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院线VS纯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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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一名男子戴着口罩走在空荡荡的楚河汉街上。图/任勇

  武汉·1月23日夜·耀莱成龙影院——

“我一个大男人在办公室哭了你敢信?”


  冯吉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晚上8点,他终于处理完手下两家影院所有的疫情期间预售退票订单。
  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满脑子只有“难受”两个字。自从2019年9月加入北京文投集团、被分派管耀莱成龙在武汉的两家影院,入职近半年时间里,他铆足了劲儿想做出业绩,每三个小时跟进一次票务预售情况,为了春节档,连续在办公室睡了一周。春节档值得他这样付出:这是每家影院全年票房占比最高的时段,从10%到25%不等。
  本来,一切都在朝预期发展——他管理的店春节前预售成绩非常好,在武汉院线市场占比很高——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
  冯吉提前一天就从内部得知了封城的消息。在武汉院线里,他管辖的影院算是最早一批宣布预售退票的——在其他影院还在观望事态之时。22日,耀莱成龙青山店宣布退票暂时闭店,23日,江汉店退票闭店。
  闭店的事宜是冯吉一个人处理的,他让所有员工都回了家。处理完总计三十余万元的退票订单时,窗外武汉的夜幕已深垂。过去半年的付出和成果,在一笔笔取消的订单里灰飞烟灭,而每一笔,都是由他亲手确认的。
  消毒,断电,关门,贴上封条。封城令已经开始施行,武汉街上空空荡荡,伴随着微信的各种消息提醒,未知和恐慌感终于开始袭上他的心头。
  从院线到网络·1月24日大年三十·《囧妈》风波——

“这不地道,你知道吧?”


  先提档后撤档,突如其来又宣布改网络放映,徐峥导演的《囧妈》在疫情这个春节档惹恼了全国的院线经理们。
  武汉某影院经理黄店(化名)表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危难关头把损失转嫁给影城一方,“不地道”。本来,原定大年初一上映的《囧妈》1月20日要求提档到大年三十,这已经让很多影院工作人员叫苦不迭了——“三十不上新片”是约定俗成的业内规矩,这本是全年无休的影院唯一能放假的一天。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但还未成板上钉钉之局时,原定春节档的电影都在观望,而提档,在院线看来,正是片方为了减少票房损失的权宜之计。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熊出没》《姜子牙》率先撤档,严峻形势下,《囧妈》等其他春節档电影先后步其后尘。但出乎从业者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1月24日,字节跳动宣布《囧妈》改在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欢喜首映等平台网络首播,供用户免费观看。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多省市部分电影院线公司向国家电影局发出紧急请示,要求电影局紧急叫停《囧妈》在线播放的行为。其中,浙江电影行业要求《囧妈》出品方欢喜传媒立即停止网络首播,否则会联合抵制徐峥后续的作品。”
  “要是它一开始就没有龙标也就算了,”黄店有点气,“它一开始是拿了龙标、确定在影院放的,突然改成网络放,光化解自己压力,把压力和损失都转嫁给我们影城一方,这不地道,你知道吧?”
  据欢喜传媒1月23日的公告,字节跳动将向欢欢喜喜最少支付人民币6.3亿元,也就是说,字节跳动实际上用6.3亿元买下了《囧妈》的网络发行权;再依据2019年3月欢喜传媒发布的与徐峥夫妇控股的北京真乐道达成拍摄《囧妈》的电影制作协议公告,电影总制作成本2.17亿元,算下来,电影投资制作方只赚不赔。
  而被迫暂时关闭数家武汉院线的黄店,不久前刚把影院为春节档囤的十几万物资处理掉,包括过期的冰激淋等食品。房租、水电费、人力成本,每一项都是压在骆驼背上的稻草,为缩减开支,他所在的公司决定从2月起,根据疫情持续时间,以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或行业统一最低工资发薪。
《囧妈》 剧照

  “合法理但不合情理,”几位受访的院线经理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欢喜传媒与字节跳动签订的合同在法律上确实无可指摘,因为此举在国内前所未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此前传统院线发行公司与电影出品制作方签订的合同里,基本不会涉及网络发行权的内容,而第一个吃螃蟹的欢喜传媒,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空白。
  但即便按院线标准制作的《囧妈》已成事实上的“网大”,黄店依旧认为网络大电影(简称“网大”)和传统院线上映的电影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网大门槛低、多粗制滥造,但点击量大、来钱快。他因此更担心的是,《囧妈》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没人愿意花大价钱去拍好电影了。好的电影就是要在院线上的。”
  发行·1月25日大年初一·停滞的与未停滞的

“反思发行模式业内说了好几年了,有必要提上日程”


