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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前途未卜
几年前，一部官场小说《驻京办主任》风靡全国，引发了人们对驻京办这个行政机构的强烈关注。小说中关于驻京办主任的描述，至今让许多人津津乐道： “丁能通(小说主人公)认为，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离天王老子最近。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而现在，这些驻京办主任准备退出历史舞台了。
60岁的梅安平穿着一双蓝白色的网布运动鞋，胡子略显拉碴。往年这时候，他正给在京的数万桐城人四处联系回乡的事。但在1月19日，国务院下发文件，规定在6个月内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设立的驻京办。作为安徽安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桐城驻京办在裁撤之列。大家都知道驻京办要撤了，也不来找他了。几天后，他的两个手下率先离京，驻京办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
这段时间，生活被彻底打乱。他工作的桐城市驻京办已经是一片破败。办公室里，茶杯、茶叶和热水壶摆满桌面，地上的垃圾篓已经堆满了也没人清理。这里，以前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用老梅的话说，驻京办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撤销驻京办的消息—来，一切“戛然而止”。
回想当年，同事们做起事来都是信心百倍。现在，老梅连称无奈。提起撤销驻京办，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意思”。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撤销驻京办的正式文件，但老梅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撤离。“全国都沸沸扬扬了，谁还去等文件，自己撤吧。”对于国务院给予的6个月撤离的“缓刑期”，他也不以为意：“别再干事了，干不了几天了，没意思。”三年来的第一次，老梅能够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
驻京工作就像做小媳妇
驻京办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各省与中央各部门保持“上传下达”的纽带，成立初衷的确有其合理性，但后来它的味道变了，一些办事处逐渐沦为各地方“跑部钱进”的阵地。因为驻京办的经费一直是靠地方政府，在“活动”经费不足时，部分驻京办官员利用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打着政府的旗号、拿纳税人的钱财做生意，催生了一批腐败官员，也滋生了—批特权阶层。事实上，积多年之弊，现在的各地驻京办和驻外办存在着不少问题，负面报道不绝于耳。2005年8月，新华社记者一篇关于驻京办事处的内参报道，将这些神秘机构的内幕逐一曝光。等到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一出，更是举世哗然，王晓方曾是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轰动一时的“慕马案”后，他离开官场，这部小说也间接揭开了驻京办的结局大幕。
刚来北京，梅安平就买了三套《驻京办主任》作为工作人员的必读书。他觉得《驻京办主任》写的是真实的，是个警醒和反面教材。不管怎么说，驻京办都是通过熟人和资金打通一些关系，这是回避不掉的。总是有些灰色地带，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
但是对于这点，浙江省某县驻京办主任赵林却拍起了桌子。他认为小说是把“20个驻京办主任的事情凑在一个人身上”。在外界看来，驻京办工作人员风光而神秘，而其背后，实际却充满诸多的艰辛和无奈……
驻京办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上通下达。赵林称，驻京办要到各部委了解信息和政策。国家每年的一号文件他们都率先探听到消息，“有哪些变化?哪些将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些重大的政策和信息我们就及时提供给县里”。北京至今还流传着一个驻京办的传奇，1992年4月，北京出租车管理部门决定将中低档出租车统一改用国际标准色——柠檬黄。东北某地驻京办得知这条信息后，立即将建设性意见传递到本地一家轻型汽车厂总部，厂总部随即调整决策，决定马上组织生产黄色面包车。仅半个月，500辆黄面包车便凛然“杀”入京城。由于抢先一步，北京首批换购的低档面包车，全部为这个厂的产品。它，便是京城老百姓最熟悉的“面的”。
除此以外，令很多驻京办主任叫苦不迭的“最耗时、最无奈、最麻烦”的任务，是对来京城的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
