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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史家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值得仔细研究的。这个问题和艺术批评或者艺术鉴赏常常被混为一谈，我觉得这是和艺术史完全不同的问题。
——柯律格
本期专题所提及的这些老外们在最初接触到中国当代艺术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查不到任何相关的资料，于是他们参与到“资料”的创建中去。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所着迷，其中不乏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他们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
2013年9月，97岁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专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去世，今年2月14日，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专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于家中仙逝，半年之内两位研究者相继离世，不免让人慨叹。据艺术史学者尹吉男回忆，他和高居翰相识于1998年，高居翰因为他的一篇论文专程到中国来找他，在此后的多次学术交流中，高居翰的博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学者特别怕你跟他朴素的聊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的东西太有限了，他把知道的东西全都写到书和文章里了，边角料都不剩。高居翰的知识量十分庞大，是那种你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的人。”在美术史研究谱系中，高居翰是率先将社会、经济等因素引入美术史研究的，如他所言“我有意将各种多元的因素交织起来，以便针对艺术家及其画作，进行更为丰富且复杂的论述，地域、社会和经济地位、理论立场、对传统所持的态度等因素，都在讨论之列”。
高居翰曾经计划撰写一套五卷本的晚期中国绘画史，从元代一直写到1950年，不过后来他对中国绘画史的看法和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变，所以写书的计划有所改变，后两卷未能成书。高居翰是一个乐于分享研究成果的人，在与三联协商出版事宜时，他提出的要求是图片要印得尽量大一些，便于读者阅读，但是价格要便宜一些，让学生和一般读者也能买得起，千万不要做成豪华的精装大册。还抱怨美国的书太贵，根本不是学生可以买得起的，他可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束之高阁，而是希望跟多人可以阅读，甚至提出批评意见。2009年，高居翰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行动不便的他一直在忙碌着做“溪山清远讲座”，这些视频如今可以在网上免费看到，当时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就赶紧把所有能够拿出来分享的东西免费提供，让世界都能够认识他最喜爱的中国绘画。
与高居翰同为苏格兰裔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还有柯律格（Craig Clunas）和乔迅（Jonathan Hay），两人较高居翰要年轻许多，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但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并不逊色。柯律格的重要著作牛津艺术史丛书中的《中国艺术》中文版于今年1月份出版，让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也可以看到这位外国人是如何解读中国艺术的，许多欧洲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绘画和雕塑，但在柯律格对书法这样一直被忽视担忧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同样看重。在书写的过程中，柯律格打破了艺术史书惯有的分类模式，而是把它分为陵墓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精英分子的艺术，以及在市场中买卖的艺术，他说，“我只是希望我能客观地、基于不同历史材料—或只是按照中国编年史顺序，或以其它方式处理，而不是用人为的概念—来梳理中国艺术史。”乔迅的名字源于对鲁迅的仰慕，他在研究方面锐意创新，不会被高居翰这样的人物的影响力所笼罩，他在美术史的研究中加入社会经济研究，也更重视理论性和现代性。
以上这三位的研究设计对20世纪以来的美术涉及较少，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几乎没有关注，其实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艺术比较关注的是苏立文，就在他去世的前1个月还去了趟上海。2012年9月10日，“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如此评价这位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他说，“因为有了斯诺，西方了解了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苏立文，西方了解了中国美术。”
苏立文生前收藏了400余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它们都出自20世纪美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如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丁聪等，其中也有少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如徐冰创作于2002年的《地书》。这些收藏中，大多数是艺术家赠予苏立文夫妇的，也可看出他们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交情很深。苏立文首次到中国是24岁的时候，两年后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吴环，通过吴环结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他与丁聪以“小丁”和“老迈”互称；他和关山月互为师徒；他最亲近的朋友是庞薰琹……。抗战结束后苏立文回国，于1949年开始写作《20世纪的中国艺术》，持续了10年之后，这段时间他和他的中国朋友失去了联系，同时西方对中国艺术也毫无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西方唯一一部关注中国20世纪艺术的著作。
2013年8月，苏立文来上海参加书展，他特地去了中华艺术宫，想去看看他那些老朋友的画作，听说当时徐冰在上海也有展览，他也兴致高昂的前往。在苏立文的著作中，他只写到1990年代就结束了，对当代艺术并无过多的研究，但他已经意识到将会发生的变化，不过他当时没有生活在中国。同时年迈的苏立文也直接指出了当下艺术圈的病态，“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圈子的病态，但大家只是说说，没人愿意改变它，因为他们都从中获利。有些大师的经典之作，譬如沈周、石涛，还是能够保值，并可能升值。但是其他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一定会贬值。”他认为那些为了市场不断重复自己的画家，其实可以有别的选择。不过苏立文也坦言，“人老了，会更加愿意维护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世界的发展不会等待老年人。很多作品，我试图去理解，但我理解不了，年龄毕竟会让我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国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尚未扩展至中国当代艺术，虽然今天有许多国际策展人、批评家在关注，并撰写批评文章，但这与历史的研究和书写还有所不同，如柯律格所言，“对艺术史家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值得仔细研究的。这个问题和艺术批评或者艺术鉴赏常常被混为一谈，我觉得这是和艺术史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依然希望有更多的国外学者加入中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