  武佐(化名)所在的电影发行公司,原定大年初一上映的片子同样撤了档。
  《囧妈》改为网络首映的消息迅速传遍业内,武佐的微信工作群一直响个不停。疫情期间,她和同事们一直在讨论:自家的发行方式要不要改变?
  他们清楚,类似的纯网发行与传统院线之争,彼岸的美国早已有之。
  近些年,从原创网剧起家,网飞、亚马逊把更大的野心投向了在线影院,先后染指原创电影制作。2019年1月22日,网飞(Netflix)正式宣布加入美国电影协会,成为好莱坞第七家制片商——余下六大为迪士尼、华纳、环球、福克斯、派拉蒙和索尼,继而正式拉开了传统制片发行模式与网络流媒体的无硝烟之争。   两种发行模式的冲突隐藏在评奖的表象之下:2019年的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在《绿皮书》和网飞出品的得奖大热门《罗马》之间展开角逐,最终花落《绿皮书》;2020奥斯卡,网飞出品的《爱尔兰人》在业内获得好评却一奖未得,被戏称为“最惨陪跑”。
  “在线院线和传统院线的根本冲突,其实不仅是抢占观众时间那么简单,”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它更是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等从业者资源的抢占。这些才是影视行业真正的不可再生资源,它比單纯抢观众更严重。”
  尽管他肯定这两种发行方式的争夺在中国还会重演,但当下,国内电影圈对纯网发行显然还未认可。在他的视角里,字节跳动买下《囧妈》的意义是历史性和开创性的,它不仅是一次基于止损的合作,更是网络平台对电影圈和观众完成的一次“市场教育”。
  “以前没人敢开这个头。一旦有一线乃至二线导演为纯网发行的平台制作影片,就意味着彻底与传统院线划清关系和界限。也许纯网平台也一直想找突破口,但中国电影是个熟人圈,破坏游戏规则的后果可能会很严苛。这次疫情,反倒促成了这次破天荒的合作。”
  但武佐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不至于过分影响大局。实际上,在宣布影片撤档后,也有流媒体平台找过她所在的公司,但出于对音视效、电影盈利预期、粉丝模式等种种考量,她们还是决定择日再上院线,拒绝了合作的请求。她猜测,平台方可能把所有原定春节档影片都碰过一遍,只是各家出于不同考虑做了不同的抉择。
  “影院肯定会保留,它的视听感受目前还是无法取代的;但剧情类的电影,是可以考虑网络发行的。”武佐分析。北美早有“分线发行”“分区发行”的概念,而国内,“行业内提反思和调整发行模式,说了两三年了,但推进很慢。有必要提上日程了。”
  推进慢的原因,在她看来和2015、2016年的电影热潮不无关系。那两年,她会收到完全和影视行业不相关的人的消息,询问“我有一千万闲置资金,投片子还是投影院?”电影变成了赚快钱的手段,过热的同时,也让思考变得奢侈。
  意外地,2020年初这场疫情,成为了一次让从业者被迫冷思考的机会。
  只是对不同发行公司而言,疫情下的处境几乎是冰火两重天:有内容储备的公司只是短期内暂缓发行,但纯做发行业务的公司直接跌入了没有项目可接的窘境。1月31日,影联传媒发布了一份通知,“被迫决定”至3月31日员工原地待岗,根据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用。面对记者来电,影联传媒总经理讲武生不愿分享过多细节,只简单表示“院线不开门、业务完全无法展开、收入为零、毫无办法”,而对于线上与线下两种发行方式,他认为这是“不可选择、十分刚性”的两种思路:“大电影是一个梦,梦想,它有极其传统、固执、本真的特点。”
武汉耀莱成龙影院经理冯吉在出发去火神山医院前,与自己捐出的部分保暖物资合影

  而身在一家兼有投资、制作和发行的公司,尽管手头的电影发行项目被迫暂停,但武佐和同事心里并不太慌。她们趁着空当,将去年的数据和项目做了复盘总结,也开始更清晰地思考整个发行模式现存的问题:
  “不用这么粗放,可以更精细一些。”
  武汉·1月27日·火神山医院

“大家疫情期间心情都很灰暗,也许看到有颜色的东西能好一点”


  自从武汉封城,冯吉每天晚上多了一项工作:所有员工视频接龙,确保每个人安全在家。
  两家影院全职二十多人,兼职七八十人,这项流程每晚要花去他和行政主管、经理一两个小时。同时,他承诺,疫情期间不裁员不减薪,所有员工薪水都按劳动合同正常发放——尽管不得不迟发,因为发工资的密钥被锁在了公司里。
  不是所有企业都担得起这样的承诺。比如作为私企业主,黄店希望政府能针对院线和影视行业出台一些政策,比如3月底前适当减免房租,减少税费,并减免今年部分专项基金。感到重压的当然不止黄店,在无法开工开业的经济重压之下,中国电影投资企业和投资人联合发表了一封《致中国电影行业的公开信》,将类似的减负诉求分条目罗列了出来。
  冯吉所在的北京文投集团属于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之外,冯吉自觉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控制失业率。“毕竟国难当头,这可能不仅是一份薪水,更是一份安全感。”
  可摆在他眼前的,还有一道更难也更大的题:春节档情人节档已无可挽回,光靠卖电影票是门薄利的生意,经济缩紧,怎样开辟新渠道增收增利?怎样充分利用影院空间?作为国企,之后的业务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能依托影院开展哪些社会公益服务性质的项目?……他正在疫情期间寻找答案。
  1月27日,冯吉一个人开车去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车子后备箱里,装着他号召员工们捐赠的大棉服、睡袋,还有影院原备着春节档的食品和物资——
  “那些电影衍生品,色彩斑斓的嘛,反正也卖不出去了,我觉得大家疫情期间心情都很灰暗,也许看到有颜色的东西心情能好一点。”
  那时疫情已经一天天严重起来,武汉人无事不敢出门,冯吉也怕。当车开到火神山医院工地,面对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他蓦然有点感动。
  他把货卸下来,捐给了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工人们。
  2020年还很长,路要怎么走,他大概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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