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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会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尤其需要某种信念凝聚人心，就像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信条”一样，没有这种精神维系，国家的团结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遑论成为强国。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先生，1997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肯尼斯·沃尔兹，现任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近日，他就中国外交几十年中的成败得失及未来可能前景接受了本刊的专访，重点谈到大国均势对于世界和平的核心作用，呼吁国人要告别“外交理想国”，重建能够适应丛林世界的外交思想体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南风窗》：几十年来，有关世界局势的判断，中国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1987年中共十三大及以后的官方文件则将“和平与发展”明确为“世界的主题”。您如何看待这一主流“世界观”背后的外交哲学?
张睿壮：外交哲学是指一国外交的总体指导思想。以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显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最近30年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是，似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给人印象也似乎是没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没有一套完整的国际战略。所以，一方面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如“和谐世界”，当然是很崇高，但是太崇高了，离国际政治的现实太远，因此有时很难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过于实用主义，失去原则、立场和目标。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战后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这些东西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到上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30年，刚起步的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已经抛弃或者失信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十年盛行的极左“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仅有这种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一战后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在国联失败、二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一丝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许多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使这一前景转瞬即逝。
《南风窗》：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仍处在动荡之中，甚至有增无减，眼下就有格鲁吉亚危机。您认为世界和平的条件是什么?
张睿壮：均势。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标准看法。我们过去有不少说法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比如冷战后期还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实际并非如此。冷战后的世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安全、更不和平了。世界各国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世界和平抱如此乐观的态度。法国今年7月发表国防白皮书，认为当今世界形势是“少有的阴暗”。今天的世界虽然不像冷战时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但是现在不知道敌人藏在什么地方，处于高度不安全、不确定状态。当然，这主要是指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国防经费在冷战后经过短暂削减后又重新回升，现已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远远超过了冷战结束时的水平。美国军事实力遥遥领先，军费开支是俄国的17倍、日本的13倍、中国的11倍，却还不顾要求削减军费的本国舆论，坚持增加国防开支，说明美国战略决策者十分清醒，并不奢谈“世界和平”。同时，冷战后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军费开支也在急剧上升。这些难道都是和平的征兆吗?
《南风窗》：中国“理想主义”外交背后，除了对人类理想的弘扬，是否也有实用主义考量?
张睿壮：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指引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从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中享有较好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
《南风窗》：相较中国而言，美国外交是不是也有理想主义成分?
张睿壮：表面上是这样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美国更好对付一些，因为尽管后者相信实力外交，但对其他国家的要求总还有个限度，打起交道来总还有章可循；而标榜理想主义的美国，只要哪个国家不合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只要它看不惯哪个国家，就动辄打起主持正义的旗号，对别国实行孤立、封锁等压制措施，甚至军事入侵。不过，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纠缠在一起，它的外向型的理想主义宏论虽也高唱如云，但整体而言还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美国官方的理想主义宣言尽是表里不一或双重标准的。在一定条件下，美国的政策也有可能符合其公开宣言的道义原则。我只是强调在美国的外交层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半是不受张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备受瞩目的崇高原则。比如说林肯，美国内战以后，世人皆知北方是为黑人而战，而林肯也成了体现正义、平等与解放黑人的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林肯参战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使国家免于分裂。比如，林肯在给友人格里利的信里透露：“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林肯的意思表达得不能再清楚。只是由于内战在客观上既救联邦又救黑奴，所以不妨把话说得漂亮些。
从国民性看外交哲学
《南风窗》：您师从肯尼思·沃尔兹，作为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受到许多人推崇。与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相比，另一派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主张“进攻性现实主义”。2001年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断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并且特别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中国会和当年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的发展。有意思的是，他还认为中国在1840年以前都是具有进攻性的，而中国至今霸权未成，是因为国力还不够。
张睿壮：首先，沃尔兹和他上一辈学者摩根索一样都是反战的。这些知名现实主义学者越战时都是反战斗士，在这次伊战 爆发前，沃尔兹和其他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登了一个版的反战广告。沃尔兹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有很多批评。
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美国公共电视台曾经播出一场题为“繁荣的中国会不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辩论会。许多人认为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头号强国与次等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小，前者就越觉得不安全。比如，加拿大或墨西哥危害美国安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像前苏联或未来中国这样的大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因为对后者而言，造成伤害的能力是现成的，只要加上意愿就会变成现实。
