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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出版社(下文简称文化社),成立于1955年5月,曾作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后逐渐发展为独立出版社。文化社始终秉承着巴金老人“把心交给读者”的出版理念,在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领域辛勤耕耘着。
王刚,现任文化社社长。在1999年正式进入出版界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办过报纸,在研究所里做过研究。后来,广泛的兴趣又将他的事业引向了出版界。从他的口中,我们得以了解文化社曾经的辉煌、现今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
辉煌的过去,是财富,更是动力
有着近60年历史的文化社,凝聚了巴金、郑逸梅、陈从周、张恨水、陈俊愉、陈宗懋、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胡荣华、聂卫平、马晓春等著名作家、艺术家、文体名人的关爱与心血。由他们交付出版的每一部书稿,也成为了万千读者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
“当时的文化社、文艺社和音乐社共同组成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其中面向市场方面,文化社是做得最好的,也是总社中的主体,当时曾经创造过几个奇迹。”说起文化社的辉煌历史,王刚的语气中不无自豪。“当时我们出版了《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和《上海钩针花样大全》,一共发行了1470万册。”如此的销售奇迹,被当时的出版业界称为“两根针走天下”的奇观。此外,《家庭日用大全》、《服装裁剪入门》、《家常菜谱》等生活用书,一度风靡全国;《中国实用文体大全》、《中国实用法律大全》等“文化十全”系列,亦曾是中国家庭必备的工具书;以《中国花经》、《中国茶经》领衔的“文化五经”,被视为文化生活领域的经典百科。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造的“五角丛书”系列,共发行120多个品种,总发行量更是达到了4000多万册。
“文化社还创立并培育了众多期刊,直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故事会》、《文化与生活》、《咬文嚼字》、《旅游天地》、《好·HOW》、《美家》等新老名牌期刊,都曾是这家老出版社旗下的一员,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各个领域的读者。
如此的成绩,为文化社的历史写满了辉煌。但王社长也坦承历史所带来的压力。“以往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如今出版社面临着市场化以及数字出版等多重的挑战,老出版社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渐渐失去了原先的活力。如何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保住文化社的金字招牌,这是现在每一个文化社人都在努力的事情。”过去的成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文化社期待着新变革。
融入市场,重新出发
2004年6月,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百家出版社为基础的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正式成立。2010年12月,集团将王刚调任至文化社,期望涉猎广泛、视野开阔的他能够为这个老社带来新的生机。
“这一年,首先着力于出版社内部的稳定和经营。毕竟近年来很多老的出版社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因此当务之急是先稳定下来,再寻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王刚认为,文化社要“融入市场,重新出发”,首先必须实现内部机制的调整。“我们目前致力于出版社的建章立制,把考核要求以及工资体系等标准都进行重新修订,走企业化的形式。只有企业化的机制才能够鼓励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团队的创造力。”
除了在体制上走企业化的道路,在具体的工作中,王刚也主张紧跟市场步伐,这体现在文化社对选题和内容的把握上。“我们在具体的出版事务中,坚持紧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重要的题材,我们会在内部分别对选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层面进行讨论,通过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来不断完善执行方案。”王刚认为,文化社中传统的工作机制相对简约,容易造成工作的过于简单化。改制之后,分工上细化了很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反复核对方案,直到把它做到最完善为止。”在全社的努力下,文化社得以摆脱连续滑坡的境况,预计今年可扭亏为盈。
对传统,要继承,更要创新
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王社长介绍说,文化社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考虑如何给这些传统进行更新,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他说,“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系列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进行再润色。”
在传统特色方面,文化社全力发展了茶文化和葡萄酒文化两个方面。茶文化题材的图书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之一,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五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推出《中国茶经(修订版)》等新的茶文化系列。“历年来,关于茶文化的书籍,我们做了百八十本,因此比较有经验。而且我们的茶文化图书同科技类的图书又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它的文化特色。”
曾经带来无限荣誉的“五角丛书”,是文化社下一步计划重点打造的项目。“这个系列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市场价值,就要看如何来打造。”树立起一个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已有的金字招牌上增添新的色彩,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五角丛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品牌,之前的市场号召力太大了,所以如果重新打造,就需慎重研究。不能把这个品牌搞砸了,我们必须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使它能够继续维系下去。”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特色的同时,文化社也立足市场,不断开发新品牌。“现在国内倡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正是百花齐放的好时机,也适合我们文化社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版角度比较宽泛、文化的涵盖面比较广。”今年文化社开始打造中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包括图解及单本等图书,上海系列目前正在制作当中。文化社还与东方早报合作策划,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了《中国村支书》,书中实录了100位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村支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近期文化社还与作家沈嘉禄策划一本关于上海牌手表的书籍。“这本书跟之前的‘熟上海’系列有点类似,就是将内容集中在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小的东西上,但这些东西往往能够折射出很深的文化内涵。比如上海牌手表,它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代表,另一方面,从设计观念或是实用生活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文化内涵。”
