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对新人对自己的婚礼没有发言权，不得不放弃自己对人生大事的独特表达方式而无奈地遵从“标准模式”时，我们有必要问一问：在诸如婚礼这样属于个人的行为和表达喜悦这样属于个人的情绪上我们是否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记者的一对朋友在从去年11月至今年11月的一年时间里办了3次婚礼，在2004年的1月份将举行第4次婚礼。在这4次婚礼中，记者“有幸”参加了2次，对第二次和第四次也进行了了解，并在民间对举办婚礼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婚礼，原来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第一次结婚：“哭泣”的基督教婚礼
　　时间：2002年11月22日
　　地点：上海市某会所大厅
　　新娘马莺是基督教徒，但是新郎不是，因此马莺非常渴望能够像香港电视剧和美国电影一样在教堂里结婚。新郎黄川虽说不是基督徒，但是倒也满希望能够在教堂结婚，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够与众不同一点。而且西式婚礼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他工作很忙，公司给的婚假搭上自己的带薪假总共也就二十来天，他希望这个婚不要结得太累，然后好好地陪陪新婚妻子，本来两地分居就聚少离多。另外还能有点时间和上海的客户联络联络感情。
　　但是教堂的神父还是有些为难，何况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婚礼教堂已经应接不暇，排队排到了第二年。经过不少波折，费了很多唇舌，神父终于答应为马莺黄川主持婚礼，但是无法在教堂里，可以另外选择一个地方，于是新郎新娘在上海奔波了半个月，终于托朋友帮忙租下了一个会所的大厅，时间是3个小时。
　　婚礼如期举行，记者赶到婚礼现场时，大厅里已经热闹非凡。大约有四五十位宾客在张罗着布置气球、将椅子摆成一排排好像准备观摩一场电影。这些宾客年龄最大的也在40岁以下，除了双方父母，再看不见一位老人。一打听，新郎新娘谁也没邀请除了父母以外的亲戚。一支由一位小提琴手、一位大提琴手和一位钢琴师的小型乐队在大厅前方的角落里“咿呀”“丁冬”地校音准和练配合，连带着互相认识，分别是新郎新娘的朋友友情出演。大厅边的小休息室里新郎新娘在做着准备工作，记者进去打招呼，惊讶地发现新娘没有穿白色婚纱，而是着一套有点唐朝风格的宽领中式裙装。而新郎也非西装革履，打扮得很有点像当年家底殷实的五四青年。新娘颇为自得地告诉记者这两套服装都是她自己设计的，他们就想把这婚结得独特一点。看着这两个原本该出现在深宅大院里的形象，连也算见多识广的记者都为这场所谓的“西式婚礼”的充满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而暗暗称奇。
　　除了记者，包括新郎新娘在内的其余人都没有留意在场的四位老人——新郎的父母和新娘的父母。两对老人坐在椅子的第一排东张西望，互相隔开了几把椅子，也互相没有交谈。新郎的父母从新郎在江苏的小城家乡赶来，衣着简朴，神色有些不安，显然不适应这里的气氛，记者前去打招呼，向他们表示祝贺，两位老人站起来，嗫嚅着嘴，只会说一个“好”字，显得手足无措。新娘父母的神色木讷中甚至有丝严峻，新娘母亲数次站起来想插手做点什么，但终因无从入手，默默地坐回座位。面对记者的祝贺，他们脸上浮现出的笑容颇为尴尬。
