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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本名玛丽·斯克洛道斯卡，出生在波兰华沙，求学巴黎，后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结婚。1903年她和居里一起，因发现放射性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居里在车祸中罹难。1911年，居里夫人因分离、提纯镭元素而独揽诺贝尔化学奖。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这些头衔让她享誉世界。
1937年，居里夫人的次女艾芙·居里为逝去的母亲作《居里夫人传》。传记资料翔实，细节丰富，很快就风靡世界，至今畅销不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传记“为尊者讳”，有意略去了居里夫人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情感经历，那就是在居里去世后，她和法国科学家郎之万（Lanngevin Paul，1872—1946）的恋情。此事在当时的法国经由大众媒体报道，引起轩然大波。
一
1906年4月19日，39岁的居里夫人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丈夫居里被运货马车意外撞击而亡，给居里夫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她深陷悲痛中无法自拔。她的朋友们、包括居里生前的学生保罗·郎之万等人，经常到她的公寓，想方设法让她重新振作起来。渐渐地，居里夫人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而大家定期在居里夫人公寓相聚的习惯则保留下来。
郎之万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早先，他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受居里实验工作的启发，在量子理论建立之前，便已发展出完整的逆磁性与顺磁性现象理论。郎之万的数学造诣也令人叹服，1906年他独立于爱因斯坦，也得出E=mc2的结论。1911年，他在波隆那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说，谈相对论如何推翻旧有的时空概念，其学术造诣可见一斑。他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在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技术物理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直以来，郎之万都是居里夫妇的挚友。他比居里夫人小5岁，身材高挑，有军人气质，眼窝深陷，留着入时的八字胡，人送美称“骑兵队长”。然而，如此才华横溢的郎之万却为婚姻所困扰。早在22岁就结婚的他当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珍妮是一个陶瓷工人的女儿，粗鲁暴躁，极其蔑视丈夫的工作。对珍妮来说，郎之万的工作既枯燥又不可理解，也换不来现钱。于是与郎之万吵架也就成为常事。
居里夫人
其实，居里夫人非常欣赏郎之万的出众才智。居里去世后，与居里夫妇相交甚笃的郎之万自然而然在某些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帮居里夫人准备她在索邦大学的第一堂课，并接替她在塞佛尔的教书工作，当然她也曾帮他准备教材。每次聚会时，大家谈笑风生，而郎之万却总是默默地帮居里夫人调试各种仪器，就像当初居里在世时一样。居里夫人觉得郎之万富有同情心，是一个朋友，一个心有灵犀的伙伴，在科学研究和感情寄托上，他有可能取代居里的位置。也许这将是居里夫人再次迎来一生中最佳时光的机会。
而在这段时间，跟珍妮的科学与钱财之争，使得郎之万日渐神经紧张。1910年的一个周末，大家又照例聚集在居里夫人的公寓里。这次，郎之万迟到了很久才赶来，而且头上包扎着纱布，隐隐可见血迹。原来，郎之万又拒绝了一家企业的高薪邀请，珍妮盛怒之下随手抄起花瓶向丈夫掷去，郎之万躲避不及，顿时头破血流。看着郎之万受伤后苍白而憔悴的脸，朋友们唏嘘叹息，居里夫人更是心疼不已。居里夫人曾对友人说，“他（郎之万）本是个天才！我们一定得救救他。他很软弱……他需要了解，需要温柔与热情”。此时，居里夫人的同情与安慰使郎之万心中产生别样的情感。天色渐晚，朋友们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郎之万迟迟不愿回家。居里夫人温柔地劝道：“回去吧，孩子们等着父亲回家呢。”郎之万站起身，居里夫人送他到门口。突然，郎之万转过身来，脸上是两行泪水，他猛地抱住居里夫人，悲伤地呜咽起来。那一刻，居里夫人的心墙轰然倒塌，她情不自禁地将这个男人受伤的头颅拥在怀里，仿佛要捂热他那孤独的灵魂。
