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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现存的印谱中,留下的印蜕约四百方,绝大部分为名章。印主为魏建功的师友蔡元培、蒋梦麟、钱玄同等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其中就有周树人、周作人。
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时,听过鲁迅和周作人的课,是周氏兄弟的及门弟子。
鲁迅与魏建功之间曾发生过一段小笔战,鲁迅称之“暂时的误解”。当时,因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北大剧社的批评,引起北大学生不满,魏建功曾有反批评,又招來鲁迅对魏的讥斥。但误解消除后相处友好。后来鲁迅曾请魏建功帮校《唐宋传奇集》,在与郑振铎合编《北京笺谱》时,他的序言也是请魏建功抄写的。只是1926年鲁迅就去了厦门,又去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彼此来往终归不便。今存《天行山鬼印蜕》中仅有“周树人”一方藤印,似是后期学生对先师的怀念之作。
魏建功与周作人就不一样了。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周作人成了同事。以后又同在孔德学校任课,有了更多的交往,二人由认识到熟悉而成为关系密切的挚友。1925年至1934年间,周作人的日记中经常有和魏建功闲谈、共饭、赠书的记录。其中又有多次记魏建功治印馈赠,如1934年1月25日的日记:“天行赠所刻青田印一方,文曰‘苦茶庵知堂记’。”并记“甚佳”。当年周作人手书送林语堂的《偶作打油诗二首》(《五十自寿诗》)诗笺上,就钤印了这方印章,可见其喜爱之情。《天行山鬼印蜕》中收有“周作人”“周启明”“苦翁”等九方,朱白相间,错落有致,形态各异,别饶意趣。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周作人、魏建功并没有离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周作人决意滞留北平,魏建功则于11月南下长沙,又去昆明。1941年4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监之后,魏建功即写了《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作者强调气节的重要:“从前的学人(分不开文学和文学以外的界限)到了气节的关头,顺逆正反的表示是丝毫不苟且的,若是苟且了呢,那就归结到‘文人无行’一类里去了。”表明“逆反的人是大家羞与为伍的,因为他失去了人格,毫无羞耻了”。“关于周作人在中国民族生存战争开火以来的言行,无庸我们逐一去引证了,总之是他失去了做人的难能可贵的一切了。”魏建功说:“我们佩服他的文章艺术,但我们更爱惜他的人格!我们不能只要文格,没有人格,何有于文格?”
一页历史翻过。1949年以后,魏建功与周作人同住北京,但再无交往。
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时,听过鲁迅和周作人的课,是周氏兄弟的及门弟子。
鲁迅与魏建功之间曾发生过一段小笔战,鲁迅称之“暂时的误解”。当时,因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北大剧社的批评,引起北大学生不满,魏建功曾有反批评,又招來鲁迅对魏的讥斥。但误解消除后相处友好。后来鲁迅曾请魏建功帮校《唐宋传奇集》,在与郑振铎合编《北京笺谱》时,他的序言也是请魏建功抄写的。只是1926年鲁迅就去了厦门,又去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彼此来往终归不便。今存《天行山鬼印蜕》中仅有“周树人”一方藤印,似是后期学生对先师的怀念之作。
魏建功与周作人就不一样了。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周作人成了同事。以后又同在孔德学校任课,有了更多的交往,二人由认识到熟悉而成为关系密切的挚友。1925年至1934年间,周作人的日记中经常有和魏建功闲谈、共饭、赠书的记录。其中又有多次记魏建功治印馈赠,如1934年1月25日的日记:“天行赠所刻青田印一方,文曰‘苦茶庵知堂记’。”并记“甚佳”。当年周作人手书送林语堂的《偶作打油诗二首》(《五十自寿诗》)诗笺上,就钤印了这方印章,可见其喜爱之情。《天行山鬼印蜕》中收有“周作人”“周启明”“苦翁”等九方,朱白相间,错落有致,形态各异,别饶意趣。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周作人、魏建功并没有离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周作人决意滞留北平,魏建功则于11月南下长沙,又去昆明。1941年4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监之后,魏建功即写了《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作者强调气节的重要:“从前的学人(分不开文学和文学以外的界限)到了气节的关头,顺逆正反的表示是丝毫不苟且的,若是苟且了呢,那就归结到‘文人无行’一类里去了。”表明“逆反的人是大家羞与为伍的,因为他失去了人格,毫无羞耻了”。“关于周作人在中国民族生存战争开火以来的言行,无庸我们逐一去引证了,总之是他失去了做人的难能可贵的一切了。”魏建功说:“我们佩服他的文章艺术,但我们更爱惜他的人格!我们不能只要文格,没有人格,何有于文格?”
一页历史翻过。1949年以后,魏建功与周作人同住北京,但再无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