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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各类文物遗存，历史遗迹数不胜数，在世界范围内也蔚为可观，折射出华夏始祖的聪明才智。保护好这些历史遗产，不仅能使后人可以一窥历史的真实，还能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树立爱国精神，增加凝聚力，这才是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近些年兴起的大遗址保护热潮，以及社会对文物古迹的关注热点，折射出从上到下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同时这也意味着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逐渐增多。社会舆论的关注，更有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过去数十年，国家对于文化遗产领域不可谓不尽心尽力，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经过数十年的摸索与实践，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无论是科研还是应用均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发展的同时，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近来学习习总书记有关文物工作的讲话，有感而发，在此谈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前存在的几点问题及看法。
1 文物保護原则的取舍
我国早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从基本的器物修复开始的，在这之前，虽有一些传统的修缮手艺传承，然多局限于铜器、瓷器、字画等，且后继乏人，无法应对新时期众多的工作类型及工作强度，于是采用“拿来主义”，从已开展大量相关工作的国家“取经”，尤其是向同为文物大国且已积攒了大量工作经验的意大利学习，现行的文物保护工作指导原则基本来源于此。但对其中的部分内容，笔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比如修旧如旧原则，要求器物修复保持外观，看似无太大问题，但界定模糊，与后来又出现的可辨识修复原则存在冲突。比如保护材料的可逆性原则，似乎长远考虑了后期的再次修复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实现，甚至可以说完全违背了基本自然规律，因为事物是发展的，没有什么是可逆的。一些新型化学材料，一旦应用，其作用是永久性的，很难再次分离出来。虽然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目前行业内还没有完全纠正这一点。比如要求保持遗迹周边原始环境的原则，看似是尊重历史的变迁痕迹，实则同样缺乏界定的标准。如需要保护的范围有多大？有没有考虑周边环境的历史周期与价值？
总之，只是一味的照搬了国外的工作思路，不能结合实际，难有统一标准。个人认为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工作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行业技术标准，使之制度化、具体化，统一化，以便适应新时期的工作需求。
2 科技与保护的关系
不可否认，科技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型材料的出现，为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凡事就怕过了头，对如今动辄出现的“高科技保护技术”，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文物保护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与其他行业有本质的区别，其直接目的在于延长文物的保存寿命，更多的要求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工作态度，科技产品只是作为工具和辅助手段来应用，使用的标准在于其是否有利于完成工作目的。主次分明是工作前提，否则，背离了文物保护的初衷，为了保护而保护，完全本末倒置。而今很多人热衷于“科技保护”带来的耀眼，感觉似乎只有高科技才能保护文物，忽略了文物保护工作基本的一面，实不足取。总之，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则有利，过分沉迷其中，则会使文保工作沦为面子工程与政绩工程。
3 遗址保护的方法
遗址保护不同于一般文物，更需要科学理性的看待，与其说是方法问题，不如说是理念问题。近年我国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日趋紧张，而很多遗址则占有大量土地，这一点与我国目前的城市发展存在矛盾。在靠近城市核心区域及其周边地区，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很多古建或名人故居遭破坏事件曾屡见报端，表面看来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缺失，背后则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要想遗址不被“淹没于”城市建设的“大潮”中，仅仅依靠舆论的作用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有所作为。
其实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完全可以互相转化。遗址公园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但过于追求大的体量化，同时缺乏规划设计是其不足之处。因为很多遗址已经失去了考古研究价值，所留下的只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甚至只有民间传说，以此作为保护依据是牵强的。很多遗址占地广阔，但留存下来的实际规模已经很小，盲目开发后又缺乏资金建设，使大量土地“荒废”，也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对于类似单纯“圈地式”的保护模式个人持不同意见，即使需要保护，也不是死板的与停止一切土地开发利用划等号。对一些城市中的小型遗址，可作多样化的植物覆盖，再进行原址标识说明，一个小型的历史文化公园，正好能填补城市建设中公共绿化缺失的不足，又比传统的公园增加了文化内涵，既保留了遗址，又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对一些远离市区的较大遗址，也可以在边缘地带适当的进行仿古复原促进旅游开发，以弥补旅游参观内容少而枯燥的不足。不能过分强调了“保护”而忽略了“利用”。
总之遗址保护不仅仅是文物管理部门的问题，还涉及城市规划管理等领域，如何科学的保护、合理的利用，考验当政者的智慧。但如能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也能取得双赢的结果。
4 商业环境下的文物保护
虽然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有很多人呼吁文物行业避免商业社会的“污染”，但呼吁归呼吁，窃以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商业环境所包围，或成为商品经济链中的一个环节，文物工作也难以独善其身。个人认为，在大的时代潮流面前，与其盲目徒劳的抵制，不如理性的面对，进而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适度的参与其中。如合理的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旅游市场，参与一些商业推广活动等，合理的获取一些经济收益，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有效的传承传统文化。但做好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在健康、有序的层面进行，坚决抵制不健康的商业推广，这个度如何把握，则取决于决策群的分辨力。
