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先后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赢得了苏联对新中国的大量援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党严重的分歧，再加上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突然撤走援华的全部专家，从而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并一度走向对立。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中苏两国才再度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都对我国进行了大量援助，并对我国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不仅给新中国的建设造成难以估算的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苏联对华援助就想起了它的背信弃义，从而全盘否定苏联的对华援助。近年来，苏联时期的档案解密和中国外交部60年代的档案解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文在梳理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仅就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加以综述，以使人们能够真正了解苏联对华军事技术援助，并客观公正地看待两国关系的历史。

斯大林时期由怀疑转向支持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考虑到未来新中国一系列建设的问题，并于1949年6月，第一次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正式代表团秘密访苏。这次中共代表团访苏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向苏联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必胜的前景;二是争取苏联并通过苏联争取世界各友好国家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承认。因为在此之前斯大林曾一度对中国革命能否成功有疑虑，并在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受这个条约的制约，苏联当时一直不敢公开支持中共。为避免中国内战，斯大林还于1945年8月给中共中央发电报，他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
　　然而，中国革命的形势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特别是斯大林在会谈中听了刘少奇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成立新中国的全面介绍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并主动作了检讨。他在一次会谈中歉疚地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得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主动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自我批评，让中国代表团深感意外，同时也感到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接下来有关对中国援助的会谈中，斯大林对刘少奇说，打算给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1%，每年6000万，5年贷完，中国10年偿清。当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满意，便打电报给斯大林说，1%的利息太低了。斯大林幽默地对刘少奇说：“我们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贷款利息都是2%，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优惠点。如果你们愿意高一点，我们也接受。”但苏联很快又提出了贷款附加条件，主要是要求中方“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而苏联提出数额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的生产能力，据此，周恩来在后续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的请求。然而，这个附加条件的提出，以及苏联要在协定中解释年息1%是对中国的特别优惠条件，已经使中方，特别是毛泽东感到莫斯科盛气凌人的味道。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不愿意向苏联多贷款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贷款远远低于苏联对东欧国家援助的数额。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新中国成立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苏联。这次访问时间较长，从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为斯大林70寿辰祝寿，再就是要与苏联重新签订一个友好条约。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时，斯大林也表达了苏方的想法，他对毛泽东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这与中方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便幽默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然而，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对这种表达方式难以理解，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竟然笑出了声。于是，随行顾问兼翻译师哲直译后又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让世界上的人看到的是冠冕堂皇的;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毛泽东又接着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斯大林这才搞清楚中方的意图，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解决。可他又提出需要明确的是，应当保留1945年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现在就做修改呢？斯大林的顾虑在于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他的想法是不要在法律上给美国、英国留下任何借口。因为新中国不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所以毛泽东说：在国内讨论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上的立场问题。
　　在谈到旅顺口苏联驻军中长铁路问题时，斯大林表示要根据中方的要求做，可以名义上保留（不修改协定），实际上撤离。毛泽东则认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目前的状况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苏联继续在旅顺口驻军，可以增强新中国抵御侵略的力量;中长铁路可以给中国培养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
　　然而，在签订条约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苏联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希望中国能主动提出，这样苏联可以避免“强加于人”之嫌。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是对华援助的一方，签订条约应该由苏方提出，可是当他听了斯大林关于雅尔塔协定的一番话，以为斯大林是在托词，是苏联要继续维持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不愿意再与我们签订新的条约。在后续谈判中，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便显现出来，尽管他主观上对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很尊重，与他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会谈中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老子”的“威严”。尤其是在会谈条约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斯大林甚至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这让毛泽东无法容忍和接受，因而在会谈中屡屡出现不快。 　　多次会谈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条约的原则和内容基本达成一致。随后，由苏方起草了一个条约草案。周恩来看了后说：不对，我说的许多内容没有包括进去，要修改。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又把王稼祥和陈伯达找来一起商量。毛泽东与大家商量定下条约基本原则和框架后，主要由周恩来起草。周恩来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出文本，再让师哲译成俄文，交苏方征求意见。没想到苏方看后，没做什么大的改动，表示完全满意。
