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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家郢本来是有一座木桥的。1948年的冬天，快过年了，刘富贵家遭遇入室抢劫，满屋子的东西被土匪洗劫一空。刘富贵一气之下，第二天天不亮就拎着斧头、锯子，把桥拆了，拆下的圆棍、木块、铁丝丢了一地，他一样没拿。
他不拿拆下的东西是明智的，因为那座木桥不是他刘富贵一个人修的，是刘家郢百十口人共同筹资修建的。
随便把庄里人的外出通道给拆了，是需要理由的。一些人围在河边，小声嘀咕着。刘富贵扭着脖子申辩：“两丈多宽的大河，一人深的河水，一年四季不断流，若不是木桥架在那儿，土匪们注定进不了刘家郢。进不了刘家郢，俺家就不会落到这种下场！”
“你家进土匪了，东西抢走了，跟这个木桥多少有点关系，但是，这桥是全庄人建的，你说拆就拆，这成什么样子？”丁银锁说这话时，手里正捧着紫砂壶，早晨的太阳红得有些怪异。
刘富贵说：“火没有烧到你屁股上，你感觉不到疼。我要是不拆了这座桥，以后挨抢的还是我刘富贵，不会是你丁银锁！”
这话说得不假。整个刘家郢就数他刘富贵家日子过得最好，一年到头，红木箱里没断过“袁大头”，厨房里没缺过腊猪油，床上没少过花枕头，殷实着呢！
但丁银锁头脑一转，觉得不对劲，这刘富贵分明是在笑话他，笑话他家里没钱，连土匪都不上门。于是，火气慢慢升上来，他激动地说：“管他下次抢的是谁，先把这桥的事情解决了，你刘富贵不是有钱吗，你怎么拆的桥，你怎么修好，要不然，我第一个不愿意！”
这时候，戴元超来了，他站在两个人中间，想说几句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只有干笑着。
刘富贵一下子蹦了起来，说：“你丁银锁讲话算熊的！我拆就拆了，我也不修，你能拿我怎么着？这刘家郢有我在，就没你说话的份！”
丁银锁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混蛋！”然后，他就扑向刘富贵。
两人动起手来。刘富贵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朝丁银锁的头部扔去，不偏不倚地砸在丁银锁的左额头，鲜血一下子就染红了半个脸。
戴元超见到这阵势，吓得就往庄上跑。这一跑，等于报了信，引来了刘家和丁家的几十号人。他们手拿木棍、铁叉，相互厮打着，直到地上躺下十多个人，爬不起来了，大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自动住手。
双方都有人受伤。没有走出过刘家郢的女人们，看着自己男人奄奄一息的样子，号啕大哭。那天晚上，方圆十里地的三位郎中都被请到刘家郢救人，就连戴元超这个兽医都赤膊上阵了。
事情还没有完。刘富贵伤疤刚刚愈合，就被县法院传去，罪名是损毁公物，关了一个月，出狱时，他是被家里人抬回来的。
刘家郢位于安丰塘畔，被保义集、老庙集、双门铺围在中间，偏僻、落后，远离集镇，这里的人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很少出现争吵，更没有发生过打斗，这次“拆桥事件”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二
桥没有了，刘家郢的人赶街上集只有从东边绕道而行。但是，这一绕就多了四里路，相当于原来的一来一回。
人们嘴上没有怨言，都在回避那个血色的早晨。这种回避隐藏着刘家郢人多少辛酸、多少泪，谁也统计不出来。
一个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刘姓和丁姓再也没有了以前的亲热劲。刘富贵和丁银锁走在路上，远远地相互躲开，仿佛对方身上带有瘟疫。其实，刘姓和丁姓还存在亲缘关系，往上面数四辈，刘富贵和丁银锁是老表。
以前，每年正月十五，刘家郢家家户户凑米，从凤台县请戏班子，开唱三天，吸引了四乡八邻的人们前来观看，于是偏僻的庄子便有了年的气氛，氤氲在欢乐祥和之中。也只有这几天，外面的人才知道，安丰塘下还有刘家郢这个村庄存在。
一场斗殴，把正月十五的唱戏打跑了：负责这个事的刘富贵、丁银锁，一个不屑于挨家挨户凑米，一个不屑于请戏班子。事情卡在这儿，有了第一年，就有了第二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寿县各地都成立了民间演出队，唱四句推的，演花鼓灯的，踩高跷的，数大鼓书的，五花八门。身为村治保主任的戴元超接受了上级领导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刘家郢以前就喜欢请戏，说明群众对演出有积极性，必须拿出一个节目，参加全乡汇演。面对刘、丁二姓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戴元超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如果能把刘富贵、丁银锁之间的疙瘩解开，这两个头面人物握手言欢了，一切都好说。
戴元超备了一桌菜，请他们俩，一听说对方也在酒桌上，两人都拒绝了。望着满桌的菜，戴元超大声道：老婆，孩子们，他们不吃，咱们自己吃，今天算是过年啦！说完笑了，笑声中带有无奈和苦涩。那天，戴元超自斟自饮，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都没有爬起来，他让老婆跑到乡里，告诉乡领导，这村干部没法当了，本庄人都领导不了，还领导谁呢？领导当时就说：“关键时刻怎么能撂担子呢，不行，必须等乡里汇演结束！”戴元超就称病不起，一直躲到乡政府汇演结束。当他走进乡政府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搭理他了，村治保主任的位子已经被刘富贵坐上了。
人往往就是这样，自己口口声声要辞去什么，可是一旦别人同意了，心里往往还不是滋味。此时的戴元超就是这样。