南方某市一位驻京办工作人员透露，“某些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到了办事处，如同昔日皇帝到了‘行宫’一样，办事处要提供全天候服务。”中部某省的一位地区驻京办负责人无奈地说，“我做了三年的主任，不知去过多少次长城、故宫了。不陪不行啊，谁也得罪不起。”“‘驻京办’工作不好做啊，像小媳妇，在夹缝中几头受气，做事不讨好。”
“凭维稳—项，驻京办就撤不了”
在梅安平三年的驻京办主任生涯中，给老乡服务占了他大部分时间。北京市的装潢业，桐城人占到40％，仅是这方面在京从业的桐城人就有7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员，桐城市在京流动人口有七八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西北一个县的人口，在安徽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很少见。散居在北京城的这七八万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事，甚至有人赌博被抓了也找梅安平去搭救。每到年底，梅安平都还要帮在京的桐城人解决回家的问题。驻京办楼下的订票点，梅安平跟售票的都很熟，一拿就是几百张票。梅安平还要和家多的客运公司联系，让他们调车到北京。一年到头梅安平要解决几万桐城人回家的问题。
作为驻京办主任，梅安平还有一个“特异功能”——不管谁到北京，他立马就知道。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在黑龙江的桐城人到北京上访，露了一次面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桐城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他初来乍到，没用，就来找梅安平。梅安平跟他说，你让桐城公安局发个传真过来，“然后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GPS系统，半个小时就找到了。地方公安到北京没用，还得靠驻京办，驻京办和北京的公安系统熟悉得多。还有来北京逃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谁来北京超生了，住在哪儿，我们党支部马上就知道了。找到后都劝回去或者做手术。在这些方面，不靠驻京办，地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
赵林也同样认为，驻京办目前承担了另一重要职责，就是帮助首都维稳，“凭维稳一项，就撤不了。”赵林他们会把上访者接到驻京办附近，找个宾馆或咖啡馆，跟上访者谈判，劝他们回家，“一些人还带着敌敌畏，随时以自杀威胁”。他们得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然后通知县里相关部门领人。“维稳”工作目前在驻京办工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90％的上访者由县驻京办负责解决，“365天，几乎天天有上访的要去接”。许多上访者情绪激动，他们一般需要2：l的人手接人。该县驻京办就3人，力量常不够，还需兄弟县市互相谪配人手帮忙。“现在不是要撤掉驻京办，而是应该加强驻京办。”赵林的逻辑是，“如果撤掉了县驻京办，单凭一个市驻京办，怎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走还是留，都是个问题
驻京办要撤的消息传开后，赵林手机短信不断。赵林称，春节前他去一些部委送新春团拜会请柬，听到的就两句话，“驻京办不能撤，你不能走。”赵林认为，他的驻京办现在“政府少不了，老百姓少不了，市场少不了”，“能否撤销驻京办，不是上面说了算，要看地方政府是否需要。”
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句话，目前赵林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撤销驻京办的应对办法：驻京办改头换面，换成招商办；或者县驻京办挂靠到市驻京办内，依旧干自己的事；或设“驻津办”(天津)，日常仍住在北京。赵林认为，如果一刀切，他们将被迫转为地下驻京办，只会更缺乏管理。“那时地下驻京办只能更危险”。赵林称，他从一些驻京办主任那里了解到，一些人在北京20多年，已安家落户，孩子在京读书，“这些人对撤驻京办反应更激烈”。
很多驻京办工作人员认为，尽管驻京办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目前取消是不现实的，为今之计，还是要健全导致腐败产生的体制，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督和管理，重新给驻京办以明确的功能定位。“现在有些掌握着资源分配权或项目审批权的官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也给，‘驻京办’留下了公关活动的空间。”华东某市驻京办主任说，“如果管好上级机关官员手中的权柄，从制度源头限制审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就能杜绝送礼，便能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占有优势的怪现象，‘驻京办’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周末》，新华网等)