以上几点，纯属个人的一些看法。相较于过去较为封闭的行业特点，在新的历史阶段，文化遗产给社会的作用，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向大众展示过去，灌输历史知识，或者给大众提供带有文化性质的娱乐活动，还要紧密联系当下，引发人们的思考，给社会带来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总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不仅承载着历史，也寄托着未来，要求从业者摆脱过去旧有思想，改变社会对这一领域固有的刻板印象，需要整个社会积极参与，贡献才智，更要求管理者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以新的角度去面对这一工作，让文化遗产为民族复兴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些年兴起的大遗址保护热潮，以及社会对文物古迹的关注热点，折射出从上到下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同时这也意味着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逐渐增多。社会舆论的关注，更有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过去数十年，国家对于文化遗产领域不可谓不尽心尽力，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经过数十年的摸索与实践，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无论是科研还是应用均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发展的同时，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近来学习习总书记有关文物工作的讲话，有感而发，在此谈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前存在的几点问题及看法。
1 文物保護原则的取舍
我国早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从基本的器物修复开始的，在这之前，虽有一些传统的修缮手艺传承，然多局限于铜器、瓷器、字画等，且后继乏人，无法应对新时期众多的工作类型及工作强度，于是采用“拿来主义”，从已开展大量相关工作的国家“取经”，尤其是向同为文物大国且已积攒了大量工作经验的意大利学习，现行的文物保护工作指导原则基本来源于此。但对其中的部分内容，笔者持怀疑态度，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比如修旧如旧原则，要求器物修复保持外观，看似无太大问题，但界定模糊，与后来又出现的可辨识修复原则存在冲突。比如保护材料的可逆性原则，似乎长远考虑了后期的再次修复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实现，甚至可以说完全违背了基本自然规律，因为事物是发展的，没有什么是可逆的。一些新型化学材料，一旦应用，其作用是永久性的，很难再次分离出来。虽然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但目前行业内还没有完全纠正这一点。比如要求保持遗迹周边原始环境的原则，看似是尊重历史的变迁痕迹，实则同样缺乏界定的标准。如需要保护的范围有多大？有没有考虑周边环境的历史周期与价值？
总之，只是一味的照搬了国外的工作思路，不能结合实际，难有统一标准。个人认为应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工作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行业技术标准，使之制度化、具体化，统一化，以便适应新时期的工作需求。
2 科技与保护的关系
不可否认，科技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型材料的出现，为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凡事就怕过了头，对如今动辄出现的“高科技保护技术”，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文物保护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与其他行业有本质的区别，其直接目的在于延长文物的保存寿命，更多的要求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工作态度，科技产品只是作为工具和辅助手段来应用，使用的标准在于其是否有利于完成工作目的。主次分明是工作前提，否则，背离了文物保护的初衷，为了保护而保护，完全本末倒置。而今很多人热衷于“科技保护”带来的耀眼，感觉似乎只有高科技才能保护文物，忽略了文物保护工作基本的一面，实不足取。总之，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则有利，过分沉迷其中，则会使文保工作沦为面子工程与政绩工程。
3 遗址保护的方法
遗址保护不同于一般文物，更需要科学理性的看待，与其说是方法问题，不如说是理念问题。近年我国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日趋紧张，而很多遗址则占有大量土地，这一点与我国目前的城市发展存在矛盾。在靠近城市核心区域及其周边地区，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很多古建或名人故居遭破坏事件曾屡见报端，表面看来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缺失，背后则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要想遗址不被“淹没于”城市建设的“大潮”中，仅仅依靠舆论的作用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有所作为。
其实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完全可以互相转化。遗址公园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但过于追求大的体量化，同时缺乏规划设计是其不足之处。因为很多遗址已经失去了考古研究价值，所留下的只有史书上的只言片语，甚至只有民间传说，以此作为保护依据是牵强的。很多遗址占地广阔，但留存下来的实际规模已经很小，盲目开发后又缺乏资金建设，使大量土地“荒废”，也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对于类似单纯“圈地式”的保护模式个人持不同意见，即使需要保护，也不是死板的与停止一切土地开发利用划等号。对一些城市中的小型遗址，可作多样化的植物覆盖，再进行原址标识说明，一个小型的历史文化公园，正好能填补城市建设中公共绿化缺失的不足，又比传统的公园增加了文化内涵，既保留了遗址，又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对一些远离市区的较大遗址，也可以在边缘地带适当的进行仿古复原促进旅游开发，以弥补旅游参观内容少而枯燥的不足。不能过分强调了“保护”而忽略了“利用”。
总之遗址保护不仅仅是文物管理部门的问题，还涉及城市规划管理等领域，如何科学的保护、合理的利用，考验当政者的智慧。但如能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也能取得双赢的结果。
4 商业环境下的文物保护
虽然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有很多人呼吁文物行业避免商业社会的“污染”，但呼吁归呼吁，窃以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商业环境所包围，或成为商品经济链中的一个环节，文物工作也难以独善其身。个人认为，在大的时代潮流面前，与其盲目徒劳的抵制，不如理性的面对，进而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适度的参与其中。如合理的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旅游市场，参与一些商业推广活动等，合理的获取一些经济收益，一方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有效的传承传统文化。但做好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在健康、有序的层面进行，坚决抵制不健康的商业推广，这个度如何把握，则取决于决策群的分辨力。
以上几点，纯属个人的一些看法。相较于过去较为封闭的行业特点，在新的历史阶段，文化遗产给社会的作用，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向大众展示过去，灌输历史知识，或者给大众提供带有文化性质的娱乐活动，还要紧密联系当下，引发人们的思考，给社会带来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总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不仅承载着历史，也寄托着未来，要求从业者摆脱过去旧有思想，改变社会对这一领域固有的刻板印象，需要整个社会积极参与，贡献才智，更要求管理者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以新的角度去面对这一工作，让文化遗产为民族复兴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