出版内容的多样化,为文化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上半年出版的《这样吃最安全》,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糖尿病人的“自白”》单本书就印了十万多册;《动物的文化》入选2011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在科普图书方面,文化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参与了今年中国科协主办的“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五百罗汉》近日刚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
在王刚看来,现今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多元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产业局限于图书形态,发展起来就会比较局促”。对此,王刚提出了“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的发展理念。“比如图片资料的表达形态,不一定就是图书,明信片也可以,做成其他各种图片的出版和销售。我们现在的考虑是,挖掘出一些具有市场潜质的内容,然后将其以多形态来呈现。作为创意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出版业都有融入其中的迫切需要,并由此扩大其内容产品的边际效应。”
由于从事过艺术研究工作,王刚对影像比较熟悉,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也着力将影像的元素融入到图书中去,将纯粹的文字书和图像相结合,使图书的形态更加生动。《法国人的酒窝》就是文化社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案例。此书在2010年荣获法国巴黎“世界美食家图书大赛”的“世界最佳葡萄酒地图/旅游类图书奖”,是中国及亚洲首次得到的金奖。谈及这本书的成功,王刚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影像和文字融入在一起,表达形式比较有特色,很吸引外国读者”。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出版社,文化社也不忘将自己的成果输出国外。据王社长介绍,今年文化社对外输出的图书品种有10种,内容涉及饮食及茶文化。“通过发展版权输出,我们不但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能实现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输出版权能提高编辑团队的操作能力,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成功的版权输出也能增强团队的自信心,产生很大的鞭策作用。”未来,文化社还将考虑英文版的版权输出项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出版的冲击,文化社也早有动作。“我们一直都有进行内容授权。文艺出版集团也致力于电子图书的打造,并计划跟亚马逊进行合作。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纸本图书以及电子图书销售方面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追求多形态的发展,是文化社重拾辉煌的重要途径。但王刚依然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市场千变万化,但我个人认为,把内容做好是根本。有了好的内容,再采用最符合市场形势的形态,图书还是可以生存,并且依然有前途。文艺社终究还是要坚持‘内容为王’,内容不好的话,形态做得再五花八门也吸引不了读者。”
同时,要全面地融入市场,文化社还需要尽快从传统的机制中转变过来,尽快地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制度。虽然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王刚认为,“有市场就有机会,就应该去争取”,“不管将来书会变成什么形态,阅读的需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做书需要有定力,只要固守住我们的内容优势,树立好的品牌,就一定能够形成市场号召力,这也是我们文化社需要坚持做的事情。”
王刚,现任文化社社长。在1999年正式进入出版界之前,中文系出身的他办过报纸,在研究所里做过研究。后来,广泛的兴趣又将他的事业引向了出版界。从他的口中,我们得以了解文化社曾经的辉煌、现今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希望。
辉煌的过去,是财富,更是动力
有着近60年历史的文化社,凝聚了巴金、郑逸梅、陈从周、张恨水、陈俊愉、陈宗懋、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胡荣华、聂卫平、马晓春等著名作家、艺术家、文体名人的关爱与心血。由他们交付出版的每一部书稿,也成为了万千读者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
“当时的文化社、文艺社和音乐社共同组成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其中面向市场方面,文化社是做得最好的,也是总社中的主体,当时曾经创造过几个奇迹。”说起文化社的辉煌历史,王刚的语气中不无自豪。“当时我们出版了《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和《上海钩针花样大全》,一共发行了1470万册。”如此的销售奇迹,被当时的出版业界称为“两根针走天下”的奇观。此外,《家庭日用大全》、《服装裁剪入门》、《家常菜谱》等生活用书,一度风靡全国;《中国实用文体大全》、《中国实用法律大全》等“文化十全”系列,亦曾是中国家庭必备的工具书;以《中国花经》、《中国茶经》领衔的“文化五经”,被视为文化生活领域的经典百科。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打造的“五角丛书”系列,共发行120多个品种,总发行量更是达到了4000多万册。
“文化社还创立并培育了众多期刊,直到现在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故事会》、《文化与生活》、《咬文嚼字》、《旅游天地》、《好·HOW》、《美家》等新老名牌期刊,都曾是这家老出版社旗下的一员,直到现在仍吸引着各个领域的读者。
如此的成绩,为文化社的历史写满了辉煌。但王社长也坦承历史所带来的压力。“以往取得的优异成绩,在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如今出版社面临着市场化以及数字出版等多重的挑战,老出版社的操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渐渐失去了原先的活力。如何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保住文化社的金字招牌,这是现在每一个文化社人都在努力的事情。”过去的成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文化社期待着新变革。
融入市场,重新出发
2004年6月,以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百家出版社为基础的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正式成立。2010年12月,集团将王刚调任至文化社,期望涉猎广泛、视野开阔的他能够为这个老社带来新的生机。
“这一年,首先着力于出版社内部的稳定和经营。毕竟近年来很多老的出版社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因此当务之急是先稳定下来,再寻求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王刚认为,文化社要“融入市场,重新出发”,首先必须实现内部机制的调整。“我们目前致力于出版社的建章立制,把考核要求以及工资体系等标准都进行重新修订,走企业化的形式。只有企业化的机制才能够鼓励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团队的创造力。”