　　神父终于出现在大厅前方中央，这意味着婚礼正式开始。记者在椅子的第二排正襟危坐。神父微笑着开口，却只字不提和新郎新娘以及与这场婚礼有关的一切，而是先赞扬和感谢了“主”，然后让在场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全体起立，合唱赞美诗。只见周围忽拉一下真的全体起立，跟着乐队的音乐声情并茂地唱起来。记者虽然不是“兄弟姐妹”，但也绝无可能“别人皆站我独坐”，本想站着不张嘴滥竽充数，但是发现周围人对歌曲的熟练程度和全情投入非同一般，这才蓦然醒悟，今天来的宾客都是“兄弟姐妹”，记者实在是局外人。在动听的歌声中，记者如芒刺在背，怎样都感觉自己在此仿如异类，“孤独”异常，于是不顾别人眼光，低了头仓皇逃在了门外作壁上观，站在门外发现了二三位同道，纷纷说无法融入其中，一打听皆是新郎在上海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于是我们站在门外，打算等这一个开场白过去后再入内。不料“赞美”没完没了，一首接着一首，大有越唱越来劲的意思，不久新郎的父母也“逃窜”出来，新郎母亲尴尬地摇头笑着，对记者说：“我们听不懂，站在里面觉得难受。”只有新娘的父母还坚持站在里面，也算是对女儿的支持。
　　如此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记者等实在站得吃力，只能将某些拖家带口前来的“兄弟姐妹”们的孩子的小板凳“偷”出来，坐在了寒风瑟瑟的大门口。终于听见神父让各位落座，也终于看见新郎站在了神父面前。记者摸回原座位，甫落座，婚礼进行曲便响了起来，新娘挽着父亲的胳膊向新郎走去，众人一致鼓掌行注目礼。父亲走得“战战兢兢”，显然没有进行过排练，也不适应这样的仪式。然后终于看见了电视剧和电影里的那一幕，神父问新娘愿不愿意嫁给新郎，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新娘居然泣不成声，“愿意”两个字无论如何也不能正常说出口，当然谁都看得出来新娘的哭泣是因为高兴和激动，因为她看着新郎的脸充满了笑容和一往情深。新郎不停地抹着新娘喷涌而出的泪水，将新娘画了妆的一张俏脸抹成了花脸，然后自己也泪流满面。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场的众“兄弟姐妹”，大约是受了气氛的感染，纷纷泪如雨下，场面居然一片壮观。坐在记者前面的两对父母则不停地面面相觑。记者再次坐不住了，也再次“逃”到大门口，发现那几位同道早也已经各就各位坐在了小板凳上，个个神色复杂，如果一定要形容，就是四个字——哭笑不得。
　　好容易新郎新娘都把“愿意”两个字完整说出口，两人又分别给在场的父母行中国大礼——下跪，并互相赠送礼物，新娘憋不住，搂着双方母亲又是一顿哭，“兄弟姐妹”们自然再次眼泪捧场。门口的一位仁兄终于忍不住，说：“啧，这结的是哪国的婚啊？！”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算是礼成了。接着神父再次掌握了局面，甚至动用了多媒体工具，将一首首赞美诗的歌词打在墙壁上，指挥大家唱，一首接着一首，有合唱、独唱，间歇有教友轮流上场翻开圣经大谈体会和心得，和婚礼再不沾边。门口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饥饿，但连水都没有一口，也自然不能就此退场，所能做的只是频频看手表，指望着3个小时的场地租赁时间赶紧到点。
　　结束离开的时候，外面的太阳很好，但是两对父母的脸色却阴郁，记者听见新娘母亲对丈夫嘟哝：“这叫啥结婚，不伦不类。”非“兄弟姐妹”们在大街上着急着打车，因为“肚子饿得吃不消”了。
　　两天以后，记者联系新郎，提起那场婚礼，新郎黄川笑得有些尴尬：“父母们不满意。我本来希望自己结婚的方式能够与众不同，但是……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懂。”提起那些眼泪，记者问新郎是否他们的结合曾经历经坎坷，黄川说没有，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没想到马莺和自己那时那刻会激动成那样，但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是真情流露嘛！”然后记者联系了新娘马莺，她认为这场婚结得很成功，至于她的哭泣，她说：“我是高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该用什么方式表达，却又特别想表达，所以就完全跟着感觉走，就想哭。但是我没想到大家都哭了，我想大家那个时候也都是跟着感觉走的，我觉得很好，很自然。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记者没法回答马莺的问题，因为说实话记者也不知道答案。
