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高考发榜后，随之而来的是应接不暇的宴请。考生请师长，称为“谢师宴”；亲朋请考生，称为“恭贺宴”；同学之间相请，称为“告别宴”。
　　古代学子科举中榜后，也喜好宴请庆祝，而且其规格、花费甚至远超现代。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宴请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至于宴请费用，很多时候是由朝廷负责的，还有实行AA制的。
　　文有鹿鸣琼林
　　“鹿鸣宴”是为乡试后新科举人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明清沿用。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鹿鸣宴”是唐代地方官员为本地新科举人举办的一种宴请，时间一般放在发榜的次日。“鹿鸣宴”因宴会上演奏《诗经》中的《鹿鸣》篇助兴而得名，是在周代“乡饮酒礼”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聚会形式。实际上，鹿鸣宴的形式一开始并非如此规范完整，最初的乡饮酒礼并无繁琐的仪礼，只是农闲季节乡人相聚宴饮的一种民间活动。乡饮酒礼的历史早见于“周王宴会群臣宾客”。然而，《诗经》最早产生于西周，所以《鹿鸣》之章最早应是在西周时期被纳入乡饮酒礼的宴曲之中。在鹿鸣宴滥觞的唐代，鹿鸣宴已经完成华丽变身。在宴会中，增添《诗经》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与《节南山》等乐章，吹笙鼓簧，宴乐熙和，在文化品格上与乡饮酒礼相比更显得超迈脱俗。具备了序长幼、别尊卑、敦风励俗、教化天下等多种功能，鹿鸣宴因此为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所重视，并由此长期盛行不衰。宋代的鹿鸣宴依然非常盛行，主要记载在各文人墨客的诗作中，北宋的鹿鸣宴诗作数目较丰，尤其是在南宋。到后来，菜肴中真的出现了鹿肉，此宴成了名副其实的“鹿鸣宴”，这一直盛行到清末。
　　到宋代，以学子为主角的宴请同样盛行，聚会的规格更高。在唐代闻喜宴基础上，出现了相当于国宴的“琼林宴”。宋太祖赵匡胤当皇帝后，亲自宣布登科进士名次，并赐宴庆贺，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琼林苑”是设在宋京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宋朝状元文天祥曾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描写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到了元、明、清三代，“琼林宴”又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仍可统称“琼林宴”。据载，辽也曾设宴招待新科进士，地点在内果园或礼部，但也沿袭宋人，称之为“琼林宴”。
　　武为鹰扬会武
　　至于武科生，也有相应的宴会，叫“鹰扬宴”和“会武宴”。
　　“鹰扬宴”是武科考乡试发榜后而设的宴会。所谓“鹰扬”，乃是威武如鹰之飞扬之意，取自《诗经》“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大意是颂扬太公望的威德如鹰之飞扬）”之句。鹰扬既是对新科武举人的勉励，又是考官们的自诩。清制，武乡试发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要共同参宴庆贺，其宴就叫“鹰扬宴”。清吴荣光《吾学录·贡举》载：“武乡试揭晓翼日，燕（宴）监射主考执事各官及武举于顺天府，曰鹰扬燕（宴），仪与鹿鸣燕（宴）同。”按照规定，武举人于乡试考中后满六十周年而人又健在，重逢原科开考，经奏准，一样与新科武举人同赴鹰扬宴，这是所谓的重宴鹰扬。由于武将常年为国家戍边，战时还要血战疆场、身先士卒，长寿的武将十分罕见，因而重宴鹰扬这样的功名比重宴鹿鸣还难得。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文官重赋《鹿鸣》，重宴琼林者，屡见记载。武科虽亦有重赴鹰扬宴之典，而见之例案者，仅嘉庆十五年陕西巡抚奏朝邑武举蔺延荐，系乾隆午中式，现在重遇庚午科，奏乞恩施，奉旨赏千总衔，重赴鹰扬筵宴。”
　　“会武宴”是武科考殿试发榜后举行的宴会。古代科举，自隋朝开始，武科殿试发榜后都要在兵部为武科新进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名曰“会武宴”。这在清吴荣光的《吾学录·贡举》中也有记载：“《通礼》武殿试传胪后，燕（宴）有事各官暨诸进士于兵部，曰会武燕（宴）。”清梁章巨《浪迹丛谈·武生武举》也云：“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武科殿试不同于武科乡试，故会武宴的规模比鹰扬宴要气派得多，排场浩大，群英聚会，盛况空前。
　　AA制到朝廷买单
　　现代同学聚会流行AA制消费方式，古代也是这样。及第学子聚会，很多情况下都是每人出份子，即“醵钱”。“醵”字本义便是凑钱喝酒，聚会时甚至连酒具都是自带的。与AA制稍有区别的是，有时份子钱并不是平均分摊，比如状元等排名靠前的学子，份子钱可能要多出一些。
　　唐代著名的闻喜宴，是新科进士参加的第一个上规模的聚会，又叫“敕下宴”。在礼部发榜后、敕令发下来的当天举行，地点选在长安城内皇家园林内的曲江池。闻喜宴最初便是及第学子凑钱喝酒，所以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解释此词条时称为“醵钱于曲江”。虽然是学子自己凑份子聚會，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在晚唐时期，皇家会赏赐宫廷美食，“赐进士红绫饼各一枚”。
　　到了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的五代后唐时，凑份子吃闻喜宴的现象才发生改变，天成二年（927年），及第学子聚会不再“醵钱”，吃喝开始由朝廷买单。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宋代继承了后唐的做法，新科进士聚会也不要学子凑份子，赐钱更多。据宋人王公式《燕翼诒谋录》所记，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赵顼（宋神宗）赐给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到元佑三年（1088年）三月，宋哲宗赵煦赐钱又有所增，“诏复增进士钱百万”，并赐“酒五百壶”。
　　科举及第学子的宴会活动有很多。在唐代，与闻喜宴相呼应的是“关宴”，这是新科进士在京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聚会。因为也在曲江一带举行，故又称“曲江关宴”，或“曲江会”。关宴的费用则全是学子自己掏，朝廷没有一点赏赐。这相当于现在同学之间的告别宴会。吃了关宴后，大家便各奔东西、各赴前程了，因此关宴又被称作“离会”。虽然关宴是自掏腰包，但并不需要自己张罗，一般由相当于现在公关公司性质的“进士团”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