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一个名为“藏青会”的激进“藏独”组织开始引起世人关注，正是这个组织，直接参与策划组织了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从今年1月起，该组织正式宣布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并连续举办包括游击战、爆破技术培训在内的各种培训班，招募人员、策划暴力袭击。事实证明，“藏青会”的所作所为与恐怖组织毫无二致，它的恐怖活动，已经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藏青会”全称“西藏青年大会”，是藏独激进力量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充当了达赖集团暴力活动的主要“打手”。
这个青年组织在筹建时，遭到了大多数藏族权贵的反对，然而却得到达赖喇嘛本人的支持。达赖喇嘛亲自为其取名为“西藏青年大会”，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成为流亡藏人的后备军。1970年10月，“藏青会”在达兰萨拉正式建立。“藏青会”发展很快，先后在国外建立了58个分会组织，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
1989年以来，“藏青会”的骨干分子先后进入“流亡政府”最高层，到目前为止，8位噶伦(部长)基本都是“藏青会”出身，“流亡政府”工作人员90%以上也来自“藏青会”。
以“武装暴力实现西藏独立”是“藏青会”的基本指导思想，该组织多次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暴力活动。与此同时，“藏青会”还与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局势稳定和国家安全。
1985年至1998年拉萨市发生的6起爆炸案，背后都有“藏青会”的影子。2002年4月3日，该组织成员在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广场实施爆炸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藏青会”骨干平措旺杰宣称：“我们应该永远使用暴力，难道我们还有其它选择吗？”
表面上看，“藏青会”从成立时起就似乎与达赖喇嘛保持相当的距离：达赖喇嘛提出“非暴力”，“藏青会”就提“暴力复国”；达赖喇嘛提出“高度自治”，“藏青会”就提“彻底独立”。达赖喇嘛奔忙于“以压促谈”，“藏青会”则忙于在以色列、日本等地培训恐怖人员，在印度、尼泊尔等藏人聚居区组织青少年武装军训。
“藏青会”看似处处与达赖喇嘛唱反调，但其实，它是达赖打压异己、增加“谈判”筹码、抬高国际身价的工具。
当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展开“促谈”攻势时，“藏青会”就在境内藏区制造爆炸或骚乱，并在国际上举行“绝食”、“静坐”等活动，给达赖喇嘛助威呐喊。当达赖喇嘛感到有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时，“藏青会”又变成打手角色。例如，“四水六岗”等地区组织不听达赖喇嘛招呼时，“藏青会”马上跳出来威胁利诱，乃至密捕暗杀。
达赖喇嘛的弟弟、“藏青会”骨干丹增曲杰道出了“藏青会”和达赖喇嘛的实质关系：“达赖喇嘛扮演的是红脸，他走的是和平主义道路。可是，有些人并不会这样来理解达赖。因此，我们必须要用某种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我们认为惟一的压力就是暴力，而达赖喇嘛应始终处于暴力之外。”
为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藏青会”等组织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多玛、“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等授课，宣讲“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传授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具体方法。
“藏青会”、“藏妇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组织的骨干分子全面充实到达赖集团，掌管着达赖集团的内外大权。这种“政府结构”决定了达赖集团注定要走“暴力路线”。
达赖集团主要通过以下手法来实施分裂路线：一是竭力向境內渗透，蛊惑煽动藏区群众对抗政府。派遣特务在境内组织地下反动势力，部署任务，传达指令。在敏感日期煽动僧尼游行示威，时机成熟时，蛊惑群众骚乱闹事，给政府制造麻烦。
二是利用宣传攻势诬蔑中国的内外政策，极力鼓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攻击中国的治藏方略。
三是纠集流亡藏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中国驻外使领馆、国家领导人出访滋扰闹事，协助国际媒体炒作“西藏问题”。
四是在境内外制造一系列旨在引起国际关注的爆炸、恐怖、暗杀活动，以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
为贯彻达赖集团的精神，“藏青会”等暴力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还办起了恐怖活动培训班。从上世纪90年代起，达赖集团组织“和平挺进西藏行动”，把大批携带武器弹药的分裂分子输送到中国境内。
早在2003年7月3日，“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就扬言：“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当时，他们就组织成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游击战争培训。
“藏青会”还连续举办过包括“爆破技术培训班”在内的各种武装行动培训班。2007年1月，达赖集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北美举行了“解放西藏行动营”训练班，自称培训了450名活动骨干。
达赖集团口口声声说他们从事的分裂活动是“和平抗议”，但从实施手法和破坏程度来看，达赖集团走的俨然是“武装暴力”路线。他们在境内藏区制造的一系列暴力犯罪事件，破坏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性质几乎可以和恐怖活动画上等号。达赖集团是否会成为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极端民族势力，值得警惕。