有意思的是，米尔斯海默用一句谚语来说明问题：母鹅之所爱亦即公鹅之所爱——可见中国以后也会步美国后尘，先是追求(亚太)地区霸权，而后是全球霸权，从而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关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谈到，其实母鹅喜欢的东西公鹅不一定都喜欢，比如母鹅喜欢公鹅，但公鹅不一定喜欢公鹅。正如并非人人都想争第一，国家也不是都想称霸的。更关键的是，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历史有点一知半解。你知道15世纪初当中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时，郑和率领一支以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武装起来的庞大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8次远航。但就在中国可以将其统治向世界扩张的时候，中国皇帝下令烧毁一切远洋船只，禁止出海远航。中国由此闭关锁国，直到300年后国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
此外，体现中国对称霸世界不感兴趣的还有东亚特有的朝贡体系。与表面平等其实大国不断干涉小国的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不同的是，东方朝贡体系是表面等级分明其实互不干涉。中国皇帝作为这个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只求周边国家表面上“臣服”、“进贡”，却不企求对各国实际控制。
《南风窗》：这也算是一种“面子政治”吧。中国向来是对国内进行“法治”，而对国外进行“德治”，所谓“内法外王”，对内可能搞文字狱，对外则是“以德服(外国)人”。
张睿壮：显然，这种对扩张没有兴趣的“反常”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不无关系。远自孔夫子起，中国贤哲就强调“和”与“合”的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化有时被叫做“和合文化”的缘故。它不像西方主张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向外拓展的冒险精神或像美国“硬汉文化”一样赞许强悍、尚武，而是将和谐、合作作为世间最高境界，提倡温文尔雅，鼓吹忍让、妥协与和解，甚至不惜代价避免祸害。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汉朝刘向也告诫说“富在知足，贵在求退”。这方面警句也不少，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等等。邓小平当年为中国外交开出“决不当头”的处方，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古代圣贤的教诲?
《南风窗》：中国外交哲学与国民性和传统文化有何关系?
张睿壮：若干年前，旧金山警方曾经破获一个专门侵害华人的犯罪团伙。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动机。然而调查发现，这些人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只是因为华人遇袭时温顺，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别说出庭作证。
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受侵害后也提倡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因软弱无能而败下阵来。
显然，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这种温顺是行不通的。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英国，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13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两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价值的崛起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张睿壮：中国能否持续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无疑还是一个问号。这个国家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难题及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弱点，令其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盲目乐观。
那些对“中国崛起”过度热心的人们，只看到了一些过分简单化或片面夸大了的数字。如果看看人均GDP的国际比较，就知道中国在230个经济体中只排到了131位，到2006年仍然有21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中国的贫困人口之多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有谁见过有这么多穷人的超级大国?
如果只是看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外国访客会得到中国已经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印象。然而出了大城市不远就能发现农村中的赤贫令人震惊，那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常见的贫困，而是只有在第四世界也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中才能见到的景象。这样的“中国奇迹”，能够支撑中国短期内的全面崛起吗?
《南风窗》：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谈到：“一个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的国家是不能称其为世界大国的。”如何树立中国价值?
张睿壮：坦率说，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今天的中国人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没有别的信仰，这也是中国社会何以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真空”，成了类似当年美国西部那样的“化外之地”或“冒险家乐园”。
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会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有更糟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国家凝聚力也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尤其需要某种信念凝聚人心，就像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一样，没有这种精神维系，国家的团结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遑论成为强国。
《南风窗》：有个笑话，讲的是国际班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请同学们就粮食短缺发表自己的看法。”美国学生问：“什么是短缺?”朝鲜学生问：“什么是粮食?”中国学生问：“什么是自己的看法?”这个笑话虽然很夸张，但就“自己的看法”而言，许多中国人包括知识精英似乎只会表达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经过独立思考得来的意见。
张睿壮：中国历来有服从权威的习惯，而无以理服人的传统，凡有不同意见，一律以老师、家长、上级、长官为是，根本无需辩论。这和辩论文化的养成当然有关系。
美国有个说法，“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所谓“政治止于水边”，意思是说美国政治在大洋边上停止了，正常的党派竞争和分歧在对外政策上必须让位于团结。相较而言，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奇怪现象，特别是前些年，好像为西方尤其为美国说话的人比为中国说话的人还多。
当然，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为谁说话都是可以的。但是上述现象确实值得深思，有关当局尤当扪心自问，是什么造成本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如此严重的离心倾向?别看美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霸气十足，但对本国公民却是竭尽公仆本分，在维护本国利益和本国公民权益上不遗余力，由此让普通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产生强烈认同感。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且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向心力，也是其实力的重要组成。对此万不可掉以轻心。当然，以我个人在中美两国生活的经验，今日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比起上世纪80年代初白桦笔下的“苦恋时代”还是大有进步的。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先生，1997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肯尼斯·沃尔兹，现任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近日，他就中国外交几十年中的成败得失及未来可能前景接受了本刊的专访，重点谈到大国均势对于世界和平的核心作用，呼吁国人要告别“外交理想国”，重建能够适应丛林世界的外交思想体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南风窗》：几十年来，有关世界局势的判断，中国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1987年中共十三大及以后的官方文件则将“和平与发展”明确为“世界的主题”。您如何看待这一主流“世界观”背后的外交哲学?