　　
　　记者手记：
　　这场没有饭吃、没有酒喝、旁人无法参与只能旁观的婚礼还有另外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没有人送婚礼的常规礼物——钱。记者在参加这场婚礼之前曾经为此咨询过很多人，每个人都首先问一个问题：有饭吃吗？记者回答：没有。然后所有人都给记者同一个答案：那么就不用送红包。所以这场婚礼无人送钱，即使其它礼物经新娘向记者证实一共只有三件，一件少数民族的艺术面具，送礼者本人还没有出席婚礼，通过特快专递过来的。另一件是一只音乐盒，是新娘的一个同学的礼物。最后一件是在门口发牢骚的那位仁兄送的价值上千元的琉璃艺术品。这三件礼物让新郎新娘很高兴也很感动，因为他们本人都认为：“没有请你们吃饭，怎么好意思收礼物呢。”
　　第二个特点是这场婚礼上出现了婚礼最不会或不该出现的东西——眼泪。记者完全能够判断新郎新娘的眼泪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而宾客们的眼泪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与当时的宗教气氛，因为非宗教的记者等人无人落泪。当那位发牢骚的仁兄后来和记者谈论这场婚礼的时候，记者问他对“眼泪”的看法，他承认他在心里很感动，他完全能体会新郎新娘落泪时心中的无以言表的喜悦。但是他还是感到尴尬，因为这太违反常规，令人很难接受。
　　作为一个祝贺者，对于这样的场面不知所措，无法感同身受。用中国人的专业术语，新郎新娘在婚礼上的哭泣无论出于任何理由都叫“失态”。记者曾就此在民间进行过广泛调查，几乎每个了解详情后的人都表示对此很难接受。虽然新娘的特殊身份选择那样的婚礼可以理解，但是与她和先生相关的大部分人和新娘的宗教背景迥异，难以融入相同的感受，快乐的效果就打折扣了。
　　
　　第二次婚礼：得给朋友一个交代
　　时间：2003年10月1日
　　地点：北京某酒店
　　其实在2002年12月上旬黄川回到北京后，他的朋友们便一直不愿意承认他已经是个“已婚男人”，因为他没给他们一个交代，所谓的交代也就是没有喜酒，让他们没有机会向他表示祝贺，甚至连新娘的面都没有见过。黄川没有办法，除了朋友情谊，这里面还涉及到一批有合作关系的客户，自然是不好拒绝的。于是和妻子电话一商量，决定在2003年的5月1日，让马莺利用假期去一趟北京，在北京办一场婚礼，给众人一个“交代”。天公不作美，爆发了非典，北京还是重灾区，人人自危，自然也就无人去追究黄川的婚礼。
　　非典一过，旧话重提，于是日子定在10月1日。正巧那位在第一次婚礼上发牢骚的仁兄正在北京公干，也被邀请在列。记者也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黄川在电话里说：“去年也没请吃饭，就今年补上吧。”记者表示实在抽不出身，就请那位在北京的仁兄代为致意吧。
　　10月4日，仁兄从北京返回，告诉记者当日黄川和马莺在饭店里摆下了10桌。记者乍舌，这黄川在北京没一个亲人，朋友倒真不少。仁兄说：“唉，一样办了，就都得请到，领导、合作伙伴一个都不能少，少了谁都得不高兴。”然后仁兄告诉记者当日黄川被灌得够呛，因为都得一视同仁，和谁喝少了谁都不答应，原本酒量不小的黄川差点招架不住当场出洋相。
　　
　　记者手记：
　　记者打电话“慰问”黄川，黄川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喜糖发到别人手里，别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喜酒也不请我喝？”黄川告之没有办喜酒，对方则说：“那不行，哪有结婚不喝喜酒的，不算。”黄川在电话里苦笑：“说的人多了，招架不住，本来想小范围内请一请算了，但是怕得罪人。再说很多朋友以前结婚都请过我们，我结婚不请人家的确有点说不过去，很多在我前面结婚我送过礼的朋友都把礼还来了，不办不行。”那位被邀请第二次参加婚礼的仁兄回上海抱怨，要不是和黄川是铁杆兄弟，怎么也不会去参加这第二次婚礼。为了送份礼跑了大半个京城，才算找到幅500元的画。问他第一次送过了这次干吗还送，他说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吃。问他干吗不直接将500元封在红包里，这位在艺术界小有名气的仁兄说：“我就不想干那俗事。”
