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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向长沙
很多英雄一生的失败在他出生时即已注定:生不逢时。贾谊如果早生二三十年,能碰上秦皇嬴政,碰上楚霸项羽,碰上高祖刘邦。而如果他晚生五六十年,他又可等到汉武帝刘彻。那些都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偏他生在这两个浪峰之间的低谷中!
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这是一个讲“无为”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都可以拱手而治的时代!汉文帝曾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代名将李广感喟:“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其实,他身边还有一个绝对可以成为一代名相,能引导他和汉帝国超越三代、做出前无古人辉煌业绩的人物,那就是与李广一样年轻有为、天才俊发的贾谊。
我很替文帝惋惜:他的手下有李广这样的将,有贾谊这样的相,却也只能“无为”而治。这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他实在是不善于用手中的上上牌,打出最高分。这又怎么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在他的帝国里,李广不能封侯,贾谊不能拜相。最终李广绝望而自刎,贾谊凄伤而夭折。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帝逆天之意,杀天之才,文帝之罪亦大矣!
相较而言,文帝对贾谊更寡薄。对李广这样的英雄,他至少是给了他用武之地,让他在战场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但对贾谊,文帝就不能为贾谊安排政治席位,使他有折冲樽俎运筹帷幄的机会。这也不能全怪文帝。他自己也是被人从藩国请到权力中心来的。当文帝被陈平周勃等人请入主席时,他发现,帝国的圆桌边已坐满了济济的人头。这一桌丰盛的筵席,不能再给任何别人分一杯羹。哪怕是文帝带来的人。
是的,这个帝国在灭掉诸吕之后,只缺少一个刘姓的皇帝,而不缺少大臣。
贾谊是一个没有席位的就餐者。更不用说去当主持宴席的“祭酒”了。
他给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忠告。他是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发言者,是那个时代庞然而麻痹的躯体上锋锐的虻,可他却没有席位!甚至,最后,连会场也不让他进!他被逐出京师。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流放贬谪,除了对不同政见者或席位争夺者阴毒的肉体惩罚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他逐出舆论中心地带,让他远离话筒,让他的声音消失。
昙花一现的政治辉煌消失了。贾谊一路哭向长沙。
远见卓识
我们先来看看贾谊的履历吧:十七八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并以精通经典、善于作文而名扬郡中。22岁,文帝元年,河南守吴公向文帝推荐年轻的贾谊。文帝征召贾谊为博士。在博士中,贾谊年龄最小,学问却最高。文帝有所咨询时,他总能答出别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还颇合大家心意。侪辈都对他很佩服,文帝也对他格外赏识,一年之内,他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并有意要委他以公卿之位。
就在这短暂的两年内,他提出了许多极有远见、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关于制度方面: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他说:“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了。显然,作为儒家的信徒,他对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感与心理拒斥,他要新朝尽量抹去前朝的痕迹,确立大汉自己的风格与气派。政治体制方面:上疏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经济方面:作《忧优民》,上《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力倡“驱民归农”,禁止末技游食之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贯思想,而在汉初积贫积弱时尤为必要。外交方面:反对对匈奴忍让,主张用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法,灭之于无形。伦理道德方面:作《六术》《道德》诸篇。政治理论方面:作《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分论始皇、二世、子婴之过。首篇总论治国之本在于施行仁义;中篇讲“取与守不同术”,应“逆取顺守”。下篇讲专制政体灭亡的必然性——其痼在专制自身。这三篇合而可为一大篇,洋洋洒洒,汪洋恣肆,诚为西汉鸿文。这是在理论上对残暴而失败的秦进行清算。他在认真地思考新朝立国的道德基础与统治理论,刘邦的那一帮流氓强盗式的武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的。萧何、曹参等出身狱吏,可以是很出色的行政人才,但不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贾谊的横空出世,汉朝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家。
两年左右的时间,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和理论建树、政策和策略建议,足见这位二十来岁的政治家的见识和胆略,足证他的政治天才,并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他可以跻身一流政治家之列而毫不逊色。
在这些建议中,既有眼前的急务,也有关乎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有很多更是深入到了整个封建时代基本的政治与道德根基。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来,这一点显示出,什么叫真正的睿智、真正的目力。
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秦为何兴暴而亡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又自然地把短命的秦和“千余载不灭”的周作对比。人们很容易地看出了两者显而易见的不同:周行封建,以一家血脉盘踞天下,各路诸侯,拱卫周室,所以固若金汤;秦立郡县,诛残同姓,宗族血亲一无所封,使无尺寸之地,官长各地者皆有功之异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旦天下有事,没有至亲的相助!于是,结论似乎很明显:就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封建制胜过郡县制。又由于郡县制的推行者恰恰是残暴寡恩的嬴秦,郡县制对同姓的寡恩与暴秦对天下的刻薄搅成一团,郡县制便很不幸地成为“不道德”的制度,而为人们唾弃。于是,历史的倒退十分的合乎逻辑:为了打败项羽,封!封功臣!为了屏障刘氏,封!封宗室!天真的刘邦以为,这些同姓王定比异姓忠心。但是,假如一个同姓的诸侯要挑战中央取而代之,怎么办呢?
