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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能成为与众不同的大学问家，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的父亲梁济（虽然梁漱溟本人不这样说）。梁济对子女的教育方法非常独特，可称古今罕见。现在的父母虽然未必能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但起码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梁济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考中举人或进士而做官的。
不过祖父做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他的父亲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逝，仅仅活了36岁。当时，梁济仅七八岁，只能靠母亲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生活非常艰难。19岁时，梁济开始在“义学”教书，挑起了家庭重担，而生活依然寒苦。27岁时，梁济中了举人。后来又借钱捐了个没有俸银俸米的官——内阁中书，在“皇史宬”抄国家历史档案，之后提升为内阁侍读。梁济虽也算得上职位不低的官员，但天生忠厚，根本不懂也不屑于官场那一套巧取豪夺的手段，多靠自己为人写禀帖、对联等赚来的辛苦钱维持家庭，家境从没有舒展过。梁漱溟兄妹四人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清宣统帝逊位后，梁济更是辞去官职。第二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做官，他总是不答应甚至很生气。
梁济虽是一个地道的老实人，但称得上是一位奇人。
他生于外侮日逼、国家危难的时代，满腔热血均放在关心国事上。他和挚友彭翼仲对社会腐败极度不满，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加上庚子年（1900）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于是决心起而行动。从1902年起，彭翼仲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对启发民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刚开始时，由于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价格低廉，却少有人买。彭家家产因此赔垫干净，且负债累累。而梁济从报纸创办之初就全力赞助，到彭翼仲身处困境的时候，梁济一家的财物也随着赔送进去。奇的是，即便如此，梁济仍然继续援救，“前后千余金，大半出于典质”。梁济对彭翼仲的资助是无私的，为的就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一开始就抱定了“亏失不还亦所心甘”的念头。
梁济凡事认真，认真到了极点，以至于后来竟为已经消失的清王朝而投湖自尽。但他又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他虽是读书中举，但最看不起读书人，“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梁漱溟《自述》）。所以他凡事讲实用，为一实用主义者。同时，早在清朝未亡时，梁济已放眼看世界，关心并研究国际时事了，称得上维新人士。那么，他为什么要殉清？梁济怕世人误解他，在自杀之前，断断续续、认认真真地写了万余字的遗言，分别写给许多亲友，非常理性地，一再阐述自己自杀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诚如梁漱溟所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以此而言，梁济乃是舍生取义，意在以一己的牺牲唤起国人的觉悟。他当然也称得上一位理想主义者了。
那么，梁济究竟对梁漱溟有什么影响？
首先是性格。
据梁漱溟称：“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在1984年演讲时又分析：“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格脾气，其次是言传身教所造成。”（梁漱溟《自述》）
梁漱溟对此做了多次阐述：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格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梁漱溟《自述》）“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含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行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梁漱溟《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梁济的主要言行，就是事功，即做事和爱国。梁漱溟深受影响。即便他后来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父亲。但是，做事与爱国，在梁漱溟一生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梁济与彭翼仲为启发民智而不惜毁家办报的高尚人格，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梁漱溟，使他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因此，他从小就有大志，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
这其实就是梁漱溟一生事业的根基所在。是内在的、最为重要的品质。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与他处处认真的性格却似乎截然相反，是非常宽松的。 由于梁济少时即失去父亲，嫡母望子成龙，管教非常严厉。梁济经常一整日站在嫡母身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每每有一点疏忽，便受到嫡母的严厉指责。这样的教育之下，梁济虽然品行端正，学有所成，但总觉得“天机才慧亦以不无窒损”（梁漱溟《思亲记》）。他吃过这样的苦头，反思后便不愿意让儿子像自己以前一样受苦。对小儿子梁漱溟更是如此。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
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
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地不放松。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是启发式的素质教育。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曾举例说明：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
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济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从不强迫其被动接受自己的主张。梁漱溟14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有时发于言论，有时见之行事。梁济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则点到为止，只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却从不干涉。十八九岁时，涉及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时，梁济仍然不加干涉，即便他从心底里不赞同儿子的想法，却仍然顺其自然。梁漱溟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早在辛亥革命时，梁漱溟即参加革命行动，梁济明示不同意，却不加禁止。
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多丑剧，梁济深为不满，而梁漱溟当时正迷信西方政制，事事为之辩护。父子俩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梁济虽然很伤心，但依然保持一贯的做法。
更奇的是，梁漱溟中学毕业后，就不愿升学，而且痴迷佛典，决意一辈子不结婚，打算出家当和尚。这自然是做父亲的万万不愿意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购读佛书、茹素、不娶妻，梁济仍采取完全不干涉的态度，所做的仅仅是让儿子知道他不赞同的意思。而梁漱溟当时虽然知道父亲的心愿，却始终固执己见。
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梁漱溟的母亲临终前教诲儿子要娶妻生子时，梁漱溟的父亲仍在事后告诉儿子：“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直到梁济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儿子要结婚。对梁漱溟，梁济是完全不干涉。
梁漱溟对父亲内心的感受并没有及时体察到，直到梁济自杀，梁漱溟清理先父遗笔时，才知道自己坚决不结婚是大伤父亲之心的。后来，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
归根结底，梁济之所以放任梁漱溟，是因为他信任儿子。他所起的作用，是引导；而儿子的路，则要儿子自己走。
这种方法，即便现在看来，都非常超前。
那么，究竟好不好呢？
梁漱溟说：“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梁漱溟《朝话·先父给予我的帮助》）成为思想家的梁漱溟又说：“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梁漱溟《自述》）他还曾十分庆幸地说：“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他在《思亲记》中有更高的评价：“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选自《国学》）