　　
　　第三次婚礼：娘家丢不起这个脸
　　时间：2003年11月18日
　　地点：上海市某饭店
　　接到请贴的时候，记者愣住了，大红的请贴上赫然写着：“黄川先生、马莺小姐大喜……恭请光临！”云云。紧跟着那位仁兄的电话就来了，在得知记者也收到了请贴后，他在电话里说：“哎呀，这婚都结第三次了，有完没完哪！这两人也真是，结三次婚，都是同一个老公和老婆，有出息没有啊！”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在电话里关照记者，如果记者不相陪，他就没兴趣去了。
　　婚礼前，记者打电话给黄川，问他怎么又办喜事了，他在电话里先长叹一声：“身不由己啊！”然后告诉记者，马莺父母对女儿的婚事越想越不是滋味，人家嫁女儿都是轰轰烈烈，高级轿车、震耳鞭炮、大摆宴席，惟独他们，“这里的一切静悄悄”，好像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更何况马莺母亲兄弟姐妹众多，照黄川的说法是“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她到底有多少舅舅”。这些“舅舅”在马莺母亲面前时不时有些议论，哪有女婿不给老婆娘家人敬杯酒就把人家女儿娶走这么便宜的事情。所以老两口坚持要求不管小夫妻俩怎么打算，在上海结次“正经”婚是绝对必须的。
　　婚礼当天，仁兄开着切诺基拉上记者去新房看看，去年的“西式婚礼”结束后都光顾着赶紧填饱肚子，谁也没心思去看新房，趁这机会去补看。走进新房吓了一大跳，不大的房间里人满为患，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黄川这回却是西装革履，新娘也是婚纱曳地，仁兄轻声嘀咕：“真奇怪，西式婚礼穿中装，中式婚礼穿西装，这两人真够会玩的。”由于已经结第三次婚，新郎新娘都已经一脸老练，去年还激动得除了哭啥都不会的马莺如今则镇定自若游刃有余地指挥着谁谁帮忙干点什么。俩人站在屋子中央，摆着一个固定的姿势，有5、6架相机对着他们，闪光灯亮成一片，活像开一场新闻发布会，黄川笑着，笑容有点机械和疲惫。
　　趁着下楼去酒店，记者和黄川忙里偷闲地聊了几句，这才知道这次婚礼马莺娘家来了个总动员，务必要搞得能知道的都得知道，能比的都比下去，就差没登报了。拍照的还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记者，是马莺的某个担任某法制媒体领导的舅舅，把单位里拍犯罪现场的摄影记者都全找来了。而停在楼下的那辆“凯迪拉克”，则是某个做汽车配件的舅舅临时在厂里拼装出来的，“也就是外壳是凯迪拉克。”黄川悄悄曝内幕。至于他的疲惫，则自然是因为舅舅众多，跟着他们的指挥忙出来的。出电梯，黄川叹气，因为为了这次婚礼，他和领导好说歹说，把明年的带薪假也预支了。
　　酒席摆了二十来桌，站在门口迎客的黄川一个劲地求那位仁兄赶紧帮他去买解酒的“海王金樽”，说是北京的10桌都招架不住，如今翻了一倍多，准要出洋相。仁兄恨恨地说：“谁让你这么爱办喜事，活该！我保证我不会灌你，就算对你最大的支持和理解了。”由于到得早，记者坐在走廊的沙发上歇脚，和黄川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新娘则由伴娘陪着去补妆了。客人开始陆陆续续到来，连着好几拨和黄川握过了手道过了喜送了红包走向宴席后，黄川都是一脸迷惘，问他都是谁，他说他不认识。
　　再次见到四位老人，新郎的父母自然仍从家乡赶来，衣着仍然简朴，安静地坐在他们该坐的酒席边，默默地看着热闹的场面，在这里他们不是主人。新娘的父母则和去年判若两人，母亲打扮时髦，父亲满面红光，穿梭在二十多桌里，如鱼得水。