　　经过中国政府代表团和苏联政府的共同努力，《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各项有关协定均已敲定，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双方签字代表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其实，按斯大林的本意是想由他本人和毛泽东亲自签署所有条约和协议。在他看来，这样对外界来说更显得冠冕堂皇。可毛泽东不想由自己签什么条约和协定，这种思路上的差异，使得两人始终心存戒意。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不信任和心存不满，但他在对中国的援助上还是给予支持的。后来，尽管苏联又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深感不快，但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承担了为中国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的义务。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从而导致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并造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促使斯大林对中国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朝鲜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面临危机，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国出兵朝鲜挽救危局。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将派出空军协助作战。可是，当中国政府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之后，斯大林却只答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援助，并以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为由，表示空军无法立即出动。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还是按计划入朝参战。这一举动确实让斯大林感动，于是他决定苏联空军尽快提供空中支援。11月1日，苏联空军的战机开始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此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逐渐加大，同时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1951年2月和9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4亿和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起初，中方认为接受苏方的装备，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可事后苏方却要求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尽管后来苏方也无偿提供了一些装备，但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苏方对此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而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中国由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向中国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尽管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掌握这些武器，对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时期由蜜月转向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在最高权力争夺中获胜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在国内及党内，赫鲁晓夫的影响力都无法与斯大林相比。因此，他急需通过与中国搞好关系来赢得中国的支持，以稳定自己的地位。
　　为此，赫鲁晓夫决定以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作为首次访华的礼物。但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遭到伏罗希洛夫的反对，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使中国人感到苏联的友谊。果然，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时，为中国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个用纯金铸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竟有一吨多重。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每人一份礼物，所有礼物整整拉了一节车皮。当师哲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两个字：“行贿。”重要的是打这以后，赫鲁晓夫一改斯大林时期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不再卖给中国已淘汰的武器装备，而是改为直接提供苏联现役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继续履行这些援华合同协议，而且又向中国提供了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于1954年又追加了15项重点工程，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重点工程大部分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和完成的，实际上只落实了150项，其中军工企业占44项，包括航空工业、舰船工业及兵器工业等。
　　从1954年11月起，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如原合同是苏方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样品及技术资料，这时已改为提供最先进的米格-17样机和全套技术资料及援建飞机生产线。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在1956年7月，新中国就试制成功喷气式歼击机，它被命名为歼-5型歼击机。这使中国一跃跨进喷气时代的先进行列。
　　这期间，苏联先后又向中国提供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一批常规武器技术资料，中国于1956年分别仿制成功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轻机枪。接着，苏联又向中国陆续提供了现役的T-54坦克、各种火炮的样品及图纸，中国于50年代末仿制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
