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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洪规划滞后于城建规划，使得城市处于严重的洪水风险中。在对大江大河治理进行重点投入的同时，对中小河流的治理还很薄弱;而中小河流众多，分布广泛，在整个防洪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刘祖林没有想到水真的会从河里冲下来。
他所在的村子叫倪村，位于烔河和炀河呈“人字形”交汇进入巢湖的地方，這个四五百人的小村庄隶属于安徽省巢湖市。刘祖林家的大门正对着炀河，距离也不过四五米远。
2016年7月3日，炀河的大水从刘祖林的家门口淹下来，直到把整个村庄变成一片汪洋。“你就看着水冲着脸刷刷地淌过来。”刘祖林用手比划着，情绪有些激动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只来得及将两个孙子抱出了村口。然后，又回去，将一床被子放在脑袋上顶了出来。
村子被淹后，大部分村民投奔了亲戚。刘祖林没地方去，被安置在放了暑假的烔炀镇中心小学。七八个家庭以床为单位分隔开，住在一间教室里，也算安顿了下来。学校距离村子有20分钟的路程。刘祖林每天都会回村子里看一看。
村口的水已经到了成年人脖子的位置，越往村内水越深。倪村的大门口系着两三只“木盆船”，这是当地居民曾经打鱼用的家伙。刘祖林每天都要站在这个盆里撑着一根竹竿出入村庄。他家的房子只有一层，水已经淹到了大半个窗户，有两米多深。院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只能靠记忆判断大体的位置。
超出预测
53岁的刘祖林是见过大水的人。他所在的烔炀镇，一直都是个水患频发的地方。“烔炀镇”原本名为“桐杨”，因为水患太多，当地人欲以火来克水，就将俩字的偏旁都换成了“火”。上一次的大水还是在1991年，雨下了二十多天。当时，刘祖林也是看着水漫进了自家院子，将倪村整个吞噬。“两米左右的水位，两个月水才下去。”谈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
从6月18日开始，安徽进入梅雨季，开始下雨的时候，刘祖林和村里的人都觉得“水不会大过1991年，至多没过村口的桥30厘米左右”。
大雨是从6月30日开始下的，“房顶乒乒乓乓响了一个晚上”。刘祖林早上起来站在家门口，望着外面的炀河，发现“河面噌噌地往上涨”。7月2日，他家里开始进水，他把一些零碎的不能泡水的物品放在凳子上。村里要求撤离的命令也随之下来，看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劝村里子的人转移，他依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然而7月3日醒来，他发现，河水一夜之间暴涨了几十厘米，家里的水瞬间没过了腰。刘祖林这才意识到“不好了”——“水和1991年不一样，不是慢慢往上涨的。”刘祖林慌了手脚，“没有办法，屋里的东西搞不出来就算了。”
安徽省气象局7月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安徽多地遭特大暴雨袭击并暴发洪水，暴雨红色预警随之发布。这场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波及浙江、贵州、湖南、湖北、江苏以及安徽多个省份。
“从6月30日开始的5天内，安徽所在的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达到了北京市全年的水准。” 安徽省水利厅防汛调度处副处长蔡中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6月18日开始，安徽南部共有10次降水过程，“刚开始雨带还在江淮南北摆动，后来就完全停在了江淮中南部。”
这是一场早有预测的洪水。早在今年年初，长江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曾发出预测称，由于罕见的超强等级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气象水文预测分析，这是1951年以来第三次最高等级的厄尔尼诺事件，且特征与1998年诱发长江特大洪水灾害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高度相似。
安徽省也预测，省内或将遭遇50年一遇的洪水，有可能超过1998年的那场洪水，特别是长江、淮河、大别山流域及皖南地区，出现洪灾的可能性非常大。
安徽省汛前检查的工作甚至提前到了2月份，以往都是三四月份开始。“当时预测，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安徽的降水量要比往年同期偏多两到五成。”蔡中正说，省内紧急启动了分工制，将长江淮河的流域分为5段，每个省领导负责一段。若在平常，一般的防汛是由防办主任来领导，三级响应则由安徽省水利厅厅级领导负责。7月4日之后，安徽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分管水利的副省长索性住在了安徽省防指里坐镇指挥。
每天各地都会将险情报备到安徽省防指，根据统计，千亩以上的大圩漫破的有106个，万亩以上的则有5个，各支流的险情也有1000多处。“刚开始的时候，守卫的人也会去加高堤顶，进行阻挡，但是后面水大就加不了了。”蔡中正说。
巢湖市也漫破了30个小圩。“没有想到水情这么大。”巢湖市副市长夏群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巢湖的防汛基本是按照1998年洪水的规格准备的，但是今年的洪水却呈现了“点状分布”的特点，“1998年的大水是在长江整个流域。”
