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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时的教育部长William Bennett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大学，只有前150所大学值得上。上不了这150所的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先去工作，或参军，或上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处于穷则思变、必须进行全方位转型的关头了。
【大学文凭过剩的“美国病”】
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世界高等教育的拐点。在这场危机之前，美国的大学以“一流”骄人。四年制的本科，不仅是“美国梦”的起点，也是一国竞争力的基础。让更多的学生为上大学作好准备，成为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各国竞相把提高大学入学率作为核心教育战略。如今，经济危机仍萦绕不去，高等教育的图景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式的高教体制难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
不久前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教育专辑中，来自哈佛的专家William Symonds称，有近半数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或低就业（underemployment， 即从事能力以下的职业）的状态；与此同时，劳动市场上2/3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教育。另一项研究揭示：美国25到34岁的人口中，有近40%受过大学教育。但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48%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学士学位，有38%甚至不需要高中文凭。劳工部在2013年5月3日公布的就业数据，被视为经济恢复的好消息，让当天华尔街股市飙升。根据这个数据，大学毕业生在4月的失业率降低到3.9%，远低于7.5%的整体失业率。即使在2010年失业最严重的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不过5.1%。显示了大学生的就业优势。但《波士顿环球报》几天前同样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报道，以拿到学位后几个月的就业情况统计，2011年的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失业率为13.5%， 2012年大概跌到12%，2009年那届最高，为17.6%。这两组同出于劳工部的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大概说明：许多大学生毕业几个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最后不得不随便找个饭碗就业。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和经济学教授Justin Wolfers指出，许多低技能的职位，如前台接待、餐厅服务员、租车行业务员等，都雇佣大学生。高技能的人从事中等技能的工作，中等技能的人从事低技能的工作，最后是低技能的人无处可去。那些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就业率自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又下降了14%。
以上各种数据，因统计标准不一未必整齐，但基本事实难有争议：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不被当作专业阶层看待，基本上属于普通劳动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涌向大学，导致了大学费用的飙涨，学位的经济回报随着学位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美国的学贷总负债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几乎没有专家相信那些在低端职业上拿着微薄薪水的大学毕业生们有能力偿还。有人甚至称大学是比房市更大的一个泡沫。面对这样的局面，奥巴马大力鼓吹德国技工学校的学徒模式，强化社区学院，为未来美国的制造业培养合格的劳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处于穷则思变、必须进行全方位转型的关头。
众所周知，美国高等教育长期领先于世界。“美国模式”的转型，自然有着全球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美国模式，似乎办大学就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就要学习美国，甚至有所谓“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怪论，其渊源还是美国那种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市场模式。欧洲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制度，仿佛已逃不脱日薄西山的命运。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不断扩招、升级，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大学生严重过剩，技工严重不足，乃至大学生的就业率赶不上中学生，大学毕业的起薪赶不上技工的起薪。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经济学人》在最近的报道中指出，在北非，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可能性比那些非大学生高出一倍。世界的高等教育，已经染上了大学文凭过剩的“美国病”。
如今美国开始注重社区大学的建设，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韩国、新加坡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中国大学扩招十几年所造就的高等教育豆腐渣工程，更是难以为继。大学不大批地向技工学校转型是没有出路的。笔者几年前就提出，中国部分大学要向低端发展，首要使命是把大量的进城民工训练成高素养的产业工人。如今这样的转型变得更为紧迫。另外，一浪高过一浪的“留美热”，也同样染上了盲目追逐四年制大学的“美国病”，必将受国际大趋势的影响而有所调整。中国的家长和学生，对美国的社区学院要么不了解，要么轻视，但他们将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留美与其读一些质量不高的四年制大学，还不如先上社区学院更为实惠。
【文凭贬值：学士学位的沦落】
让我们看一看“美国病”的发源地：美国的大学。
过去十几年，美国的报纸上一直充斥着这类夸张的数字：学士学位持有人，一生的总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多六倍。于是，美国的高中生都忙不迭地申请大学。大学生收入高当然不假，但那也许已经是老黄历。所谓一生收入，即使不“盖棺论定”，至少也要等到退休时才能统计清楚。现在恰逢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退休的时代，那时大学还属于精英教育；如今大学普及了，在经济衰退中，大学生的失业率早创了历史记录。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大学生的高失业率很可能是结构性的，在经济恢复后恐怕仍将成为一个祸患。
美国《高等教育年鉴》资深编辑Jeffrey Selingo 2012年4月27日在《华尔街日报》周末版发表文章《文凭的贬值》，指出学士学位越来越不值钱。他呼吁高中毕业生在选择大学时要特别慎重，不要图名声抢着读四年制大学，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往往是更好的选择。Jeffrey Selingo承认，美国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确实收入很高，但头50所最为精英的大学，所注册的学生不过是大学生总数的4%。目前，阿肯色、科罗拉多、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等几个州已经公布了有关数据，把各大学和专业的本州毕业生头五年的薪金加以比较。结果发现，除得州外，大部分州的学士，年薪还赶不上两年制社区大学的技术类副学士。在弗吉尼亚，若干社区学院的技术学位，起薪比某些专业的学士高出两万美元。 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教育费用的因素。美国的私立大学，学费一年动辄三四万美元。州立大学的外州学生学费，往往高达两三万；本州学生的学费平均为八千多美元。而社区大学的学费仅在三千美元上下。虽然四年制大学纷纷用奖学金减轻学生的财政负担，但2011年的数据揭示：计入奖学金和联邦税收的减免，私立大学平均一年的费用仍达2.67万美元，州立大学则为1.14万美元。更不要忘记，本科往往要读四五年，社区大学则两年就完成。在本科生们读高年级时，社区大学同年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挣钱了，况且起薪很可能比他们两三年后的起薪要高。这一来一去，社区大学比起本科教育来就成为绝好的教育投资。