——柯律格
本期专题所提及的这些老外们在最初接触到中国当代艺术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查不到任何相关的资料，于是他们参与到“资料”的创建中去。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为中国的文化所着迷，其中不乏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他们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
2013年9月，97岁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专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去世，今年2月14日，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专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于家中仙逝，半年之内两位研究者相继离世，不免让人慨叹。据艺术史学者尹吉男回忆，他和高居翰相识于1998年，高居翰因为他的一篇论文专程到中国来找他，在此后的多次学术交流中，高居翰的博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学者特别怕你跟他朴素的聊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做的东西太有限了，他把知道的东西全都写到书和文章里了，边角料都不剩。高居翰的知识量十分庞大，是那种你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的人。”在美术史研究谱系中，高居翰是率先将社会、经济等因素引入美术史研究的，如他所言“我有意将各种多元的因素交织起来，以便针对艺术家及其画作，进行更为丰富且复杂的论述，地域、社会和经济地位、理论立场、对传统所持的态度等因素，都在讨论之列”。
高居翰曾经计划撰写一套五卷本的晚期中国绘画史，从元代一直写到1950年，不过后来他对中国绘画史的看法和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变，所以写书的计划有所改变，后两卷未能成书。高居翰是一个乐于分享研究成果的人，在与三联协商出版事宜时，他提出的要求是图片要印得尽量大一些，便于读者阅读，但是价格要便宜一些，让学生和一般读者也能买得起，千万不要做成豪华的精装大册。还抱怨美国的书太贵，根本不是学生可以买得起的，他可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束之高阁，而是希望跟多人可以阅读，甚至提出批评意见。2009年，高居翰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行动不便的他一直在忙碌着做“溪山清远讲座”，这些视频如今可以在网上免费看到，当时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就赶紧把所有能够拿出来分享的东西免费提供，让世界都能够认识他最喜爱的中国绘画。
与高居翰同为苏格兰裔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还有柯律格（Craig Clunas）和乔迅（Jonathan Hay），两人较高居翰要年轻许多，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但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并不逊色。柯律格的重要著作牛津艺术史丛书中的《中国艺术》中文版于今年1月份出版，让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也可以看到这位外国人是如何解读中国艺术的，许多欧洲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绘画和雕塑，但在柯律格对书法这样一直被忽视担忧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同样看重。在书写的过程中，柯律格打破了艺术史书惯有的分类模式，而是把它分为陵墓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精英分子的艺术，以及在市场中买卖的艺术，他说，“我只是希望我能客观地、基于不同历史材料—或只是按照中国编年史顺序，或以其它方式处理，而不是用人为的概念—来梳理中国艺术史。”乔迅的名字源于对鲁迅的仰慕，他在研究方面锐意创新，不会被高居翰这样的人物的影响力所笼罩，他在美术史的研究中加入社会经济研究，也更重视理论性和现代性。
以上这三位的研究设计对20世纪以来的美术涉及较少，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几乎没有关注，其实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艺术比较关注的是苏立文，就在他去世的前1个月还去了趟上海。2012年9月10日，“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如此评价这位第一个向世界介绍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方学者，他说，“因为有了斯诺，西方了解了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苏立文，西方了解了中国美术。”
苏立文生前收藏了400余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它们都出自20世纪美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如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丁聪等，其中也有少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如徐冰创作于2002年的《地书》。这些收藏中，大多数是艺术家赠予苏立文夫妇的，也可看出他们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交情很深。苏立文首次到中国是24岁的时候，两年后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吴环，通过吴环结识了许多中国艺术家。他与丁聪以“小丁”和“老迈”互称；他和关山月互为师徒；他最亲近的朋友是庞薰琹……。抗战结束后苏立文回国，于1949年开始写作《20世纪的中国艺术》，持续了10年之后，这段时间他和他的中国朋友失去了联系，同时西方对中国艺术也毫无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西方唯一一部关注中国20世纪艺术的著作。
2013年8月，苏立文来上海参加书展，他特地去了中华艺术宫，想去看看他那些老朋友的画作，听说当时徐冰在上海也有展览，他也兴致高昂的前往。在苏立文的著作中，他只写到1990年代就结束了，对当代艺术并无过多的研究，但他已经意识到将会发生的变化，不过他当时没有生活在中国。同时年迈的苏立文也直接指出了当下艺术圈的病态，“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圈子的病态，但大家只是说说，没人愿意改变它，因为他们都从中获利。有些大师的经典之作，譬如沈周、石涛，还是能够保值，并可能升值。但是其他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一定会贬值。”他认为那些为了市场不断重复自己的画家，其实可以有别的选择。不过苏立文也坦言，“人老了，会更加愿意维护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世界的发展不会等待老年人。很多作品，我试图去理解，但我理解不了，年龄毕竟会让我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国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尚未扩展至中国当代艺术，虽然今天有许多国际策展人、批评家在关注，并撰写批评文章，但这与历史的研究和书写还有所不同，如柯律格所言，“对艺术史家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值得仔细研究的。这个问题和艺术批评或者艺术鉴赏常常被混为一谈，我觉得这是和艺术史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依然希望有更多的国外学者加入中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