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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则分析说,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自2009年以来,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抽样调查。
调查显示:除日常消费外,教育、人情和医疗支出成为农民支出的主要内容,成为农民支出的“三座大山”。2011年农民支出中,教育支出占22.42%,医疗支出占9.95%,而人情支出则占12.27%。
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但人情支出3092.51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95%,医疗支出2506.86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28%。而教育支出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支出达1518.63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17.79%。
即便在已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仍然有书本费、班费、陪读费,“由于一些地方撤点并校了,孩子又小,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他们需要陪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调查还发现,人情和医疗并驾齐驱成为农民的支出压力。超过5成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在3000元左右,26.76%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6000元。而医疗支出方面,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基尼系数”已接近警戒线。
邓大才介绍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
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2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2011年中國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
(摘自《新京报》 作者:郭少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2010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34080.34元,2011年攀升至38894.38元。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有10.19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介绍说,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则分析说,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百村观察平台”进行的。自2009年以来,每年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00多农户进行经济状况的抽样调查。
调查显示:除日常消费外,教育、人情和医疗支出成为农民支出的主要内容,成为农民支出的“三座大山”。2011年农民支出中,教育支出占22.42%,医疗支出占9.95%,而人情支出则占12.27%。
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但人情支出3092.51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95%,医疗支出2506.86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7.28%。而教育支出规模更大,人均教育支出达1518.63元,占当年家庭收入的17.79%。
即便在已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仍然有书本费、班费、陪读费,“由于一些地方撤点并校了,孩子又小,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他们需要陪读,陪读费用给普通农村家庭带来了新的支出压力”。
调查还发现,人情和医疗并驾齐驱成为农民的支出压力。超过5成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在3000元左右,26.76%的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6000元。而医疗支出方面,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邓大才说:“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基尼系数”已接近警戒线。
邓大才介绍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的0.29相比,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已大大提升,“马上跨过警戒线了,是在合理区间的末端”。
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2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2011年中國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897。
(摘自《新京报》 作者:郭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