张睿壮：外交哲学是指一国外交的总体指导思想。以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显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最近30年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是，似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给人印象也似乎是没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没有一套完整的国际战略。所以，一方面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如“和谐世界”，当然是很崇高，但是太崇高了，离国际政治的现实太远，因此有时很难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过于实用主义，失去原则、立场和目标。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战后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这些东西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到上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30年，刚起步的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已经抛弃或者失信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十年盛行的极左“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仅有这种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一战后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在国联失败、二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一丝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许多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使这一前景转瞬即逝。
《南风窗》：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仍处在动荡之中，甚至有增无减，眼下就有格鲁吉亚危机。您认为世界和平的条件是什么?
张睿壮：均势。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标准看法。我们过去有不少说法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比如冷战后期还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实际并非如此。冷战后的世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安全、更不和平了。世界各国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世界和平抱如此乐观的态度。法国今年7月发表国防白皮书，认为当今世界形势是“少有的阴暗”。今天的世界虽然不像冷战时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但是现在不知道敌人藏在什么地方，处于高度不安全、不确定状态。当然，这主要是指恐怖主义威胁。美国的国防经费在冷战后经过短暂削减后又重新回升，现已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远远超过了冷战结束时的水平。美国军事实力遥遥领先，军费开支是俄国的17倍、日本的13倍、中国的11倍，却还不顾要求削减军费的本国舆论，坚持增加国防开支，说明美国战略决策者十分清醒，并不奢谈“世界和平”。同时，冷战后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军费开支也在急剧上升。这些难道都是和平的征兆吗?
《南风窗》：中国“理想主义”外交背后，除了对人类理想的弘扬，是否也有实用主义考量?
张睿壮：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指引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从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中享有较好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
《南风窗》：相较中国而言，美国外交是不是也有理想主义成分?
张睿壮：表面上是这样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美国更好对付一些，因为尽管后者相信实力外交，但对其他国家的要求总还有个限度，打起交道来总还有章可循；而标榜理想主义的美国，只要哪个国家不合它的意识形态，或者只要它看不惯哪个国家，就动辄打起主持正义的旗号，对别国实行孤立、封锁等压制措施，甚至军事入侵。不过，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纠缠在一起，它的外向型的理想主义宏论虽也高唱如云，但整体而言还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美国官方的理想主义宣言尽是表里不一或双重标准的。在一定条件下，美国的政策也有可能符合其公开宣言的道义原则。我只是强调在美国的外交层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半是不受张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备受瞩目的崇高原则。比如说林肯，美国内战以后，世人皆知北方是为黑人而战，而林肯也成了体现正义、平等与解放黑人的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林肯参战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废奴，而是为使国家免于分裂。比如，林肯在给友人格里利的信里透露：“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废除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连一个奴隶都不解放，我定会这样去做。”林肯的意思表达得不能再清楚。只是由于内战在客观上既救联邦又救黑奴，所以不妨把话说得漂亮些。
从国民性看外交哲学
《南风窗》：您师从肯尼思·沃尔兹，作为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受到许多人推崇。与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相比，另一派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主张“进攻性现实主义”。2001年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断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并且特别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中国会和当年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的发展。有意思的是，他还认为中国在1840年以前都是具有进攻性的，而中国至今霸权未成，是因为国力还不够。
张睿壮：首先，沃尔兹和他上一辈学者摩根索一样都是反战的。这些知名现实主义学者越战时都是反战斗士，在这次伊战 爆发前，沃尔兹和其他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登了一个版的反战广告。沃尔兹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有很多批评。
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美国公共电视台曾经播出一场题为“繁荣的中国会不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辩论会。许多人认为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头号强国与次等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小，前者就越觉得不安全。比如，加拿大或墨西哥危害美国安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像前苏联或未来中国这样的大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因为对后者而言，造成伤害的能力是现成的，只要加上意愿就会变成现实。
有意思的是，米尔斯海默用一句谚语来说明问题：母鹅之所爱亦即公鹅之所爱——可见中国以后也会步美国后尘，先是追求(亚太)地区霸权，而后是全球霸权，从而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关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谈到，其实母鹅喜欢的东西公鹅不一定都喜欢，比如母鹅喜欢公鹅，但公鹅不一定喜欢公鹅。正如并非人人都想争第一，国家也不是都想称霸的。更关键的是，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历史有点一知半解。你知道15世纪初当中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时，郑和率领一支以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武装起来的庞大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8次远航。但就在中国可以将其统治向世界扩张的时候，中国皇帝下令烧毁一切远洋船只，禁止出海远航。中国由此闭关锁国，直到300年后国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
