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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与昔日相比，百姓是富裕多了，但是各种贫困人口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们、寒苦无靠的学子、孤独无依的老人和孩子以及遭遇天灾的难民都需要我们动生慈善之心，伸出仁爱之手，予以关心和救助。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很多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倒是在浪费、斗富方面，我们某些人却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长沙街头，一群明星逛街购物，有人看上了一种茶叶，于是众人起哄抬价，那位星哥满不在乎地大手一挥，以20万元1斤的价格购得茶叶1两。走到一烤羊肉串的摊位前，一女星忽发奇想，要给大家烤羊肉串，结果她那纤纤玉手竟然将羊肉串烤成了“龙肉串”，一个随行的公司老板“幸运”地以17，888元的价格把那串焦黑的东西抢到手。
成都某商场前，一个男孩用小刀在一辆长安汽车上划着玩，车主从商场出来，见状大发雷霆。小孩吓得号啕大哭，哭声引来了孩子的父亲。那位“慈父”被长安车主的“小气”激得火冒三丈，立刻掏出手机叫几个保镖开来两辆奔驰，然后让儿子和保镖一起把那辆长安汽车和自家的一辆奔驰砸得唏里哗啦。如此刺激的“游戏”把儿子乐得鼻涕都出来了，父亲也因此转怒为笑，拍着目瞪口呆的长安车主的肩膀说：放心，我赔你一辆新车。只要我儿子高兴，一辆破车算什么？
上海某“贵族”学校，学生间攀比斗富成风，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的礼物一个比一个贵重。去年中秋节，一集团公司老总的公子给老师送去一盒标价99999元的月饼，这令见多识广的老师也惊讶万分而不敢接受，于是那位公子觉得老师驳了自己的面子，拿起月饼，一扬手扔到了楼下。
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每天都在发生。当然，钱是个人的，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糟踏就怎么糟踏，别人无权干涉，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浪费挥霍的那一刻，全国正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学子、孤寡老人以及困顿的家庭在渴盼救助，如果被他们糟踏掉的那些钱用在这些亟待救助的人的身上，也许就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挽救一条生命。可悲的是，有些人的血液里绝少慈善的因子，在他们看来，别人的贫穷和灾难根本与己无关，享乐远远要比“怜贫”重要得多。
据报道，2003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所募集到的捐款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元人民币，而我国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已达23万之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当国家面临严峻灾难时，23万富人中仅一人捐了款，这怎能不让有责任感的中国人感到悲哀和心痛？
另一组数字颇具讽刺意味：近几年来，我国收到的善款绝大部分来自国际，国内个人和企业的捐赠只占15%，而国内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及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向社会捐赠过1分钱。民政部2006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捐赠了890万元的中国联通荣登大陆企业捐赠榜首，而这只能排在外国企业对华捐赠的第14位，第1位的日本索尼公司捐赠数额高达5215万。这不能不使国内企业汗颜，也彰显出我们和发达国家在慈善观念上的巨大差距。
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同时也是世界首善，他和妻子梅琳达创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其中的290亿美元资金来自盖茨夫妇的捐赠。而世界第二富翁、“股神”巴菲特去年宣布把自己85%的财富捐给盖茨的基金会，更是在世界引起轰动并被人们广为传颂。富翁如此，美国平民也不落人后，他们认为，富人捐1亿美元是慈善，穷人捐1美分也是慈善。在去年美国1万亿美元捐款中，平民的捐款额占到了59%，即使最贫困的家庭也向慈善机构捐出了自己6%的年收入。可以说，慈善精神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向社会尽责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受西方文化影响，慈善精神也在与我们同祖同宗的中国香港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在我们遭遇华东水灾、SARS 疫情时，他们无私地慷慨解囊，而为了救助印度洋大海啸的灾民，他们筹集了7亿港元，创下全球单一城市捐款之最。和大陆一些暴发户一样，香港的富翁也斗富，但他们是“捐款斗富”：去年6月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10亿港元，这使得香港的富豪群体摩拳擦掌竞相效仿，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随后宣布捐赠4000万港元给公开大学进行第二期校舍改造，7月18日，恒基地产老板李兆基向香港科技大学捐赠3300万港元，8天后，霍英东先生“一气之下”向香港科技大学捐赠8亿港元……
随着人类的进步，慈善精神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和一个人社会责任感的标尺。在这杆标尺面前，我们确实还很矮很矮，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血液里，慈善的因子少得可怜甚至还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还难以接受：富人的财富来源于社会，没有大多数人的辛勤劳动，没有大众的消费就不可能造就富豪。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社会上最贫穷的人对造就富人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卡耐基说：“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对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资助，对慈善事业出资帮扶，不仅有利于社会，同样也有利于富人自己。而对平民来说，现在帮别人就是将来帮自己。