几年前，一部官场小说《驻京办主任》风靡全国，引发了人们对驻京办这个行政机构的强烈关注。小说中关于驻京办主任的描述，至今让许多人津津乐道： “丁能通(小说主人公)认为，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离天王老子最近。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而现在，这些驻京办主任准备退出历史舞台了。
60岁的梅安平穿着一双蓝白色的网布运动鞋，胡子略显拉碴。往年这时候，他正给在京的数万桐城人四处联系回乡的事。但在1月19日，国务院下发文件，规定在6个月内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设立的驻京办。作为安徽安庆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桐城驻京办在裁撤之列。大家都知道驻京办要撤了，也不来找他了。几天后，他的两个手下率先离京，驻京办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
这段时间，生活被彻底打乱。他工作的桐城市驻京办已经是一片破败。办公室里，茶杯、茶叶和热水壶摆满桌面，地上的垃圾篓已经堆满了也没人清理。这里，以前每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用老梅的话说，驻京办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而撤销驻京办的消息—来，一切“戛然而止”。
回想当年，同事们做起事来都是信心百倍。现在，老梅连称无奈。提起撤销驻京办，他念叨最多的就是“没意思”。虽然一直没有看到撤销驻京办的正式文件，但老梅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准备撤离。“全国都沸沸扬扬了，谁还去等文件，自己撤吧。”对于国务院给予的6个月撤离的“缓刑期”，他也不以为意：“别再干事了，干不了几天了，没意思。”三年来的第一次，老梅能够一身轻松地回家过年。
驻京工作就像做小媳妇
驻京办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各省与中央各部门保持“上传下达”的纽带，成立初衷的确有其合理性，但后来它的味道变了，一些办事处逐渐沦为各地方“跑部钱进”的阵地。因为驻京办的经费一直是靠地方政府，在“活动”经费不足时，部分驻京办官员利用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打着政府的旗号、拿纳税人的钱财做生意，催生了一批腐败官员，也滋生了—批特权阶层。事实上，积多年之弊，现在的各地驻京办和驻外办存在着不少问题，负面报道不绝于耳。2005年8月，新华社记者一篇关于驻京办事处的内参报道，将这些神秘机构的内幕逐一曝光。等到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一出，更是举世哗然，王晓方曾是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轰动一时的“慕马案”后，他离开官场，这部小说也间接揭开了驻京办的结局大幕。
刚来北京，梅安平就买了三套《驻京办主任》作为工作人员的必读书。他觉得《驻京办主任》写的是真实的，是个警醒和反面教材。不管怎么说，驻京办都是通过熟人和资金打通一些关系，这是回避不掉的。总是有些灰色地带，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
但是对于这点，浙江省某县驻京办主任赵林却拍起了桌子。他认为小说是把“20个驻京办主任的事情凑在一个人身上”。在外界看来，驻京办工作人员风光而神秘，而其背后，实际却充满诸多的艰辛和无奈……
驻京办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上通下达。赵林称，驻京办要到各部委了解信息和政策。国家每年的一号文件他们都率先探听到消息，“有哪些变化?哪些将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些重大的政策和信息我们就及时提供给县里”。北京至今还流传着一个驻京办的传奇，1992年4月，北京出租车管理部门决定将中低档出租车统一改用国际标准色——柠檬黄。东北某地驻京办得知这条信息后，立即将建设性意见传递到本地一家轻型汽车厂总部，厂总部随即调整决策，决定马上组织生产黄色面包车。仅半个月，500辆黄面包车便凛然“杀”入京城。由于抢先一步，北京首批换购的低档面包车，全部为这个厂的产品。它，便是京城老百姓最熟悉的“面的”。
除此以外，令很多驻京办主任叫苦不迭的“最耗时、最无奈、最麻烦”的任务，是对来京城的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
