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幸福”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研究与实验》系全国中语会十二五重点课题《语文教学艺术研究与实验》之子课题，旨在通过深入研究、认真分析语文课堂教学中，人与环境之间、人与活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种心灵飞扬、激情涌动、心灵对话、自由展示、不断生成的生态课堂，从而促进生师（包括老师）自然、自在、自由地幸福成长。
　　 本课题既是对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研究，更是在探索被“应试教育”捆绑下的新课程改革十多年来，中学语文教育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紧迫形势下的一种“突出重围”的语文教育新策略。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课题？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倍加尴尬：
　　 早在36年前的吕淑湘先生就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我国当时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 27年前，当时的国家教委（现在改为国家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组织实施“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抽取样本得出的结论却很难堪：
　　 （1）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总体成绩均未达到及格线;
　　 （2）字的书写应用能力大大低于识别能力;
　　 （3）理解能力、灵活运用、综合运用能力大大弱于记忆能力;
　　 （4）写作成绩不理想，最突出的是审题能力较差，内容不充实。
　　 23年前的1991年，江苏省某市级教研室对小学毕业班语文状况作了一次小范围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写字姿势大都不正确，最差的班正确率只有5%，好的也只有30%，书写工整率仅达到17%，作文病句平均每人4.16个，2500个常用字的回生率高达29.10%。
　　 为什么实施本课题研究，因为社会对当下语文教育的沉重忧思：
　　 17年前的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学》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刊发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当时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歪点子一意孤行”，“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
　　随后杂志社邀请了北京市的中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师范大学教授和教材审定委员等20多人参加了主题为“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已经走进死胡同：“事实上，语文在中小学里所占课时最多，教学双方压力最大，问题最多，但效果最差。”他们一致担心“语文教育的误区最终有可能使学生所受到的其它学科的教育变得苍白，甚至误入歧途。”
　　 15年前，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又批评语文教学“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
　　 2005年，温家宝探望病危的钱学森，有了揪心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就在2014年4月，由语文出版社主办、即墨一中承办的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在青岛举办，会上，来自河北的一位二三十岁的女教师，在讲台上，面对20多名第一次见面的山东即墨中学初二学生，“深情”地讲起了散文《斑羚飞渡》。音乐、图片、PPT各种教学手段使用得让人眼花缭乱。
　　 她姣好的外形，投入的状态无疑打动了很多观众。台下一位老师忍不住发了条微博，被实时打上背景墙：燕赵人民的骄傲！
　　 时隔不久，署名王旭明的一条微博也上了墙：“老师无节制放纵情感，什么老羚羊的无私奉献呀，勇敢付出呀，伟大与崇高谱写动人之歌云云，在音乐和画面的烘托下，闹极。这是当下时髦而虚伪的语文课，真的假语文。”
　　 王旭明说：“当今中国语文教育之现状，需要的不是鼓励和肯定，而是反思和批评，这样才能对语文教育进行抢救性扭转。”他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面临着“四重危机”， 在他眼里，现在语文教育最大的危机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假”，用一句话形容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教学、教材、教师和评价在大行其道。
　　 教材危机表现为强化话题，却忽视知识传授;强化学生活动，缺技能训练。
　　 第一重教学危机表现为多媒体的滥用。多媒体只是实现教师教学的灵魂的手段，但现在造成光顾了热闹，就像河北的那位女教师，又是图画又是放音乐又是PPT，不断煽情，上课像演戏，需要学生配合老师，跟着老师的感慨走，而忽略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的培养。
　　 第二重危机是教师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教学需要。在王旭明眼里，更多的教师满足于应试，去迎合各种时髦的趣味。
　　 第三重危机是各级教育系统的领导对语文的行政干预造成了新的危机。现在的领导都爱听语文课，仿佛谁都懂，不断地发指示，但有些指示并不符合教育规律，造成行政化的危机。有些行政领导喜欢声光电，喜欢表演，觉得时髦，大家一哄而上。
　　 第四重危机是考试制度的欠合理，老师的更多精力用于应付考试。
　　 探索一条符合学生身心和智力发展的生态语文教育，构建幸福的课堂教学氛围，促进师生健康成长，这才的我们当下最重要的课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