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惊悉王策三先生辞世的噩耗，与先生接触的点滴记忆浮现在眼前。惯常性地以为老人家依然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小楼里，依然会站在家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依然会用和蔼的笑容和亲切的语调招呼我们：“你们来啦！快进来！快进来！”直到一纸讣告将思绪拉回残酷的现实，心里难以转变、难以接受、难以适应！
　　2007年，我在北师大师从郭华教授攻读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从《教学论稿》和《教学认识论》等专业必读书目中，我初步管窥了王老师的学术思想，折服于他的学术造诣。后来在恩师郭华教授的引荐下，我有了与王老师直接接触的机会，有幸赶上一个大家的时代。

作为研究者的治学态度：严谨、辩证、扎实

　　王老师醉心学术，在他家的客厅里，学术书籍填满了一整面墙。每次去看望王老师，三言两语后话题总是绕回到教育上。翻看王老师的学术论著，观点之犀利，引据之广博，考究之深入，文辞之严密，没有高标准、严要求的自我约束，是做不到的。
　　王老师对待学术研究，一直是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曾先在北师大物理系就读本科，研究生才跨专业到了教育学院，因此常和王老师谈论学习物理学和教育学的感受差异。物理学有一套获得普遍认同的概念体系，后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照这个公认的概念体系进行的。①但教育学不同，严谨的学术论文开篇要界定概念，告诉别人研究中所提到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在特定的语境下所界定的概念才会有这样的规律。同一专业词汇，在不同的研究者和语境下，指代意义可能不同，如教育、课程，从广义到狭义有多种阐释。有时读一些学术论文，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深究起来才发觉，它们说的并非同一事物。所以，王老师一直向我们强调：研究要严谨，看文章、专著要弄清楚它们所说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所说的（观点主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做研究，要研究深了、透了，弄懂、弄清楚了再写文章，不能人云亦云，这才是做研究该有的态度。
　　在研究中，王老师一直秉持着辩证分析的精神，客观公正地看待每一个理论和观点。我曾和王老师聊起过不同学派理论间的论辩。在物理学中，一个新理论的提出，是对旧理论的调整和改进，需要包容旧有理论，旧理论所能解决的問题，新理论也要能解决，否则新理论就有问题，不完备。①但在教育领域，读一些观点探讨的文章，感觉言辞有些激烈，理论间的否定和排斥性很强。王老师说，全盘否定和一味摒弃是不对的，每一个理论的提出和存在都有它的道理和意义，都能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凡是理论不可避免都可能出现问题，我们就要辩证地看、批判地看，要批判就要有研究，不能说有问题我们就不要它，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都倒掉了，这是不对的。我想，正是得益于王老师这种批判、包容、辩证的思维，我们才能在后来的学术和工作道路上看得广一点、听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做得实一点。
　　在王老师看来，学术研究一定要多去学校走走，多和老师谈谈，想他们遇到的真问题，提学校能用的真点子，研究要做扎实。有段时间，教育领域“探究”成为时髦词汇，展示交流常提“探究”却对“讲授”避之不及。我曾和王老师说起，从物理教学的角度上看，探究教学确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实践能力，巩固加深学生对过程与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我在物理系学习时，一位老教授曾说过，我们中学阶段学了5年物理学，大多是两三百年前的成果；现在（指本科阶段）学习的，像相对论、量子力学，充其量只能算是跟上了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进展；就连学完硕士、博士，还只是稍稍接触到一丁点儿的当代物理学前沿；要想研究出成果来，未来的路还很长。基于这样的教学实际，王老师也认为要在短时间内使学生掌握到人类发展至今的海量文明成果，讲授教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要是全部知识都让学生探究学习，让他们再去重新经历一遍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那是不必要和不现实的。提倡探究不能肤浅理解为否定讲授，如果因此而不敢提讲授，不敢研究讲授，那就片面了。研究要是脱离了一线教育实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夸夸其谈的空中楼阁，专家也就成了“砖家”。