巢湖市区就位于这个“点”上。7月1日，巢湖市日平均降雨量超过270毫米，巢湖散兵镇桥湾村单日降雨340.8毫米，突破1950年雨量观测站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7月1日巢湖市区开始出现内涝，作为城防总指挥的夏群山下令打开20个排灌站，将市区的水排到巢湖和长江里去，“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抽了一个中型水库的量。”此时，巢湖的水位还只有10米左右。
随后，伴随着新降水，巢湖的水位上升得很快，到达12.66米，超过了12米的保证水位。保证水位是指在人为力量下可以保证水库安全的位置，超过了水位则意味着人力的无奈。夏群山记得很清楚，巢湖到达保证水位的时间是7月4日早上7点06分。随即，巢湖市防汛的预案也从“全面防、全面保”，转向了“重点防、重点保”。
2007年台风“罗莎”过境期间，杭州主城区最大日雨量191.3毫米，创下了杭州市区的最大日降水量。杭州主城区尤其是城西严重积水514处，城西主要交通干道几乎全部瘫痪。造成城区受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2007年，杭州主城区面积在近20年内已扩大了4倍多，导致大量渗水率高的软地基被硬质地面所替代，大部分雨水转换为地表泾流，在同等降雨强度下，地表泾流量成倍增加。此外，大量河道、池塘、洼地、水田等被改造成房地产开发区，大大减少了蓄滞水量。
中小河流难题
直到7月9日早上5点左右，滑坡堤坝的险情才算控制住。夏群山这才说了一句，“当时压力很大。”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堤坝的滑坡，还有巢湖市内支流河流不断出现的险情。
“河流治理在规划的标准上往往有些问题，河流的标准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水情和雨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已经不相匹配。”夏群山举了一个例子，“过去生活水平低，高血脂的诊断标准也低;现在条件好了，判断的标准也相对提高了，标准应该跟着条件发生变化。”
事实上，如果通往巢湖的中小河流水位继续上涨，险情将不断发生、发展，巢湖防汛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小河流防洪设施少、标准低的现实在大水之下暴露无遗。从暴雨开始，安徽省内31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13条超历史最高水位，16条超保证水位。“我们抗洪的重点不在长江干流，而是在各个支流，中小河流险情多，抗洪压力大。”
2010年，安徽省印发了《安徽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显示，省大部分中小河流沿边的县城、重要集镇和粮食生产基地的防洪设施现状、防洪能力普遍不足10年一遇。中小河流现有的堤防工程大多堤顶高程达不到设计标准，堤身单薄、填筑质量差，发生洪水时极易发生堤基、堤身的渗透破坏。
在大水未到来之前，蔡中正就曾对安徽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说，安徽省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防洪隐患多，长江流域大部分中小河流未进行系统治理，堤身单薄，“我省有5000多座小（二）型水库，其中有600多座尚未实施除险加固建设，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影响度汛安全。”
“现在，国家对长江大河的治理，已经投入很多，但是中小河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自己在搞。”一位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合肥的南淝河为例，2016年7月5日，位于该河段的肥东县长临河镇姚埠圩双斗门处数十米圩堤发生坍塌，随后发生破圩，一万多名村民全部被转移，堤坝“守护”的圩内，近两万亩农田被淹没。“南淝河的右侧挨着合肥市区，由合肥市负责治理，标准就高些，左侧则是合肥市下属的肥东县，之所以破圩，是因为有一段治理工作尚未完成，今年就出险了。现在国家也在做中小河流的治理，但是刚刚开始，系统治理的还不多。”蔡中正说。
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而中小河流，主要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内，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
2009 年，水利部启动了《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对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按照一定比例予以适当支持。但由于中小河流数量众多，资金缺口很大，整治工程所需资金大多还是需要地方政府来筹措。“在东部富裕的省份，中小河流整治已经有了较大的投入，但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数中小河流，实际上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进行河流整治的老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领域专家、原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说。
