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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重新梳理中国股市17年的成长脉络，无论折戟沙场、血雨腥风，还是一夜暴富、鸡犬升天，都仿佛弹指一挥间，每个人都能从这里读出一份自己的感悟。
1990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到第二年的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为114天。这100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为280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1,600万元。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等8家。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由于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1992年，在计划经济下实行上市资金规模定额分配制度，深沪两地市场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
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中国证监会8月1日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高点4,522点。
1996年10月深沪行情再度大爆发，《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10%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139%外，当天所有610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转熊。
1998年市场是熊市，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通过。
1999年中国股市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1,427点。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号称中国股市第一庄的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国有股、湘火炬国家股，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后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7月26日，股市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1,903点。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规定。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因为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
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的丑闻。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2005年，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998点。
2006年见证了我国股市行情从长期低迷到迈向健康发展的重大转折。1月1日，经过大幅度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施行。上证综指从1161点起步，几乎是以单边上行之势稳步攀升，将2245点的历史高点远远抛在身后。按照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计算，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全年涨幅分别达130.43%和132.12%。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市场快报显示，两市总市值已经达到了89403.9亿，直逼9万亿大关。其中，沪市总市值为71612.38亿元，增幅210.06%；深市总市值为17791.52亿元，增幅90.61％。
2007年，管理层通过不同方式，共计对股市直接或间接地发出九道“金牌”，其中包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证监会两次风险提示、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
面对上调印花税后市场出现的大幅下跌，6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家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报纸同时对这一政策作出解读。
市场资深人士方泉说，三大报同时刊发社论，管理层用意明确，就是解释上调印花税政策并非打压股市，此举用以平缓投资者情绪，重塑市场信心。
1990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到第二年的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为114天。这100多天来，整个证券市场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占了九成，股票成交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为280万元，最高日交易额近1,600万元。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豫园商场、凤凰化工和爱使股份等8家。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由于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政府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1992年，在计划经济下实行上市资金规模定额分配制度，深沪两地市场扩容的势头十分凶猛。
1993年上证指数尽管达到了最高点1,558点，随着发行额度的明确，市场开始进入真正的低迷期，当年年底收在833点。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中国证监会8月1日宣布，暂停新股上市，当天深沪两个市场的涨幅都超过了30%。到了9月13日，上证指数到达全年最高点1,052点，接着两地市场又暴跌36%以上。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消息，多方趁此逼空，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走投无路，在下午收市前的8分钟违规抛出700余万元价值1,400亿元的单子，让“327国债期货”价格从151.3元跌到147.5元收市。这天“327”的成交金额占整个期市成交额近80%。当天晚上，上交所取消了最后的违规交易，万国证券一下子亏损了13亿元。管金生因此被判刑17年。
中国早年证券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振幅惊人。以深市为例，1991年最高是54倍，最低11倍；1992年是64倍到21倍；1993年是97倍到28倍；1994年是33倍到7倍。但1995年是13倍到5倍，深市在龙头股深发展的带动下，从年初便一波一波往上发力，深成指从924点升至最高点4,522点。
1996年10月深沪行情再度大爆发，《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指出，1996年4月1日至12月9日，上证指数暴涨120%，深成指暴涨340%。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按惯例，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是件严重的事情，12月16日，两地市场开始执行股票交易价格涨跌幅10%的新规定，除了某新股上市上涨139%外，当天所有610只股票和基金全部跌停，第二天又是全线跌停。第三天，股市才在大幅低开后，有资金抄底，将市场稳住。
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转熊。
1998年市场是熊市，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通过。
1999年中国股市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1,427点。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号称中国股市第一庄的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国有股、湘火炬国家股，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后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7月26日，股市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1,903点。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规定。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因为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
2003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也笼罩在“非典”的阴影之下，身陷熊市的2003年下半年的中国股市，爆出了三位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富豪周正毅、杨斌和艾沙由夫的丑闻。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因为有九条意见，俗称“国九条”。 “国九条”中有一个新鲜的提法，就是“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4年春天股市暴跌的一个主因是头号庄家德隆集团的垮台，2004年年底上证指数又收在1,266点，下跌幅度惊人。
2005年，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6月6日，正在执行第一批解决股权分置（以下简称“股改”）试点的公司在网络投票时，上证指数跌穿千点，最低为998点。
2006年见证了我国股市行情从长期低迷到迈向健康发展的重大转折。1月1日，经过大幅度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施行。上证综指从1161点起步，几乎是以单边上行之势稳步攀升，将2245点的历史高点远远抛在身后。按照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计算，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全年涨幅分别达130.43%和132.12%。沪深交易所发布的市场快报显示，两市总市值已经达到了89403.9亿，直逼9万亿大关。其中，沪市总市值为71612.38亿元，增幅210.06%；深市总市值为17791.52亿元，增幅90.61％。
2007年，管理层通过不同方式，共计对股市直接或间接地发出九道“金牌”，其中包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证监会两次风险提示、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
面对上调印花税后市场出现的大幅下跌，6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家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报纸同时对这一政策作出解读。
市场资深人士方泉说，三大报同时刊发社论，管理层用意明确，就是解释上调印花税政策并非打压股市，此举用以平缓投资者情绪，重塑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