除了在体制上走企业化的道路,在具体的工作中,王刚也主张紧跟市场步伐,这体现在文化社对选题和内容的把握上。“我们在具体的出版事务中,坚持紧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重要的题材,我们会在内部分别对选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层面进行讨论,通过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来不断完善执行方案。”王刚认为,文化社中传统的工作机制相对简约,容易造成工作的过于简单化。改制之后,分工上细化了很多,“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反复核对方案,直到把它做到最完善为止。”在全社的努力下,文化社得以摆脱连续滑坡的境况,预计今年可扭亏为盈。
对传统,要继承,更要创新
实用生活和大众文化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王社长介绍说,文化社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考虑如何给这些传统进行更新,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他说,“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一个系列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因此我们需要对传统进行再润色。”
在传统特色方面,文化社全力发展了茶文化和葡萄酒文化两个方面。茶文化题材的图书是文化社的传统特色之一,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文化五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推出《中国茶经(修订版)》等新的茶文化系列。“历年来,关于茶文化的书籍,我们做了百八十本,因此比较有经验。而且我们的茶文化图书同科技类的图书又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它的文化特色。”
曾经带来无限荣誉的“五角丛书”,是文化社下一步计划重点打造的项目。“这个系列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口碑,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市场价值,就要看如何来打造。”树立起一个品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在已有的金字招牌上增添新的色彩,这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五角丛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品牌,之前的市场号召力太大了,所以如果重新打造,就需慎重研究。不能把这个品牌搞砸了,我们必须采取更稳定的方式,使它能够继续维系下去。”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特色的同时,文化社也立足市场,不断开发新品牌。“现在国内倡导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正是百花齐放的好时机,也适合我们文化社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出版角度比较宽泛、文化的涵盖面比较广。”今年文化社开始打造中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包括图解及单本等图书,上海系列目前正在制作当中。文化社还与东方早报合作策划,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推出了《中国村支书》,书中实录了100位中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村支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近期文化社还与作家沈嘉禄策划一本关于上海牌手表的书籍。“这本书跟之前的‘熟上海’系列有点类似,就是将内容集中在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小的东西上,但这些东西往往能够折射出很深的文化内涵。比如上海牌手表,它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代表,另一方面,从设计观念或是实用生活的角度来讲,它也有很多可以深入研究的文化内涵。”
出版内容的多样化,为文化社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上半年出版的《这样吃最安全》,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糖尿病人的“自白”》单本书就印了十万多册;《动物的文化》入选2011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在科普图书方面,文化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参与了今年中国科协主办的“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五百罗汉》近日刚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
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
在王刚看来,现今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多元化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将产业局限于图书形态,发展起来就会比较局促”。对此,王刚提出了“以内容为核心,向多形态发展”的发展理念。“比如图片资料的表达形态,不一定就是图书,明信片也可以,做成其他各种图片的出版和销售。我们现在的考虑是,挖掘出一些具有市场潜质的内容,然后将其以多形态来呈现。作为创意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出版业都有融入其中的迫切需要,并由此扩大其内容产品的边际效应。”
由于从事过艺术研究工作,王刚对影像比较熟悉,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也着力将影像的元素融入到图书中去,将纯粹的文字书和图像相结合,使图书的形态更加生动。《法国人的酒窝》就是文化社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案例。此书在2010年荣获法国巴黎“世界美食家图书大赛”的“世界最佳葡萄酒地图/旅游类图书奖”,是中国及亚洲首次得到的金奖。谈及这本书的成功,王刚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影像和文字融入在一起,表达形式比较有特色,很吸引外国读者”。
作为一家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出版社,文化社也不忘将自己的成果输出国外。据王社长介绍,今年文化社对外输出的图书品种有10种,内容涉及饮食及茶文化。“通过发展版权输出,我们不但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能实现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输出版权能提高编辑团队的操作能力,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成功的版权输出也能增强团队的自信心,产生很大的鞭策作用。”未来,文化社还将考虑英文版的版权输出项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出版的冲击,文化社也早有动作。“我们一直都有进行内容授权。文艺出版集团也致力于电子图书的打造,并计划跟亚马逊进行合作。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纸本图书以及电子图书销售方面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追求多形态的发展,是文化社重拾辉煌的重要途径。但王刚依然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市场千变万化,但我个人认为,把内容做好是根本。有了好的内容,再采用最符合市场形势的形态,图书还是可以生存,并且依然有前途。文艺社终究还是要坚持‘内容为王’,内容不好的话,形态做得再五花八门也吸引不了读者。”
同时,要全面地融入市场,文化社还需要尽快从传统的机制中转变过来,尽快地建立和健全企业管理制度。虽然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王刚认为,“有市场就有机会,就应该去争取”,“不管将来书会变成什么形态,阅读的需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做书需要有定力,只要固守住我们的内容优势,树立好的品牌,就一定能够形成市场号召力,这也是我们文化社需要坚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