二
其实在此之前，居里夫人和郎之万至少进行了一年的频繁职业接触和深层次的科学对话。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彼此间已被对方深深吸引，他们的眼神流露出某些只能双方意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同事常常看到他们交换纸条，还以为是工作上的沟通，实际上这两位天才交流的是“我非常渴望见到你”之类的信息。
不过鉴于郎之万尚未离婚的客观情况，居里夫人和郎之万的情感发展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之间的爱情终于像火山般爆发了。1910年7月，郎之万在巴黎的工作单位索邦大学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公寓，这间公寓后来成为他和居里夫人的幽会之所，他俩把那里叫做“我们的地方”。就这样，原本心无芥蒂的友谊，在郎之万家庭极不和谐的协奏中，由知性的亲近逐渐演变成了爱情。居里夫人期待和郎之万结合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而当郎之万向珍妮提出离婚时，招来的却是后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1年11月23日《作品報》披露的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之间的通信片段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境。当年《作品报》总编辑泰瑞刊出了郎之万太太律师提出的诉状，其中大量引述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之间的私人通信。在这个事情上，居里夫人的感情真挚热烈，却并不老练，她深深陷入爱河，内心遭受着巨大的折磨，极力要把她所爱的人从其家庭赢过来。她在给郎之万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对两人关系的看法：“我们两人极有缘分，只要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便能发展出来。过去我们偶有此感，然而直到我在悲叹自己塑造的人生时，直到我俩面对面单独相处时，才更加充分地体会到这一事实。那时你也才找到在家里完全找不到的感觉。”
郎之万却犹豫不决，他不能忍受和子女分离，在家庭和他所爱的女人之间痛苦得难做抉择。而居里夫人显然不怕写下她的感情：“把我们俩拉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本能。你觉不觉得，毁灭一份真挚而深刻的感情，像是让自己珍爱的孩子死去一般？”“万事万物，不都是从这样的感情来的吗？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根源——和谐的工作关系、密切坚贞的友谊、生活的勇气，甚至最美的爱情。” 还有一段书信文字更能说明居里夫人的个性：“你首先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卧室。我答应不再责难你，你可以相信我。我完全信任你的意向，可是我担心无法预见的事情——例如对方号啕大哭，令你无可抗拒；或用诡计让你使她怀孕，如果她再怀孩子，我们就一定要分手了……所以我求你别再睡在她的床上，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多年以前，居里夫人被生性恬淡、知性儒雅，又比她年长8岁的皮埃尔·居里热烈追求，居里在很多事情上都乐意听从居里夫人的安排，这种情感温暖而平静。“很确定她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被她温柔的伴侣捧在手掌心的亲爱的小姑娘。与郎之万在一起则是热烈如暴风雨般的感觉，时而与那不可信靠的男子发生争执，提出最后通牒。”这是法国作家纪荷在《居里夫人寂寞而骄傲的一生》的传记中，给予居里夫人与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性的感情的评价。
三
如果她只叫玛丽，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以后的日子里，生命中出现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她不仅仅叫玛丽，她还叫居里夫人，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女科学家，而她所爱的那个人，亦是一位在世界科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学者，并且那个时候他是别人的丈夫，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因此这样的一场爱情，居里夫人与郎之万情感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舛的，注定如盛开在伤口上的烟花，虽然温暖、炫目，却必然颓败。
