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开通后出现了“北热南冷”的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很多想买港股的资金此前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股市。2001年A股陷入四年熊市，当时很多深圳的私募基金就转战香港，成为第一批较具规模的投资港股的内地资金。在“沪港通”之后，这些资金可以比较便利地开通“沪股通”账户，覆盖了全部香港投资品种和上海蓝筹股，再加上内地A股账户，实际上具备了内地——香港两处对冲套利的条件。而对于单单开通“港股通”的内地投资者，则只能覆盖全部A股和香港蓝筹股，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简单来说，就是“敢买港股的早就买了，不敢买的也不会去买。”
　　原因之二是“港股通”客观限制较多，不但需要50万元人民币的门槛（满足此条件的个人投资者账户数占比不足1%），并且“港股通”的200多个标的均为蓝筹股，不包含仙股和衍生品，而后者恰恰是内地投资者最缺乏也最感兴趣的标的。部分内地居民其实有着较高的赌博欲望，需要一些风险较高的金钱游戏来满足，但因为赌博非法，内地居民的这种需求就会通过一些畸形的方式来释放，比如A股中的爆炒垃圾股，以及曾经发生过的“末日轮”投机。
　　而香港股市本身的高风险品种相当丰富，不但有高杠杆的窝轮等衍生品，几分、几毛钱的仙股也很多，香港主板加创业板股价1港元以下的有600多家公司。显然，目前的“港股通”标的不符合内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是导致后者兴趣缺乏的一个因素。
　　原因之三是内地投资者对港股投资态度谨慎，这主要源于A股与港股的一系列差异。这既有文化差异这种“软”的因素，也有一些客观情况，还包括交易机制的不同。林林总总相叠加，就让内地投资者很难适应港股投资。
　　基本面、资金面和投资文化差异
　　客观来说，港股与A股的差异无论基本面还是资金面都有很大不同。
　　如果把上市公司看做股市的微观基本面，那么A股全部公司都是内地企业，而港股基本面分为三个部分：1.内地企业，例如H股，也包括注册地在港但业务在内地的红筹股；2.香港本地企业，主要是金融股和地产股，如长江实业；3.外资企业，如汇丰，港股的基本面因素更加分化和复杂。
　　尽管A股早已开始引入QFII等海外资金，也包括最近开通的“沪股通”，但总的来看，还是内地资金占绝大多数。而港股的资金面则相对复杂：1.欧美大型金融机构；2.香港本地中小金融机构；3.香港本地散户；4.内地资金。而且香港是资金自由港，资金的流动非常便利，也比较频繁。这就造成港股资金面与A股资金面所受扰动因素的巨大差异，简单来说，美联储对港股资金的影响很大，中国央行对A股资金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此外，两地投资文化也有着巨大鸿沟。如前所述，部分内地居民因为满足其高风险投机偏好途径的缺乏，在A股市场中表现出匪夷所思的冒险行为。而港股原本的投资者，无论欧美机构，还是香港本地机构、散户，已经历过几十年和数轮大熊市的洗礼，非常投机的做法吃了很大的亏，因而逐步边缘化了；按照基本面买股票才是主流，“圣诞钟，买汇丰”这一投资谚语即是明证，如香港本地投资者在炫耀自己会投资时，也是晒我有多少股汇丰。
　　当然，投机无处不在。香港也有一些消息股、神仙股，曾经炒到过惊人的上涨倍数，但打哪来回哪去，股价站不住。如蒙古能源。
　　另一变数在于，随着内地资金越来越多流入香港，A股投资文化也会对港股有所冲击，究竟是“西方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还在未定之数。
　　交易机制放大差异
　　基本面、资金面、投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往往被交易机制的不同所放大。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港股没有涨跌停板，在上市公司突发消息时，股价往往一步到位，暴涨暴跌。例如2008年9月17日蒙牛乳业被检出三聚氰胺，9月23日复牌当天暴跌60%；例如2014年1月24日阿里宣布收购中信21世纪，开盘后股价直接高开500%。上述两个例子说明港股市场效率较高，对消息反应灵敏，但对内幕消息的监管严格，在消息出来之前股价没有太大表现，结果就是股价在一天之内大幅波动到位。特别是出现基本面重大利空时，欧美机构投资者对于不再符合其持股要求的股票会不计成本、不计价格、一股不留地卖出，这称为“洗仓”。而内地投资者一般会对个股利空抱有侥幸，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A股股票遇利空不跌反涨，助长了内地投资者的侥幸心理。但这种思路搬到港股去就会吃亏。