然而，中小河流众多，分布广泛，在整个防洪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相关资料统计，除了七大江河主要干支流之外，我國有众多的中小河流。其中，长江河流域面积在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有 5 万多条，这些中小河流沿岸分布着众多的城镇和农田，与大江大河的防洪建设相比，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滞后。水利部部长陈雷曾表示，一般年份中小河流洪涝灾害损失占到全国的70%～80%，死亡人数更占2/3。
以湖南省为例，仅仅是长江洞庭水系，流域面积即占全省面积95%以上。其中流域面积大于在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24条，而200平方公里的更高达5040条。总起来说，这些河流绝大部分都是省境内河流，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0%以上，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小河流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程晓陶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平均100平方公里有5万条河流，就算一年能治理100条，也需500年才实现一次“轮回”。即使一条河流投300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一条河流，小的要几十公里，大的几百公里，一公里造价恐怕将近在一千多万。”安徽省水利厅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中小河流，治理过后能够达到20年的防洪标准就不错了，但一般都是5～10年的样子，这种情况怎么行呢？”
在程晓陶看来，中小河流整治必须要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工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
住在学校里，刘祖林每天都要回家一趟。他也不做别的，就是扒着窗户往房间里看一看，巢湖里的蓝藻已经堆满了他的房间，盆盆罐罐都漂在水中。家里唯一还算安全的是电视机。临出门前，他将两张桌子摞起来，又放上了一只小板凳，电视机就孤零零地放在最上面。看到它，刘祖林会想起平日家里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如今，这个最值钱的家当只是默默地与他“对视”着。
刘祖林没有想到水真的会从河里冲下来。
他所在的村子叫倪村，位于烔河和炀河呈“人字形”交汇进入巢湖的地方，這个四五百人的小村庄隶属于安徽省巢湖市。刘祖林家的大门正对着炀河，距离也不过四五米远。
2016年7月3日，炀河的大水从刘祖林的家门口淹下来，直到把整个村庄变成一片汪洋。“你就看着水冲着脸刷刷地淌过来。”刘祖林用手比划着，情绪有些激动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只来得及将两个孙子抱出了村口。然后，又回去，将一床被子放在脑袋上顶了出来。
村子被淹后，大部分村民投奔了亲戚。刘祖林没地方去，被安置在放了暑假的烔炀镇中心小学。七八个家庭以床为单位分隔开，住在一间教室里，也算安顿了下来。学校距离村子有20分钟的路程。刘祖林每天都会回村子里看一看。
村口的水已经到了成年人脖子的位置，越往村内水越深。倪村的大门口系着两三只“木盆船”，这是当地居民曾经打鱼用的家伙。刘祖林每天都要站在这个盆里撑着一根竹竿出入村庄。他家的房子只有一层，水已经淹到了大半个窗户，有两米多深。院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只能靠记忆判断大体的位置。
超出预测
53岁的刘祖林是见过大水的人。他所在的烔炀镇，一直都是个水患频发的地方。“烔炀镇”原本名为“桐杨”，因为水患太多，当地人欲以火来克水，就将俩字的偏旁都换成了“火”。上一次的大水还是在1991年，雨下了二十多天。当时，刘祖林也是看着水漫进了自家院子，将倪村整个吞噬。“两米左右的水位，两个月水才下去。”谈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
从6月18日开始，安徽进入梅雨季，开始下雨的时候，刘祖林和村里的人都觉得“水不会大过1991年，至多没过村口的桥30厘米左右”。
大雨是从6月30日开始下的，“房顶乒乒乓乓响了一个晚上”。刘祖林早上起来站在家门口，望着外面的炀河，发现“河面噌噌地往上涨”。7月2日，他家里开始进水，他把一些零碎的不能泡水的物品放在凳子上。村里要求撤离的命令也随之下来，看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劝村里子的人转移，他依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然而7月3日醒来，他发现，河水一夜之间暴涨了几十厘米，家里的水瞬间没过了腰。刘祖林这才意识到“不好了”——“水和1991年不一样，不是慢慢往上涨的。”刘祖林慌了手脚，“没有办法，屋里的东西搞不出来就算了。”