刘富贵读过私塾。当然，戴元超也读过私塾，不仅能写会算，还粗通兽医，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家是大户人家，身后跟着几十个人，在刘家郢，他戴元超算老几啊！
戴元超当初进入村干部队伍，其实心里是装着一件事的。他乐观地认为，身于第三方的他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把桥建造起来。
那天晚上，天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憋了一肚子气的戴元超一个人来到河边，柳枝摇曳，流水淙淙，他蹲在河岸抽下一袋又一袋旱烟，若明若暗的火星在夜色中喘息着，如同他即将熄灭的希望，临离开河岸时，他猛地跺了一下脚，暗暗自语：桥一定要建造！
三
接下来的日子，刘家郢人出奇地忙。社员忙，干部忙;平日里忙，过年过节也忙。翻身做主的农民们，忘记了什么叫劳累。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戴元超感觉到光阴飞速流转，太快了，以致他连建桥的计划表都没能在心里造出来。当然，这中间他曾多次跟劉富贵私下沟通过，把建桥的想法和盘托出，刘富贵表示支持，愿意跟戴元超携手做好这件事，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这十年间，刘家郢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刘富贵的老婆患急病走了。本来，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但是刘富贵老婆死得有点可惜。据医生说，她要是早到公社医院半个小时，兴许命就保住了，因为她患的不是重病，仅仅是肠梗阻，手术简单，由于路上时间耽搁久了，剧烈的疼痛让她休克，再也没有醒过来，说句通俗的话，她是被活活疼死的。刘家郢人都明白，假如当初的木桥存在，可以省去一半的路程，刘富贵的老婆就可获得及时治疗。尸体抬回家的那一刻，刘富贵用宽大的手掌捶着土坯墙，嘴里嘟囔着“报应，报应”，泪水成串地滚下来。人们就安慰他，生死有命，寿限到了，谁也留不住。刘富贵摆着手，哭出了声。
第二件事是丁银锁的侄儿落水而死。这件事至今人们还觉得蹊跷。这孩子十岁时就学会了游泳，在庄上同龄人中，算是技术比较全面的，仰泳，蛙泳，侧泳，踩水，扎猛子，无一不在行。那年六月份的一天，午饭后，丁银锁的侄儿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因为怕迟到，他们选择了走捷径，渡河而去，腾出一只手把衣服举在上空，另一只手划拉水面，侧泳或者踩水，其他孩子都陆续游到了对岸，唯独丁银锁侄儿没有上岸，滔滔的河水卷走了他，他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此后，他的父亲、母亲每天晚上都手执马灯，在河边待上两个小时，呼喊着孩子的乳名，让他回来，让他别怕，连续半年都是这样，直到他母亲出现精神分裂症，才停止这个所谓的“归魂”仪式。
第三件事是刘家郢打光棍的男人越来越多。那个年代，乡下人的男女比例是男多女少，阶级成分高，家庭过分贫穷，长得比较难看，这三类男性都是婚姻上的困难户，稍不注意，就过了结婚的坎儿，二十五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单身汉了。刘家郢地理位置偏僻，经济状况又不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三个单身汉，后来，因为刘姓、丁姓之间的隔阂，在女方打听刘家郢男孩的家庭情况时，往往说好话的不多，兑污水的多，眼看着几个男人就要错过婚姻季节，新一代的光棍就要产生。
十年，在飞逝的光阴中，是很短的一段;十年，在人生的征程上，又是较长的路径。刘家郢十年间发生的这几件事，既有时代性，也有特殊性，深深地扎在刘家郢人的心中。
四
1976年那个夏天，寿县乃至安徽省都在积极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地震。农村的土坯房不再居住，家家户户搭起了防震棚，人们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每天观看沟塘和水井的变化，注意牲畜和家禽的异常表现，成了头等大事。
刘家郢每天晚上还安排两个人巡逻，让心神不宁的群众放心地睡觉，也可以防止坏人浑水摸鱼，因为那个时期已经传言，个别地方出现了哄抢鱼塘事件。
一天晚上，戴元超和刘富贵排在一班，在庄子里转到下半夜，戴元超又提起建桥的事。
刘富贵吐了一口烟圈，悠悠地说：“说不定今早明晚地震就要来了，腿一伸，眼一闭，还操那份心干什么呀！”
“八十岁老太太背着馍馍去投河，一天不死，一天要生活。刘家郢这条河已经坏了不少事了，再不建起来，就要祸害我们的孙子辈、重孙子辈，马虎不得呀！”戴元超回答道。
刘富贵问：“有什么办法呢？生产队没有钱，群众更没有钱，指望谁？”
“生产队从信用社贷款一部分，再请求公社支持一部分，可行呢？”戴元超说。
刘富贵笑了，说：“做白日梦呢！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全公社最少有十几个，公社是没有能力支持的;至于生产队借贷款，最多也只能借百儿八十的，多了，人家不借。”
两人一时没有了话语。天上的流星倏然而过，拖出一条长长的亮尾巴。
戴元超说：“这样，我们先搭建一座简易桥，上面不能推车，但能走人，要不了多少材料。”
刘富贵说：“再简易，没有五六百块也搭不起来。”
戴元超说：“鱼苗站有一大片森林，树龄都十几年了，明晚下半夜带几十个人过去，锯它四十棵，差不多够用了。再买点儿铁丝、铁钉、麻绳，两个晚上就能把桥搭建成了。”
“事情要是暴露了，怎么办？这可不是小事啊！”刘富贵猛吸了一口烟，忧心忡忡。
“没事的。”戴元超说。