1995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洛桑丹增在《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一文中写道：“政治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1951年，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另一部书中，桑东·洛桑丹增说：“西藏将是一个自治的国家。”
在达赖集团策划实施的分裂活动中，“藏青会”一直是冲在最前面的，很少有人知道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事实上，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现在已不成气候。
1959年，原藏军和“四水六岗卫教军”残余在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在印度和美国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很快便将这部分叛乱武装集中起来，重新组建了两支武装。
一支武装沿用“四水六岗卫教军”旧名，于1960年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组建，曾多次对我国边防及边民的生产与生活进行骚扰破坏活动。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军队一举将其消灭。
另一支武装名叫“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该部队是1962年11月中印战争快结束时，经印度、达赖集团及美国三方协商创建的，其主要任务是，一旦再次发生中印战争，就渗透到中国后方进行隐蔽战。
达赖集团一直将这支部队视为实现“藏独”的精锐力量。据外国媒体报道，“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现有81个连队，实力约有1万人，其重要装备有迫击炮、轻机枪、冲锋枪等轻武器。部队的指挥权由印度掌控。
事实上，“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自成立以来，从未用于对付其预定的敌手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印关系逐渐开始解冻直至恢复，印度政府赋予这支部队一项新任务——反恐。
相关链接：
达赖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脱不了干系
2008年2月3日至10日，达赖借在印度“哲蚌寺”讲经、主持开光仪式、举行“大威德灌顶法会”等宗教活动之机，煽动“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另一方。”
达赖集团还拟订了行动计划：组织自3月10日开始的从境外到西藏的“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开展包括西藏藏人在内的全球大起义，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开展“自由火炬接力”“全球火炬接力”和“全球行动日”等活动；组织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发起绝食和大规模抗议活动。
3月10日，达赖在照例举行的纪念“西藏抗暴起义49周年”活动上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
同一天，“藏青会”等组织举行了“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启程仪式，从印度达兰萨拉出发向西藏行进，后被印度警方阻止。
3月10日拉萨暴力事件发生至今，我国18个驻外使领馆遭到“藏独”和国际“援藏”组织人员暴力冲击。
3月15日、3月20日，“藏青会”等又继续组织两次“和平挺进西藏行动”。
3月10日下午，拉萨哲蚌寺约300名僧人无视国家有关法律及寺庙有关管理规定，企图进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此后几天，拉萨又有部分不法僧人多次企图上街滋事；3月14日，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萨制造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从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个藏区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闹事过程中，许多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人民群众伤亡，数千间房屋被烧毁。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在培训班上鼓动学员说，达赖喇嘛是“大起义”的精神领袖、激励力量，引导着这次行动。
“3·14”拉萨事件发生当天，达赖即发表声明称：“这些抗议是西藏人民对当前统治方式的刻骨仇恨情绪的发泄。”
3月16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拉萨抗议是中国多年来在西藏有意或无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动用军队镇压此次行动，但拉萨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将决意抗争到底。”
3月下旬，达赖召集“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应对藏区形势。
拉萨事件爆发后，“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此次“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要求予以全力支持。会议对“流亡政府”“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外交与新闻部”“财政部”等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为进一步加强对“大起义行动”的指挥和协调，达赖集团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
3月22日，“西藏流亡政府”就“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发表致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声明，坚称“这次发生在西藏的和平起义非常伟大、光荣，且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西藏民族的精神与勇气”“为了我们藏人应得的幸福，要按照我們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出的指示行事”。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组织“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达赖集团“安全部”准备了专项经费，用于在境内藏区开展活动。