丈夫的频繁外出和行踪不定已经引起了珍妮的警惕。1911年8月的一天，珍妮授意自己的哥哥设法进入郎之万的实验室，撬开了他的抽屉，截获了居里夫人写给郎之万的所有信件。郎之万发现信件不翼而飞后惊恐不已。珍妮洋洋自得地向郎之万摊牌：所有证据都在她手里，如果他坚持离婚，或者继续和那个女人来往，她将把这些信件送往巴黎的各大报纸，让那个女人名誉扫地。
当时，居里夫人已被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名，极有可能创造奇迹，成为两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也将是她第一次单独获奖，因为前一次获奖时，尽管她是主要贡献者，却被排在两位男性科学家之后，连走上领奖台的资格都没有。郎之万很清楚，一旦他们之间的私情曝光，居里夫人将被千夫所指，她的科学前途也很可能就此被葬送。于是，郎之万将险恶的形势对居里夫人讲明，并痛苦而无奈地提出分手。居里夫人惊呆了，一想到和郎之万恩断情绝，痛不欲生。两人只能麻木地逃避现实，暂时停止往来。
虽然郎之万曾在科学上、战争中以及政治上再三证明自己的勇气，但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时，他显然并不比别人更勇敢。他心里充满了屈辱和对居里夫人的愧疚，同时又整日生活在妻子的冷嘲热讽和威胁中。不久，郎之万终于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远远地逃到了英国。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去向，他想过一段清静的日子。珍妮却不想放过他，她觉得丈夫一定是和居里夫人私奔了。此时，居里夫人恰好要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学术大会，几乎与郎之万同时离开了巴黎。珍妮打探到情敌不在巴黎后气急败坏，她委托律师上诉法院，以丈夫与人通奸为名申请分居。
1927年索尔维会议（前排左三为居里夫人，右四为郎之万）
居里夫人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她反应强烈，在《时代报》刊出反击言论，声称“报纸和大众十分可恶地侵入我的私生活……為此我要采取强力行动，不许再刊登有关我的资料。并且我有权要求大笔金额的赔偿，这笔钱我要用在科学上。”
而另一方面，这件事情竟逐渐有了谐歌剧的味道——引起了三场决斗。为了捍卫居里夫人的尊严，她的拥护者、文学杂志《吉尔·布拉斯》的编辑亨利·谢尔威跟诽谤居里夫人的《战斗法国人》的编辑莱昂·都德，进行了一场决斗。谢尔威赢了，都德的肘部被割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还有一场决斗是在刊发居里夫人与郎之万信件的《作品报》编辑泰瑞与批评刊发私人信件的《吉尔·布拉斯》主编皮埃尔·英蒂埃之间进行的，秦瑞两次刺伤英蒂埃的胳搏。最后一场决斗在当事人之一郎之万和《作品报》编辑泰瑞之间展开。郎之万因为泰瑞的辱骂而要与之决斗。11月25日上午，两个人在公园的自行车运动场见面，决斗不用剑，而是用枪。11点整，郎之万和泰瑞面对面站好，相距25步，担任裁判的数学家潘勒韦开始计数。郎之万拔出手枪，泰瑞的手臂却仍垂在身旁。面对这种情况，郎之万只好放下武器，后又举起、又放下，而泰瑞始终不肯拔枪。助手们拿走了他们的枪，向天空放空了子弹，决斗以此般闹剧收场。不过此后，泰瑞再也不敢大放厥词了。 五
恋情的曝光使居里夫人的处境愈加艰难。除了公众的不满，她曾经的很多朋友也要求她离开法国。据居里夫人的好友玛格丽特·波莱尔所言，连法国内阁会议都讨论过是否驱逐居里夫人一事。44岁的居里夫人陷入了人生低谷。还好，居里夫人的一些忠实友人包括爱因斯坦等始终对她不离不弃，甚至挺身而出为她辩护；居里夫人的姐姐、姐夫从波兰过来陪伴她；皮埃尔·居里的哥哥雅各·居里致送了珍贵的慰问信；还有陌生人送来糖果和花……然而，居里夫人已心灰意冷。
就在此时，11月7日居里夫人接到了一封从瑞典发来的电报：“你获颁诺贝尔化学奖。信函随至。” 这称得上是她在绝境中得到的福音，使她在残存的骄傲里找到最后的力量。然而，很快她又收到了瑞典科学院物理化学家阿伦尼乌斯的信，他竟然要她给瑞典科学院发信表示不愿领奖，理由是怕给“大家”的面子上带来尴尬。居里夫人深受伤害，她断然回复：“此奖是为发现镭与钋而颁发的，科学和个人生活没有关系，我将依我的信念行事。”与此同时，郎之万和珍妮达成协议：珍妮永不再起诉居里夫人，作为条件，郎之万不再坚持离婚。
在历尽惊涛骇浪般的风波后，居里夫人参加了1911年12月10日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并发表了演讲。这是她第二次获得去斯德哥尔摩的殊荣，尽管这次有无数好奇而贪婪的目光，但是她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坚强和天赋。
