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特别流行“企业公民”这个说法，企业赚钱后开始通过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贡献，其实只是新词说旧事，如今最时尚最可贵的不是慷慨出钱做公益，而是一个企业所从事的事业既能实现商业价值，又有公益价值。引领这种潮流的企业家可谓是造时势之英雄，他们收获的往往不仅是市场，还有对民众的道德感召力。
　　 Uber的公益特质
　　Uber最近频频成为舆论的焦点。在与政府部门的几次交锋中，民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Uber。政府部门的做法，无论是查封这家公司，还是自我“创新”推出所谓的打车软件，都受到舆论的指责。这样迥异的境遇有些出人意料，但稍加思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很多人可能会用常规的思路去分析这个问题，认为是政府的“坏”凸显了Uber方面的悲情处境，继而使其受到外界的同情并获得大众支持。这种逻辑有其合理之处，如今对公共话题的批评中，经常可以看到上述情形，政府部门的工作往往既不雪中送炭，也非锦上添花。在查封Uber公司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了最为重要的新闻当事人，具体反映在公共讨论中，包括Uber的创新价值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处境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而出租车运营权垄断和牌照管制的制度现状才是批评的焦点，公共讨论再次陷入平庸的论调，问题指向那个无处不在但又极为抽象的体制。
　　公众为什么会支持Uber？这背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政府机构和民众对Uber的态度都存在判若云泥的差别，Uber每一次遭遇政府部门打击都会成为公司的品牌广告。所以说过于聚焦中国的出租车管理体制可能偏离了问题的核心。Uber仅仅挑战了中国的出租车垄断体制吗？显然不是，那么接下来自然要回到Uber这个产品本身，有不少文章提到Uber的技术创新和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这使得很多人成为它的拥趸。然而，如果这种技术变革只是满足了个体的需求，恐怕不会凝聚如此强大的民意，应该深入分析的是，它带来的好处本质是什么，是否有其他逻辑在背后起作用。
　　南方都市报在题为《和Uber站在一起 积极拥抱技术革新》的社论中如此分析Uber的价值，“Uber的目标从来不只是交易，而是社会资源的重构。”这种资源的重构有何价值，社论继而分析道，“对资源的重构像当年的BBS一样形成了一套社区化概念，人和人的关系因这样的出行模式而有了新的可能。”熟悉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人应该清楚BBS之于网络社交的意义，Uber无疑有着互联网+时代的BBS特性，人和人的关系，社会资源的分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产品，其价值可能并不只是在出租车领域。事实上，Uber自推出拼车服务以来就一直高举公益大旗，但它不是以往那种充满道德压迫感的理念倡导，而是试图在满足人们需求和追求公益目的双重效果上追求平衡。
　　目前看来，Uber做到了，技术创新让公益变得简单，产品的创新性加上它的价值倡导，使得Uber显得非常独特，这或许才是这个产品获得无数民众支持的深层次原因。对Uber的任何反对或者压迫，都可能遭遇政治不正确的尴尬，当前在一些管理环节可能的确存在问题，但这是不同维度的问题，最近中央层面出台了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已经在提示，出租车现有的制度架构并非一成不变，也非不可替代。这个领域今后的改革可能有其他选项，而像Uber所倡导的，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低门槛地参与公益，无疑是值得参考的。
　　救助站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信阳救助站名为王志强的男童死亡事件差不多已经被公共舆论遗忘。4月底该事件曝光后，网上很快便流传王志强尸体的照片，画面之惊悚，让人不寒而栗。此后网上不乏讨伐的声音，其中大多是聚焦事件责任，但由于调查结果迟迟未公布，各方说法不一，使得外界所有的呼吁都无法付诸实施。从官方的回应看，信阳市民政局的说明中提到两个细节，一是王志强走失前缺乏有效监护；二是王志强患有严重智力障碍，且神智不清。这两个细节有助于还原整个事件，但是，它显然不是王志强死亡的直接原因。倒是网上的一些信息发人深省，比如，信阳救助站半年不到至少死亡4人，此次事件并非个案。
　　救助站的救助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两种群体，在儿童节前后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显得更为沉重。根据现有的信息，有两个环节值得深究，一个是救助的日常工作方面，5月19日华商报有一篇关于此事件的深度报道，其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于收留的未成年流浪者，“基本饮食标准，应满足未成年人生长发育需要”。而在此事件中，救助站寄养一名被救助者，将每月支付费用750元，问题是，具体的收留工作由老年公寓负责，其日常饮食起居是否有保障？此外，如果代养点尽早送病人去医院，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代养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费用问题，还是因为救助站的职责落实不到位？
　　另外一个环节是不同部门的沟通问题。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涉事机构对此事件为数不多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信息沟通方面：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自称感到内疚和后悔，原因是在悲剧发生前他没有在公安网上查询孩子的信息。这种愧疚不经意流露出救助站的工作机制，这个机构只负责收留流浪人员，却不会去努力寻找这些不幸者的亲属。根据李明的说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努力，主要因为查询成本高昂，救助站与公安部门并没有建立这方面的联系，每一次查询对公安部门都是一种麻烦。事件发生后，据媒体报道，面对强大舆论压力，一条来自公安的网线悄悄拉进了事发救助站，有网友评论称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救命网线”。一根“救命网线”能否避免悲剧重演，恐怕还要打一个问号。
　　社会组织立法不缺意见
　　社会组织立法是近年公益领域的热门话题，相关的讨论可追溯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当时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而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社会组织立法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从这些权威表述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立法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所以，今天评价这种立法主要就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这种目的。
　　5月中旬，深圳市民政局悬出重金，向社会征集社会组织管理的地方立法建议，相比过去社会组织立法圈子化的讨论，这种开门立法的做法格局显得大了很多，关注深圳社会组织发展的人看到了官方的诚意，但也有一些批评者表示了担忧。比如说，有人提到，开门立法其实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操作，问题在于，在实践过程中往往被形式化，“开门立法被相对狭隘地理解为听取公众意见，也就是在法律草案出台后，设定一段征求意见的时间，意见收集到多少，采纳了多少，变得不那么重要，听取意见这个环节与形式，成为某种单一的衡量指标。”深圳的做法目的是什么，是否会沦为过去的常规套路，还是确想听听外界的意见，目前看来还不好下定论。
　　从外界的讨论热情看，公益界向来非常关注涉及公益组织的立法进展。比如有关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讨论，去年广州曾过一段讨论的高潮，当时广州市民政局在官方网站上对《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由于细则对非法组织的定义为：一、擅自开展社会组织筹备活动的；二、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三、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这一定义很快引发各界的质疑，公益界担心因为“擅自开展筹备活动”而被定性为非法社会组织。随着公益界内部的分化，今后可能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权益倡导型公益组织，而政府部门过去向来忌惮这类社会组织，这种提防的心态往往会反映在立法环节中。如今面对社会组织立法，同样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作为一种除旧迎新式的立法，政府部门难免有些放不开手脚。
　　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公益组织必然变得更有追求，他们的情怀与理想需要宏观环境的支持。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其实并不难辨别，社会组织立法也从来不缺意见，需要外界鼓与呼的应该是立法者的开放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