南方某市一位驻京办工作人员透露，“某些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到了办事处，如同昔日皇帝到了‘行宫’一样，办事处要提供全天候服务。”中部某省的一位地区驻京办负责人无奈地说，“我做了三年的主任，不知去过多少次长城、故宫了。不陪不行啊，谁也得罪不起。”“‘驻京办’工作不好做啊，像小媳妇，在夹缝中几头受气，做事不讨好。”
“凭维稳—项，驻京办就撤不了”
在梅安平三年的驻京办主任生涯中，给老乡服务占了他大部分时间。北京市的装潢业，桐城人占到40％，仅是这方面在京从业的桐城人就有7万。加上其他从业人员，桐城市在京流动人口有七八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西北一个县的人口，在安徽省首屈一指，在全国也很少见。散居在北京城的这七八万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事，甚至有人赌博被抓了也找梅安平去搭救。每到年底，梅安平都还要帮在京的桐城人解决回家的问题。驻京办楼下的订票点，梅安平跟售票的都很熟，一拿就是几百张票。梅安平还要和家多的客运公司联系，让他们调车到北京。一年到头梅安平要解决几万桐城人回家的问题。
作为驻京办主任，梅安平还有一个“特异功能”——不管谁到北京，他立马就知道。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个在黑龙江的桐城人到北京上访，露了一次面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桐城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一个人住在北京解决这个问题。他初来乍到，没用，就来找梅安平。梅安平跟他说，你让桐城公安局发个传真过来，“然后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GPS系统，半个小时就找到了。地方公安到北京没用，还得靠驻京办，驻京办和北京的公安系统熟悉得多。还有来北京逃避计划生育的妇女，谁来北京超生了，住在哪儿，我们党支部马上就知道了。找到后都劝回去或者做手术。在这些方面，不靠驻京办，地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
赵林也同样认为，驻京办目前承担了另一重要职责，就是帮助首都维稳，“凭维稳一项，就撤不了。”赵林他们会把上访者接到驻京办附近，找个宾馆或咖啡馆，跟上访者谈判，劝他们回家，“一些人还带着敌敌畏，随时以自杀威胁”。他们得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然后通知县里相关部门领人。“维稳”工作目前在驻京办工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90％的上访者由县驻京办负责解决，“365天，几乎天天有上访的要去接”。许多上访者情绪激动，他们一般需要2：l的人手接人。该县驻京办就3人，力量常不够，还需兄弟县市互相谪配人手帮忙。“现在不是要撤掉驻京办，而是应该加强驻京办。”赵林的逻辑是，“如果撤掉了县驻京办，单凭一个市驻京办，怎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走还是留，都是个问题
驻京办要撤的消息传开后，赵林手机短信不断。赵林称，春节前他去一些部委送新春团拜会请柬，听到的就两句话，“驻京办不能撤，你不能走。”赵林认为，他的驻京办现在“政府少不了，老百姓少不了，市场少不了”，“能否撤销驻京办，不是上面说了算，要看地方政府是否需要。”
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句话，目前赵林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撤销驻京办的应对办法：驻京办改头换面，换成招商办；或者县驻京办挂靠到市驻京办内，依旧干自己的事；或设“驻津办”(天津)，日常仍住在北京。赵林认为，如果一刀切，他们将被迫转为地下驻京办，只会更缺乏管理。“那时地下驻京办只能更危险”。赵林称，他从一些驻京办主任那里了解到，一些人在北京20多年，已安家落户，孩子在京读书，“这些人对撤驻京办反应更激烈”。
很多驻京办工作人员认为，尽管驻京办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目前取消是不现实的，为今之计，还是要健全导致腐败产生的体制，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督和管理，重新给驻京办以明确的功能定位。“现在有些掌握着资源分配权或项目审批权的官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也给，‘驻京办’留下了公关活动的空间。”华东某市驻京办主任说，“如果管好上级机关官员手中的权柄，从制度源头限制审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就能杜绝送礼，便能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占有优势的怪现象，‘驻京办’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据《瞭望东方周刊》《周末》，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