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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辩》中概括苏轼诗歌创作的理论为三句话：“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中的“以文字为诗”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和“以议论为诗”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本文就简单从“以才学为诗”的理论、表现、成因以及影响方面说一下苏轼的“以才学为诗”。
【关键词】苏轼；才学；诗
一、“以才学为诗”的理论
这里的“才学”应该是“才”、“学”、“识”的统一体而不简单是才华那么简单。关于才与诗歌的关系，苏轼说孟浩然“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而无材料尔”，他说孟浩然的诗歌虽然读起来很好但是没有“才”，说明苏轼是比较注重诗歌表现出来的“才”的；关于学与诗的关系，苏轼在《张寺丞益斋》中 做了这样的形象描述“吾闻诸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远游客，日夜事征行。”苏轼以“远游”比喻“为学”之道。他认为只有走遍天下，广学博识的人，才能达到“归来闭户坐，八方 在轩庭”的成熟境地；关于识与诗歌的关系，他曾感叹贾谊“才有余而识不足”，批评萧统编辑《文选》的“拙于 文而陋于识”有如“儿童之见”。由此可见，苏轼的“以才学”为诗是以知识、学问、学识而共同构成的。
二、“以才学为诗”的表现及特点
苏轼的“以才学为诗”在他诗歌中的反映大最主要的就是用典。
第一、用典涉及的范围广，从天文地理、奇闻野史、音乐绘画、儒经佛典、三教九流等都可以找到苏轼用典的痕迹，并且虽然用典很多，但是却不像黄庭坚那样的刻意，而是清新自然，不落窠臼。如那首《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 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中，以议论哲理开篇，下文中既有历史典故，同时又有佛学道家知识，又融汇着地理知识，但是读起来并不觉得难以理解，语句不通。
第二、使用典故在平淡中翻新奇。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说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是用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用典既要师其意，尚须能于故中求新，更须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方为佳作。苏轼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在用典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用典故表达自己意思，往往还能够以彼事喻此事。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这是一首论茶品茗之作，看似以茶喻人，而苏轼却以人写茶，用直言忠谏、被汉武帝评为“戆”的汲黯和“奸犯上意，自刭北阕下”的宽饶来比喻建溪茶的“苦硬”，用“虽有学问，细行谨防，终非骨硬之臣”的张禹来比喻“荣茶”的“无赖空有名”，但读者通过进一步分析也能够知道建溪茶和荣茶又分别象征当时两种人物：直言忠谏之臣和妥协求全之辈。以人比茶，又以茶喻人，翻转两个层次，于平淡中见新奇。
第三、化用前人诗句
以写夜阑赏花为例。自居易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云：“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海棠》诗则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从中能够看到一些继承发展的影子所在。
“以才学为诗”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苏轼创作了大量的次韵型诗歌。
古人“和韵”的一种格式，又叫“步韵”，它要求作者用所和的诗的原韵原字，其先后次序也与被和的诗相同，是和诗中限制最严格的一种，就是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和，这就对诗人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苏轼却创作了很多和韵诗歌。在这些次韵型诗歌之中，有和别人的诗，在诗题上冠以“次韵”字样，如《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次韵子由所居六咏》等，在苏轼现存诗歌中约占 1/3 以上；也有和古人诗，如 124 首《和陶渊明诗》。从这些数量与质量俱佳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苏轼的才学非同一般，并将他的才学运用到了诗歌创作之中。
“以才学为诗”的第三个表现就是苏轼的诗歌作品中展现了诗人极高的天赋
倘若把 “以议论为诗” 的苏诗、 “以文字为诗” 的黄诗比作分水的双流 ， 那它的最终的汇合点便是 “以才学为诗” ， 这是因为无论是议论还是文字 ， 都不过是才学的不同表现形式 但是，苏轼和黄庭坚的“以才学为诗”的差别在于： 苏更重才 ， 黄更重学 ， 苏以天才性灵胜，黄以苦思学力胜。苏轼将他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运用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歌中自然展现出来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无论在语言词汇、哲理意趣、情怀思想上都是如此，从他的“以议论为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处不详细论述。
三、“以才学为诗”的成因
文化的高度发达
历史发展到宋朝，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文化经过积淀在此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宝库，为宋人提供了大量的可阅读的书籍；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统治阶级重视文官，也激励了人们读书。“以才学为诗”必然需要以渊博的知识为基础，宋朝发达的文化为其提供了可能的成长土壤。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出身于书香世家，自身的文化功底深厚是他能够“以才学为詩”的基础。
历史文化审美的一脉相承
从历史文化思想和审美思潮来看，“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一定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在唐朝之前，诗人和学问研究一般是分离的，从杜甫开始，这一分离逐渐弱化，杜甫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说作诗要先读书，到了唐末的李商隐作诗就能够看出大量使用典故了。到了宋朝，诗歌不能像唐朝一样独霸文学，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经学也快速发展，促进了诗歌与学问的结合。苏轼最为一个诗、书、画精通，儒、释、道俱学的人，庞大复杂的知识结构为“以才学为诗”提供了必要条件。再加上苏轼喜欢杜甫，很有可能继承发展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童庆炳. 苏轼文论解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4-24.
[2]莫砺锋. 苏轼与人生[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33（01）：2-16+28.
