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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面对明帝国这块冥顽不化、拒不开放的顽石，被迫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利玛窦极大的实践了这种策略，他的衣食住行无一不不是此策略的体现。同时利玛窦的成功传教充分证明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完全可能的，但必然充满艰辛和曲折。
关键词：利玛窦；文化适应；衣食住行
明清时期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而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两大文明间真正意义上的相遇与对话，耶稣会创立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其灵活务实的东方传教政策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拟从耶稣会制定的在华传教政策的背景入手，探讨利玛窦在华的衣食住行。
一、明末传教士对华传教政策的转变
众所周知，耶稣会士流行的是“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传教策略，在利玛窦（M atteo R icci）进入中国前，中国的信徒必须完全的“葡萄牙化”，即要求接受天主教的中国人在一切生活习惯方面都葡萄牙化，使其变成一名华裔葡萄牙人，这在教会内部似乎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当时饱受倭寇侵扰并且担心殖民者入侵为患的明帝国依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只传教士，就连普通的外国人，除了广州偶尔举行的对外贸易活动时，要想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进入了中国，地方官吏和百姓也避之而不及，以免背上里通外国之罪。“一些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说，要争取他们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一样”。 [1]因久不能进入中国不少人错误的叫嚣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认为“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2] 披荆斩棘，架桥修路，筚路蓝缕，传教士要想钻入这块未曾裂开的巨大岩石绝非易事。
然而就算是石头也是能被凿开的，它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关键只是方法而已。戚印平曾指出：“当传教士无法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彻底铲除这些对立面时，他们唯一选择只能是做出自身的调整，寻找并改善某种能够被传教者理解并且接受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传教士只能委曲求全，采取某种因地制宜的权宜之计，以达到其传播福音、并使所有日本人和所有东方人改宗基督教的根本目标。”[3]做出改变先前传教策略的是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A lessandro V alignano），他认为“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4]“惟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相互效仿，通过基督教帮助中华文明使之更加完善的实际成效，才能最终达到皈依中国的目的。”[5]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即学习中国语言和典籍，用儒家学说解释天主教教义，积极适应中国传统习俗和礼仪。邓恩（D unne）神父对文化适应的界定是：“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根植于谦逊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这种亦可以说是具有变革性的传教策略代表着耶稣会基本传教态度的转变。
然而转变谈何容易，当时在亚洲传教的一些耶稣传教士染上了“欧洲人文主义”的精神毒瘤，他们不可能去执行范礼安的新政策。范礼安要求耶稣会另外派遣能够执行他的新政策的年轻传教士。在此形势下，利玛窦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他认真学习中国文字，熟悉中国社会习俗，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实践了由范里安开始的新的传教政策。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小镇玛切拉塔（Matteo Ricci）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571年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加入耶稣会，并在耶稣会办的罗马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地理。1578年奉命前往果阿。1583年来到中国内地，并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定居，直到1610年他在京去世。
二、利玛窦在中国的衣、食。
长期的封闭状态，使得明帝国的臣民们养成了对外来事物包括外国人既好奇又惧怕的心理，初到中国，白肤隆鼻、满脸胡须着实不能让人接受。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为了接近普通的中国人，也让中国官员更好理解他们的身份，利玛窦在衣着形象上做了一全新的改变。他换上佛教僧侣的服饰，彻底刮净胡须、剃掉头发，一身中国佛教和尚的打扮，他希望民众能像接纳佛教一样接纳天主教。同时为了隐瞒来华的根本目的，他也自称是一名宗教徒。“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哪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 这是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到达肇庆时回答回答肇庆长官的讲话。利玛窦确实容易让中国人认为是位和尚，他们独身并且长年遵守斋戒。
在饮食方面，利玛窦由开始接受中式习惯到慢慢适应。他说：“每天只吃大米，而无面包与葡萄酒，为此我并不十分痛苦，由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多年，如让我更改此习，我还会感觉有些不便呢！”
三、 住行
由于利氏传教活动的行程几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行程又多有反复，相对复杂，故对其住行仅略概述之。
1583—1589年利玛窦在古城肇庆，这也是他进入中国内陆的第一站，也是他在内陆的第一个定居点。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载，利氏在兴建的花塔（即崇禧塔，位于城东小市石顶）附近的一块地方建了一座教堂。后来，一位官员赠给教堂两块精美、饰有彩色的匾，其中一块放在教堂门口，上面刻着“仙花寺”，另一块刻着“西来净土”，放在接待宾客的会客厅里。于是，仙花寺也在当地流传开来。尽管在住方面利氏仍保留欧式习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带有中国化味道，“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足以证明。1589—1595年利玛窦在韶州，在这里他和他的同伴新建了新的会院和教堂，1599—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一开始，他租了一座不大惹人注目但还宽敞的住房，后来在城里他以低价钱购买了一座据说闹鬼的官邸，这是一座新盖的房屋，建筑是准备多年之计的。它从前后门都可以出入。”1601—1610年，历经千辛万苦利氏终于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京城，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得以留居京城。他的住所在北京宣武门旁新建的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内，这也是北京的第一处天主教教堂。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与世长辞，明万历帝颁布一项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允许一名外国人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
四、结语
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指导下，利玛窦笃身力行，亦可以说是忍辱负重，他的衣食住行无不带有中国化色彩， “……为此，我们才远离了我们的祖国和亲人，穿起了中国的服饰。无论是语言、衣食住行，我们都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为利氏在中国的传教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实现了此前来华传教士所预言的不可实现的传教目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可称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同时，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值得当今多国间经济文化交流问题的反思。（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史院）
注：
[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160、161、182、244、373