以上种种事实，敦促人们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反省。教育部长Arne Duncan承认，越来越多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走投无路，最终回到社区学院进行技术培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的财政计划中，拨出80亿美元支持社区学院，以培训两百万技术工人。他在国情咨文中，还特别提到德国的技术培训和学徒模式，以之作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样板。可见，美国正在借鉴德国模式，重塑高等教育体制。
德国经济虽然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危机重重，但失业率仅5.4%。《经济学人》最近称，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在发达国家中是第二低的。这里的一大原因，就是其技术培训的优势。2012年4月，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非常羡慕地描绘了德国体制：在希腊和西班牙，年龄25岁以下的青年有将近一半失业，德国则仅有7.8%。大约60%的德国高中生，毕业后不是进大学，而是进技术职业学校当学徒。这就是德国著名的双轨制：小部分拔尖的学生上大学，剩下的大多到技术职业学校修炼具体的手艺。比如，一位叫Robin Dittmar的孩子，从小就喜欢飞机。可惜他中学成绩不给力，不能实现当飞行员的美梦，但他的成绩足以进入汉莎航空公司的技师学校，负责飞机维修。这不仅使他照样追逐自己的飞机梦，而且有牢靠的职业保障。
目前德国的技术职业学校每年培养150万学徒，其中90%能成功完成学业。毕业后，一半左右留在接受训练的公司，另一半另谋高就。但不管到哪里，这些学徒都很快成为技术工人，职位基本是终身的。这样的技术职业培训，被认为是德国竞争力的基础。德国制造业面临“中国崛起”巍然不动，而且越来越强，与风声鹤唳的美国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劳工的素质，早已世界闻名。
类似的模式，美国也开始局部试行。比如《波士顿环球报》2012年春报道，波士顿附近的北岸社区学院（Northern Shore Community College）和GE（通用电气）合作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由GE支付学生的种种费用。学生毕业后职位有保障，而且平均起薪高达6.24万美元，这比某些大学本科的毕业起薪高出快一倍。这里学的，是图纸阅读、车间理论、形位公差等等实用技艺。教师不是大学的终身教授，而是工会的机械师。GE在当地有个飞机发动机工厂，课程根据自身的技术需求设定，因而有能力就地消化这些毕业生。
这样的课程，是美国经济最为需要又非常稀缺的。在麻省这个高等教育中心，有24万人找不到工作，又有将近12万个技术职位雇不到人。大学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人。新英格兰本是美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在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其效率竟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大概是这里的高等教育太发达了，大家都只认大学，轻视劳工，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
【美国大学理想之陷阱】
以上事实，都从不同侧面显示了美国的大学体系已经误入歧途。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前，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大学入学率。中国大学的扩招，也是受此风的影响。不错，各国都在大力提高大学入学率。但是，德国作为第三号发达国家，大学生比例非常低。德国25～34岁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在1991年为21%，2002年为22%，2010年也不过26%，在37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7。但如今德国面临的不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是人才的短缺，整个欧洲经济都要依赖德国来挽救。可见，德国在大学热中独辟蹊径，令人信服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美国这种强调大学教育的主流模式，也不得不对之效仿。
那么，美国是否能像19世纪末学习德国研究型大学那样，以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为样板，重新打造社区学院级的低端高等教育呢？应该说，这条道路障碍重重。除了社会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外，还有着思想意识上的阻力。美国大学和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既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也根源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理想。这种理想，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精神和自耕农意识形态的杂交，在现代社会引起了种种矛盾和冲突。
常青藤盟校等最早的大学，多属宗教性质，模仿英格兰的“牛桥传统”（即牛津、剑桥模式），以培养绅士为目标。比起欧陆的教育，英式贵族教育比较强调人格的发展，强调通识。牛津、剑桥都是以学院为单位，学院属于综合性文理教育机构，是自治的学习社区，而非专业科系。
自耕农的意识形态，则是杰佛逊式的草根民主之精髓。在杰佛逊们看来，新大陆的自耕农最能代表民主社会之美德：他们有产有业，自给自足，不需要王公贵族作为统治者，也足以拒绝工商金融势力的支配。他们衣食足后投身公共事业，在平等自立的基础上自我管理。换句话说，自耕农的生活和人格都是完整的。杰佛逊甚至连职业军队都反对，认为遇到外敌侵略，靠自耕农民兵来保家卫国足矣。美国文化中那种小民百姓的尊严，那种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往往都和这种自耕农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
贵族精神和自耕农的草根传统，表面上看相距十万八千里，但皆注重完整、自立的个人之价值。19世纪末，常青藤开始转型，在德国大学的影响下大幅提高学术标准，迈向研究型大学。但在这种转型中，美国大学仍然保持了其“完人（well-rounded person）教育”的传统，即在本科教育中以“通识”为主体，注重那些能“放之四海”的“可转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训练，不像欧洲大学那样早早地专业化。高端的专业训练，则主要被放在研究院一级。这样的结构，有着诸多优势。“通识”教育使学生不在专业之内墨守成规，视野广阔，天马行空，在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和知识更新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创新上领先，也是基于这样的教育体制。 但贵族精神和自耕农的草根传统毕竟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之处。常青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对平民子弟敞开大门，并在二战后愈演愈烈。但向社会各个阶层、种族开放，并不意味着精英气质的丧失，而是世袭贵族被杰佛逊的“自然贵族”所取代。所谓“自然贵族”，就是那些在唯才是举的能人主义（meritocracy）竞争规则中脱颖而出的秀异之士。如果说常青藤在19世纪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以新英格兰为核心的美东地区白人上流阶层的话，如今美国的一流大学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掐尖”，比一百多年前更加精英。这只不过是统治阶层选择继承人的游戏规则变了：过去靠家门，现在靠本事。但不管靠什么，常青藤从来不属于普通人， 甚至可能随着其学生数量在人口比例中的降低，越来越属于少数人。
高等教育普及则一直和这种一流大学精英化的趋势并行，成为战后美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征。这种普及主要体现在普通大学上。如上所述，如今美国前50所最精英的大学，仅教育着大学生中的4%左右。精英大学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但毕竟非常有限。与此相对，在1950～1990这40年间，美国的大学数量几乎翻番，从1851所增加到3535所，如今超过了4000所。这是高等教育向全民化迈进的制度基础。如今美国的高中生，大部分都能进大学。
问题在于，不管大学怎么普及，仍属于“高等”教育，言下之意是不属于寻常之辈。这些新增的大学不管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仍不出高等教育的范式，其课程设计在本质上和常青藤并没有太大区别。可惜，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素质，却有天壤之别。就拿大学入学的能力测试SAT（俗称的“美国高考”）而言，大量拿到2400满分的学生，仍无法挤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顶尖的学校。但普通的四年制院校，学生的SAT成绩往往不过1500分，差的甚至不足1300分。要知道，许多SAT满分的学生，在十二三岁时就能达到2000分的水平。1300分对他们而言，还是小学生的程度。在智力和知识水平刚够小学毕业的学生能读大学吗？怪不得一直有人声称，不管大学怎么普及，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智能应付大学课程。可是，在自耕农主义传统中，一个自食其力的小民百姓，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个人，不肯居于任何人之下。这分明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如今世界进入了知识竞争的时代，特别是在制造业外包的大潮席卷之下，大学被视为成功的必由之途。谁敢说大部分小民百姓不配读大学？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绝大多数孩子为上大学做好准备。崇尚德国技术培训的奥巴马，也从未挑战这样的目标。如果说民主社会的平等在本质上是机会平等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就是这种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职业培训，在过去常常被用来训练少数族裔、妇女和贫困阶层，被有些左翼视为让弱势世代不得翻身的设计。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敢轻言某某不适合上大学、只能上技校，很容易会被扣上歧视的大帽子。
