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7年增产，粮食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l万亿斤以上。与此同时，中国部分农产品如大蒜、蔬菜、绿豆、玉米、棉花等价格上涨，触动了民众敏感的神经。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网民百姓，也都通过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讨论着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吃饭问题——转基因水稻。
　　从2008年国务院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到2009年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的颁布，再到2010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中国正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虽然中国自1980年代就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但是直到2004年底《南方周末》头版的《13亿人主粮背后的利益悬疑》一文才将转基因水稻带入公众的视野。
　　作为14亿中国人的主粮，争议自然首先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开始。自转基因食品问世以来，关于长期和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世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歇，也至今没有定论。尤其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今天，公众出于本能的对转基因食品报以警惕甚至害怕都在情理之中。因此基于预先防范的原则，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并防止进入食物链，才是科学的态度。
　　其次，公众开始表达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诉求。虽然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评价和管理上做出了很大努力，但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不够透明，相关信息公开不足，缺乏与公众交流的通畅渠道。可以预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建立，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恐惧，争议和抵制仍将继续。
　　第三，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和利益的担忧。2010年中国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达历史最高的150万吨，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各方的关注和担忧。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一年5000万吨的进口转基因大豆涌入国内，致使中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逐渐沦陷，不仅严重威胁了4000万豆农的切身利益，同时造成主产区的大豆加工生产陷于瘫痪。种植面积、总产量、农民积极性和自给率不断下降，是当前中国大豆生产的真实写照，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公众的担忧，正是出于转基因大豆的悲剧是否同样在玉米、水稻上发生。
　　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讨论日益白热化的同时，上百万欧洲人签名反对欧盟在对转基因生物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做出进一步研究之前培育转基因生物。历年来，欧洲民众反对转基因的呼声从未间断，但是如此大的规模尚属首次。即便是在美国，关于转基因甜菜、三文鱼的商业化争论也从未停歇。
　　回顾一年来对转基因水稻的争论，从最初的恐慌到现在的逐渐回归理性，一方面由于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度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尝试与公众进行沟通。但是在转基因争论的同时，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是否需要转基因，转基因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农业发展需走怎样的道路。
　　中国已提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农业发展“转型”将成为重中之重。中国的农业生产将长期面对人口增长和资源减少的两大压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不污染环境、不危害健康、不牺牲后代利益，才是现代农业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