　　入席后，记者正坐在席间纳闷，这娘家人再多，也不可能要二十多桌吧。接着就听到一场对话，对话发生在隔壁的那一桌。当时马莺的父亲走到了那一桌里，一桌子十来号人立刻沸腾起来，某女士拉着马父的手声音高亢地说：“老马啊，想当年你来喝我的喜酒，现在我都来喝你女儿的喜酒了，一晃那么多年不见了啊！”某男士立刻说：“是啊是啊，老马，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12车间时的日子吧？”又某男士说：“啊呀，原来你们也在12车间呆过啊，那时候我在18车间，后来我才调过去。”热烈的寒暄后，有某人提出了记者心中的疑问：“老马啊，今天这么多桌都请的谁啊？”马父说：“呶，我和她妈妈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还有我们以前房子的老邻居。马莺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现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请的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来主持的，某某上次请的主持人没有名气的，这次我们请的可是名主持人。我们嫁女儿总要嫁得风风光光的。”和记者同时听到这番话的是坐在记者旁边的那位仁兄，他摇摇头说：“怪不得。这下黄川惨了。”
　　名主持的主持并不尽如人意，依然是那些父母致辞喝交杯酒的老套，末了漂亮的女主持为了提醒大家散席后闹洞房的地点，说：“喜宴以后请各位务必前往某楼某某号房间，新郎新娘届时将有精彩的成人表演。”引起一片哗然。男主持宣布喜宴开始仅仅用了三个字：“好，吃吧。”怎么听怎么都感觉下面这两百来号人是来讨饭的。
　　等再次见到新郎黄川，他早已经有些语无伦次站立不稳了，拉着那位仁兄的手说：“兄弟，等会儿去闹洞房。”仁兄说：“得了吧，你那洞房都洞了一年了，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换了别人，儿子都生出来了。你就喝一口意思意思，就当敬过我们这一桌了，喝完我们就走了，都忙得很，没空看你们那成人表演。”
　　
　　记者手记：
　　这第三次婚礼算得上是城市版的标准婚礼，亲友云集，场面宏大，宴席丰盛，客人们揣着红包来喝喜酒。记者在民间打听了一下红包“行情”，封了500元人民币，像其他宾客一样送给新郎新娘，然后心安理得地走向宴席。而那位已经送了两回艺术品的仁兄愁眉苦脸地问记者：“你说我都送两回了，这回还要不要送啊？”记者让他别送了，他考虑了半天，最后还是拉记者陪着去买了一对花瓶。仁兄的这对花瓶面积庞大，分量不轻，被装在一个巨大的包装袋里十分抢眼，是这次婚礼上唯一的一件不是钱的礼物。新郎新娘看着这件礼物想了半天，将它放在了角落里。
　　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新郎新娘一桌桌地点烟敬酒，共同咬一只吊在绳子上的虾仁，接受人们不大不小不轻不重的恶作剧，新郎则一杯杯地“慷慨”喝酒，引来一阵阵满意的笑声，大有在这一刻，新郎新娘才算是真正地成了“合格”的夫妻。
　　离开的时候，未婚的仁兄咬着牙发誓：“要这么结婚，我这辈子都不干。”记者说：“那你说该怎么结婚？”他挠了半天头皮，说：“反正就不能是这样。”其实他也不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
　　
　　第四次婚礼：夫家娘家要平等
　　时间：2004年1月春节期间
　　地点：江苏某县级市