第二天晚上，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四十棵树被抬进了刘家郢。
就在生产队社员满怀希望地做搭建准备的时候，公社治保主任带领几个陌生人来到刘家郢，顺着新鲜的树叶、枝条，找到了四十棵树。
戴元超说：“我是生产队队长，犯天大的法，都与社员没关系。”
治保主任说：“那好，跟我们走吧。”
这时候，刘富贵伸开双臂，挡在路前面，说：“我是大队干部，我参与谋划这件事了，我也跟你们去！”
刘富贵的出现，让大家感到意外，戴元超把脸转向公社干部说：“别听他瞎说，与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戴元超一个人被带走。他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回来。直到一个月后，戴元超才回到刘家郢。
要不是刘富贵带领几十名社员跑到公社和县里请愿，戴元超要在县看守所最少蹲半年。他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国家资产，数额较大。多亏刘富贵灵机一动，说：“戴元超带社员们锯树是为了搭防震棚，究竟是树重要还是群众的命重要？”负责接待的县农工部干部说：“当然命重要！在防震抗灾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群众锯树搭棚又算什么盗窃呢？”
但不管怎么說，建桥的希望破灭了。
戴元超从看守所回来的那天晚上，又跑到大沙河边坐到大半夜，一包“大丰收”烟吃得没有几根了;在他不远处，也有一个人坐在河边，他没有吃烟，但流泪了，那是一种无声的哭泣;他们相互没有打招呼，但心里面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五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轻柔的月光倾泻下来，洒在人们身上，刘家郢打谷场上，全生产队三十名社员代表正在开会，讨论建桥的事。
不远处是耍龙尾和捉迷藏的孩子们，格格的笑声不时飘过来，在孩子的世界里，快乐是第一位的。 戴元超说了开场白。他说：“我从看守所回来，到今天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来，许多社员私下找过我，想把大沙河的桥建起来，我也想建。但是，究竟建什么规格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还是木头结构的？不管是哪种结构的，都需要资金，这钱从哪里来？”
丁银锁率先发表意见：“要建就建混凝土结构的，花钱就花钱了，费事就费事了，牢固，子孙后代都能使用。钱，生产队可以借贷款，不够的部分，大家筹款，按人头筹。”
有人附和：“同意！割鼻子也疼，割眼也疼，就建钢筋混凝土的桥！”
刘富贵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戴元超知道，刘富贵有话要说，但又怕跟丁银锁的意见发生冲突。于是，戴元超说：“刘富贵老哥也讲两句吧，有什么讲什么，别顾虑。”
刘富贵说：“我几年前就到县水电局找工程师咨询过了，像我们刘家郢这座桥，如果修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材料费需要几千块，人工费也要好几百……”
人群中有人说话了：“我的乖乖，这么贵？把全生产队的人嘴缝上，也得十年呢！”
会场由窃窃私语变成人声鼎沸。戴元超喊了起来：“大家安静，现在是发言，等一会才讨论，富贵哥继续讲。”
刘富贵说：“要是建成木桥，选山里的上等杉木，大概需要六百块钱上下，不过这木桥只能行人，不能走车，独轮车、大板车都不能走，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那如果有人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能不能从桥上过？”有人问道。
“当然能！不过，自己要注意，不能挑到河里去了。”刘富贵说。
打谷场上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会议开到下半夜，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建木桥;钱由生产队筹借，连续两年盈利户不分红，贴钱户要把钱拿出来;施工总负责人为刘富贵;材料购买负责人为丁银锁;验收负责人为戴元超。
会后第二天，各行动组介入建桥工作，一周后，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唱一和的打夯声，在大沙河上空响起。老实巴交的刘家郢人，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好几次来到现场，啧啧称赞。县广播站年轻记者做了报道，题目是《偏僻村庄的新鲜事》，当激昂的文字从大喇叭里飘出的时候，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让刘家郢180口人激动了好几个月。
当全县人民为刘家郢竖起大拇指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刘家郢的老老少少后来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六
木桥建好的第二年，刘家郢发生了两件事，至今还被人们念叨着。
由于生产队暂停了分红，家家手头都没有零花钱。以前，每到春节，刘家郢四个人凑成一桌，打骨牌，推牌九，一块、两块的输赢却弄得妙趣横生。可是，桥建成后的当年、第二年，春节过得干瘪瘪的，饭桌上没有肉，牌桌上没有钱，就连腊月三十和年初一的鞭炮都用了散炮仗。
尽管这样，人们的情绪并不低落，腊月三十到大年初四，用扑克牌打“四十分”“上下游”，不来钱的，也照样把人们吸引过来，照样笑声朗朗，看来，欢乐与有钱还是没钱，关系不是太大。
