臣。
1994年，工党党魁约翰·史密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由副党魁玛格丽特·贝克特接任。未几，工党举行了党魁选举，最终布莱尔击败另外两名候选人玛格丽特·贝克特和约翰·普雷斯科特，正式出任英国工党党魁，成为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并照例被女王封为枢密院成员。这一年，他41岁。据说，布莱尔成功出任党魁是因为影子内阁的另一名成员戈登·布朗的支持，他们做成一项政治交易，由布莱尔担任党魁，而布朗则将担任未来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接下来将接替布莱尔接任党魁并出任首相，假如他们成功入主唐宁街的话。
1992年的失败使布莱尔明白，如果不彻底改造工党，特别是改变工党在选民中的刻板印象，他永远也进不了唐宁街。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实施自己彻底改造工党的设想了。首先改变的是工党的名称。他坚持用“新工党（New Labour Party）”这个名称，甚至都不愿照顾党内部分人的感受妥协为“新的工党（new Labour Party）”，因为他就是要给选民一个全新的工党印象。其次是重写有着神圣条款之称的党章第四条：“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虽然第四条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实施过，甚至早在1950年代党魁休·盖斯凯尔就曾提出要修改，但在党内左派的坚持下，始终没能真正修改。第四条成为了一个标志，一个理想主义的徽章。但是现在这个标志妨碍了选民对“新工党”的认识，布莱尔坚持要改写它，作为“新工党”诞生的证明。连续四届大选失败的压力也帮助布莱尔实现其设想。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党章修正案获得通过。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
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种表述突破了“经济决定论”的思维，而转向了“政治决定论”。在经济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为不分阶级的选民提供公共服务，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思想。可是，要实施这种政治纲领，难度是非常大的。拥有巨额资本的私人企业必然会要影响政策，而政策制定者也必然会倾向于听这些寡头们的意见，从而忽视大多数工人的感受。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出现中国传统倡导的圣贤执政，才能避免混合经济体制下的权钱交易。对此，布莱尔的思想准备显然远远不足。
果然，布莱尔的政治交往改变了。企业总裁们取代了工会领导成为布莱尔的座上宾。布莱尔强调新工党更注重创造财富，而不只是在乎财富再分配。布莱尔说将企业进取心与社会公正对立起来是很荒谬的；相反只有企业创造出财富，政府才有能力为那些不幸的人创造机会；新工党将会利用私人资本和技术为其社会理想以及财富的追求服务。一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很多事情，1992年工党竞选时，企业的赞助不足100万英镑；到1997年，这数字已经提升为150万英镑。一个意味更浓的事实是，撒切尔夫人也对布莱尔赞美有加，称他是1950年代休·盖斯凯尔（就是曾经要修改工党党章第四条的前党魁）以来最有能力的工党领袖。
工党本身的改革与布莱尔的新形象，加上保守党政府关于欧盟政策的分歧，以及一系列腐败丑闻的影响，“新工党”在1997年的英国大选中获得了1930年代以来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44岁的布莱尔成功入主唐宁街10号，并取得了历史上英国首相最高的支持率。 八、迎合民意，放权让利
布莱尔在1997年5月2日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在第一任期，布莱尔政府的支持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居高不下，被称为“当代英国政治史上最漫长的政治蜜月期”，而他本人则成为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首相之一。
赢得选举后，布莱尔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兑现英格兰银行的放权许诺。议会还没有重组，布朗就宣布对经济利率的掌控要毫不拖延地交给英格兰银行。这是布莱尔第一届政府的一项决定性的措施。这个决策使新工党真正拥抱了市场经济，安了许多选民的心，也赢得了他们进一步的支持。碰巧，经济周期也站在了工党政府这边，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在大选前两三年就已经走出低谷，逐渐繁荣起来，布朗的谨慎和稳健保障了经济增长的态势，货币和财政稳定，低通胀率，失业率也降低到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布莱尔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证明了工党确实有能力执政。
在政治方面，布莱尔提议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是否设立苏格兰地方议会，最终从宪法上确立了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设立地方议会、实行地方自治、分权管理的大政方针。他对英格兰人解释说，给予苏格兰自己的议会总比永远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要好。考虑到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差点成功，可以说，这是十多年前布萊尔向地方民族分裂倾向妥协的结果。
布莱尔还向北爱尔兰恐怖组织新芬党作了妥协。1997年5月，才上台两周的布莱尔首次出访的地方就是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访问中他公开提出，无条件同领导爱尔兰共和军的新芬党恢复官方接触。7月，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无限期停火，为新芬党加入北爱多党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10月，布莱尔再访贝尔法斯特，并同新芬党领袖亚当斯进行了会谈。12月，在唐宁街10号，布莱尔与亚当斯再次举行了会谈。1998年复活节中，他连续32小时与各方协商，最终达成“复活节停火协议”，中止了历时30年的流血冲突。暂时看，布莱尔推动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但是，长远看，很可能为北爱尔兰独立铺平了道路。