安徽省气象局7月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安徽多地遭特大暴雨袭击并暴发洪水，暴雨红色预警随之发布。这场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波及浙江、贵州、湖南、湖北、江苏以及安徽多个省份。
“从6月30日开始的5天内，安徽所在的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达到了北京市全年的水准。” 安徽省水利厅防汛调度处副处长蔡中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6月18日开始，安徽南部共有10次降水过程，“刚开始雨带还在江淮南北摆动，后来就完全停在了江淮中南部。”
这是一场早有预测的洪水。早在今年年初，长江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曾发出预测称，由于罕见的超强等级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很大。气象水文预测分析，这是1951年以来第三次最高等级的厄尔尼诺事件，且特征与1998年诱发长江特大洪水灾害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高度相似。
安徽省也预测，省内或将遭遇50年一遇的洪水，有可能超过1998年的那场洪水，特别是长江、淮河、大别山流域及皖南地区，出现洪灾的可能性非常大。
安徽省汛前检查的工作甚至提前到了2月份，以往都是三四月份开始。“当时预测，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安徽的降水量要比往年同期偏多两到五成。”蔡中正说，省内紧急启动了分工制，将长江淮河的流域分为5段，每个省领导负责一段。若在平常，一般的防汛是由防办主任来领导，三级响应则由安徽省水利厅厅级领导负责。7月4日之后，安徽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分管水利的副省长索性住在了安徽省防指里坐镇指挥。
每天各地都会将险情报备到安徽省防指，根据统计，千亩以上的大圩漫破的有106个，万亩以上的则有5个，各支流的险情也有1000多处。“刚开始的时候，守卫的人也会去加高堤顶，进行阻挡，但是后面水大就加不了了。”蔡中正说。
巢湖市也漫破了30个小圩。“没有想到水情这么大。”巢湖市副市长夏群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巢湖的防汛基本是按照1998年洪水的规格准备的，但是今年的洪水却呈现了“点状分布”的特点，“1998年的大水是在长江整个流域。”
巢湖市区就位于这个“点”上。7月1日，巢湖市日平均降雨量超过270毫米，巢湖散兵镇桥湾村单日降雨340.8毫米，突破1950年雨量观测站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7月1日巢湖市区开始出现内涝，作为城防总指挥的夏群山下令打开20个排灌站，将市区的水排到巢湖和长江里去，“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抽了一个中型水库的量。”此时，巢湖的水位还只有10米左右。
随后，伴随着新降水，巢湖的水位上升得很快，到达12.66米，超过了12米的保证水位。保证水位是指在人为力量下可以保证水库安全的位置，超过了水位则意味着人力的无奈。夏群山记得很清楚，巢湖到达保证水位的时间是7月4日早上7点06分。随即，巢湖市防汛的预案也从“全面防、全面保”，转向了“重点防、重点保”。
2007年台风“罗莎”过境期间，杭州主城区最大日雨量191.3毫米，创下了杭州市区的最大日降水量。杭州主城区尤其是城西严重积水514处，城西主要交通干道几乎全部瘫痪。造成城区受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2007年，杭州主城区面积在近20年内已扩大了4倍多，导致大量渗水率高的软地基被硬质地面所替代，大部分雨水转换为地表泾流，在同等降雨强度下，地表泾流量成倍增加。此外，大量河道、池塘、洼地、水田等被改造成房地产开发区，大大减少了蓄滞水量。
中小河流难题
直到7月9日早上5点左右，滑坡堤坝的险情才算控制住。夏群山这才说了一句，“当时压力很大。”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堤坝的滑坡，还有巢湖市内支流河流不断出现的险情。
“河流治理在规划的标准上往往有些问题，河流的标准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水情和雨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已经不相匹配。”夏群山举了一个例子，“过去生活水平低，高血脂的诊断标准也低;现在条件好了，判断的标准也相对提高了，标准应该跟着条件发生变化。”
事实上，如果通往巢湖的中小河流水位继续上涨，险情将不断发生、发展，巢湖防汛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小河流防洪设施少、标准低的现实在大水之下暴露无遗。从暴雨开始，安徽省内31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13条超历史最高水位，16条超保证水位。“我们抗洪的重点不在长江干流，而是在各个支流，中小河流险情多，抗洪压力大。”
2010年，安徽省印发了《安徽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显示，省大部分中小河流沿边的县城、重要集镇和粮食生产基地的防洪设施现状、防洪能力普遍不足10年一遇。中小河流现有的堤防工程大多堤顶高程达不到设计标准，堤身单薄、填筑质量差，发生洪水时极易发生堤基、堤身的渗透破坏。
