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然，著名出版人，曾主持和组织了许多著名古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校点整理及影印出版工作。
　　我父亲个子不高，声音很亮，有山东口音，说话的时候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气派。生活上，我们直接的对话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即使在家，他多数时间也都在工作，要么在书房伏案，要么就在家里接待各路文化人。
　　1961年，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起由北京东城搬到了西郊的翠微路2号院，办公和职工住房得以改善。也因此，父亲在家中有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他平时就在家办公，书局有事，就来家里找他。父亲常请文化界的朋友和中华书局的员工到家做客。对于他们的谈话，当时上小学的我听不懂太多。但我很清晰记得，书房那边总有爽朗的笑声传出来，所以，那种谈笑风生、以礼相让的气氛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他们进行的应该是一种在个人感情和工作之间的比较轻松愉快的谈话。
　　当时中华书局聘请了一些很有学术能力的老学者，这些人也都住在大院里。我家与他们都保持了比较多的往来，但很少说是他们来我家，都是爸爸带着我去他们家走访，以示一种尊重。
　　现在人们总是怀念中华书局那时的辉煌，其实当时人们的收入很低，工作生活的条件也很差的，期间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并没有给中华书局的事业发展提供充裕的时间和空间。但这段时间却让当时的中华书局的成员和史学界念念不忘。我想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沉思的因素。当时政府最高领导层和文化主管部门在非常艰难的社会条件下，给中华书局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业务发展空间，使当时的中华书局有可能在局部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学术和业务氛围，而史学界的学者和中华书局的成员也都付出了努力作为对社会的回馈，这恐怕也是后来不可能再复制的了。
　　此外，比较关键的应该就是管理者的作用了。父亲在这方面应该是很成功的。他还是一个业务性的管理者，除了担任总经理还兼任总编辑，他爱书、懂书，更懂得用人。很多书都是他最后一笔一笔审定出版的。
　　花房内外的温暖时光
　　我们兄弟一共两个。我母亲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新式妇女，1949年建国时，她曾与我父亲同在出版总署工作。到我记事以后，她就因病退休，主要精力放在了操持家事上。
　　父亲对我的管教很严格，但不是暴力式的严格，而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家里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剧烈的争吵，我也从没有受到过太严厉的批评或者惩罚。有一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在我上幼儿园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发脾气使劲哭闹，谁劝也不听，父亲就把我拉到院子里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在外边哭了很久睁开眼睛看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就感觉非常不好意思，偷偷回家了。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不哭闹了。
　　工作占去了父亲的大部分时间，家庭他顾不了太多。到了周末，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每隔一两周，家里就有亲戚过来做客，父亲会在家招待，这个时候就能跟他相聚。父亲家中共有5个兄弟，他排老大。我二叔是烈士，他的两个孩子当时都住在我家。还有一位叔叔从事教育工作，其他两位叔叔在老家。现在想来，我父亲是一个很宽厚、很真诚友善的人。我父亲是从山东农村上学，考入北京大学的。抗战爆发后，又与几位同龄人投奔延安，解放后又到了北京。我们家那时候就是整个家族在北京的一个往来的中心。父亲当时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他让亲属的子女来北京，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家中还每月定期给亲戚一些钱做补贴。我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到我家的存折上面，只有不到200块钱的存款，所有家里的这些钱，除了自己的生活，大都用来接济亲友了。
　　父亲也有一些陶冶性情的方式，例如他血压高，所以经常做气功，还有就是喜欢养鱼养花。我家的院落里头种有很多花，还有个几平米大的玻璃花房，里面种些仙人掌、蟹爪兰、无花果，院子里种的则是美人蕉、丁香树，还有桃树，杏树，梨树什么的。所以我家一年四季花香不断，果实累累。父亲跟我们共享天伦的时间很少，记得清的只有那么几次，他带着我去西郊香山碧云寺散步；再有就是他闲暇的时候浇浇花，这时候会跟我说说话，向我介绍些花卉知识。
　　共产党员永不退休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文革”开始，父亲就只有那一双常穿的皮鞋，衣服也就那么一两身。印象中，好像从没见过父母添新衣服。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中华书局分配的，家具也是分配的。等到“文革”的时候，这些财物都交公了。在父亲去世前，组织上初步恢复了他的名誉，并补发了几年间停发的工资。他那时已经基本上神智不清，生活无法自理，但仍明确指示家人，将全部补发的工资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父亲虽然是用个人收入接济很多家族中人，但却从没有为此利用过公权力。从住房到所有亲属的就业等等，家里的亲人没有一个人因此受益。
　　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父亲也从不纵容。记得当时我在甘家口上小学，那家小学原来叫香山慈幼院，解放后改为一家寄宿学校，搬到北京西郊。我一年级时，家还在东城，所以要从家中步行很远到西郊去上学。家搬到西郊翠微路以后，也是我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家里从没什么人接送。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父亲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本色。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他是学历史，搞文化的，有一种理想化的情怀在里边。他是个好共产党员，非常纯洁，不争权弄势，同时，还坚守着文化人的那种道德品质，包括平和待人啊，接济整个家族啊等等，再加上共产主义的那种理想。1963年，父亲因脑病做了手术，还没有痊愈，有一次我问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退休啊？他的回答是“共产党永远不退休”，这个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讲的是这样一种精神。我认为他干事业不是太关注政治上的风险，而是从业务的发展上考虑问题，这也为他后来惹来了太多麻烦。
　　父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文革”中从“五·七干校”回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仍然不断提出要恢复他的工作。当时中华书局拿了几本准备再版的书来要他审，他马上认真地去翻看，并做了很多批注。这些书我哥哥还留着，父亲在里面夹了很多条，还记了笔记说这些地方应该怎么改。作为一个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人，还靠着一种职业的本能，自觉扮演着编辑的角色。
　　“我不记得了”
　　1963年，父亲脑病第一次手术后，第二年，文化部就开始整风，批判牛鬼蛇神、才子佳人，之后1965年，又开始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等于是把中华书局之前多年的工作全盤否定了。父亲当时压力很大，但他从不跟家里人提起这些事。应该就是在那前后脑病复发，第二次入院治疗。那之后，他就进入一种病态，整个跟以前就不是一个人了。那种爽朗的笑声再也听不到了，就是跟人的对话都是半明白半糊涂的。此外，他的记忆能力出现了严重问题，也就没法工作了。
　　等到“文革”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大院后边那种两户一幢的房子里边。他每天都会出去散步，打扫院子。去“五·七干校”之前，他有时候也参加一些批斗、被戴高帽游街示众什么的，对这些，他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对他来说，这些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当时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因为他此前投入全部精力做的事情完全被否定，这个打击太大了。
　　父亲经常是忘掉了现在，但还记得过去。他一次在外面走丢了，找不到家，就跟别人说“我是出版总署的”，问了好几次，最后碰到一位老警察，居然知道出版总署，这样才费了很多周折，把他送回家。
　　1969年，父亲去参加“五·七干校”，就剩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当时她因心脏病身体已经很弱了，再加之压抑的精神状态，没多久就去世了。她去世的时候，亲人没一个在身边，只有邻居帮着照看。母亲去世后，父亲跟着我大哥一起生活。1972年父亲去世时，中华书局还是军代表主事，我记得开追悼会时公布的悼词中，对父亲的评价还是一种不是太明确的态度。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提及什么未竟的遗愿。现在回过头看，如果父亲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潜心读书去做学问，也可能成为一个学者，那样他后来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他的社会贡献可能也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华书局任职对他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至少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这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所以，我想父亲对自己一生的选择是没有遗憾的。
　　（摘自《出版人》 口述：金培华 整理：田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