梁济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考中举人或进士而做官的。
不过祖父做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他的父亲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逝，仅仅活了36岁。当时，梁济仅七八岁，只能靠母亲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生活非常艰难。19岁时，梁济开始在“义学”教书，挑起了家庭重担，而生活依然寒苦。27岁时，梁济中了举人。后来又借钱捐了个没有俸银俸米的官——内阁中书，在“皇史宬”抄国家历史档案，之后提升为内阁侍读。梁济虽也算得上职位不低的官员，但天生忠厚，根本不懂也不屑于官场那一套巧取豪夺的手段，多靠自己为人写禀帖、对联等赚来的辛苦钱维持家庭，家境从没有舒展过。梁漱溟兄妹四人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清宣统帝逊位后，梁济更是辞去官职。第二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做官，他总是不答应甚至很生气。
梁济虽是一个地道的老实人，但称得上是一位奇人。
他生于外侮日逼、国家危难的时代，满腔热血均放在关心国事上。他和挚友彭翼仲对社会腐败极度不满，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加上庚子年（1900）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于是决心起而行动。从1902年起，彭翼仲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对启发民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刚开始时，由于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价格低廉，却少有人买。彭家家产因此赔垫干净，且负债累累。而梁济从报纸创办之初就全力赞助，到彭翼仲身处困境的时候，梁济一家的财物也随着赔送进去。奇的是，即便如此，梁济仍然继续援救，“前后千余金，大半出于典质”。梁济对彭翼仲的资助是无私的，为的就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一开始就抱定了“亏失不还亦所心甘”的念头。
梁济凡事认真，认真到了极点，以至于后来竟为已经消失的清王朝而投湖自尽。但他又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他虽是读书中举，但最看不起读书人，“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梁漱溟《自述》）。所以他凡事讲实用，为一实用主义者。同时，早在清朝未亡时，梁济已放眼看世界，关心并研究国际时事了，称得上维新人士。那么，他为什么要殉清？梁济怕世人误解他，在自杀之前，断断续续、认认真真地写了万余字的遗言，分别写给许多亲友，非常理性地，一再阐述自己自杀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诚如梁漱溟所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职。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以此而言，梁济乃是舍生取义，意在以一己的牺牲唤起国人的觉悟。他当然也称得上一位理想主义者了。
那么，梁济究竟对梁漱溟有什么影响？
首先是性格。
据梁漱溟称：“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在1984年演讲时又分析：“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格脾气，其次是言传身教所造成。”（梁漱溟《自述》）
梁漱溟对此做了多次阐述：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格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梁漱溟《自述》）“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含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行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梁漱溟《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梁济的主要言行，就是事功，即做事和爱国。梁漱溟深受影响。即便他后来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的父亲。但是，做事与爱国，在梁漱溟一生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梁济与彭翼仲为启发民智而不惜毁家办报的高尚人格，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梁漱溟，使他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因此，他从小就有大志，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
这其实就是梁漱溟一生事业的根基所在。是内在的、最为重要的品质。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与他处处认真的性格却似乎截然相反，是非常宽松的。 由于梁济少时即失去父亲，嫡母望子成龙，管教非常严厉。梁济经常一整日站在嫡母身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每每有一点疏忽，便受到嫡母的严厉指责。这样的教育之下，梁济虽然品行端正，学有所成，但总觉得“天机才慧亦以不无窒损”（梁漱溟《思亲记》）。他吃过这样的苦头，反思后便不愿意让儿子像自己以前一样受苦。对小儿子梁漱溟更是如此。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
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
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地不放松。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是启发式的素质教育。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曾举例说明：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
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济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从不强迫其被动接受自己的主张。梁漱溟14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有时发于言论，有时见之行事。梁济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则点到为止，只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却从不干涉。十八九岁时，涉及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情时，梁济仍然不加干涉，即便他从心底里不赞同儿子的想法，却仍然顺其自然。梁漱溟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早在辛亥革命时，梁漱溟即参加革命行动，梁济明示不同意，却不加禁止。
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多丑剧，梁济深为不满，而梁漱溟当时正迷信西方政制，事事为之辩护。父子俩为此进行激烈的争论。梁济虽然很伤心，但依然保持一贯的做法。
更奇的是，梁漱溟中学毕业后，就不愿升学，而且痴迷佛典，决意一辈子不结婚，打算出家当和尚。这自然是做父亲的万万不愿意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购读佛书、茹素、不娶妻，梁济仍采取完全不干涉的态度，所做的仅仅是让儿子知道他不赞同的意思。而梁漱溟当时虽然知道父亲的心愿，却始终固执己见。
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梁漱溟的母亲临终前教诲儿子要娶妻生子时，梁漱溟的父亲仍在事后告诉儿子：“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直到梁济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儿子要结婚。对梁漱溟，梁济是完全不干涉。
梁漱溟对父亲内心的感受并没有及时体察到，直到梁济自杀，梁漱溟清理先父遗笔时，才知道自己坚决不结婚是大伤父亲之心的。后来，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
归根结底，梁济之所以放任梁漱溟，是因为他信任儿子。他所起的作用，是引导；而儿子的路，则要儿子自己走。
这种方法，即便现在看来，都非常超前。
那么，究竟好不好呢？
梁漱溟说：“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梁漱溟《朝话·先父给予我的帮助》）成为思想家的梁漱溟又说：“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梁漱溟《自述》）他还曾十分庆幸地说：“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他在《思亲记》中有更高的评价：“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选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