　　二是交易时间的差别。“沪港通”是两边交易所合作的机制，所以在内地法定节假日和香港法定节假日都不交易。这可能导致股价反应的延时，比如某个A+H公司出现了消息，但适逢港股休市，A股能够买卖，H股却只能等着次日补涨或补跌，这让持有H股的“港股通”投资者很无奈；反之亦然。另外刮台风休市也是A股两个交易所没有的情况，而港交所就会遇到。再者，港股每天的交易也比A股长一个半小时，若在15点-16点期间出现了消息，港股还来得及反应，A股就只能等次日买卖了。
　　三是不了解香港的做市商制度。如某内地投资者看好一只股票，集合竞价买入，可是他挂单后发现有一个大单比他高一个价位；于是提高两个价位再挂，发现又有大单挡在前边；结果三番五次想第一个买未能如愿，造成该股开盘价格奇高。后来才知道，前面那个大单是该股主要做市商一个客户的市价委托。这还仅是普通的股票交易，如果买卖衍生产品，不了解做市商的行为特征，麻烦会更大。
　　主要风险：汇率、仙股、外资
　　除交易机制不同外，“港股通”还面临着另外一些风险。
　　首先是汇率风险。港元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人民币应该说也是与美元挂钩。尽管如此，港元与人民币仍有一定的波动区间，两者波动的方向在某些时段可能相反。而“港股通”在一个完整的买卖过程中，需要两次用到人民币和港元的兑换，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甚至可能造成1%-2%的汇兑损失。
　　以上还只是汇率造成的常态损失（或收益），在非常态情况下，港元汇率可能受到冲击，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索罗斯旗下的老虎基金就曾经冲击过港元。未来美元走强和资金回流美国的情况下，香港又是自由港，资金流动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汇率风险跟宏观因素关系比较密切，一般投资者很难把握。唯有专注公司基本面研究，尽量提高持股的安全边际，来部分冲掉其他方面的一些风险。
　　其次，除了汇率风险还有仙股风险。仙股（或称“细价股”）看起来股价便宜，但有些上市公司还是会通过融资圈钱造成股价下跌。因为港股再融资是完全市场化的，只要能够把股票卖出去，上市公司可以随时宣布融资，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决定缩股或者配股。有些仙股公司就利用投资者贪便宜的心理反复融资，导致复权后的股价大跌。例如某股2005年7月到2006年3月长期在1仙挣扎。2006年3月21日“十并一”，然后“一供二”，供股价1仙。计算下来，投资者每股的成本变为4仙（十股变一股，成本10仙，加上供二股的成本2仙，共计12仙得到三股），很快股价又跌到1仙。2006年11月15日，大股东重施故技，“二十并一”，然后“一供二”。
　　再次，在汇率风险和仙股风险之外，外资机构也对“港股通”的投资者构成较大威胁。前文所述，港股资金面由欧美机构、本地机构、本地散户、内地资金四部分组成。长期以来，欧美大型金融机构一直主导着港股市场，无论是资金量、持股量，评级的权威性，以及使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对冲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欧美机构都要高出一筹。
　　欧美机构评级的影响力巨大，在港股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因为大摩、高盛等机构的评级变动，导致个股甚至整个指数出现巨大的波动。外资频繁使用衍生品工具来对冲风险和锁定利润，而作为外资机构的对手盘，A股上市公司深南电、港股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分别在原油和澳元的衍生品上吃了大亏。
　　此外，美股涨跌会影响到在美交易的港股ADR，后者会对次日港股开盘有引导作用；港股成交远不如A股活跃，“港股通”投资者面临着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以及涨幅过大会引发惯于做空机构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