此外，体现中国对称霸世界不感兴趣的还有东亚特有的朝贡体系。与表面平等其实大国不断干涉小国的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不同的是，东方朝贡体系是表面等级分明其实互不干涉。中国皇帝作为这个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只求周边国家表面上“臣服”、“进贡”，却不企求对各国实际控制。
《南风窗》：这也算是一种“面子政治”吧。中国向来是对国内进行“法治”，而对国外进行“德治”，所谓“内法外王”，对内可能搞文字狱，对外则是“以德服(外国)人”。
张睿壮：显然，这种对扩张没有兴趣的“反常”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不无关系。远自孔夫子起，中国贤哲就强调“和”与“合”的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化有时被叫做“和合文化”的缘故。它不像西方主张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向外拓展的冒险精神或像美国“硬汉文化”一样赞许强悍、尚武，而是将和谐、合作作为世间最高境界，提倡温文尔雅，鼓吹忍让、妥协与和解，甚至不惜代价避免祸害。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汉朝刘向也告诫说“富在知足，贵在求退”。这方面警句也不少，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等等。邓小平当年为中国外交开出“决不当头”的处方，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古代圣贤的教诲?
《南风窗》：中国外交哲学与国民性和传统文化有何关系?
张睿壮：若干年前，旧金山警方曾经破获一个专门侵害华人的犯罪团伙。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动机。然而调查发现，这些人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只是因为华人遇袭时温顺，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别说出庭作证。
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受侵害后也提倡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因软弱无能而败下阵来。
显然，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这种温顺是行不通的。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英国，不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13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Don’t Tread on Me)。两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价值的崛起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张睿壮：中国能否持续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无疑还是一个问号。这个国家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难题及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弱点，令其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盲目乐观。
那些对“中国崛起”过度热心的人们，只看到了一些过分简单化或片面夸大了的数字。如果看看人均GDP的国际比较，就知道中国在230个经济体中只排到了131位，到2006年仍然有21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中国的贫困人口之多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有谁见过有这么多穷人的超级大国?
如果只是看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外国访客会得到中国已经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印象。然而出了大城市不远就能发现农村中的赤贫令人震惊，那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常见的贫困，而是只有在第四世界也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中才能见到的景象。这样的“中国奇迹”，能够支撑中国短期内的全面崛起吗?
《南风窗》：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谈到：“一个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的国家是不能称其为世界大国的。”如何树立中国价值?
张睿壮：坦率说，中国没有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而这是超级大国不可或缺的秉性。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可供出口的意识形态，甚至连可供本国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没有。今天的中国人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没有别的信仰，这也是中国社会何以陷入了“道德和伦理的真空”，成了类似当年美国西部那样的“化外之地”或“冒险家乐园”。
缺乏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不仅会让中国丧失了成为超级大国的资格，还有更糟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国家凝聚力形成威胁——国家凝聚力也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尤其需要某种信念凝聚人心，就像美国人有所谓“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一样，没有这种精神维系，国家的团结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遑论成为强国。
《南风窗》：有个笑话，讲的是国际班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请同学们就粮食短缺发表自己的看法。”美国学生问：“什么是短缺?”朝鲜学生问：“什么是粮食?”中国学生问：“什么是自己的看法?”这个笑话虽然很夸张，但就“自己的看法”而言，许多中国人包括知识精英似乎只会表达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经过独立思考得来的意见。
张睿壮：中国历来有服从权威的习惯，而无以理服人的传统，凡有不同意见，一律以老师、家长、上级、长官为是，根本无需辩论。这和辩论文化的养成当然有关系。
美国有个说法，“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所谓“政治止于水边”，意思是说美国政治在大洋边上停止了，正常的党派竞争和分歧在对外政策上必须让位于团结。相较而言，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奇怪现象，特别是前些年，好像为西方尤其为美国说话的人比为中国说话的人还多。
当然，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成理，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为谁说话都是可以的。但是上述现象确实值得深思，有关当局尤当扪心自问，是什么造成本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如此严重的离心倾向?别看美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霸气十足，但对本国公民却是竭尽公仆本分，在维护本国利益和本国公民权益上不遗余力，由此让普通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产生强烈认同感。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且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向心力，也是其实力的重要组成。对此万不可掉以轻心。当然，以我个人在中美两国生活的经验，今日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比起上世纪80年代初白桦笔下的“苦恋时代”还是大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