德国的技术职业教育体制，则是根源于中世纪的等级和行会传统，承认人之不平等。只是现在的这种不平等并非身份的不平等，而是能力的不平等而已。或用杰佛逊式的语言说，社会不再认同“世袭的不平等”，而接受“自然的不平等”，即能力的不平等。在美国，平等的原则体现在人人都有机会，似乎谁都有天经地义的权利上大学。在德国，机会必须通过能力赢得。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各行业都有门槛，需要考试进入，同时，社会给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多样的机会。所谓因材施教，就是建立在承认能力不平等的前提之下。事实上，德国的学生并非高中毕业才分轨，他们在十年级时就被分成大学、技工、大学/技工混合三个轨道。孩子小小年纪就被分成等级。这也是美国碍于平等的意识形态不敢学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式的平等教育意识，所导致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德国那种貌似不平等的体制，则产生了平等得多的结果：德国产业工人的小时工资水平达到48美元，美国仅仅32美元，况且德国工人基本上捧着铁饭碗，制造业的竞争力几乎冠绝全球。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19世纪美国面临工业化的挑战，发现英式的绅士教育难以适应高端的科技竞争，立即模仿德国建立研究型大学。如今，历史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循环：美国的高等教育，再次被情势所逼，不得不借鉴德国经验。不过，这次危机不在高端，而在低端。在高端研究领域，美国的大学早已建立了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但在为现代制造业培养高素质技工方面，美国则远远落后于德国。
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热”，更准确地说是“四年制大学热”，为两种动力所驱动。一是以IT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知识的回报。二是制造业“外包”潮排山倒海，乃至许多人预言制造业将在美国消失。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注重文理通识教育，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更有创造性。同时，整个经济将白领化，大学教育成为生存必须。
如今看来，这两大动力都值得重新估价。科技创新依然是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创新者毕竟是少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固然很高。可惜在现实中，不能指望人人都成为乔布斯。苹果产品最终还有赖于富士康的员工组装。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制造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迎来新的复兴。最近三年，虽然美国经济恢复无力，但制造业创造了50万个岗位。这是十多年来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第一次增长。《时代》周刊欢呼：“美国制造”的回归，是自硅谷崛起以来最令人振奋的经济新闻。如今美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外包”正在被“内包”、“回岸”所代替。这绝非一时之偶然，而是几大潮流共同促成的结果，将在未来改变美国经济，也将重塑世界经济的结构。
首先，美国享受着制造业所急需的资源优势。水力压裂等新技术使得北美大陆的大量油气资源得以开发，美国正在走向能源独立，并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如今，美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与此相对，由于高能源价格，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经从1184美元上升到2302美元。一些很简单的制造业，比如家具制造，木材需要从北美运往中国，成品再运返北美。不管成品还是原料，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物资，相对运费非常昂贵。这就使得“外包”成本上涨，“内包”更为划算。 其实，经过这次经济危机，美国房价大跌，通货膨胀甚低，最近几年生活费用没有太大的上涨；工人在失业压力下，薪金要求降低。相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房价飙涨，通货膨胀的威胁挥之不去，并出现劳工短缺。中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薪2000年为0.5美元，如今物以稀为贵，预计2015年将上涨到4.5美元。这虽仍不足美国制造业平均每小时24.11美元的1/5，但已远非“外包”潮初起时的几十分之一了。美国在工业用地、能源价格以及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已可以弥补劳动力价格上的劣势。
第三，技术更新使工厂高度自动化，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美国工人的薪金虽高，但因为雇佣的人少，工厂的劳动力成本未必高，和“中国制造”可以一拼。
以上数端，导致了制造业的回归。而且这种回归是全面的，从高端到低端产业无所不包。可以说，未来美国制造业有着天时地利的优势。最大的瓶颈，恐怕还是在人力资源上。美国义务教育在发达国家中比较落后，学生素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又以制造业消失后的白领经济为前提，盲目培养大学生，使得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如今的美国年轻人普遍看不起制造业的工作，觉得那是蓝领的低端岗位。殊不知，以2011年的标准，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为7.7万美元，远高于各行业年薪平均6万美元的水平。根据Payscale对大学各专业毕业生的年薪统计，在130个专业中，也只有41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15年后能够挣到这个水平的工资。学习市场管理、国际贸易、会计、商学等貌似能赚钱的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15年后的资深薪水还是赶不上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使制造业的工作性质有了本质的转变。工人不再是过去那种五大三粗干力气活儿的蓝领，而是捧着个笔记本电脑在各种复杂设备中解决问题的白领。美国目前有53%的工人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主要是社区学院）教育，有1/10受过研究院一级的专业教育。许多新岗位，寻求雇佣的是社区大学的毕业生。但现实是，这些雇主往往苦于找不到人。可以说，一直以培养白领为核心、以四年制本科为主导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应付制造业的复兴时有些措手不及。
【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及其困难】
未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将是什么样的面目？目前依然很难预料。但从19世纪末美国学习德国的历程中，也许能获得启发。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通过把研究院和本科分开，既保持了传统通识教育的核心，又满足了专业上的发展。面临21世纪制造业的复兴，尽管技工的需求非常紧迫，学士学位不断贬值，但让美国大学放弃通识教育这一核心理念是相当困难的。比较现实的路径，恐怕还是缩小本科教育的规模，使之适合人口中1/3左右最高智力阶层的需求，同时重点发展社区学院，使那些缺乏接受本科教育素质的学生能够人尽其才。在21世纪学习德国技术职业培训的过程中，美国大学同样有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采他人之长的两全之途。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人在能力上的不同。传统的文理通识教育，属于精英主义的传统，只能对少数人适用。这些少数精英，往往有良好的学习动机、兴趣和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自学能力比较强。大规模网上公开课程的流行，使他们如虎添翼，同时大大降低了文理基本课程的成本。具体地说，在当今的时代，如果一个学子对柏拉图、莎士比亚充满兴趣，也有足够的领悟力，那么就可以通过网络课程追随世界一流的教授学习。大学完全可以把大量的基础课程“外包”给网络，降低费用。所以，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如果能够收缩规模，回到精英主义的轨道，就会办得更优异也更有效率。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被节省下来投入社区学院的技术培训。