在大水未到来之前，蔡中正就曾对安徽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说，安徽省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防洪隐患多，长江流域大部分中小河流未进行系统治理，堤身单薄，“我省有5000多座小（二）型水库，其中有600多座尚未实施除险加固建设，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影响度汛安全。”
“现在，国家对长江大河的治理，已经投入很多，但是中小河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自己在搞。”一位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合肥的南淝河为例，2016年7月5日，位于该河段的肥东县长临河镇姚埠圩双斗门处数十米圩堤发生坍塌，随后发生破圩，一万多名村民全部被转移，堤坝“守护”的圩内，近两万亩农田被淹没。“南淝河的右侧挨着合肥市区，由合肥市负责治理，标准就高些，左侧则是合肥市下属的肥东县，之所以破圩，是因为有一段治理工作尚未完成，今年就出险了。现在国家也在做中小河流的治理，但是刚刚开始，系统治理的还不多。”蔡中正说。
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而中小河流，主要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内，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
2009 年，水利部启动了《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对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按照一定比例予以适当支持。但由于中小河流数量众多，资金缺口很大，整治工程所需资金大多还是需要地方政府来筹措。“在东部富裕的省份，中小河流整治已经有了较大的投入，但是中西部省份的大多数中小河流，实际上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进行河流整治的老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领域专家、原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说。
然而，中小河流众多，分布广泛，在整个防洪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相关资料统计，除了七大江河主要干支流之外，我國有众多的中小河流。其中，长江河流域面积在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有 5 万多条，这些中小河流沿岸分布着众多的城镇和农田，与大江大河的防洪建设相比，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滞后。水利部部长陈雷曾表示，一般年份中小河流洪涝灾害损失占到全国的70%～80%，死亡人数更占2/3。
以湖南省为例，仅仅是长江洞庭水系，流域面积即占全省面积95%以上。其中流域面积大于在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24条，而200平方公里的更高达5040条。总起来说，这些河流绝大部分都是省境内河流，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0%以上，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小河流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程晓陶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平均100平方公里有5万条河流，就算一年能治理100条，也需500年才实现一次“轮回”。即使一条河流投300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一条河流，小的要几十公里，大的几百公里，一公里造价恐怕将近在一千多万。”安徽省水利厅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中小河流，治理过后能够达到20年的防洪标准就不错了，但一般都是5～10年的样子，这种情况怎么行呢？”
在程晓陶看来，中小河流整治必须要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工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
住在学校里，刘祖林每天都要回家一趟。他也不做别的，就是扒着窗户往房间里看一看，巢湖里的蓝藻已经堆满了他的房间，盆盆罐罐都漂在水中。家里唯一还算安全的是电视机。临出门前，他将两张桌子摞起来，又放上了一只小板凳，电视机就孤零零地放在最上面。看到它，刘祖林会想起平日家里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如今，这个最值钱的家当只是默默地与他“对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