3月11日，达赖集团“安全部”召开小范围庆功会，向“3·10”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颁发了奖金，有“官员”称，“‘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才刚刚开始，下一步将陆续开展各种活动。”
3月14日，“流亡政府”召开各部门会议，责令“安全部”继续在藏区挑起事端。
3月17日，达赖集团成立“紧急营救西藏特别高层委员会”，由“安全部”噶伦负责。主要任务是将参与西藏闹事的骨干转移到达兰萨拉；将公开闹事活动转为暗中的“宗教”活动，继续和中共对抗。
种种事实，揭示了暴力事件的组织性：
“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时，凡是门口悬挂哈达的商铺都“幸免于难”，而其他一些在门口做了“大起义”英文缩写“Ｔ·Ｇ·Ｃ”标记的店铺则被洗劫一空，甚至付之一炬，“以纯服装店”5个花季少女更是葬身火海。暴徒们“声东击西”、“多点出击”，在更大范围内打砸抢烧，进行破坏。
3月14日和15日，甘肃省夏河县发生了游行打砸等事件，据现场照片显示，几乎游行人群中都有几个核心人员，而这些核心人员都有一个鲜明的外在标识：或者头缠黑带，或者手持黑带，其中胳膊缠着黑带的不是举手喊口号，就是手持“雪山狮子旗”，有的手持棍子。
“这一切，正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安排的所谓‘暴动日’计划，也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既定计划安排。”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铁的事实充分证明，达赖所称“不参与、不支持暴力活动、分裂活动”的言论，不过是企图迷惑世人的谎言。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称，奥运年给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加紧行动的机会……从最初发生的示威活动的时机、协调性以及大胆程度来看，显然要比1989年那次行动更有计划。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没有做出任何旨在阻止示威活动的努力。
《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拉萨发生的事件令一些观察家大感震惊。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外部精心策划的一起挑拨中国的行动，其主要目的是破坏共产党政权与西藏人之间的有效对话，制造更多的仇恨和冤屈，让尽可能多的人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
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发生在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就是达赖集团组织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达赖集团及其“藏独”势力一手操纵的。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希望世人对达赖集团及‘藏独’势力组织的各类活动保持高度关注。谎言掩盖不了真相，事实终将进一步揭穿达赖集团阴谋分裂国家的真面目。”
(摘自《世界新闻报》08.04.11)B12
“藏青会”全称“西藏青年大会”，是藏独激进力量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充当了达赖集团暴力活动的主要“打手”。
这个青年组织在筹建时，遭到了大多数藏族权贵的反对，然而却得到达赖喇嘛本人的支持。达赖喇嘛亲自为其取名为“西藏青年大会”，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成为流亡藏人的后备军。1970年10月，“藏青会”在达兰萨拉正式建立。“藏青会”发展很快，先后在国外建立了58个分会组织，号称有一万多名会员。
1989年以来，“藏青会”的骨干分子先后进入“流亡政府”最高层，到目前为止，8位噶伦(部长)基本都是“藏青会”出身，“流亡政府”工作人员90%以上也来自“藏青会”。
以“武装暴力实现西藏独立”是“藏青会”的基本指导思想，该组织多次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暴力活动。与此同时，“藏青会”还与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局势稳定和国家安全。
1985年至1998年拉萨市发生的6起爆炸案，背后都有“藏青会”的影子。2002年4月3日，该组织成员在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广场实施爆炸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藏青会”骨干平措旺杰宣称：“我们应该永远使用暴力，难道我们还有其它选择吗？”
表面上看，“藏青会”从成立时起就似乎与达赖喇嘛保持相当的距离：达赖喇嘛提出“非暴力”，“藏青会”就提“暴力复国”；达赖喇嘛提出“高度自治”，“藏青会”就提“彻底独立”。达赖喇嘛奔忙于“以压促谈”，“藏青会”则忙于在以色列、日本等地培训恐怖人员，在印度、尼泊尔等藏人聚居区组织青少年武装军训。
“藏青会”看似处处与达赖喇嘛唱反调，但其实，它是达赖打压异己、增加“谈判”筹码、抬高国际身价的工具。
当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展开“促谈”攻势时，“藏青会”就在境内藏区制造爆炸或骚乱，并在国际上举行“绝食”、“静坐”等活动，给达赖喇嘛助威呐喊。当达赖喇嘛感到有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时，“藏青会”又变成打手角色。例如，“四水六岗”等地区组织不听达赖喇嘛招呼时，“藏青会”马上跳出来威胁利诱，乃至密捕暗杀。
达赖喇嘛的弟弟、“藏青会”骨干丹增曲杰道出了“藏青会”和达赖喇嘛的实质关系：“达赖喇嘛扮演的是红脸，他走的是和平主义道路。可是，有些人并不会这样来理解达赖。因此，我们必须要用某种方法，才能给他们施加压力，我们认为惟一的压力就是暴力，而达赖喇嘛应始终处于暴力之外。”