在技术培训领域，美国各派虽然争论不休，但并非没有就此达成共识的可能。保守派一直反对四年制大学的普及。其中社会思想家Charles Murray不停地著书立说，论述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接受货真价实的本科教育。还有许多保守派政治家大呼削减人文学科。左派的立场本来与之针锋相对，但最近奥巴马要求政府投入80亿美元在社区学院培养200万产业工人。他虽然没有直接挑战“让人人都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的左翼教育目标，但鼓励社区学院和技术培训的思路，与保守派的立场已相去不远。
这一转型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多集中在企业之中。企业完全遵循实用的原则，根据未来的技术需求培养人才。美国的技术培训，则依赖于大学或社区学院。可惜，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大相径庭。企业人士抱怨说，教授们就想教莎士比亚，但企业要求的是明天上岗就要用的技能，大学对市场反应太迟钝。但企业生怕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轻易自己开设培训课程。 现在最为流行的妥协方案，是社区学院和企业合作进行培训，只是这样的合作规模有限，培养的人才远远无法满足制造业的需要。
另一个问题则在义务教育上。美国教育的平等精神，往往演化成了强制性平等，把那些明明缺乏必要的素质、自己也不想上大学的孩子都赶进大学校园。早早分轨安排某些孩子进行技工培养，仿佛是扼杀了他们选择的自由和进入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如今美国的中小学，仍把让每个孩子都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作为核心使命，忽视了那些不想上大学或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的需求。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揭示：那些高中辍学生们不想继续读书的最大理由，就是觉得所学的东西无助于他们找到工作。这些人明明对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求学一门谋生的手艺，但高中集中精力为上大学做准备，对他们来说自然就缺乏意义了。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则是早早就分轨，对不适合读大学的学生，有着几百种手艺可供选择，即使是那些比较差的学生，也有一种凭手艺吃饭的学习动力。在美国人看来，这样做势必会因老师、家长的错误判断而扼杀孩子的发展潜力。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事实证明，德国的双轨或多轨模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更有效率。欧洲许多有竞争力的国家，如北欧、荷兰等，也都采用类似的模式。如今，美国也有一批技工学校正在崛起，学生要在工厂作坊中用手来学习，领域从生物技术、工程到烤面包、火车驾驶等，包罗万象。其中奥巴马提到的在纽约布鲁克林的P-Tech，资源特别充足，是纽约市与IBM、纽约城市大学体系合作的六年制高中—副学士连读课程，目的就是培养下一代高端的技术工人。 必须指出的是，技工轨并非一条限制向高端职业发展的轨道。德国的高等教育扩张不像美国这么快，但读大学的比例还是越来越高，从技工轨转入大学也很方便，关键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美国，从社区学院转入四年制大学，在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中成为一种相对流行的战略。有些大学还设置了相关的奖学金，鼓励社区学院的优秀学生往更高一级的学校跳。美国的技术培训，也根据美国劳动市场比欧洲灵活的特点，注重发展学生的多重技艺，而非专精一门，使之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不管技工教育的体制和风格有多少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21世纪的制造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绝非像20世纪那样高中毕业即可胜任。技术工人需要相当专精的培训，这是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以满足的需求，也指导着未来大学体系的转型。
【中国应该学什么？】
美国一流大学的光环，在中国一直特别耀眼。应该说，近20年来中国的教育受美国的影响非常之深。结果，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往往是美国教育问题的放大。比如，美国的一流大学遥遥领先于世界，但义务教育则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末流；大学盲目扩张，质量下降，大学文凭越来越贬值。中国则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若干重点大学进行倾斜式的投入，力求打造中国式的“一流大学”；在义务教育远未落实的情况下，大学盲目扩招，使得教学质量每况愈下，教育费用猛增……这种头重脚轻的教育结构，自然引向“脑体倒挂”。如果说美国的大学生工薪赶不上工人还是局部现象的话，在中国则已相当普遍。大学生工薪赶不上技工，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不久前《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中国21～25岁各种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最低的竟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为4.2%，中学教育程度的为8.1%，高中或技校程度者为8.2%，大专为11.3%，大学本科则为16.4%。也就是说，在教育上投入越多，失业率越高。稀缺的教育资源就是如此被浪费。
美国制造业目前雇佣了1200万人，仅占美国劳动力总量的9%。与此相对，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高达47%，而且这些行业多为简单性体力劳动。如果说美国的“大学热”还有着白领经济的市场需求的话，中国拥有着压倒性的蓝领经济，大学不断扩招就更与市场需求脱节，上述在就业率上的“脑体倒挂”也就毫不奇怪。
如今美国大学的风向渐变。当然，仍有不少专家称美国将面临大学生供应的不足。大学毕业生虽然工作不理想，或者学非所用，但毕竟失业率目前仅在4%上下。2011年，美国大学注册学生人数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下降。从表面上看，下降主要出现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中，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人数还略有上升，不过，《华尔街日报》在2013年5月6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在2012年秋季，383所私立院校的注册学生人数有所下降。2013年，许多一般院校将面临10%到20%的新生短缺。在几十年学费直线上涨后，各校正急不可待地降低学费或增加奖学金等形式的“折扣”。2012年秋季各校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折扣率平均达45%，比2000年37%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实际费用比起学费标价来近乎减半。大学正在成为一个买方市场。 学贷危机的深重、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的黯淡，都开始动摇人们对四年制大学教育的信心。
社区学院学生的减少，则意味着不同的危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并非社会对社区学院的需求减低，而是社区学院一直受到各州政府的资助，维持着低学费，并且对申请者来者不拒，属于教育福利。如今经济危机，政府财源吃紧，加州等州政府开始限制社区学院的学生人数。波士顿地区的社区学院，出现了爆满的局面，乃至学校不得不连轴转，在半夜十二点开课，以应付学生的需求。可见，政府财政收紧虽一时抑制了社区学院的扩张，日后则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技工短缺。目前虽然经济尚未恢复，技工荒就已让企业怨声载道。这种趋势不及时扭转，将大大抬高技工的工薪水平，增加美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技工教育将成为美国教育体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的失业率不是4%，而是超过16%。这还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美国快几倍、年轻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难怪人们对大学越来越丧失信心。再加上老龄化后高中毕业生年年减少，出国潮一浪高过一浪，日后大批大学破产，恐非天方夜谭。在官僚化的教育体制中，学校只有升级的动力，缺乏降级的机制，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技工教育被普遍忽视。中国高等教育在此路上不悬崖勒马，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还需指出，大学扩招所导致的社会心态，也影响着出国潮。当今中国的留美学生，固然有不少秀异之士，但许多是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的。他们到了美国，同样只能在很低端的大学中就读。如果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学术素质有限，找个社区学院就读，毕业后即可成为技术工人，生计稳定；如果在社区学院表现出色，觉得自己有读四年制本科的实力，再转入好大学也不晚。遗憾的是，大家一窝蜂地向本科高攀，最后毕业反而落得高不成低不就，只能大批回国，成为“海带”。一代年轻人就这么被荒废。“美国病”乎？“中国病”乎？也许，大学热已成为全球化的传染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文凭过剩的“美国病”】