很显然,血缘并不能保证这些跋扈的诸王对中央的效忠,独享资源和独擅权力的诱惑更大。自封王以来,无论是异姓还是同姓,叛乱、寻求独立于中央,甚至对中央取而代之的企图一直没有中断过。刘邦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以及理论界在制度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了汉初几十年的动荡与生灵涂炭。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贾谊表现出了他异乎常人拔乎流俗的见解:他认为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乃是“除六国之忧”的有远见之举;而当今的分封政策,恰恰又是“成六国之祸”的倒退行为。贾谊之聪明,在于知道国事不可恃于人的品行,不可恃于人的血缘亲情,必恃于势。所以,秦之速亡,不在取消封建而立郡县,在权力制衡的丧失。而西周的政治制度是贵族民主政治。天子并不能对天下大权“孤独而有之”。他的行政权力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贾谊认为,正是这种对权力的约束与限制,才是周千载不灭的原因,也是取消了这种约束的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在国家制度上,他反周尚秦;而在权力制衡上,他又反秦尚周。在这一取一舍之间,让我们得以窥见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个性之殇
但远见卓识往往“自绝”于当代。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贾谊自然而然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离绝了。他藐视他们,他们也排挤他。他们根深而叶茂,藤粗而蒂固;他则一无所恃,只能恃文帝的保护。但文帝也一样脆弱——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绛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平心而论,文帝刘恒还是很信任也很愿意重用贾谊的,他毕竟不是一个昏君。但他不能失去朝廷权力的平衡,他也不能为了一个贾谊而触犯众怒。一边是功高盖主的老臣,一边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两边既已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文帝只能倾向前者——反对前者,他自己的位子都不安稳,没有前者的拥立,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前者的支持,也没有了他的明天。
贾谊的失败是时势所必然,同时也与个性相关:贾谊的性格太躁急,太傲慢。躁急则不能待人,不能捺住性子等待时机。傲慢则不能兼人,他总是嫌那一批老臣太愚拙无识,不屑于与他们为伍,更不能把他们拉入同一战壕,与他们一同作战,而是欲凭一己的力量,挟文帝之权威而获成功。
不能待人兼人容人,事业还未开始,自身就已形单影只。偏他又那么脆弱,一贬长沙,就哭泣不止。逾数年,在寄托了他最后希望的梁怀王骑马摔死后,脆弱的贾谊在多日的哭泣之后,赍志而殁。
很多英雄一生的失败在他出生时即已注定:生不逢时。贾谊如果早生二三十年,能碰上秦皇嬴政,碰上楚霸项羽,碰上高祖刘邦。而如果他晚生五六十年,他又可等到汉武帝刘彻。那些都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偏他生在这两个浪峰之间的低谷中!
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这是一个讲“无为”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都可以拱手而治的时代!汉文帝曾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代名将李广感喟:“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
其实,他身边还有一个绝对可以成为一代名相,能引导他和汉帝国超越三代、做出前无古人辉煌业绩的人物,那就是与李广一样年轻有为、天才俊发的贾谊。
我很替文帝惋惜:他的手下有李广这样的将,有贾谊这样的相,却也只能“无为”而治。这是多么的暴殄天物?他实在是不善于用手中的上上牌,打出最高分。这又怎么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在他的帝国里,李广不能封侯,贾谊不能拜相。最终李广绝望而自刎,贾谊凄伤而夭折。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帝逆天之意,杀天之才,文帝之罪亦大矣!
相较而言,文帝对贾谊更寡薄。对李广这样的英雄,他至少是给了他用武之地,让他在战场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但对贾谊,文帝就不能为贾谊安排政治席位,使他有折冲樽俎运筹帷幄的机会。这也不能全怪文帝。他自己也是被人从藩国请到权力中心来的。当文帝被陈平周勃等人请入主席时,他发现,帝国的圆桌边已坐满了济济的人头。这一桌丰盛的筵席,不能再给任何别人分一杯羹。哪怕是文帝带来的人。
是的,这个帝国在灭掉诸吕之后,只缺少一个刘姓的皇帝,而不缺少大臣。
贾谊是一个没有席位的就餐者。更不用说去当主持宴席的“祭酒”了。
他给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忠告。他是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发言者,是那个时代庞然而麻痹的躯体上锋锐的虻,可他却没有席位!甚至,最后,连会场也不让他进!他被逐出京师。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流放贬谪,除了对不同政见者或席位争夺者阴毒的肉体惩罚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他逐出舆论中心地带,让他远离话筒,让他的声音消失。
昙花一现的政治辉煌消失了。贾谊一路哭向长沙。
远见卓识
我们先来看看贾谊的履历吧:十七八岁时,他已博览群书,并以精通经典、善于作文而名扬郡中。22岁,文帝元年,河南守吴公向文帝推荐年轻的贾谊。文帝征召贾谊为博士。在博士中,贾谊年龄最小,学问却最高。文帝有所咨询时,他总能答出别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还颇合大家心意。侪辈都对他很佩服,文帝也对他格外赏识,一年之内,他被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并有意要委他以公卿之位。