　　2003年12月初，记者收到了黄川寄来的照片，是记者和夫妻俩在第三次婚礼上的合影。打电话给黄川，向他表示感谢，顺口说：“你这婚结的时间跨度可够长的了，所谓事不过三，这喜事你总该办完了吧。”黄川回答：“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今年春节有没有时间啊？我们还得在我家乡办一次，你有空的话来参加啊，顺便可以玩玩。”“什么？春节你还要办一次？”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样两个人结婚要举行四次仪式，这简直都可以创世界记录了。黄川在电话里坦言相告：“11月份那次办完，我爹妈不干了。我爸说他们娘家亲戚是亲戚，难道我们夫家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如果我们11月份那次不办，我爸说他也不会逼我们去家乡办，毕竟结婚是我们俩的事。但现在他们马家搞得这么大，我们家就不能随便，夫家娘家要平等，否则心里不舒服。”记者问黄川自己是怎么想的，黄川说他觉得他爸爸说得有道理，何况他本来也不知道如果不在家乡操办一次，突然带个老婆回去，亲戚们是不是能接受。“现在这样也好，既给家乡的亲戚一个交代也顺了我爸妈的心，再说喜事多办几次也是喜上加喜。”记者问：“你就不觉得累吗？”黄川说：“累也没办法，要不你说怎么办？有啥别的方式呢？”记者哑然，然后回答他：“不好意思啊，我恐怕实在没有时间去，再次祝你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说完，记者自己都觉得这从去年说到今年说了4次的祝贺听上去更接近讽刺。
　　
　　记者手记：
　　谁也不能说黄川父母的要求有何不对，一边是嫁，一边是娶，都是子女人生大事。截至发稿，这第四场喜事还是将来时，听黄川说他的家乡是典型的江南小城镇，在那里办婚礼通常都是40桌以上，凡认识的都得请到，如此连续三天。送的礼倒也不千篇一律，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或者送头猪都可以，关键是必须人山人海地热闹。黄川和马莺经历了从“前卫”的第一次婚礼到这充满乡土气息的第四次婚礼的一年时间以后，也算是把在中国目前所有的婚礼仪式都经历过了。黄川对于他的婚事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咱是这社会里的人，不能太标新立异，要不就不能被人接受。”
　　
　　记者调查：“身不由己”的婚礼
　　记者在黄川的第三次婚礼后采访了10对已婚和即将举行婚礼的男女，其中最近的一对将在2004年1月31日举行婚礼。这10对人都曾经为自己的婚礼动过不少脑筋，有的曾打算举行露天派对，有的曾打算举办一场室内舞会，有的仅仅想双方父母兄弟姐妹聚聚，有的想直接旅行……总之，没有一对在筹划婚礼时愿意用黄川的第三次婚礼那样的“标准”方式，这些当初和未来的新郎新娘都曾对站在饭店门口等待客人表示出强烈的反感。然而，这10对最终都没有摆脱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婚礼方式，尽管不喜欢，也仍然曾经和将要规规矩矩地站在饭店门口，摆着两张标准笑脸和每一位来宾合影，好像两尊雕塑。
　　2003年12月14日星期天，记者和那位将要在下一年的1月31日举行婚礼、目前已经忙得脸色憔悴、好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新郎有了下面一场对话，他的真言足以道出黄川和马莺以及众多新人们在举行自己的婚礼时的“身不由己”。
　　记者：自己对婚礼有过什么设想吗？
　　新郎：其实我们本来打算旅游结婚的，想到马尔代夫去，设想了很久，而且我们希望把钱真正花在我们的结婚上，而不是花在一些虚的东西上。
　　记者：你指的虚的东西是什么？
　　新郎：比如婚庆公司、衣服、酒席之类的，而且我看别人结一场婚实在太累了，杂七杂八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且在酒席上也非常累，这种婚结得基本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记者：那么为何没有实现呢？
　　新郎：唉，一言难尽。她爸妈和我爸妈都不同意，尤其她爸妈，说绝对不能接受女儿闷声不响地嫁人，好像是自己送上门去的，要被亲戚笑话，让他们丢面子。她妈说出了真心话，亲友里很多小辈结婚他们都送了礼，就是要等女儿结婚把礼收回来的，如果我们不办酒席，叫人家怎么来还礼。我爸妈则说如果不办酒席不热闹热闹，别人会以为婆家不接受这个媳妇的。
　　记者：你们“反抗”过吗？