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世界高等教育的拐点。在这场危机之前，美国的大学以“一流”骄人。四年制的本科，不仅是“美国梦”的起点，也是一国竞争力的基础。让更多的学生为上大学作好准备，成为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各国竞相把提高大学入学率作为核心教育战略。如今，经济危机仍萦绕不去，高等教育的图景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式的高教体制难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
不久前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教育专辑中，来自哈佛的专家William Symonds称，有近半数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或低就业（underemployment， 即从事能力以下的职业）的状态；与此同时，劳动市场上2/3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教育。另一项研究揭示：美国25到34岁的人口中，有近40%受过大学教育。但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48%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学士学位，有38%甚至不需要高中文凭。劳工部在2013年5月3日公布的就业数据，被视为经济恢复的好消息，让当天华尔街股市飙升。根据这个数据，大学毕业生在4月的失业率降低到3.9%，远低于7.5%的整体失业率。即使在2010年失业最严重的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不过5.1%。显示了大学生的就业优势。但《波士顿环球报》几天前同样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报道，以拿到学位后几个月的就业情况统计，2011年的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失业率为13.5%， 2012年大概跌到12%，2009年那届最高，为17.6%。这两组同出于劳工部的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大概说明：许多大学生毕业几个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最后不得不随便找个饭碗就业。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和经济学教授Justin Wolfers指出，许多低技能的职位，如前台接待、餐厅服务员、租车行业务员等，都雇佣大学生。高技能的人从事中等技能的工作，中等技能的人从事低技能的工作，最后是低技能的人无处可去。那些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就业率自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又下降了14%。
以上各种数据，因统计标准不一未必整齐，但基本事实难有争议：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不被当作专业阶层看待，基本上属于普通劳动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涌向大学，导致了大学费用的飙涨，学位的经济回报随着学位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美国的学贷总负债额超过一万亿美元，几乎没有专家相信那些在低端职业上拿着微薄薪水的大学毕业生们有能力偿还。有人甚至称大学是比房市更大的一个泡沫。面对这样的局面，奥巴马大力鼓吹德国技工学校的学徒模式，强化社区学院，为未来美国的制造业培养合格的劳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处于穷则思变、必须进行全方位转型的关头。
众所周知，美国高等教育长期领先于世界。“美国模式”的转型，自然有着全球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美国模式，似乎办大学就要办研究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就要学习美国，甚至有所谓“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怪论，其渊源还是美国那种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市场模式。欧洲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制度，仿佛已逃不脱日薄西山的命运。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不断扩招、升级，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头重脚轻，大学生严重过剩，技工严重不足，乃至大学生的就业率赶不上中学生，大学毕业的起薪赶不上技工的起薪。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经济学人》在最近的报道中指出，在北非，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可能性比那些非大学生高出一倍。世界的高等教育，已经染上了大学文凭过剩的“美国病”。
如今美国开始注重社区大学的建设，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韩国、新加坡等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中国大学扩招十几年所造就的高等教育豆腐渣工程，更是难以为继。大学不大批地向技工学校转型是没有出路的。笔者几年前就提出，中国部分大学要向低端发展，首要使命是把大量的进城民工训练成高素养的产业工人。如今这样的转型变得更为紧迫。另外，一浪高过一浪的“留美热”，也同样染上了盲目追逐四年制大学的“美国病”，必将受国际大趋势的影响而有所调整。中国的家长和学生，对美国的社区学院要么不了解，要么轻视，但他们将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留美与其读一些质量不高的四年制大学，还不如先上社区学院更为实惠。
【文凭贬值：学士学位的沦落】
让我们看一看“美国病”的发源地：美国的大学。
过去十几年，美国的报纸上一直充斥着这类夸张的数字：学士学位持有人，一生的总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多六倍。于是，美国的高中生都忙不迭地申请大学。大学生收入高当然不假，但那也许已经是老黄历。所谓一生收入，即使不“盖棺论定”，至少也要等到退休时才能统计清楚。现在恰逢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退休的时代，那时大学还属于精英教育；如今大学普及了，在经济衰退中，大学生的失业率早创了历史记录。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大学生的高失业率很可能是结构性的，在经济恢复后恐怕仍将成为一个祸患。
美国《高等教育年鉴》资深编辑Jeffrey Selingo 2012年4月27日在《华尔街日报》周末版发表文章《文凭的贬值》，指出学士学位越来越不值钱。他呼吁高中毕业生在选择大学时要特别慎重，不要图名声抢着读四年制大学，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往往是更好的选择。Jeffrey Selingo承认，美国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确实收入很高，但头50所最为精英的大学，所注册的学生不过是大学生总数的4%。目前，阿肯色、科罗拉多、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等几个州已经公布了有关数据，把各大学和专业的本州毕业生头五年的薪金加以比较。结果发现，除得州外，大部分州的学士，年薪还赶不上两年制社区大学的技术类副学士。在弗吉尼亚，若干社区学院的技术学位，起薪比某些专业的学士高出两万美元。 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教育费用的因素。美国的私立大学，学费一年动辄三四万美元。州立大学的外州学生学费，往往高达两三万；本州学生的学费平均为八千多美元。而社区大学的学费仅在三千美元上下。虽然四年制大学纷纷用奖学金减轻学生的财政负担，但2011年的数据揭示：计入奖学金和联邦税收的减免，私立大学平均一年的费用仍达2.67万美元，州立大学则为1.14万美元。更不要忘记，本科往往要读四五年，社区大学则两年就完成。在本科生们读高年级时，社区大学同年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挣钱了，况且起薪很可能比他们两三年后的起薪要高。这一来一去，社区大学比起本科教育来就成为绝好的教育投资。
以上种种事实，敦促人们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反省。教育部长Arne Duncan承认，越来越多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走投无路，最终回到社区学院进行技术培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的财政计划中，拨出80亿美元支持社区学院，以培训两百万技术工人。他在国情咨文中，还特别提到德国的技术培训和学徒模式，以之作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样板。可见，美国正在借鉴德国模式，重塑高等教育体制。