居里夫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巴黎。此后近乎3年的时间里，她的精神总处于一种崩溃状态，甚至高傲倔强的她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用死来抵御这个世界给她的伤痛。于是她不得不住进一所由修女开办的医院，以求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治疗。居里夫人和郎之万的这段惊世之恋，就这样在“暴风骤雨”里破灭了。尽管此事过后，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仍保持了可贵的友情，但她的心中再无可以占据重要地位的男性了。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事件中郎之万并沒有受到和居里夫人同等的恶遇。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男性有婚外情往往被认为是“男人本色”罢了，但女性是不被允许的。几年后，复合的朗之万与珍妮再次分居，但两人始终没有离婚。郎之万的学生艾莲娜·蒙泰勒后来成为他的情人，并为他生下一子。朗之万曾请居里夫人为艾莲娜在她的实验室里安排个位置，居里夫人答应了。
不过，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两家的渊源还未结束。多年以后，居里夫人的外孙女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和郎之万的孙子迈克尔·朗之万结婚，并孕育了子女。居里夫人和郎之万曾经的情感纠葛，在第三代人那里悄然融合交汇。居里夫人在地下有知，是否会感到一点欣慰？
居里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
居里夫人归尘多年，作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她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圣人般的女科学家形象——坚强、自信，享受苦修的生活；以科学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极少有凡人的杂念。而她生命中的这段重要的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却未曾收录于其传记中，这主要是怕影响甚至毁坏女科学家“积极的”“正面的”形象，而实际上这恰恰是社会和科学界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对她本人以及大众都是极为不公平的。晚年的时候，居里夫人这样评价自己和郎之万的这段感情：“爱情曾经像镭之光照耀过我的生命，尽管它的放射性几乎摧毁了我的人生，但我不后悔。”而郎之万的长子安德瑞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平心静气地谈到此事：“皮埃尔·居里去世几年之后，这份（与居里夫人的）友谊，由于相互的倾慕而逐渐演变成爱情，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1937年，居里夫人的次女艾芙·居里为逝去的母亲作《居里夫人传》。传记资料翔实，细节丰富，很快就风靡世界，至今畅销不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传记“为尊者讳”，有意略去了居里夫人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情感经历，那就是在居里去世后，她和法国科学家郎之万（Lanngevin Paul，1872—1946）的恋情。此事在当时的法国经由大众媒体报道，引起轩然大波。
一
1906年4月19日，39岁的居里夫人度过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丈夫居里被运货马车意外撞击而亡，给居里夫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她深陷悲痛中无法自拔。她的朋友们、包括居里生前的学生保罗·郎之万等人，经常到她的公寓，想方设法让她重新振作起来。渐渐地，居里夫人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而大家定期在居里夫人公寓相聚的习惯则保留下来。