大年初六，戴元超老婆生了一个女孩，快五十岁的女人能够生下孩子，算是很少见的。戴元超乐滋滋地跑到老庙集，掏出两毛钱买了红糖、火柴、五根香烟，从此，方圆十里的人们都传开说：刘家郢有一个姓戴的，两毛钱买了三样东西。
第二件事，跟丁银锁的女儿有关。那年夏天，丁银锁的女儿跟她的两名初中同学到老庙集逛大街，她的同学从食品站买了一斤猪肉，肥肉跟瘦肉连在一块，白茬子、红底子，很是诱人，她摸了摸口袋，只有几分硬币，脸窘得通红。她得知街西头的供销社生资门市部收购头发，就悄悄走出去，用门市部的剪刀当即把辫子剪了，卖了一块钱，然后，买了一斤三两猪肉。回到家，母亲看到女儿手中的猪肉，又转到女儿身后，那根曾经下垂到腰身的乌黑辫子没有了！母亲抱住女儿放声大哭，做午饭时，猪肉放在那儿;做晚饭时，猪肉还放在那儿;第二天中午，肉已经有了腐臭味，丁银锁硬着头皮把猪肉洗洗、切切、放进锅里，做好后放在餐桌上，却没人动筷子，丁银锁说：“吃到肚子里不为脏。”他就一股劲吃了下去，谁知，饭后时间不长，他就开始大口呕吐，就连喝下去的水也吐了出来，吐了一下午，整个人虚脱了。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刘家郢人说。
那些年，从这座木桥走出了几十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那些年，群众卖公粮，卖棉花，把自留地里生产的东西送到老庙集换成零花钱，全靠这座木桥;就连农村土地联产承包以后，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三人安放捕鱼网，每天挣个十块八块的，也靠的是木桥。
木桥在大沙河屹立了十四年，于1991年夏天倒了下去，零星的木板、木块随着汹涌的河水流向远方。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面前，这点损失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是刘家郢人心中永久的痛！在洪水淹没桥面的那一天，从来不信神不信鬼的刘家郢人，跟在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后面，两手举着贡品，双膝跪在河边，祈求上苍手下留情，别摧毁了木桥。当洪水退却，河床只剩下几根木桩的时候，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三个大男人傻傻地站在河边，心里被掏空了。
七
1995年开始，全国性的打工潮兴起，刘家郢四十五歲以下的青壮年都走了出去，留守家乡的是部分中青年女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蹦蹦跳跳的儿童，俗称“3883部队”。
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他们三人自然在这支队伍里。但是，他们三人之间很少联系，那几年因为下渔网，相互之间有点儿隔阂，但是外人一般看不出来。
木桥没有被洪水摧毁之前，刘富贵第一个在桥下摆起了渔网，每天能弄个十块二十的，比在单位上班的人收入还高;没过一个月，丁银锁也在桥下安放了渔网，差不多天天有鱼卖;戴元超本来不准备下网的，老婆跟后面成天嘀咕，说他为了建桥坐牢三十天，没功劳有苦劳，为什么不弄几个活便钱。戴元超也就在桥下下了网。这样一来，刘富贵的收入明显减少，丁银锁的收入也不如从前，心里不舒服，嘴上又不好说，憋着气，各干各的。其间也互相发生过几次口角，但过后还是哥呀弟呀地打着招呼。当洪水把木桥冲得四零八落时，三个人红着眼圈，彼此对视的那一瞬，脸上的表情太复杂，心痛，无奈，幸灾乐祸，都有。
刘家郢老老少少都说：“这辈子，大沙河的桥是修不成了！人心散了，没人问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些年，刘家郢打工返乡的后生们也找过镇政府和县政府，咨询大沙河的建桥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刘家郢，作为孤零零的一个村民组，与村内其他的村民组相离较远，单独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
岁月的钟摆一划拉，就是二十年，转眼2015年到了。这一年，整个寿县农村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通向各个村民组，每到春节，浩浩荡荡的轿车队伍开进农村，让人喜不自胜。
“既然孤零零的村民组，水泥路都能修到大门口，那么，刘家郢的桥也应该能建啊！”说这话的是刘富贵的二儿子，他的想法得到了丁银锁的大儿子和戴元超的大儿子的认同。这三名企业老板一起来到县政府。
接待三人的是扶贫办和发改委的负责人，领导们表示，开会研究后，会尽快给予答复。
几天后，县里答复：可以列为市重点扶贫项目，但筹资是多渠道的，实行“三个一点”，即“市县解决一点，镇政府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比例分别为70%、20%、10%。三位老板当即表态：“谢谢政府解决了刘家郢的问题！群众自筹部分10%由我们三人承担了，如果政府资金短缺，我们还可以承担10%。”
领导们都笑了，说：“几位老板在外创业几十年，寿县人的本色没有变，爽快，热心，谢谢你们体谅政府。既然上级政府已经决定了，就执行吧，哈哈哈！”
大沙河动工的头一天晚上，刘家郢像办喜事似的，摆了三桌酒席，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坐在最上面，一时间欢声笑语连成一片，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响彻夜空，如同春天的交响曲。
作者简介：代应坤（1964-），男，安徽寿县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寻找阿依古丽》等小说3部。