　　新郎：当然反抗过，没用的，她妈说如果我们一意孤行，以后就不要进娘家的门。结果现在我婚礼的日子、在哪个酒店办酒席、买多少喜糖都是她妈说了算，双方的亲友请哪些人也都是双方父母说了算，我们只有照办的份。这几天我特别累，因为她妈突然想起来说一定要我找一辆大的面包车，娘家的亲戚都要坐这车去喝喜酒，婚庆公司没有这样的服务，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记者：那么马尔代夫还去吗？
　　新郎：当然不去了，这样一场婚礼办下来谁还有这个精力，也没有钱了，光婚庆公司这一块花钱就非常厉害。父母收的礼金是归他们的，我们收的礼金将来也是要还礼的。
　　记者：谈谈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感受。
　　新郎：说老实话我真的对这场婚礼有些害怕，我酒量又不行，她身体也不是很好，到时候一闹，我们的洋相是出定了。我真的很想不通，婚礼这种事情是一对男女自己的事情，干吗自己却没有决定方式的主动权呢。是不是婚礼一定要大吃大喝，让新郎新娘出点洋相才算是婚礼啊？
　　
　　记者评论：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无论是黄川和马莺还是上述的这对新人以及记者调查的其他对象，都曾想让自己的婚礼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举行，都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人生最大的喜悦，但是谁都没有成功，在强大的群众力量和所谓的“传统”面前，小夫妻们除了投降没有丝毫抵抗能力，最终都还是被动地选择了“传统”方式。因为人们只有也只会通过“吃”才有了送钱的充分理由，有了道贺的实质内容，有了快乐的各种手段。在我们的婚礼里，“吃”是一个平台、一条纽带和唯一的表达方式，没有了“吃”，人们便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场无法参与的婚礼。
　　记者听见过很多人反对在婚礼上送钱，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在这个问题上标新立异，一个人挑战“传统”太势单力孤了，黄川婚礼上的那位仁兄也承认自己在使用与众不同的方式的时候，是孤独和尴尬的。同时除了钱，谁都想不出还能在一场大摆宴席的婚礼上送什么来表达自己的祝贺，因为谁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没谁会为婚礼设想特定的礼物。记者曾就目前的“红包”行情进行过调查，目前单独参加别人婚礼的礼金“尺寸”在300元—500元，然后按照这个基数按赴宴人数往上递增。在调查中，很多人都表示目前大部分婚礼上的食物都并不丰盛，常常吃不饱，记者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刚刚参加完婚礼的男士在10分钟内吞下3个葱油饼，而他为这顿没吃饱的晚饭付了500元人民币。所以很多人都把喜贴戏称为“红色催款单”，把婚礼称为“非法集资”，并一致认为婚宴是最昂贵的自助餐。坚持“传统”的人们反对以上对婚礼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钱在这种时候代表的是一种祝贺，但凭心而论，当将一只红包塞在新娘手里然后理直气壮走进宴会厅的时候，这笔钱完全就像是一笔饭钱。
　　在调查完其他新人的婚礼情况后，记者这才感觉到黄川和马莺的“勇气”和“幸运”，毕竟他们至少让他们自己的方式付诸了实施，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办4次婚礼的“代价”，他们在第一次婚礼上的眼泪是珍贵和感人的。而那位坚持不送一叠没有感情色彩的钱币作为礼物的仁兄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有权利在诸如婚礼这样属于个人的行为和表达喜悦这样属于个人的情绪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