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提升的压力令人心累。即便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经济下行的语境下，人们身上也始终负担着保持高效生活的压力。网上有个段子，如果在居家隔离期间，你没能习得一项新技能，那便说明，你人生中真正缺少的不是时间，而是自律。对此，我竟然无法反驳——宜家的架子我年前就买了，到现在还是未拆封，它如今依然安静地待在衣柜里。
　　人们被自我优化的想法驱使着，然而这一思想正是来自当下遭受重创的经济体系。在新冠病毒造成的封锁期间，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屡屡崩盘;过去一个月的失业人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多。隔离和封锁虽然使我们获得了足够多的空闲时间，但好像没有人真的闲下来。其实在疫情到来之前，工作与娱乐、劳动与休闲之间的界限早就已经模糊了。而眼前这一切似乎都只在放大经济体系的驱动力——这种力量推动着人们更高效地分配和使用时间。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疫情会持续多久？夏天会就这样过去吗？），我们唯一可控的事情就是提升和优化自我。不管未来如何，我们都在家清洁角质、补水保湿、整理衣橱、练习瑜伽、调理减肥、学习烘焙、制作蛋糕、装饰房间、学习抖音舞蹈、按字母排序整理调料架，或者断舍离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的问题是，在不可控的命运面前，在清楚自己只是凡夫俗子的前提下，个体生命的价值如何体现？某种意义上，小和大，美和丑，香和臭，都是平等的。或许活出独特性，才是每段生命存在的价值。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里正好有一句话可以切题：上帝赐予我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物的平静，改变可改变之事物的勇气，以及区分这两者之不同的永恒智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劳动力与生产力的关系十分明确（绝对正相关）的传统制造业，自动化已经逐渐取代传统工种。让机器人从事重复性工作，我们得以坐享其成自由支配更多时间——在“动物之森”里闲逛或园艺。然而，辛勤工作的理念依旧根深蒂固——我们仍需每天工作至少八小时，才能赚得体面的生活。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看到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所谓的“扯淡工作”的泛滥，这一概念大概说的是，有些工作看上去是无用的，但是员工必须假装证明其有用，以此来保住饭碗支付房租和食物。而近十几年来的市场改革导致了工作时间更长、就业稳定性更难以得到保障。我成长于千禧一代的搏命文化下。我也许讨厌“996”、“拼死”这样的术语，但我为自己每天工作八小时并在办公室里解决两餐而感到自豪。经济学根据收入来衡量个人的生产效益，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的生产效益并不高。不过，工作仍然是我的时间花费“大头”;交稿日期让我感到被需要。当我不在工作的时候，我为自己花时间做其他“有效益”的事情而沾沾自喜——比如练习瑜伽或者从原材料开始做汤。
　　在意大利实施封锁的三周后，到处流传着称赞经济停摆有益于污染减少的消息：鱼类、天鹅和海豚正在返回威尼斯运河！无论其真实性，这些消息捕捉住了人们的共同疑惑：封锁虽然扰乱了生活常态，但其带来的难道仅仅是消极负面消息和无望的厄运？无可厚非，当大家都在到处消费的时候，经济状况是最健康的;不过，少买些东西、多学着做几道新菜的感觉也很好。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拥有更幸福、更简单的生活，对地球也更友善。在21世纪早期出现的逆发展运动中，人们提倡有意识地紧缩经济发展，以解决环境变化产生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和政治的整体架构建立在无限的指数性增长之上，但这一态势与我们所生活的星球上资源有限这一现实不符。一场疫情引发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考，这与电影《大明劫》的结构类似，该片看上去讲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骨子里将治病和济世并置起来，尤其最后有一段对话，谈及国运，医师吴又可引用《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谈及历朝历代始兴终衰，皆是因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而大明王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解除。”
　　追求生产效益和自我优化的紧迫压力，也许源于我们身处经济时代的现状，但当我们审视经济的时候，增长和生产效益又都是抽象的。虽然有人宣称通过经济效益和股票市场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方式存在着缺陷，但我们能看到的是，少领薪水都已经让人们过得如此辛苦。面对结构性问题，“恢复正常”是什么样的？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护肤流程还会一如既往，但此前一直悄然发生的变革已经开始加速进行。2003年的非典成就了网购，这是一个误会，淘宝成立于2003年，支付宝的第一笔交易发生在当年10月，在此之前三个月，非典已经结束了。中國互联网经济在这次危机之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灵活多变的适应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通过互联网观看了原本计划院线上映的《囧妈》;也是在互联网，众声喧哗，构成了时代的回响，包括那些最微小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