刘家郢本来是有一座木桥的。1948年的冬天，快过年了，刘富贵家遭遇入室抢劫，满屋子的东西被土匪洗劫一空。刘富贵一气之下，第二天天不亮就拎着斧头、锯子，把桥拆了，拆下的圆棍、木块、铁丝丢了一地，他一样没拿。
他不拿拆下的东西是明智的，因为那座木桥不是他刘富贵一个人修的，是刘家郢百十口人共同筹资修建的。
随便把庄里人的外出通道给拆了，是需要理由的。一些人围在河边，小声嘀咕着。刘富贵扭着脖子申辩：“两丈多宽的大河，一人深的河水，一年四季不断流，若不是木桥架在那儿，土匪们注定进不了刘家郢。进不了刘家郢，俺家就不会落到这种下场！”
“你家进土匪了，东西抢走了，跟这个木桥多少有点关系，但是，这桥是全庄人建的，你说拆就拆，这成什么样子？”丁银锁说这话时，手里正捧着紫砂壶，早晨的太阳红得有些怪异。
刘富贵说：“火没有烧到你屁股上，你感觉不到疼。我要是不拆了这座桥，以后挨抢的还是我刘富贵，不会是你丁银锁！”
这话说得不假。整个刘家郢就数他刘富贵家日子过得最好，一年到头，红木箱里没断过“袁大头”，厨房里没缺过腊猪油，床上没少过花枕头，殷实着呢！
但丁银锁头脑一转，觉得不对劲，这刘富贵分明是在笑话他，笑话他家里没钱，连土匪都不上门。于是，火气慢慢升上来，他激动地说：“管他下次抢的是谁，先把这桥的事情解决了，你刘富贵不是有钱吗，你怎么拆的桥，你怎么修好，要不然，我第一个不愿意！”
这时候，戴元超来了，他站在两个人中间，想说几句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只有干笑着。
刘富贵一下子蹦了起来，说：“你丁银锁讲话算熊的！我拆就拆了，我也不修，你能拿我怎么着？这刘家郢有我在，就没你说话的份！”
丁银锁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混蛋！”然后，他就扑向刘富贵。
两人动起手来。刘富贵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朝丁银锁的头部扔去，不偏不倚地砸在丁银锁的左额头，鲜血一下子就染红了半个脸。
戴元超见到这阵势，吓得就往庄上跑。这一跑，等于报了信，引来了刘家和丁家的几十号人。他们手拿木棍、铁叉，相互厮打着，直到地上躺下十多个人，爬不起来了，大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自动住手。
双方都有人受伤。没有走出过刘家郢的女人们，看着自己男人奄奄一息的样子，号啕大哭。那天晚上，方圆十里地的三位郎中都被请到刘家郢救人，就连戴元超这个兽医都赤膊上阵了。
事情还没有完。刘富贵伤疤刚刚愈合，就被县法院传去，罪名是损毁公物，关了一个月，出狱时，他是被家里人抬回来的。
刘家郢位于安丰塘畔，被保义集、老庙集、双门铺围在中间，偏僻、落后，远离集镇，这里的人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很少出现争吵，更没有发生过打斗，这次“拆桥事件”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二
桥没有了，刘家郢的人赶街上集只有从东边绕道而行。但是，这一绕就多了四里路，相当于原来的一来一回。
人们嘴上没有怨言，都在回避那个血色的早晨。这种回避隐藏着刘家郢人多少辛酸、多少泪，谁也统计不出来。
一个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刘姓和丁姓再也没有了以前的亲热劲。刘富贵和丁银锁走在路上，远远地相互躲开，仿佛对方身上带有瘟疫。其实，刘姓和丁姓还存在亲缘关系，往上面数四辈，刘富贵和丁银锁是老表。
以前，每年正月十五，刘家郢家家户户凑米，从凤台县请戏班子，开唱三天，吸引了四乡八邻的人们前来观看，于是偏僻的庄子便有了年的气氛，氤氲在欢乐祥和之中。也只有这几天，外面的人才知道，安丰塘下还有刘家郢这个村庄存在。
一场斗殴，把正月十五的唱戏打跑了：负责这个事的刘富贵、丁银锁，一个不屑于挨家挨户凑米，一个不屑于请戏班子。事情卡在这儿，有了第一年，就有了第二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寿县各地都成立了民间演出队，唱四句推的，演花鼓灯的，踩高跷的，数大鼓书的，五花八门。身为村治保主任的戴元超接受了上级领导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刘家郢以前就喜欢请戏，说明群众对演出有积极性，必须拿出一个节目，参加全乡汇演。面对刘、丁二姓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戴元超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如果能把刘富贵、丁银锁之间的疙瘩解开，这两个头面人物握手言欢了，一切都好说。
戴元超备了一桌菜，请他们俩，一听说对方也在酒桌上，两人都拒绝了。望着满桌的菜，戴元超大声道：老婆，孩子们，他们不吃，咱们自己吃，今天算是过年啦！说完笑了，笑声中带有无奈和苦涩。那天，戴元超自斟自饮，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都没有爬起来，他让老婆跑到乡里，告诉乡领导，这村干部没法当了，本庄人都领导不了，还领导谁呢？领导当时就说：“关键时刻怎么能撂担子呢，不行，必须等乡里汇演结束！”戴元超就称病不起，一直躲到乡政府汇演结束。当他走进乡政府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搭理他了，村治保主任的位子已经被刘富贵坐上了。
人往往就是这样，自己口口声声要辞去什么，可是一旦别人同意了，心里往往还不是滋味。此时的戴元超就是这样。
刘富贵读过私塾。当然，戴元超也读过私塾，不仅能写会算，还粗通兽医，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家是大户人家，身后跟着几十个人，在刘家郢，他戴元超算老几啊！