放权、妥协、让步，掌声一片。集权、改革、办事，阻力重重。英国公共服务设施陈旧老化，亟待更新，亟需资金。但是，布莱尔为讨好选民，承诺1997年后的两年内都不会增加公共开支，结果，发生了一系列恶性交通事故，使国内原本就老化、破旧的铁路系统更加声誉扫地。
2000年秋季，卡车司机们运用民主权利，反对高价柴油，抗议活动几乎使全国停滞不前。怎么办？动用行政命令迫使卡车司机恢复运营，还是向民意妥协？靠民选上台的布莱尔只能选择妥协。
但是，正如妥协于老工党党员会得罪社会的大多数，妥协于卡车司机的民意，也会得罪大多数。那是此届任期内第一次工党的支持率落后于民主党。
民主政治还制造了一种幻觉，那就是民选政府无所不能。实际上，民选政府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权力极其有限，能力也极其有限。2001年初，口蹄疫爆发，英国政府只能按公共卫生紧急处理程序，封锁郊区道路、隔离了农场、焚烧家畜。但是，这也引发了公众舆论的极大不满。
除了民选政府的制度性软弱外，在野18年的经历也成为工党阁员沉重的心理负担。布莱尔很清楚这种不安全感。1999年夏天，他说道：“一些内阁成员仍认为执政只是梦想，他们害怕一早醒来却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赢得大选，我们还是在野党。”布莱尔的良师益友，1990年代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经验丰富的政坛老人罗伊·詹金斯告诉布莱尔，他过于谨慎了。他说，有时布莱尔就像一位老博物馆馆长捧着一个明代花瓶走在光滑的地板上，带着痛苦的焦虑。
好在布莱尔的放权、妥协、让步，其负面效果往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在2001年6月的大选中，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再次获胜，优势虽没有1997年那么大，但仍然很明显——167个绝对多数席位。但与四年前相比，氛围已大大不同，没有了举国欢庆，人们虽然继续选择工党，但狂热已经被观望取代。而且只有6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创下了1918年实行普选权以来的最低数字。
九、外交强硬，内政软弱
当布莱尔再次进入唐宁街10号时，他更加清楚自己的挑战，他不能满足于一名成熟的政客，他要成为政治家。布莱尔想变得强硬起来，他想摆脱民意测验结果和媒体言论的左右。
其实，早在1997年成为首相之前，布莱尔就清楚：力量来源于集权而不是民主。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能够彻底改革工党，而工党的改革依靠的并不是民主的力量，而是自金诺克和史密斯就开始的对工党逐步的集权改革。大选成功后，布莱尔为保证工党平稳执掌政权，避免内部混乱导致的政府下台，他继续保持工党内部团结和加强控制力的改革：削弱工党年会的权力、改革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邀请外部专家参与工党会议，并确立了“工党议员不得有损党的形象，否则将被开除出党”的纪律准则。这当然给布莱尔带来“专制”的批评，但却有力地保证了工党持续地选举胜利。
在国际交往中，布莱尔的感受更深。布莱尔很快就发现，外交政策是如今政治领导人可以逃避国家机器铁链束缚和阻挠的领域。在国内，任何改革都要通过国家机器——部长、官员和官僚机构等一整套体系——去实施。但是保持现状几乎是官僚体系的本能，所有的改革都会陷入到政治争议的漩涡中，没有简单的杠杆可以使用。权力在通过各种政治和潜在利益的系统时耗散了，这些利益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拒绝改革的理由。国际交往的世界却截然不同：领导人不用带各级官僚，他们有很大的自由裁决度，可以直接做主。前首相麦克米兰曾经评价说：“在国内你总是个搞政治的政客；但当你到了国外，你会觉得你几乎就是一个领导者。”布莱尔对此深有同感，这位年轻气盛的首相非常享受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会面的经历。
尽管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不足，但在世界舞台上增强英国的影响力是布莱尔一直的追求。布莱尔坚信，英国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国家”，必须同时与美国和欧洲大陆搞好关系。他认为，与美国关系密切不仅能影响美国的行动，也能使英国的全球实力得到最大体现。同时“如果英国要保持它作为世界一员的历史角色，那么它就要成为欧洲政治的一个中心部分”。为此，任职初期，布莱尔的愿望是和欧洲邻国开展友好邦交，建立紧密联系，同时又保持和加强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全方位施展英国的国际影响。事实上，布莱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与克林顿的亲密友谊使得伦敦和华盛顿的“英美特殊关系”得到加强，而与希拉克、施罗德甚至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尔关系都不错，这一举改变了梅杰时期英国在欧洲被孤立的处境。而在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方面，布莱尔一反国内的谨慎，热衷于冒险。布莱尔上台之初就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一道，积极推动干预结束东帝汶和塞拉利昂冲突；两年之后，英国军队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空袭；再过两年，即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足1个月，英国军队与美国军队联手，发动阿富汗战争。或许，英国政治中把军事行动的权力直接赋予首相的模式以及他与国防部队总长查尔斯·格思里将军默契的关系，使得布莱尔真正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因为这些努力，布莱尔在国际上似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凭借勇气在科索沃冲突中撑起西方道德脊梁的政治家。 或许是过于沉迷于向海外派兵的权力享受中，或许是为了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或许是为了借助美国的实力提升英国的影响力， 2003年，布莱尔在百万英国民众发动创纪录大规模反战游行一个月后，依然与美国联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这一次，他玩过了火。他这次的选择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意见相左，并被很多人批评为“盲目追随美国”，甚至连美国人都出言讽刺他是布什的“哈巴狗”。布莱尔更没想到的是，在美英联军的干预下，伊拉克不仅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和平”，反而深陷教派纷争和血腥冲突之中。无数无辜平民丧生，英国士兵也大量伤亡，国内外舆论怨声载道。