就在这短暂的两年内,他提出了许多极有远见、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关于制度方面: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他说:“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了。显然,作为儒家的信徒,他对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反感与心理拒斥,他要新朝尽量抹去前朝的痕迹,确立大汉自己的风格与气派。政治体制方面:上疏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经济方面:作《忧优民》,上《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力倡“驱民归农”,禁止末技游食之民。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贯思想,而在汉初积贫积弱时尤为必要。外交方面:反对对匈奴忍让,主张用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法,灭之于无形。伦理道德方面:作《六术》《道德》诸篇。政治理论方面:作《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分论始皇、二世、子婴之过。首篇总论治国之本在于施行仁义;中篇讲“取与守不同术”,应“逆取顺守”。下篇讲专制政体灭亡的必然性——其痼在专制自身。这三篇合而可为一大篇,洋洋洒洒,汪洋恣肆,诚为西汉鸿文。这是在理论上对残暴而失败的秦进行清算。他在认真地思考新朝立国的道德基础与统治理论,刘邦的那一帮流氓强盗式的武夫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的。萧何、曹参等出身狱吏,可以是很出色的行政人才,但不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贾谊的横空出世,汉朝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家。
两年左右的时间,有如此众多的思想和理论建树、政策和策略建议,足见这位二十来岁的政治家的见识和胆略,足证他的政治天才,并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他可以跻身一流政治家之列而毫不逊色。
在这些建议中,既有眼前的急务,也有关乎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有很多更是深入到了整个封建时代基本的政治与道德根基。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来,这一点显示出,什么叫真正的睿智、真正的目力。
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秦为何兴暴而亡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又自然地把短命的秦和“千余载不灭”的周作对比。人们很容易地看出了两者显而易见的不同:周行封建,以一家血脉盘踞天下,各路诸侯,拱卫周室,所以固若金汤;秦立郡县,诛残同姓,宗族血亲一无所封,使无尺寸之地,官长各地者皆有功之异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一旦天下有事,没有至亲的相助!于是,结论似乎很明显:就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封建制胜过郡县制。又由于郡县制的推行者恰恰是残暴寡恩的嬴秦,郡县制对同姓的寡恩与暴秦对天下的刻薄搅成一团,郡县制便很不幸地成为“不道德”的制度,而为人们唾弃。于是,历史的倒退十分的合乎逻辑:为了打败项羽,封!封功臣!为了屏障刘氏,封!封宗室!天真的刘邦以为,这些同姓王定比异姓忠心。但是,假如一个同姓的诸侯要挑战中央取而代之,怎么办呢?
很显然,血缘并不能保证这些跋扈的诸王对中央的效忠,独享资源和独擅权力的诱惑更大。自封王以来,无论是异姓还是同姓,叛乱、寻求独立于中央,甚至对中央取而代之的企图一直没有中断过。刘邦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以及理论界在制度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了汉初几十年的动荡与生灵涂炭。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贾谊表现出了他异乎常人拔乎流俗的见解:他认为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乃是“除六国之忧”的有远见之举;而当今的分封政策,恰恰又是“成六国之祸”的倒退行为。贾谊之聪明,在于知道国事不可恃于人的品行,不可恃于人的血缘亲情,必恃于势。所以,秦之速亡,不在取消封建而立郡县,在权力制衡的丧失。而西周的政治制度是贵族民主政治。天子并不能对天下大权“孤独而有之”。他的行政权力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贾谊认为,正是这种对权力的约束与限制,才是周千载不灭的原因,也是取消了这种约束的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在国家制度上,他反周尚秦;而在权力制衡上,他又反秦尚周。在这一取一舍之间,让我们得以窥见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个性之殇
但远见卓识往往“自绝”于当代。卓则必绝,远则自离。贾谊自然而然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离绝了。他藐视他们,他们也排挤他。他们根深而叶茂,藤粗而蒂固;他则一无所恃,只能恃文帝的保护。但文帝也一样脆弱——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绛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平心而论,文帝刘恒还是很信任也很愿意重用贾谊的,他毕竟不是一个昏君。但他不能失去朝廷权力的平衡,他也不能为了一个贾谊而触犯众怒。一边是功高盖主的老臣,一边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两边既已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文帝只能倾向前者——反对前者,他自己的位子都不安稳,没有前者的拥立,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前者的支持,也没有了他的明天。
贾谊的失败是时势所必然,同时也与个性相关:贾谊的性格太躁急,太傲慢。躁急则不能待人,不能捺住性子等待时机。傲慢则不能兼人,他总是嫌那一批老臣太愚拙无识,不屑于与他们为伍,更不能把他们拉入同一战壕,与他们一同作战,而是欲凭一己的力量,挟文帝之权威而获成功。
不能待人兼人容人,事业还未开始,自身就已形单影只。偏他又那么脆弱,一贬长沙,就哭泣不止。逾数年,在寄托了他最后希望的梁怀王骑马摔死后,脆弱的贾谊在多日的哭泣之后,赍志而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