戴元超当初进入村干部队伍，其实心里是装着一件事的。他乐观地认为，身于第三方的他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把桥建造起来。
那天晚上，天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憋了一肚子气的戴元超一个人来到河边，柳枝摇曳，流水淙淙，他蹲在河岸抽下一袋又一袋旱烟，若明若暗的火星在夜色中喘息着，如同他即将熄灭的希望，临离开河岸时，他猛地跺了一下脚，暗暗自语：桥一定要建造！
三
接下来的日子，刘家郢人出奇地忙。社员忙，干部忙;平日里忙，过年过节也忙。翻身做主的农民们，忘记了什么叫劳累。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间，戴元超感觉到光阴飞速流转，太快了，以致他连建桥的计划表都没能在心里造出来。当然，这中间他曾多次跟劉富贵私下沟通过，把建桥的想法和盘托出，刘富贵表示支持，愿意跟戴元超携手做好这件事，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这十年间，刘家郢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刘富贵的老婆患急病走了。本来，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但是刘富贵老婆死得有点可惜。据医生说，她要是早到公社医院半个小时，兴许命就保住了，因为她患的不是重病，仅仅是肠梗阻，手术简单，由于路上时间耽搁久了，剧烈的疼痛让她休克，再也没有醒过来，说句通俗的话，她是被活活疼死的。刘家郢人都明白，假如当初的木桥存在，可以省去一半的路程，刘富贵的老婆就可获得及时治疗。尸体抬回家的那一刻，刘富贵用宽大的手掌捶着土坯墙，嘴里嘟囔着“报应，报应”，泪水成串地滚下来。人们就安慰他，生死有命，寿限到了，谁也留不住。刘富贵摆着手，哭出了声。
第二件事是丁银锁的侄儿落水而死。这件事至今人们还觉得蹊跷。这孩子十岁时就学会了游泳，在庄上同龄人中，算是技术比较全面的，仰泳，蛙泳，侧泳，踩水，扎猛子，无一不在行。那年六月份的一天，午饭后，丁银锁的侄儿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因为怕迟到，他们选择了走捷径，渡河而去，腾出一只手把衣服举在上空，另一只手划拉水面，侧泳或者踩水，其他孩子都陆续游到了对岸，唯独丁银锁侄儿没有上岸，滔滔的河水卷走了他，他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此后，他的父亲、母亲每天晚上都手执马灯，在河边待上两个小时，呼喊着孩子的乳名，让他回来，让他别怕，连续半年都是这样，直到他母亲出现精神分裂症，才停止这个所谓的“归魂”仪式。
第三件事是刘家郢打光棍的男人越来越多。那个年代，乡下人的男女比例是男多女少，阶级成分高，家庭过分贫穷，长得比较难看，这三类男性都是婚姻上的困难户，稍不注意，就过了结婚的坎儿，二十五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基本上可以定性为单身汉了。刘家郢地理位置偏僻，经济状况又不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三个单身汉，后来，因为刘姓、丁姓之间的隔阂，在女方打听刘家郢男孩的家庭情况时，往往说好话的不多，兑污水的多，眼看着几个男人就要错过婚姻季节，新一代的光棍就要产生。
十年，在飞逝的光阴中，是很短的一段;十年，在人生的征程上，又是较长的路径。刘家郢十年间发生的这几件事，既有时代性，也有特殊性，深深地扎在刘家郢人的心中。
四
1976年那个夏天，寿县乃至安徽省都在积极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地震。农村的土坯房不再居住，家家户户搭起了防震棚，人们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每天观看沟塘和水井的变化，注意牲畜和家禽的异常表现，成了头等大事。
刘家郢每天晚上还安排两个人巡逻，让心神不宁的群众放心地睡觉，也可以防止坏人浑水摸鱼，因为那个时期已经传言，个别地方出现了哄抢鱼塘事件。
一天晚上，戴元超和刘富贵排在一班，在庄子里转到下半夜，戴元超又提起建桥的事。
刘富贵吐了一口烟圈，悠悠地说：“说不定今早明晚地震就要来了，腿一伸，眼一闭，还操那份心干什么呀！”
“八十岁老太太背着馍馍去投河，一天不死，一天要生活。刘家郢这条河已经坏了不少事了，再不建起来，就要祸害我们的孙子辈、重孙子辈，马虎不得呀！”戴元超回答道。
刘富贵问：“有什么办法呢？生产队没有钱，群众更没有钱，指望谁？”
“生产队从信用社贷款一部分，再请求公社支持一部分，可行呢？”戴元超说。
刘富贵笑了，说：“做白日梦呢！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全公社最少有十几个，公社是没有能力支持的;至于生产队借贷款，最多也只能借百儿八十的，多了，人家不借。”
两人一时没有了话语。天上的流星倏然而过，拖出一条长长的亮尾巴。
戴元超说：“这样，我们先搭建一座简易桥，上面不能推车，但能走人，要不了多少材料。”
刘富贵说：“再简易，没有五六百块也搭不起来。”
戴元超说：“鱼苗站有一大片森林，树龄都十几年了，明晚下半夜带几十个人过去，锯它四十棵，差不多够用了。再买点儿铁丝、铁钉、麻绳，两个晚上就能把桥搭建成了。”
“事情要是暴露了，怎么办？这可不是小事啊！”刘富贵猛吸了一口烟，忧心忡忡。
“没事的。”戴元超说。
第二天晚上，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四十棵树被抬进了刘家郢。
就在生产队社员满怀希望地做搭建准备的时候，公社治保主任带领几个陌生人来到刘家郢，顺着新鲜的树叶、枝条，找到了四十棵树。