作为教育人的社会责任：审慎、秉理、担当

　　王老师平素一向低调平和，但在事关国家教育未来发展的走向上，却能够审慎思考、秉笔直言、当仁不让。现在查阅王老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关于中国教育课程改革的论述，说出很多别人没看到、没想到、没悟到、没说到，却又是实际教育中绕不过、躲不开的问题和现象，切中要害，鞭辟入里。
　　在教育改革顶层设计上，对于新兴或外来的教育理论，王老师认为一定要深入研究，要看那个教育理论是在什么背景、环境下，基于怎样的考虑提出来的。任何一个理论，都不能脱离它提出和存在的历史时代背景，彼时彼地的理论放在此时此地，会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不能单独割裂出来看待。而且，要考察那个教育理论是否有实践支撑，要对实践情况和结果进行分析和评判，对其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要深入研讨，避免迂回、曲折，避免走别人走过的路、犯别人犯下的错误。这种审慎的态度，对于推动中国教育健康发展是有益的。王老师说，有人说我们保守，我认为不是的。我们很早就提出来教育要改革，一些“填鸭式”“满堂灌”的情况确实有弊病，应该改革。但改革不能是照搬照抄、对以前全盘否定、全面摒弃，要去分析、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教育改革要慎之又慎，我们禁不起失误，因为失误的代价太大了，那不是小白鼠，那是一代人！王老师的这种“忧国忧民”，正是源自老一辈学者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源自老一辈教育人对国家教育发展的时代担当。
　　进而到了实践操作层面，无论什么教育理论，都要在教育实践中推行，要解决它们本土化、操作化的问题。有时候王老师听到一些言论单方面批评教师对理论和要求执行得不到位，就很为一线教师不平，觉得他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到基层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对王老师的“不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设计、一个理论的推行实施，需要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入学、升学、就业等资源配置情况，需要考虑到当前教育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心理思维惯式，需要考虑到作为教育的首要执行者——教师的整体水平。在新理论、新设计的大力推行下，我们的教育可以“穿新鞋”；但在资源不均的现实环境、升学就业的社会期望、偏重成绩的思维惯式等因素的强大羁绊下，我们的教育又需要“走老路”，所以就会产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非毕业年级‘素质教育’，毕业年级‘应试教育’”等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去深刻剖析社会原因、文化原因，不去审问理论和设计是否“接地气”“可操作”“易执行”，而简单地归因为学校教师领悟执行不力，就显得肤浅而武断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翻阅王老师哪怕是十多年前的论著，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对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他是一位冷静的智者，用深邃的目光密切注视着课程改革方向，生怕中国基础教育走向极端。

作为老先生的仁爱情怀：周全、细致、平和

　　严谨、秉直的王老师，和我们接触却非常平易近人，真诚地关怀着他的学生和晚辈，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在学术上，王老师用他的经历和阅历指点我们免走弯路、不走歧路。有段时间，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关切，王老师本人发表过一些文章，很精准地点明当时教育一线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于这一点，王老师却劝我们不要学习，慎写那些批判问题的文章。他周全地为我们考虑，认为这类文章难以驾驭、难以把握，是忠言却毕竟逆耳，一些论调言辞拿捏不准就容易让人理解偏差、产生误解，甚至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从而影响今后的发展道路。
　　在生活中，王老师也体贴照顾着晚辈，细致入微。我们每次去王老师家里，他都会备上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们倍感温馨。王老师说：我们年轻时生活很困难，物资贫乏，粮食不够吃，所以现在老怕你们吃不饱。但王老师又厉行勤俭节约，不许浪费，我们每次都能蹭个酒足饭饱。记得当时师门里有个20多岁清秀娇小的南方小姑娘，在王老师和师母的热情款待下，曾经一顿饭吃下28个饺子，成为师门里的一段谈资。
　　王老师身为学术泰斗，对我们说话一直很平和，不会让我们感受到緊张和压迫。王老师很留意自己的言行，生怕无心的疏忽会让人猜测引申出负面信息。有一次，我们几名学生说到各自的年龄，我说完后王老师很诧异：林臻也是“80后”？话已出口，王老师怕我尴尬，赶紧补充：“哦，我没有别的意思，是感觉你很沉稳，和‘80后’的一般印象不一样，没有别的意思！”还有一次，我们本想去看望王老师，但适逢他身体欠安，电话里王老师说：“你们要来看我，我很高兴，但今天真的是感冒了，怕传染给你们，所以你们下回再来吧。”下回见面，王老师还一再向我们解释：“你们随时来，我们随时都欢迎！上回真的是感冒了，怕传染你们！我一点都没有不欢迎的意思！”由此再联想到王老师去世前嘱咐后事从简，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周全地考虑对方感受，生怕给别人添麻烦。这是王老师最让我们敬服的修养和品格！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追忆往事，在悲痛之余，我们晚生后学还应好好整理王先生在学术、精神、人格上的宝贵遗产，秉承遗志，负重前行，并发扬光大，以此聊慰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愿王先生的高洁风范与世长存！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德育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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