[2][4]（美）邓恩（余三乐、石蓉译）。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 、 18、25、34
[3]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9
[5]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3
关键词：利玛窦；文化适应；衣食住行
明清时期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而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两大文明间真正意义上的相遇与对话，耶稣会创立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其灵活务实的东方传教政策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本文拟从耶稣会制定的在华传教政策的背景入手，探讨利玛窦在华的衣食住行。
一、明末传教士对华传教政策的转变
众所周知，耶稣会士流行的是“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传教策略，在利玛窦（M atteo R icci）进入中国前，中国的信徒必须完全的“葡萄牙化”，即要求接受天主教的中国人在一切生活习惯方面都葡萄牙化，使其变成一名华裔葡萄牙人，这在教会内部似乎是不存在争议的。然而当时饱受倭寇侵扰并且担心殖民者入侵为患的明帝国依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只传教士，就连普通的外国人，除了广州偶尔举行的对外贸易活动时，要想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进入了中国，地方官吏和百姓也避之而不及，以免背上里通外国之罪。“一些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人说，要争取他们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一样”。 [1]因久不能进入中国不少人错误的叫嚣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认为“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2] 披荆斩棘，架桥修路，筚路蓝缕，传教士要想钻入这块未曾裂开的巨大岩石绝非易事。
然而就算是石头也是能被凿开的，它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关键只是方法而已。戚印平曾指出：“当传教士无法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彻底铲除这些对立面时，他们唯一选择只能是做出自身的调整，寻找并改善某种能够被传教者理解并且接受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传教士只能委曲求全，采取某种因地制宜的权宜之计，以达到其传播福音、并使所有日本人和所有东方人改宗基督教的根本目标。”[3]做出改变先前传教策略的是耶稣会印度巡察使范礼安（A lessandro V alignano），他认为“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而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4]“惟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相互效仿，通过基督教帮助中华文明使之更加完善的实际成效，才能最终达到皈依中国的目的。”[5]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即学习中国语言和典籍，用儒家学说解释天主教教义，积极适应中国传统习俗和礼仪。邓恩（D unne）神父对文化适应的界定是：“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根植于谦逊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这种亦可以说是具有变革性的传教策略代表着耶稣会基本传教态度的转变。
然而转变谈何容易，当时在亚洲传教的一些耶稣传教士染上了“欧洲人文主义”的精神毒瘤，他们不可能去执行范礼安的新政策。范礼安要求耶稣会另外派遣能够执行他的新政策的年轻传教士。在此形势下，利玛窦于1582年8月抵达澳门，他认真学习中国文字，熟悉中国社会习俗，以他的性格和经历实践了由范里安开始的新的传教政策。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小镇玛切拉塔（Matteo Ricci）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1571年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加入耶稣会，并在耶稣会办的罗马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地理。1578年奉命前往果阿。1583年来到中国内地，并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定居，直到1610年他在京去世。
二、利玛窦在中国的衣、食。
长期的封闭状态，使得明帝国的臣民们养成了对外来事物包括外国人既好奇又惧怕的心理，初到中国，白肤隆鼻、满脸胡须着实不能让人接受。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为了接近普通的中国人，也让中国官员更好理解他们的身份，利玛窦在衣着形象上做了一全新的改变。他换上佛教僧侣的服饰，彻底刮净胡须、剃掉头发，一身中国佛教和尚的打扮，他希望民众能像接纳佛教一样接纳天主教。同时为了隐瞒来华的根本目的，他也自称是一名宗教徒。“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哪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 这是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到达肇庆时回答回答肇庆长官的讲话。利玛窦确实容易让中国人认为是位和尚，他们独身并且长年遵守斋戒。
在饮食方面，利玛窦由开始接受中式习惯到慢慢适应。他说：“每天只吃大米，而无面包与葡萄酒，为此我并不十分痛苦，由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多年，如让我更改此习，我还会感觉有些不便呢！”
三、 住行
由于利氏传教活动的行程几乎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行程又多有反复，相对复杂，故对其住行仅略概述之。
1583—1589年利玛窦在古城肇庆，这也是他进入中国内陆的第一站，也是他在内陆的第一个定居点。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载，利氏在兴建的花塔（即崇禧塔，位于城东小市石顶）附近的一块地方建了一座教堂。后来，一位官员赠给教堂两块精美、饰有彩色的匾，其中一块放在教堂门口，上面刻着“仙花寺”，另一块刻着“西来净土”，放在接待宾客的会客厅里。于是，仙花寺也在当地流传开来。尽管在住方面利氏仍保留欧式习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带有中国化味道，“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足以证明。1589—1595年利玛窦在韶州，在这里他和他的同伴新建了新的会院和教堂，1599—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一开始，他租了一座不大惹人注目但还宽敞的住房，后来在城里他以低价钱购买了一座据说闹鬼的官邸，这是一座新盖的房屋，建筑是准备多年之计的。它从前后门都可以出入。”1601—1610年，历经千辛万苦利氏终于来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京城，在这里他受到了礼遇，得以留居京城。他的住所在北京宣武门旁新建的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内，这也是北京的第一处天主教教堂。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与世长辞，明万历帝颁布一项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允许一名外国人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
四、结语
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指导下，利玛窦笃身力行，亦可以说是忍辱负重，他的衣食住行无不带有中国化色彩， “……为此，我们才远离了我们的祖国和亲人，穿起了中国的服饰。无论是语言、衣食住行，我们都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为利氏在中国的传教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实现了此前来华传教士所预言的不可实现的传教目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可称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同时，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值得当今多国间经济文化交流问题的反思。（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史院）
注：
[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160、161、182、244、373
[2][4]（美）邓恩（余三乐、石蓉译）。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 、 18、25、34
[3]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9
[5]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