戴元超说：“我是生产队队长，犯天大的法，都与社员没关系。”
治保主任说：“那好，跟我们走吧。”
这时候，刘富贵伸开双臂，挡在路前面，说：“我是大队干部，我参与谋划这件事了，我也跟你们去！”
刘富贵的出现，让大家感到意外，戴元超把脸转向公社干部说：“别听他瞎说，与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戴元超一个人被带走。他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回来。直到一个月后，戴元超才回到刘家郢。
要不是刘富贵带领几十名社员跑到公社和县里请愿，戴元超要在县看守所最少蹲半年。他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国家资产，数额较大。多亏刘富贵灵机一动，说：“戴元超带社员们锯树是为了搭防震棚，究竟是树重要还是群众的命重要？”负责接待的县农工部干部说：“当然命重要！在防震抗灾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群众锯树搭棚又算什么盗窃呢？”
但不管怎么說，建桥的希望破灭了。
戴元超从看守所回来的那天晚上，又跑到大沙河边坐到大半夜，一包“大丰收”烟吃得没有几根了;在他不远处，也有一个人坐在河边，他没有吃烟，但流泪了，那是一种无声的哭泣;他们相互没有打招呼，但心里面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五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轻柔的月光倾泻下来，洒在人们身上，刘家郢打谷场上，全生产队三十名社员代表正在开会，讨论建桥的事。
不远处是耍龙尾和捉迷藏的孩子们，格格的笑声不时飘过来，在孩子的世界里，快乐是第一位的。 戴元超说了开场白。他说：“我从看守所回来，到今天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来，许多社员私下找过我，想把大沙河的桥建起来，我也想建。但是，究竟建什么规格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还是木头结构的？不管是哪种结构的，都需要资金，这钱从哪里来？”
丁银锁率先发表意见：“要建就建混凝土结构的，花钱就花钱了，费事就费事了，牢固，子孙后代都能使用。钱，生产队可以借贷款，不够的部分，大家筹款，按人头筹。”
有人附和：“同意！割鼻子也疼，割眼也疼，就建钢筋混凝土的桥！”
刘富贵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戴元超知道，刘富贵有话要说，但又怕跟丁银锁的意见发生冲突。于是，戴元超说：“刘富贵老哥也讲两句吧，有什么讲什么，别顾虑。”
刘富贵说：“我几年前就到县水电局找工程师咨询过了，像我们刘家郢这座桥，如果修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材料费需要几千块，人工费也要好几百……”
人群中有人说话了：“我的乖乖，这么贵？把全生产队的人嘴缝上，也得十年呢！”
会场由窃窃私语变成人声鼎沸。戴元超喊了起来：“大家安静，现在是发言，等一会才讨论，富贵哥继续讲。”
刘富贵说：“要是建成木桥，选山里的上等杉木，大概需要六百块钱上下，不过这木桥只能行人，不能走车，独轮车、大板车都不能走，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那如果有人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能不能从桥上过？”有人问道。
“当然能！不过，自己要注意，不能挑到河里去了。”刘富贵说。
打谷场上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会议开到下半夜，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建木桥;钱由生产队筹借，连续两年盈利户不分红，贴钱户要把钱拿出来;施工总负责人为刘富贵;材料购买负责人为丁银锁;验收负责人为戴元超。
会后第二天，各行动组介入建桥工作，一周后，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唱一和的打夯声，在大沙河上空响起。老实巴交的刘家郢人，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好几次来到现场，啧啧称赞。县广播站年轻记者做了报道，题目是《偏僻村庄的新鲜事》，当激昂的文字从大喇叭里飘出的时候，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让刘家郢180口人激动了好几个月。
当全县人民为刘家郢竖起大拇指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刘家郢的老老少少后来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六
木桥建好的第二年，刘家郢发生了两件事，至今还被人们念叨着。
由于生产队暂停了分红，家家手头都没有零花钱。以前，每到春节，刘家郢四个人凑成一桌，打骨牌，推牌九，一块、两块的输赢却弄得妙趣横生。可是，桥建成后的当年、第二年，春节过得干瘪瘪的，饭桌上没有肉，牌桌上没有钱，就连腊月三十和年初一的鞭炮都用了散炮仗。
尽管这样，人们的情绪并不低落，腊月三十到大年初四，用扑克牌打“四十分”“上下游”，不来钱的，也照样把人们吸引过来，照样笑声朗朗，看来，欢乐与有钱还是没钱，关系不是太大。
大年初六，戴元超老婆生了一个女孩，快五十岁的女人能够生下孩子，算是很少见的。戴元超乐滋滋地跑到老庙集，掏出两毛钱买了红糖、火柴、五根香烟，从此，方圆十里的人们都传开说：刘家郢有一个姓戴的，两毛钱买了三样东西。