德国经济虽然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危机重重，但失业率仅5.4%。《经济学人》最近称，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在发达国家中是第二低的。这里的一大原因，就是其技术培训的优势。2012年4月，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非常羡慕地描绘了德国体制：在希腊和西班牙，年龄25岁以下的青年有将近一半失业，德国则仅有7.8%。大约60%的德国高中生，毕业后不是进大学，而是进技术职业学校当学徒。这就是德国著名的双轨制：小部分拔尖的学生上大学，剩下的大多到技术职业学校修炼具体的手艺。比如，一位叫Robin Dittmar的孩子，从小就喜欢飞机。可惜他中学成绩不给力，不能实现当飞行员的美梦，但他的成绩足以进入汉莎航空公司的技师学校，负责飞机维修。这不仅使他照样追逐自己的飞机梦，而且有牢靠的职业保障。
目前德国的技术职业学校每年培养150万学徒，其中90%能成功完成学业。毕业后，一半左右留在接受训练的公司，另一半另谋高就。但不管到哪里，这些学徒都很快成为技术工人，职位基本是终身的。这样的技术职业培训，被认为是德国竞争力的基础。德国制造业面临“中国崛起”巍然不动，而且越来越强，与风声鹤唳的美国制造业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劳工的素质，早已世界闻名。
类似的模式，美国也开始局部试行。比如《波士顿环球报》2012年春报道，波士顿附近的北岸社区学院（Northern Shore Community College）和GE（通用电气）合作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由GE支付学生的种种费用。学生毕业后职位有保障，而且平均起薪高达6.24万美元，这比某些大学本科的毕业起薪高出快一倍。这里学的，是图纸阅读、车间理论、形位公差等等实用技艺。教师不是大学的终身教授，而是工会的机械师。GE在当地有个飞机发动机工厂，课程根据自身的技术需求设定，因而有能力就地消化这些毕业生。
这样的课程，是美国经济最为需要又非常稀缺的。在麻省这个高等教育中心，有24万人找不到工作，又有将近12万个技术职位雇不到人。大学培养不出企业需要的人。新英格兰本是美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在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其效率竟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大概是这里的高等教育太发达了，大家都只认大学，轻视劳工，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
【美国大学理想之陷阱】
以上事实，都从不同侧面显示了美国的大学体系已经误入歧途。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前，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大学入学率。中国大学的扩招，也是受此风的影响。不错，各国都在大力提高大学入学率。但是，德国作为第三号发达国家，大学生比例非常低。德国25～34岁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在1991年为21%，2002年为22%，2010年也不过26%，在37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7。但如今德国面临的不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是人才的短缺，整个欧洲经济都要依赖德国来挽救。可见，德国在大学热中独辟蹊径，令人信服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美国这种强调大学教育的主流模式，也不得不对之效仿。
那么，美国是否能像19世纪末学习德国研究型大学那样，以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为样板，重新打造社区学院级的低端高等教育呢？应该说，这条道路障碍重重。除了社会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外，还有着思想意识上的阻力。美国大学和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既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也根源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理想。这种理想，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精神和自耕农意识形态的杂交，在现代社会引起了种种矛盾和冲突。
常青藤盟校等最早的大学，多属宗教性质，模仿英格兰的“牛桥传统”（即牛津、剑桥模式），以培养绅士为目标。比起欧陆的教育，英式贵族教育比较强调人格的发展，强调通识。牛津、剑桥都是以学院为单位，学院属于综合性文理教育机构，是自治的学习社区，而非专业科系。
自耕农的意识形态，则是杰佛逊式的草根民主之精髓。在杰佛逊们看来，新大陆的自耕农最能代表民主社会之美德：他们有产有业，自给自足，不需要王公贵族作为统治者，也足以拒绝工商金融势力的支配。他们衣食足后投身公共事业，在平等自立的基础上自我管理。换句话说，自耕农的生活和人格都是完整的。杰佛逊甚至连职业军队都反对，认为遇到外敌侵略，靠自耕农民兵来保家卫国足矣。美国文化中那种小民百姓的尊严，那种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往往都和这种自耕农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
贵族精神和自耕农的草根传统，表面上看相距十万八千里，但皆注重完整、自立的个人之价值。19世纪末，常青藤开始转型，在德国大学的影响下大幅提高学术标准，迈向研究型大学。但在这种转型中，美国大学仍然保持了其“完人（well-rounded person）教育”的传统，即在本科教育中以“通识”为主体，注重那些能“放之四海”的“可转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的训练，不像欧洲大学那样早早地专业化。高端的专业训练，则主要被放在研究院一级。这样的结构，有着诸多优势。“通识”教育使学生不在专业之内墨守成规，视野广阔，天马行空，在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和知识更新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创新上领先，也是基于这样的教育体制。 但贵族精神和自耕农的草根传统毕竟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之处。常青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对平民子弟敞开大门，并在二战后愈演愈烈。但向社会各个阶层、种族开放，并不意味着精英气质的丧失，而是世袭贵族被杰佛逊的“自然贵族”所取代。所谓“自然贵族”，就是那些在唯才是举的能人主义（meritocracy）竞争规则中脱颖而出的秀异之士。如果说常青藤在19世纪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以新英格兰为核心的美东地区白人上流阶层的话，如今美国的一流大学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掐尖”，比一百多年前更加精英。这只不过是统治阶层选择继承人的游戏规则变了：过去靠家门，现在靠本事。但不管靠什么，常青藤从来不属于普通人， 甚至可能随着其学生数量在人口比例中的降低，越来越属于少数人。
高等教育普及则一直和这种一流大学精英化的趋势并行，成为战后美国社会变革的突出特征。这种普及主要体现在普通大学上。如上所述，如今美国前50所最精英的大学，仅教育着大学生中的4%左右。精英大学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但毕竟非常有限。与此相对，在1950～1990这40年间，美国的大学数量几乎翻番，从1851所增加到3535所，如今超过了4000所。这是高等教育向全民化迈进的制度基础。如今美国的高中生，大部分都能进大学。
问题在于，不管大学怎么普及，仍属于“高等”教育，言下之意是不属于寻常之辈。这些新增的大学不管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仍不出高等教育的范式，其课程设计在本质上和常青藤并没有太大区别。可惜，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素质，却有天壤之别。就拿大学入学的能力测试SAT（俗称的“美国高考”）而言，大量拿到2400满分的学生，仍无法挤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顶尖的学校。但普通的四年制院校，学生的SAT成绩往往不过1500分，差的甚至不足1300分。要知道，许多SAT满分的学生，在十二三岁时就能达到2000分的水平。1300分对他们而言，还是小学生的程度。在智力和知识水平刚够小学毕业的学生能读大学吗？怪不得一直有人声称，不管大学怎么普及，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智能应付大学课程。可是，在自耕农主义传统中，一个自食其力的小民百姓，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个人，不肯居于任何人之下。这分明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如今世界进入了知识竞争的时代，特别是在制造业外包的大潮席卷之下，大学被视为成功的必由之途。谁敢说大部分小民百姓不配读大学？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绝大多数孩子为上大学做好准备。崇尚德国技术培训的奥巴马，也从未挑战这样的目标。如果说民主社会的平等在本质上是机会平等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就是这种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职业培训，在过去常常被用来训练少数族裔、妇女和贫困阶层，被有些左翼视为让弱势世代不得翻身的设计。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敢轻言某某不适合上大学、只能上技校，很容易会被扣上歧视的大帽子。