　　苏联对中国的这些援助，使中国用很少的代价（折算几十亿人民币），仅用不到10年时间就建立起配套的现代国防工业基础，并在常规武器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才使中苏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同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瑞士法郎。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中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成功访华后，中苏关系才真正恢复正常化。尤其是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使中苏关系步入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会谈中，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他强调指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但尽管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在谈到中苏那场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时，邓小平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经过努力，很快就恢复了经贸往来。其中也包括开展军事技术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变化剧烈，再加上“台独”势力有所抬头，根据国际形势和台湾地区的形势变化，为了加强新时期的国防力量，中国又开始尝试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1990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多了解苏联，探讨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从而拉开了新时期再度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帷幕。
　　同年4月下旬，李鹏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与苏方会谈时，表示中方对航天和航空方面深层次的合作感兴趣，并建议成立混合小组具体讨论。李鹏的这一表示立即得到苏方的回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当即表示同意，并明确苏方小组组长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由苏联外经部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通用机械部部长等组成苏方混合小组成员。中方也很快组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担任组长，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等为组员的中方混合小组，并接受苏方邀请，于5月访问苏联。
　　在正式访苏之前，根据军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刘华清于5月3日召集丁衡高、林宗棠、李岚清等同志，以及四总部有关领导同志，专门研究了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人员组成、访苏代表团的组成、主要任务、与苏联的合作方式、经费来源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决定在访问苏联时，签订两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协议，并与苏方商谈购买苏-27飞机及其相关技术，以及探讨多种合作方式和支付方式。经中央批准后，开始按计划实施。
　　1990年5月31日，刘华清率中国代表团访苏。这次访问，是中苏关系中断30年后，两国军队高层领导的首次交往。对此，苏方给予高度重视，多次谈判都进行得很顺利，气氛也非常友好。会谈后，刘华清与别洛乌索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在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合作的协议》，标志着中苏两国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向中国出售苏-27飞机问题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反对。为此，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力排军方的压力，一方面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最后，终于统一了各方意见，并决定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提供苏-27飞机及有关配套技术。在中国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前，别洛乌索夫向刘华清透露，苏联政府已原则同意向中国出售苏-27飞机，并准备在下半年召开第二次混委会。这有些出乎中方的意料，没想到苏联政府对这项军事技术合作答复得这样快。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刘华清回国后，立即向军委常委会议汇报了访苏情况，并对加强与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很快，中央军委于6月30日召开常务会议，再次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问题。在会上，传达了正在住院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书面意见：同意从苏联进口一些飞机，以应当前急需，但不要多买，要买还是买苏-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这次会议决定，原则同意进口苏联战斗机。当刘华清向军委主席江泽民汇报了访苏情况和军委会议情况后，江泽民仔细询问了苏联空军的装备性能，以及国内飞机的研制和经费等情况后，同意这次军委会议讨论的事项。他对刘华清说：尚昆同志的意见是好的。讲的原则，我都同意。
　　随后，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主要对苏-27飞机进行专项技术考察，并摸清飞机的技术状态和作战使用特点，以及苏方向中方提供飞机的商务条件。
　　10月25日，别洛乌索夫应邀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当天下午，中方就在钓鱼台举行了第二次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在会谈中，刘华清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立场，接着向苏方通报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最后着重就中苏军事技术合作的有关问题向别洛乌索夫表明了中方态度。并希望双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别洛乌索夫也向中方介绍了苏联国内当时的形势。在谈到苏中军事技术合作时，他介绍说，苏联政府做出向中国提供苏-27飞机的决定是相当不容易的。关于向中国提供飞机技术及开展军事技术合作与交流问题，可由双方对口部门进一步商谈。10月27日，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别洛乌索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别洛乌索夫在听取李鹏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介绍后，表明了苏方有关苏中两国经济、军事、技术合作的态度。他说，苏方对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有诚意的。服务和发展苏中关系，不仅有利于苏中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苏联领导人同意向中国出售苏-27飞机，是为了体现对中国的感情。随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11月1日上午，双方签署《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然而，这时苏联国内政局急剧动荡，给刚起步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阴影。好在苏方代表团于1990年12月如期来华继续商谈。尽管这次商谈进行得非常艰难，但最后双方还是缩小差距，达成共识。并于12月28日，双方在北京国贸大厦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使中苏军事技术合作终于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但苏联政局动荡愈演愈烈，使刚刚开始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变得非常脆弱，尽管双方已经签订合同，也随时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仅过一年时间，1991年12月，苏联宣告解体。中苏一切军事技术合作项目都随之搁浅。
　　值得庆幸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承担了一切条约债务方面的全部责任。这样一来，中国与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得以继续。回顾中国与苏联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历史，尽管出现过许多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以友好合作为主流的，这主要是由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因此，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于将来，我们都不能忘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编辑 潘 鹏）
　　（作者为空军某部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