郎之万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早先，他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受居里实验工作的启发，在量子理论建立之前，便已发展出完整的逆磁性与顺磁性现象理论。郎之万的数学造诣也令人叹服，1906年他独立于爱因斯坦，也得出E=mc2的结论。1911年，他在波隆那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说，谈相对论如何推翻旧有的时空概念，其学术造诣可见一斑。他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在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技术物理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直以来，郎之万都是居里夫妇的挚友。他比居里夫人小5岁，身材高挑，有军人气质，眼窝深陷，留着入时的八字胡，人送美称“骑兵队长”。然而，如此才华横溢的郎之万却为婚姻所困扰。早在22岁就结婚的他当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珍妮是一个陶瓷工人的女儿，粗鲁暴躁，极其蔑视丈夫的工作。对珍妮来说，郎之万的工作既枯燥又不可理解，也换不来现钱。于是与郎之万吵架也就成为常事。
其实，居里夫人非常欣赏郎之万的出众才智。居里去世后，与居里夫妇相交甚笃的郎之万自然而然在某些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帮居里夫人准备她在索邦大学的第一堂课，并接替她在塞佛尔的教书工作，当然她也曾帮他准备教材。每次聚会时，大家谈笑风生，而郎之万却总是默默地帮居里夫人调试各种仪器，就像当初居里在世时一样。居里夫人觉得郎之万富有同情心，是一个朋友，一个心有灵犀的伙伴，在科学研究和感情寄托上，他有可能取代居里的位置。也许这将是居里夫人再次迎来一生中最佳时光的机会。
而在这段时间，跟珍妮的科学与钱财之争，使得郎之万日渐神经紧张。1910年的一个周末，大家又照例聚集在居里夫人的公寓里。这次，郎之万迟到了很久才赶来，而且头上包扎着纱布，隐隐可见血迹。原来，郎之万又拒绝了一家企业的高薪邀请，珍妮盛怒之下随手抄起花瓶向丈夫掷去，郎之万躲避不及，顿时头破血流。看着郎之万受伤后苍白而憔悴的脸，朋友们唏嘘叹息，居里夫人更是心疼不已。居里夫人曾对友人说，“他（郎之万）本是个天才！我们一定得救救他。他很软弱……他需要了解，需要温柔与热情”。此时，居里夫人的同情与安慰使郎之万心中产生别样的情感。天色渐晚，朋友们陆续散去，最后只剩下郎之万迟迟不愿回家。居里夫人温柔地劝道：“回去吧，孩子们等着父亲回家呢。”郎之万站起身，居里夫人送他到门口。突然，郎之万转过身来，脸上是两行泪水，他猛地抱住居里夫人，悲伤地呜咽起来。那一刻，居里夫人的心墙轰然倒塌，她情不自禁地将这个男人受伤的头颅拥在怀里，仿佛要捂热他那孤独的灵魂。
二
其实在此之前，居里夫人和郎之万至少进行了一年的频繁职业接触和深层次的科学对话。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彼此间已被对方深深吸引，他们的眼神流露出某些只能双方意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同事常常看到他们交换纸条，还以为是工作上的沟通，实际上这两位天才交流的是“我非常渴望见到你”之类的信息。
不过鉴于郎之万尚未离婚的客观情况，居里夫人和郎之万的情感发展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之间的爱情终于像火山般爆发了。1910年7月，郎之万在巴黎的工作单位索邦大学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公寓，这间公寓后来成为他和居里夫人的幽会之所，他俩把那里叫做“我们的地方”。就这样，原本心无芥蒂的友谊，在郎之万家庭极不和谐的协奏中，由知性的亲近逐渐演变成了爱情。居里夫人期待和郎之万结合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而当郎之万向珍妮提出离婚时，招来的却是后者的强烈反对。
从1911年11月23日《作品報》披露的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之间的通信片段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境。当年《作品报》总编辑泰瑞刊出了郎之万太太律师提出的诉状，其中大量引述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之间的私人通信。在这个事情上，居里夫人的感情真挚热烈，却并不老练，她深深陷入爱河，内心遭受着巨大的折磨，极力要把她所爱的人从其家庭赢过来。她在给郎之万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对两人关系的看法：“我们两人极有缘分，只要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便能发展出来。过去我们偶有此感，然而直到我在悲叹自己塑造的人生时，直到我俩面对面单独相处时，才更加充分地体会到这一事实。那时你也才找到在家里完全找不到的感觉。”