为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藏青会”等组织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多玛、“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等授课，宣讲“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传授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具体方法。
“藏青会”、“藏妇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组织的骨干分子全面充实到达赖集团，掌管着达赖集团的内外大权。这种“政府结构”决定了达赖集团注定要走“暴力路线”。
达赖集团主要通过以下手法来实施分裂路线：一是竭力向境內渗透，蛊惑煽动藏区群众对抗政府。派遣特务在境内组织地下反动势力，部署任务，传达指令。在敏感日期煽动僧尼游行示威，时机成熟时，蛊惑群众骚乱闹事，给政府制造麻烦。
二是利用宣传攻势诬蔑中国的内外政策，极力鼓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攻击中国的治藏方略。
三是纠集流亡藏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中国驻外使领馆、国家领导人出访滋扰闹事，协助国际媒体炒作“西藏问题”。
四是在境内外制造一系列旨在引起国际关注的爆炸、恐怖、暗杀活动，以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
为贯彻达赖集团的精神，“藏青会”等暴力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还办起了恐怖活动培训班。从上世纪90年代起，达赖集团组织“和平挺进西藏行动”，把大批携带武器弹药的分裂分子输送到中国境内。
早在2003年7月3日，“藏青会”前主席格桑平措就扬言：“只要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当时，他们就组织成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游击战争培训。
“藏青会”还连续举办过包括“爆破技术培训班”在内的各种武装行动培训班。2007年1月，达赖集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北美举行了“解放西藏行动营”训练班，自称培训了450名活动骨干。
达赖集团口口声声说他们从事的分裂活动是“和平抗议”，但从实施手法和破坏程度来看，达赖集团走的俨然是“武装暴力”路线。他们在境内藏区制造的一系列暴力犯罪事件，破坏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性质几乎可以和恐怖活动画上等号。达赖集团是否会成为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极端民族势力，值得警惕。
1995年3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洛桑丹增在《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一文中写道：“政治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1951年，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另一部书中，桑东·洛桑丹增说：“西藏将是一个自治的国家。”
在达赖集团策划实施的分裂活动中，“藏青会”一直是冲在最前面的，很少有人知道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事实上，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现在已不成气候。
1959年，原藏军和“四水六岗卫教军”残余在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在印度和美国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很快便将这部分叛乱武装集中起来，重新组建了两支武装。
一支武装沿用“四水六岗卫教军”旧名，于1960年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组建，曾多次对我国边防及边民的生产与生活进行骚扰破坏活动。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军队一举将其消灭。
另一支武装名叫“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该部队是1962年11月中印战争快结束时，经印度、达赖集团及美国三方协商创建的，其主要任务是，一旦再次发生中印战争，就渗透到中国后方进行隐蔽战。
达赖集团一直将这支部队视为实现“藏独”的精锐力量。据外国媒体报道，“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现有81个连队，实力约有1万人，其重要装备有迫击炮、轻机枪、冲锋枪等轻武器。部队的指挥权由印度掌控。
事实上，“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自成立以来，从未用于对付其预定的敌手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印关系逐渐开始解冻直至恢复，印度政府赋予这支部队一项新任务——反恐。
相关链接：
达赖和“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脱不了干系
2008年2月3日至10日，达赖借在印度“哲蚌寺”讲经、主持开光仪式、举行“大威德灌顶法会”等宗教活动之机，煽动“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另一方。”
达赖集团还拟订了行动计划：组织自3月10日开始的从境外到西藏的“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开展包括西藏藏人在内的全球大起义，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开展“自由火炬接力”“全球火炬接力”和“全球行动日”等活动；组织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发起绝食和大规模抗议活动。
3月10日，达赖在照例举行的纪念“西藏抗暴起义49周年”活动上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
同一天，“藏青会”等组织举行了“和平挺进西藏行动”启程仪式，从印度达兰萨拉出发向西藏行进，后被印度警方阻止。
3月10日拉萨暴力事件发生至今，我国18个驻外使领馆遭到“藏独”和国际“援藏”组织人员暴力冲击。
3月15日、3月20日，“藏青会”等又继续组织两次“和平挺进西藏行动”。