德国的技术职业教育体制，则是根源于中世纪的等级和行会传统，承认人之不平等。只是现在的这种不平等并非身份的不平等，而是能力的不平等而已。或用杰佛逊式的语言说，社会不再认同“世袭的不平等”，而接受“自然的不平等”，即能力的不平等。在美国，平等的原则体现在人人都有机会，似乎谁都有天经地义的权利上大学。在德国，机会必须通过能力赢得。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各行业都有门槛，需要考试进入，同时，社会给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多样的机会。所谓因材施教，就是建立在承认能力不平等的前提之下。事实上，德国的学生并非高中毕业才分轨，他们在十年级时就被分成大学、技工、大学/技工混合三个轨道。孩子小小年纪就被分成等级。这也是美国碍于平等的意识形态不敢学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式的平等教育意识，所导致的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德国那种貌似不平等的体制，则产生了平等得多的结果：德国产业工人的小时工资水平达到48美元，美国仅仅32美元，况且德国工人基本上捧着铁饭碗，制造业的竞争力几乎冠绝全球。
【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19世纪美国面临工业化的挑战，发现英式的绅士教育难以适应高端的科技竞争，立即模仿德国建立研究型大学。如今，历史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循环：美国的高等教育，再次被情势所逼，不得不借鉴德国经验。不过，这次危机不在高端，而在低端。在高端研究领域，美国的大学早已建立了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但在为现代制造业培养高素质技工方面，美国则远远落后于德国。
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热”，更准确地说是“四年制大学热”，为两种动力所驱动。一是以IT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知识的回报。二是制造业“外包”潮排山倒海，乃至许多人预言制造业将在美国消失。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注重文理通识教育，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新，更有创造性。同时，整个经济将白领化，大学教育成为生存必须。
如今看来，这两大动力都值得重新估价。科技创新依然是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创新者毕竟是少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固然很高。可惜在现实中，不能指望人人都成为乔布斯。苹果产品最终还有赖于富士康的员工组装。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制造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迎来新的复兴。最近三年，虽然美国经济恢复无力，但制造业创造了50万个岗位。这是十多年来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第一次增长。《时代》周刊欢呼：“美国制造”的回归，是自硅谷崛起以来最令人振奋的经济新闻。如今美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外包”正在被“内包”、“回岸”所代替。这绝非一时之偶然，而是几大潮流共同促成的结果，将在未来改变美国经济，也将重塑世界经济的结构。
首先，美国享受着制造业所急需的资源优势。水力压裂等新技术使得北美大陆的大量油气资源得以开发，美国正在走向能源独立，并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如今，美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与此相对，由于高能源价格，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经从1184美元上升到2302美元。一些很简单的制造业，比如家具制造，木材需要从北美运往中国，成品再运返北美。不管成品还是原料，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物资，相对运费非常昂贵。这就使得“外包”成本上涨，“内包”更为划算。 其实，经过这次经济危机，美国房价大跌，通货膨胀甚低，最近几年生活费用没有太大的上涨；工人在失业压力下，薪金要求降低。相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房价飙涨，通货膨胀的威胁挥之不去，并出现劳工短缺。中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薪2000年为0.5美元，如今物以稀为贵，预计2015年将上涨到4.5美元。这虽仍不足美国制造业平均每小时24.11美元的1/5，但已远非“外包”潮初起时的几十分之一了。美国在工业用地、能源价格以及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已可以弥补劳动力价格上的劣势。
第三，技术更新使工厂高度自动化，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美国工人的薪金虽高，但因为雇佣的人少，工厂的劳动力成本未必高，和“中国制造”可以一拼。
以上数端，导致了制造业的回归。而且这种回归是全面的，从高端到低端产业无所不包。可以说，未来美国制造业有着天时地利的优势。最大的瓶颈，恐怕还是在人力资源上。美国义务教育在发达国家中比较落后，学生素质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又以制造业消失后的白领经济为前提，盲目培养大学生，使得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如今的美国年轻人普遍看不起制造业的工作，觉得那是蓝领的低端岗位。殊不知，以2011年的标准，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薪为7.7万美元，远高于各行业年薪平均6万美元的水平。根据Payscale对大学各专业毕业生的年薪统计，在130个专业中，也只有41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15年后能够挣到这个水平的工资。学习市场管理、国际贸易、会计、商学等貌似能赚钱的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15年后的资深薪水还是赶不上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使制造业的工作性质有了本质的转变。工人不再是过去那种五大三粗干力气活儿的蓝领，而是捧着个笔记本电脑在各种复杂设备中解决问题的白领。美国目前有53%的工人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主要是社区学院）教育，有1/10受过研究院一级的专业教育。许多新岗位，寻求雇佣的是社区大学的毕业生。但现实是，这些雇主往往苦于找不到人。可以说，一直以培养白领为核心、以四年制本科为主导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应付制造业的复兴时有些措手不及。
【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及其困难】
未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将是什么样的面目？目前依然很难预料。但从19世纪末美国学习德国的历程中，也许能获得启发。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通过把研究院和本科分开，既保持了传统通识教育的核心，又满足了专业上的发展。面临21世纪制造业的复兴，尽管技工的需求非常紧迫，学士学位不断贬值，但让美国大学放弃通识教育这一核心理念是相当困难的。比较现实的路径，恐怕还是缩小本科教育的规模，使之适合人口中1/3左右最高智力阶层的需求，同时重点发展社区学院，使那些缺乏接受本科教育素质的学生能够人尽其才。在21世纪学习德国技术职业培训的过程中，美国大学同样有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采他人之长的两全之途。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人在能力上的不同。传统的文理通识教育，属于精英主义的传统，只能对少数人适用。这些少数精英，往往有良好的学习动机、兴趣和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自学能力比较强。大规模网上公开课程的流行，使他们如虎添翼，同时大大降低了文理基本课程的成本。具体地说，在当今的时代，如果一个学子对柏拉图、莎士比亚充满兴趣，也有足够的领悟力，那么就可以通过网络课程追随世界一流的教授学习。大学完全可以把大量的基础课程“外包”给网络，降低费用。所以，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如果能够收缩规模，回到精英主义的轨道，就会办得更优异也更有效率。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被节省下来投入社区学院的技术培训。