郎之万却犹豫不决，他不能忍受和子女分离，在家庭和他所爱的女人之间痛苦得难做抉择。而居里夫人显然不怕写下她的感情：“把我们俩拉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本能。你觉不觉得，毁灭一份真挚而深刻的感情，像是让自己珍爱的孩子死去一般？”“万事万物，不都是从这样的感情来的吗？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一切的根源——和谐的工作关系、密切坚贞的友谊、生活的勇气，甚至最美的爱情。” 还有一段书信文字更能说明居里夫人的个性：“你首先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卧室。我答应不再责难你，你可以相信我。我完全信任你的意向，可是我担心无法预见的事情——例如对方号啕大哭，令你无可抗拒；或用诡计让你使她怀孕，如果她再怀孩子，我们就一定要分手了……所以我求你别再睡在她的床上，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多年以前，居里夫人被生性恬淡、知性儒雅，又比她年长8岁的皮埃尔·居里热烈追求，居里在很多事情上都乐意听从居里夫人的安排，这种情感温暖而平静。“很确定她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被她温柔的伴侣捧在手掌心的亲爱的小姑娘。与郎之万在一起则是热烈如暴风雨般的感觉，时而与那不可信靠的男子发生争执，提出最后通牒。”这是法国作家纪荷在《居里夫人寂寞而骄傲的一生》的传记中，给予居里夫人与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性的感情的评价。
三
如果她只叫玛丽，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在以后的日子里，生命中出现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她不仅仅叫玛丽，她还叫居里夫人，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女科学家，而她所爱的那个人，亦是一位在世界科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学者，并且那个时候他是别人的丈夫，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因此这样的一场爱情，居里夫人与郎之万情感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舛的，注定如盛开在伤口上的烟花，虽然温暖、炫目，却必然颓败。
丈夫的频繁外出和行踪不定已经引起了珍妮的警惕。1911年8月的一天，珍妮授意自己的哥哥设法进入郎之万的实验室，撬开了他的抽屉，截获了居里夫人写给郎之万的所有信件。郎之万发现信件不翼而飞后惊恐不已。珍妮洋洋自得地向郎之万摊牌：所有证据都在她手里，如果他坚持离婚，或者继续和那个女人来往，她将把这些信件送往巴黎的各大报纸，让那个女人名誉扫地。
当时，居里夫人已被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名，极有可能创造奇迹，成为两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也将是她第一次单独获奖，因为前一次获奖时，尽管她是主要贡献者，却被排在两位男性科学家之后，连走上领奖台的资格都没有。郎之万很清楚，一旦他们之间的私情曝光，居里夫人将被千夫所指，她的科学前途也很可能就此被葬送。于是，郎之万将险恶的形势对居里夫人讲明，并痛苦而无奈地提出分手。居里夫人惊呆了，一想到和郎之万恩断情绝，痛不欲生。两人只能麻木地逃避现实，暂时停止往来。
虽然郎之万曾在科学上、战争中以及政治上再三证明自己的勇气，但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时，他显然并不比别人更勇敢。他心里充满了屈辱和对居里夫人的愧疚，同时又整日生活在妻子的冷嘲热讽和威胁中。不久，郎之万终于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远远地逃到了英国。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去向，他想过一段清静的日子。珍妮却不想放过他，她觉得丈夫一定是和居里夫人私奔了。此时，居里夫人恰好要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学术大会，几乎与郎之万同时离开了巴黎。珍妮打探到情敌不在巴黎后气急败坏，她委托律师上诉法院，以丈夫与人通奸为名申请分居。
居里夫人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她反应强烈，在《时代报》刊出反击言论，声称“报纸和大众十分可恶地侵入我的私生活……為此我要采取强力行动，不许再刊登有关我的资料。并且我有权要求大笔金额的赔偿，这笔钱我要用在科学上。”