毫无疑问，慈善精神迟早会注入我们的血液，慈善风气迟早会在我国形成。但愿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长沙街头，一群明星逛街购物，有人看上了一种茶叶，于是众人起哄抬价，那位星哥满不在乎地大手一挥，以20万元1斤的价格购得茶叶1两。走到一烤羊肉串的摊位前，一女星忽发奇想，要给大家烤羊肉串，结果她那纤纤玉手竟然将羊肉串烤成了“龙肉串”，一个随行的公司老板“幸运”地以17，888元的价格把那串焦黑的东西抢到手。
成都某商场前，一个男孩用小刀在一辆长安汽车上划着玩，车主从商场出来，见状大发雷霆。小孩吓得号啕大哭，哭声引来了孩子的父亲。那位“慈父”被长安车主的“小气”激得火冒三丈，立刻掏出手机叫几个保镖开来两辆奔驰，然后让儿子和保镖一起把那辆长安汽车和自家的一辆奔驰砸得唏里哗啦。如此刺激的“游戏”把儿子乐得鼻涕都出来了，父亲也因此转怒为笑，拍着目瞪口呆的长安车主的肩膀说：放心，我赔你一辆新车。只要我儿子高兴，一辆破车算什么？
上海某“贵族”学校，学生间攀比斗富成风，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的礼物一个比一个贵重。去年中秋节，一集团公司老总的公子给老师送去一盒标价99999元的月饼，这令见多识广的老师也惊讶万分而不敢接受，于是那位公子觉得老师驳了自己的面子，拿起月饼，一扬手扔到了楼下。
诸如此类的事情恐怕每天都在发生。当然，钱是个人的，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糟踏就怎么糟踏，别人无权干涉，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浪费挥霍的那一刻，全国正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学子、孤寡老人以及困顿的家庭在渴盼救助，如果被他们糟踏掉的那些钱用在这些亟待救助的人的身上，也许就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挽救一条生命。可悲的是，有些人的血液里绝少慈善的因子，在他们看来，别人的贫穷和灾难根本与己无关，享乐远远要比“怜贫”重要得多。
据报道，2003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所募集到的捐款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元人民币，而我国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已达23万之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当国家面临严峻灾难时，23万富人中仅一人捐了款，这怎能不让有责任感的中国人感到悲哀和心痛？
另一组数字颇具讽刺意味：近几年来，我国收到的善款绝大部分来自国际，国内个人和企业的捐赠只占15%，而国内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及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向社会捐赠过1分钱。民政部2006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捐赠了890万元的中国联通荣登大陆企业捐赠榜首，而这只能排在外国企业对华捐赠的第14位，第1位的日本索尼公司捐赠数额高达5215万。这不能不使国内企业汗颜，也彰显出我们和发达国家在慈善观念上的巨大差距。
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同时也是世界首善，他和妻子梅琳达创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其中的290亿美元资金来自盖茨夫妇的捐赠。而世界第二富翁、“股神”巴菲特去年宣布把自己85%的财富捐给盖茨的基金会，更是在世界引起轰动并被人们广为传颂。富翁如此，美国平民也不落人后，他们认为，富人捐1亿美元是慈善，穷人捐1美分也是慈善。在去年美国1万亿美元捐款中，平民的捐款额占到了59%，即使最贫困的家庭也向慈善机构捐出了自己6%的年收入。可以说，慈善精神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向社会尽责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受西方文化影响，慈善精神也在与我们同祖同宗的中国香港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在我们遭遇华东水灾、SARS 疫情时，他们无私地慷慨解囊，而为了救助印度洋大海啸的灾民，他们筹集了7亿港元，创下全球单一城市捐款之最。和大陆一些暴发户一样，香港的富翁也斗富，但他们是“捐款斗富”：去年6月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10亿港元，这使得香港的富豪群体摩拳擦掌竞相效仿，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随后宣布捐赠4000万港元给公开大学进行第二期校舍改造，7月18日，恒基地产老板李兆基向香港科技大学捐赠3300万港元，8天后，霍英东先生“一气之下”向香港科技大学捐赠8亿港元……
随着人类的进步，慈善精神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和一个人社会责任感的标尺。在这杆标尺面前，我们确实还很矮很矮，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血液里，慈善的因子少得可怜甚至还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还难以接受：富人的财富来源于社会，没有大多数人的辛勤劳动，没有大众的消费就不可能造就富豪。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社会上最贫穷的人对造就富人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卡耐基说：“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对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资助，对慈善事业出资帮扶，不仅有利于社会，同样也有利于富人自己。而对平民来说，现在帮别人就是将来帮自己。
毫无疑问，慈善精神迟早会注入我们的血液，慈善风气迟早会在我国形成。但愿这一天早一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