第二件事，跟丁银锁的女儿有关。那年夏天，丁银锁的女儿跟她的两名初中同学到老庙集逛大街，她的同学从食品站买了一斤猪肉，肥肉跟瘦肉连在一块，白茬子、红底子，很是诱人，她摸了摸口袋，只有几分硬币，脸窘得通红。她得知街西头的供销社生资门市部收购头发，就悄悄走出去，用门市部的剪刀当即把辫子剪了，卖了一块钱，然后，买了一斤三两猪肉。回到家，母亲看到女儿手中的猪肉，又转到女儿身后，那根曾经下垂到腰身的乌黑辫子没有了！母亲抱住女儿放声大哭，做午饭时，猪肉放在那儿;做晚饭时，猪肉还放在那儿;第二天中午，肉已经有了腐臭味，丁银锁硬着头皮把猪肉洗洗、切切、放进锅里，做好后放在餐桌上，却没人动筷子，丁银锁说：“吃到肚子里不为脏。”他就一股劲吃了下去，谁知，饭后时间不长，他就开始大口呕吐，就连喝下去的水也吐了出来，吐了一下午，整个人虚脱了。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刘家郢人说。
那些年，从这座木桥走出了几十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那些年，群众卖公粮，卖棉花，把自留地里生产的东西送到老庙集换成零花钱，全靠这座木桥;就连农村土地联产承包以后，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三人安放捕鱼网，每天挣个十块八块的，也靠的是木桥。
木桥在大沙河屹立了十四年，于1991年夏天倒了下去，零星的木板、木块随着汹涌的河水流向远方。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面前，这点损失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是刘家郢人心中永久的痛！在洪水淹没桥面的那一天，从来不信神不信鬼的刘家郢人，跟在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后面，两手举着贡品，双膝跪在河边，祈求上苍手下留情，别摧毁了木桥。当洪水退却，河床只剩下几根木桩的时候，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三个大男人傻傻地站在河边，心里被掏空了。
七
1995年开始，全国性的打工潮兴起，刘家郢四十五歲以下的青壮年都走了出去，留守家乡的是部分中青年女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蹦蹦跳跳的儿童，俗称“3883部队”。
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他们三人自然在这支队伍里。但是，他们三人之间很少联系，那几年因为下渔网，相互之间有点儿隔阂，但是外人一般看不出来。
木桥没有被洪水摧毁之前，刘富贵第一个在桥下摆起了渔网，每天能弄个十块二十的，比在单位上班的人收入还高;没过一个月，丁银锁也在桥下安放了渔网，差不多天天有鱼卖;戴元超本来不准备下网的，老婆跟后面成天嘀咕，说他为了建桥坐牢三十天，没功劳有苦劳，为什么不弄几个活便钱。戴元超也就在桥下下了网。这样一来，刘富贵的收入明显减少，丁银锁的收入也不如从前，心里不舒服，嘴上又不好说，憋着气，各干各的。其间也互相发生过几次口角，但过后还是哥呀弟呀地打着招呼。当洪水把木桥冲得四零八落时，三个人红着眼圈，彼此对视的那一瞬，脸上的表情太复杂，心痛，无奈，幸灾乐祸，都有。
刘家郢老老少少都说：“这辈子，大沙河的桥是修不成了！人心散了，没人问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些年，刘家郢打工返乡的后生们也找过镇政府和县政府，咨询大沙河的建桥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刘家郢，作为孤零零的一个村民组，与村内其他的村民组相离较远，单独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
岁月的钟摆一划拉，就是二十年，转眼2015年到了。这一年，整个寿县农村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通向各个村民组，每到春节，浩浩荡荡的轿车队伍开进农村，让人喜不自胜。
“既然孤零零的村民组，水泥路都能修到大门口，那么，刘家郢的桥也应该能建啊！”说这话的是刘富贵的二儿子，他的想法得到了丁银锁的大儿子和戴元超的大儿子的认同。这三名企业老板一起来到县政府。
接待三人的是扶贫办和发改委的负责人，领导们表示，开会研究后，会尽快给予答复。
几天后，县里答复：可以列为市重点扶贫项目，但筹资是多渠道的，实行“三个一点”，即“市县解决一点，镇政府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比例分别为70%、20%、10%。三位老板当即表态：“谢谢政府解决了刘家郢的问题！群众自筹部分10%由我们三人承担了，如果政府资金短缺，我们还可以承担10%。”
领导们都笑了，说：“几位老板在外创业几十年，寿县人的本色没有变，爽快，热心，谢谢你们体谅政府。既然上级政府已经决定了，就执行吧，哈哈哈！”
大沙河动工的头一天晚上，刘家郢像办喜事似的，摆了三桌酒席，刘富贵、丁银锁、戴元超坐在最上面，一时间欢声笑语连成一片，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响彻夜空，如同春天的交响曲。
作者简介：代应坤（1964-），男，安徽寿县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四川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寻找阿依古丽》等小说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