3月10日下午，拉萨哲蚌寺约300名僧人无视国家有关法律及寺庙有关管理规定，企图进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此后几天，拉萨又有部分不法僧人多次企图上街滋事；3月14日，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萨制造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从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个藏区发生打砸抢烧事件150起，闹事过程中，许多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人民群众伤亡，数千间房屋被烧毁。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在培训班上鼓动学员说，达赖喇嘛是“大起义”的精神领袖、激励力量，引导着这次行动。
“3·14”拉萨事件发生当天，达赖即发表声明称：“这些抗议是西藏人民对当前统治方式的刻骨仇恨情绪的发泄。”
3月16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拉萨抗议是中国多年来在西藏有意或无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动用军队镇压此次行动，但拉萨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将决意抗争到底。”
3月下旬，达赖召集“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应对藏区形势。
拉萨事件爆发后，“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此次“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要求予以全力支持。会议对“流亡政府”“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外交与新闻部”“财政部”等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为进一步加强对“大起义行动”的指挥和协调，达赖集团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
3月22日，“西藏流亡政府”就“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发表致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声明，坚称“这次发生在西藏的和平起义非常伟大、光荣，且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西藏民族的精神与勇气”“为了我们藏人应得的幸福，要按照我們伟大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作出的指示行事”。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组织“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达赖集团“安全部”准备了专项经费，用于在境内藏区开展活动。
3月11日，达赖集团“安全部”召开小范围庆功会，向“3·10”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颁发了奖金，有“官员”称，“‘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才刚刚开始，下一步将陆续开展各种活动。”
3月14日，“流亡政府”召开各部门会议，责令“安全部”继续在藏区挑起事端。
3月17日，达赖集团成立“紧急营救西藏特别高层委员会”，由“安全部”噶伦负责。主要任务是将参与西藏闹事的骨干转移到达兰萨拉；将公开闹事活动转为暗中的“宗教”活动，继续和中共对抗。
种种事实，揭示了暴力事件的组织性：
“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时，凡是门口悬挂哈达的商铺都“幸免于难”，而其他一些在门口做了“大起义”英文缩写“Ｔ·Ｇ·Ｃ”标记的店铺则被洗劫一空，甚至付之一炬，“以纯服装店”5个花季少女更是葬身火海。暴徒们“声东击西”、“多点出击”，在更大范围内打砸抢烧，进行破坏。
3月14日和15日，甘肃省夏河县发生了游行打砸等事件，据现场照片显示，几乎游行人群中都有几个核心人员，而这些核心人员都有一个鲜明的外在标识：或者头缠黑带，或者手持黑带，其中胳膊缠着黑带的不是举手喊口号，就是手持“雪山狮子旗”，有的手持棍子。
“这一切，正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安排的所谓‘暴动日’计划，也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既定计划安排。”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铁的事实充分证明，达赖所称“不参与、不支持暴力活动、分裂活动”的言论，不过是企图迷惑世人的谎言。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称，奥运年给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加紧行动的机会……从最初发生的示威活动的时机、协调性以及大胆程度来看，显然要比1989年那次行动更有计划。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没有做出任何旨在阻止示威活动的努力。
《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拉萨发生的事件令一些观察家大感震惊。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外部精心策划的一起挑拨中国的行动，其主要目的是破坏共产党政权与西藏人之间的有效对话，制造更多的仇恨和冤屈，让尽可能多的人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
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发生在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就是达赖集团组织的“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达赖集团及其“藏独”势力一手操纵的。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希望世人对达赖集团及‘藏独’势力组织的各类活动保持高度关注。谎言掩盖不了真相，事实终将进一步揭穿达赖集团阴谋分裂国家的真面目。”
(摘自《世界新闻报》08.04.11)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