出兵伊拉克不仅令布莱尔丧失公信力（政府假造情报及凯利自杀事件），造成党内分裂（工党要员、内阁大臣库克、肖特等辞职），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极端势力在海外的发展，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伊斯坦布尔汇丰银行恐怖袭击以及伦敦地铁大爆炸案等），也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内政上，布莱尔也想强硬起来，但步履维艰。布莱尔毅然辞退了欧文，这位自己曾经的法律引路人和婚姻的介绍人，因为他反对改进司法任命体系。他挑战党内盛行的对公众设施实行统一化和集中化管理的观念，推进学校和医院的投资多元化，引入私人投资，计划开创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外的一种新型的所谓基金医院，并授予公立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这些改革遭到了国内以及党内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激化了布莱尔与财政大臣布朗的矛盾，他们的友谊逐渐破裂，他的改革措施受到布朗的拖延、阻挠乃至反对。要实行大学收费的高等教育法案就面临议会的否决，这是布莱尔首次面临此类政治危机。其实布朗并不是反对大学收费这项政策，但因为国内民意的巨大反对力量，他不愿承受其政治风险，他还一直等待着接替布莱尔出任党魁及首相呢。布莱尔却已经对民意有了新的理解：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永远不会没有反对声音，同样也有许多沉默的支持者。只要你的改革成为现实，反对者的抱怨很快就归于沉寂，他们不过是借此引起你重视他们的利益而已。领导者是决定改革能否实现的关键。如果你没法胜任你的角色，你就别当领导。最终，布莱尔通过承诺尽快把党魁和首相让位来换取布朗支持他的改革政策。高等教育法案以5票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2005年，布莱尔成功获得三连任，创造了工党连续执政的历史。但是，民意已经逐渐远离了。此后，媒体对布莱尔个人及家庭的非议集中爆发，生活奢侈、化妆费高涨，甚至连妻妹也在媒体上批评其“变得冷漠”。2006年，由于媒体揭露工党涉嫌向捐款人或贷款人提供贵族院爵位，从而引发“金钱换爵位”的丑闻，布莱尔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任内作为证人两次接受警方问询的首相。2007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揭晓，工党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遭遇重创，失去苏格兰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民意调查显示，地方选举前，工党在全国范围内所获选民支持率降至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大约为27%，而主要对手保守党所获支持率为36%。而此前《每日电讯报》曾报导布莱尔个人的支持度跌至只有26%，比起当年韦尔逊将英镑贬值后，以及卡拉汉在“不满足的冬天”期间所得的支持率还要低，这表示布莱尔成为了战后最不受欢迎的工党英国首相。
因此，布莱尔2007年5月10日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6月27日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递交辞呈，从而结束自己长达10年的首相生涯，正式离任。10年时间，经历了三次大选、五次战争、数次内阁改组、多项政策改革，布莱尔这位昔日的“工党神童”、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华霜过早地染白了双鬓。
十、黯然离场，谁之过错？
在民主制度下，总统、首相、议员，都只是一个演员。演员再出色，也难调台下观众的口味。所以，使用千般招数，百样武艺，台下观众只当是在看耍猴。在当今社会，不满总是比满意更容易占据民众的头脑。当可以通过选举来换一个政府时，又会进一步增强这种不满和更换的意愿。另一方面，对竞选者来说，反对和破坏任何时候都比赞同和建设要容易，提出政策比实施政策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以期望开场，以失望收场，几乎就是所有当选者必然的结局。真正对人民和社会有利的长期政策很难实施。
所以，布莱尔冒犯天条，写下《民主已死》：“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甚至连公众都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他感叹：“现代治国面临一个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通过强势领导有效进行决策的能力，正是民主制度所缺乏的。”
布莱尔的思考，正是2000多年前民主发源地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结论。拥护民主的人常常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成功。至于中国为什么还不能实现，是因为中国人识字率低，政治意识和能力都差。现在好了，21世纪的英国，基础教育普及，网络信息技术发达，民主制度不但没有改进完善，反而越来越走入困境，这就很难讲得通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民主思想本身。
虽然民主思想能够激发活力——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激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創造力，但是，民主思想也有内在的缺陷。民主思想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人民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但是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民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整体。现实中民与民之间是观念不同、利益纷争，是经验分歧、争论不休，很容易造成无政府主义、派性斗争、效率低下；而且分散的民众很容易为一小部分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所操纵，“被挑唆起来扼杀符合自己利益的变革”。
看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柏拉图倡导哲学王，遭到了当代民主迷信者的百般诋毁。现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者布莱尔，也要走柏拉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