在技术培训领域，美国各派虽然争论不休，但并非没有就此达成共识的可能。保守派一直反对四年制大学的普及。其中社会思想家Charles Murray不停地著书立说，论述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接受货真价实的本科教育。还有许多保守派政治家大呼削减人文学科。左派的立场本来与之针锋相对，但最近奥巴马要求政府投入80亿美元在社区学院培养200万产业工人。他虽然没有直接挑战“让人人都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的左翼教育目标，但鼓励社区学院和技术培训的思路，与保守派的立场已相去不远。
这一转型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多集中在企业之中。企业完全遵循实用的原则，根据未来的技术需求培养人才。美国的技术培训，则依赖于大学或社区学院。可惜，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大相径庭。企业人士抱怨说，教授们就想教莎士比亚，但企业要求的是明天上岗就要用的技能，大学对市场反应太迟钝。但企业生怕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轻易自己开设培训课程。 现在最为流行的妥协方案，是社区学院和企业合作进行培训，只是这样的合作规模有限，培养的人才远远无法满足制造业的需要。
另一个问题则在义务教育上。美国教育的平等精神，往往演化成了强制性平等，把那些明明缺乏必要的素质、自己也不想上大学的孩子都赶进大学校园。早早分轨安排某些孩子进行技工培养，仿佛是扼杀了他们选择的自由和进入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如今美国的中小学，仍把让每个孩子都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作为核心使命，忽视了那些不想上大学或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的需求。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揭示：那些高中辍学生们不想继续读书的最大理由，就是觉得所学的东西无助于他们找到工作。这些人明明对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求学一门谋生的手艺，但高中集中精力为上大学做准备，对他们来说自然就缺乏意义了。德国的技术职业培训，则是早早就分轨，对不适合读大学的学生，有着几百种手艺可供选择，即使是那些比较差的学生，也有一种凭手艺吃饭的学习动力。在美国人看来，这样做势必会因老师、家长的错误判断而扼杀孩子的发展潜力。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事实证明，德国的双轨或多轨模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更有效率。欧洲许多有竞争力的国家，如北欧、荷兰等，也都采用类似的模式。如今，美国也有一批技工学校正在崛起，学生要在工厂作坊中用手来学习，领域从生物技术、工程到烤面包、火车驾驶等，包罗万象。其中奥巴马提到的在纽约布鲁克林的P-Tech，资源特别充足，是纽约市与IBM、纽约城市大学体系合作的六年制高中—副学士连读课程，目的就是培养下一代高端的技术工人。 必须指出的是，技工轨并非一条限制向高端职业发展的轨道。德国的高等教育扩张不像美国这么快，但读大学的比例还是越来越高，从技工轨转入大学也很方便，关键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美国，从社区学院转入四年制大学，在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中成为一种相对流行的战略。有些大学还设置了相关的奖学金，鼓励社区学院的优秀学生往更高一级的学校跳。美国的技术培训，也根据美国劳动市场比欧洲灵活的特点，注重发展学生的多重技艺，而非专精一门，使之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不管技工教育的体制和风格有多少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21世纪的制造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绝非像20世纪那样高中毕业即可胜任。技术工人需要相当专精的培训，这是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以满足的需求，也指导着未来大学体系的转型。
【中国应该学什么？】
美国一流大学的光环，在中国一直特别耀眼。应该说，近20年来中国的教育受美国的影响非常之深。结果，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往往是美国教育问题的放大。比如，美国的一流大学遥遥领先于世界，但义务教育则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末流；大学盲目扩张，质量下降，大学文凭越来越贬值。中国则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若干重点大学进行倾斜式的投入，力求打造中国式的“一流大学”；在义务教育远未落实的情况下，大学盲目扩招，使得教学质量每况愈下，教育费用猛增……这种头重脚轻的教育结构，自然引向“脑体倒挂”。如果说美国的大学生工薪赶不上工人还是局部现象的话，在中国则已相当普遍。大学生工薪赶不上技工，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不久前《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中国21～25岁各种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最低的竟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为4.2%，中学教育程度的为8.1%，高中或技校程度者为8.2%，大专为11.3%，大学本科则为16.4%。也就是说，在教育上投入越多，失业率越高。稀缺的教育资源就是如此被浪费。
美国制造业目前雇佣了1200万人，仅占美国劳动力总量的9%。与此相对，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高达47%，而且这些行业多为简单性体力劳动。如果说美国的“大学热”还有着白领经济的市场需求的话，中国拥有着压倒性的蓝领经济，大学不断扩招就更与市场需求脱节，上述在就业率上的“脑体倒挂”也就毫不奇怪。
如今美国大学的风向渐变。当然，仍有不少专家称美国将面临大学生供应的不足。大学毕业生虽然工作不理想，或者学非所用，但毕竟失业率目前仅在4%上下。2011年，美国大学注册学生人数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下降。从表面上看，下降主要出现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中，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人数还略有上升，不过，《华尔街日报》在2013年5月6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在2012年秋季，383所私立院校的注册学生人数有所下降。2013年，许多一般院校将面临10%到20%的新生短缺。在几十年学费直线上涨后，各校正急不可待地降低学费或增加奖学金等形式的“折扣”。2012年秋季各校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折扣率平均达45%，比2000年37%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实际费用比起学费标价来近乎减半。大学正在成为一个买方市场。 学贷危机的深重、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的黯淡，都开始动摇人们对四年制大学教育的信心。
社区学院学生的减少，则意味着不同的危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并非社会对社区学院的需求减低，而是社区学院一直受到各州政府的资助，维持着低学费，并且对申请者来者不拒，属于教育福利。如今经济危机，政府财源吃紧，加州等州政府开始限制社区学院的学生人数。波士顿地区的社区学院，出现了爆满的局面，乃至学校不得不连轴转，在半夜十二点开课，以应付学生的需求。可见，政府财政收紧虽一时抑制了社区学院的扩张，日后则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技工短缺。目前虽然经济尚未恢复，技工荒就已让企业怨声载道。这种趋势不及时扭转，将大大抬高技工的工薪水平，增加美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技工教育将成为美国教育体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的失业率不是4%，而是超过16%。这还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美国快几倍、年轻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难怪人们对大学越来越丧失信心。再加上老龄化后高中毕业生年年减少，出国潮一浪高过一浪，日后大批大学破产，恐非天方夜谭。在官僚化的教育体制中，学校只有升级的动力，缺乏降级的机制，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技工教育被普遍忽视。中国高等教育在此路上不悬崖勒马，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还需指出，大学扩招所导致的社会心态，也影响着出国潮。当今中国的留美学生，固然有不少秀异之士，但许多是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的。他们到了美国，同样只能在很低端的大学中就读。如果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学术素质有限，找个社区学院就读，毕业后即可成为技术工人，生计稳定；如果在社区学院表现出色，觉得自己有读四年制本科的实力，再转入好大学也不晚。遗憾的是，大家一窝蜂地向本科高攀，最后毕业反而落得高不成低不就，只能大批回国，成为“海带”。一代年轻人就这么被荒废。“美国病”乎？“中国病”乎？也许，大学热已成为全球化的传染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