而另一方面，这件事情竟逐渐有了谐歌剧的味道——引起了三场决斗。为了捍卫居里夫人的尊严，她的拥护者、文学杂志《吉尔·布拉斯》的编辑亨利·谢尔威跟诽谤居里夫人的《战斗法国人》的编辑莱昂·都德，进行了一场决斗。谢尔威赢了，都德的肘部被割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还有一场决斗是在刊发居里夫人与郎之万信件的《作品报》编辑泰瑞与批评刊发私人信件的《吉尔·布拉斯》主编皮埃尔·英蒂埃之间进行的，秦瑞两次刺伤英蒂埃的胳搏。最后一场决斗在当事人之一郎之万和《作品报》编辑泰瑞之间展开。郎之万因为泰瑞的辱骂而要与之决斗。11月25日上午，两个人在公园的自行车运动场见面，决斗不用剑，而是用枪。11点整，郎之万和泰瑞面对面站好，相距25步，担任裁判的数学家潘勒韦开始计数。郎之万拔出手枪，泰瑞的手臂却仍垂在身旁。面对这种情况，郎之万只好放下武器，后又举起、又放下，而泰瑞始终不肯拔枪。助手们拿走了他们的枪，向天空放空了子弹，决斗以此般闹剧收场。不过此后，泰瑞再也不敢大放厥词了。 五
恋情的曝光使居里夫人的处境愈加艰难。除了公众的不满，她曾经的很多朋友也要求她离开法国。据居里夫人的好友玛格丽特·波莱尔所言，连法国内阁会议都讨论过是否驱逐居里夫人一事。44岁的居里夫人陷入了人生低谷。还好，居里夫人的一些忠实友人包括爱因斯坦等始终对她不离不弃，甚至挺身而出为她辩护；居里夫人的姐姐、姐夫从波兰过来陪伴她；皮埃尔·居里的哥哥雅各·居里致送了珍贵的慰问信；还有陌生人送来糖果和花……然而，居里夫人已心灰意冷。
就在此时，11月7日居里夫人接到了一封从瑞典发来的电报：“你获颁诺贝尔化学奖。信函随至。” 这称得上是她在绝境中得到的福音，使她在残存的骄傲里找到最后的力量。然而，很快她又收到了瑞典科学院物理化学家阿伦尼乌斯的信，他竟然要她给瑞典科学院发信表示不愿领奖，理由是怕给“大家”的面子上带来尴尬。居里夫人深受伤害，她断然回复：“此奖是为发现镭与钋而颁发的，科学和个人生活没有关系，我将依我的信念行事。”与此同时，郎之万和珍妮达成协议：珍妮永不再起诉居里夫人，作为条件，郎之万不再坚持离婚。
在历尽惊涛骇浪般的风波后，居里夫人参加了1911年12月10日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并发表了演讲。这是她第二次获得去斯德哥尔摩的殊荣，尽管这次有无数好奇而贪婪的目光，但是她再次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坚强和天赋。
居里夫人筋疲力尽地回到巴黎。此后近乎3年的时间里，她的精神总处于一种崩溃状态，甚至高傲倔强的她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用死来抵御这个世界给她的伤痛。于是她不得不住进一所由修女开办的医院，以求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治疗。居里夫人和郎之万的这段惊世之恋，就这样在“暴风骤雨”里破灭了。尽管此事过后，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仍保持了可贵的友情，但她的心中再无可以占据重要地位的男性了。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事件中郎之万并沒有受到和居里夫人同等的恶遇。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男性有婚外情往往被认为是“男人本色”罢了，但女性是不被允许的。几年后，复合的朗之万与珍妮再次分居，但两人始终没有离婚。郎之万的学生艾莲娜·蒙泰勒后来成为他的情人，并为他生下一子。朗之万曾请居里夫人为艾莲娜在她的实验室里安排个位置，居里夫人答应了。
不过，居里夫人和郎之万两家的渊源还未结束。多年以后，居里夫人的外孙女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和郎之万的孙子迈克尔·朗之万结婚，并孕育了子女。居里夫人和郎之万曾经的情感纠葛，在第三代人那里悄然融合交汇。居里夫人在地下有知，是否会感到一点欣慰？
居里夫人归尘多年，作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她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圣人般的女科学家形象——坚强、自信，享受苦修的生活；以科学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极少有凡人的杂念。而她生命中的这段重要的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却未曾收录于其传记中，这主要是怕影响甚至毁坏女科学家“积极的”“正面的”形象，而实际上这恰恰是社会和科学界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对她本人以及大众都是极为不公平的。晚年的时候，居里夫人这样评价自己和郎之万的这段感情：“爱情曾经像镭之光照耀过我的生命，尽管它的放射性几乎摧毁了我的人生，但我不后悔。”而郎之万的长子安德瑞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平心静气地谈到此事：“皮埃尔·居里去世几年之后，这份（与居里夫人的）友谊，由于相互的倾慕而逐渐演变成爱情，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