[3]姚华. 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J]. 文学遗产，2016（03）：155-165.
作者简介：黎梦雨（1997-）女，河南南阳，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苏轼；才学；诗
一、“以才学为诗”的理论
这里的“才学”应该是“才”、“学”、“识”的统一体而不简单是才华那么简单。关于才与诗歌的关系，苏轼说孟浩然“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手而无材料尔”，他说孟浩然的诗歌虽然读起来很好但是没有“才”，说明苏轼是比较注重诗歌表现出来的“才”的；关于学与诗的关系，苏轼在《张寺丞益斋》中 做了这样的形象描述“吾闻诸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远游客，日夜事征行。”苏轼以“远游”比喻“为学”之道。他认为只有走遍天下，广学博识的人，才能达到“归来闭户坐，八方 在轩庭”的成熟境地；关于识与诗歌的关系，他曾感叹贾谊“才有余而识不足”，批评萧统编辑《文选》的“拙于 文而陋于识”有如“儿童之见”。由此可见，苏轼的“以才学”为诗是以知识、学问、学识而共同构成的。
二、“以才学为诗”的表现及特点
苏轼的“以才学为诗”在他诗歌中的反映大最主要的就是用典。
第一、用典涉及的范围广，从天文地理、奇闻野史、音乐绘画、儒经佛典、三教九流等都可以找到苏轼用典的痕迹，并且虽然用典很多，但是却不像黄庭坚那样的刻意，而是清新自然，不落窠臼。如那首《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 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中，以议论哲理开篇，下文中既有历史典故，同时又有佛学道家知识，又融汇着地理知识，但是读起来并不觉得难以理解，语句不通。
第二、使用典故在平淡中翻新奇。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说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是用来以古比今，以古证今，借古抒怀。用典既要师其意，尚须能于故中求新，更须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方为佳作。苏轼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在用典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用典故表达自己意思，往往还能够以彼事喻此事。如《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这是一首论茶品茗之作，看似以茶喻人，而苏轼却以人写茶，用直言忠谏、被汉武帝评为“戆”的汲黯和“奸犯上意，自刭北阕下”的宽饶来比喻建溪茶的“苦硬”，用“虽有学问，细行谨防，终非骨硬之臣”的张禹来比喻“荣茶”的“无赖空有名”，但读者通过进一步分析也能够知道建溪茶和荣茶又分别象征当时两种人物：直言忠谏之臣和妥协求全之辈。以人比茶，又以茶喻人，翻转两个层次，于平淡中见新奇。
第三、化用前人诗句
以写夜阑赏花为例。自居易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云：“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海棠》诗则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从中能够看到一些继承发展的影子所在。
“以才学为诗”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苏轼创作了大量的次韵型诗歌。
古人“和韵”的一种格式，又叫“步韵”，它要求作者用所和的诗的原韵原字，其先后次序也与被和的诗相同，是和诗中限制最严格的一种，就是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和，这就对诗人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苏轼却创作了很多和韵诗歌。在这些次韵型诗歌之中，有和别人的诗，在诗题上冠以“次韵”字样，如《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次韵子由所居六咏》等，在苏轼现存诗歌中约占 1/3 以上；也有和古人诗，如 124 首《和陶渊明诗》。从这些数量与质量俱佳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苏轼的才学非同一般，并将他的才学运用到了诗歌创作之中。
“以才学为诗”的第三个表现就是苏轼的诗歌作品中展现了诗人极高的天赋
倘若把 “以议论为诗” 的苏诗、 “以文字为诗” 的黄诗比作分水的双流 ， 那它的最终的汇合点便是 “以才学为诗” ， 这是因为无论是议论还是文字 ， 都不过是才学的不同表现形式 但是，苏轼和黄庭坚的“以才学为诗”的差别在于： 苏更重才 ， 黄更重学 ， 苏以天才性灵胜，黄以苦思学力胜。苏轼将他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运用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歌中自然展现出来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无论在语言词汇、哲理意趣、情怀思想上都是如此，从他的“以议论为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处不详细论述。
三、“以才学为诗”的成因
文化的高度发达
历史发展到宋朝，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文化经过积淀在此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宝库，为宋人提供了大量的可阅读的书籍；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统治阶级重视文官，也激励了人们读书。“以才学为诗”必然需要以渊博的知识为基础，宋朝发达的文化为其提供了可能的成长土壤。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出身于书香世家，自身的文化功底深厚是他能够“以才学为詩”的基础。
历史文化审美的一脉相承
从历史文化思想和审美思潮来看，“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一定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在唐朝之前，诗人和学问研究一般是分离的，从杜甫开始，这一分离逐渐弱化，杜甫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说作诗要先读书，到了唐末的李商隐作诗就能够看出大量使用典故了。到了宋朝，诗歌不能像唐朝一样独霸文学，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经学也快速发展，促进了诗歌与学问的结合。苏轼最为一个诗、书、画精通，儒、释、道俱学的人，庞大复杂的知识结构为“以才学为诗”提供了必要条件。再加上苏轼喜欢杜甫，很有可能继承发展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童庆炳. 苏轼文论解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4-24.
[2]莫砺锋. 苏轼与人生[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33（01）：2-16+28.
[3]姚华. 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J]. 文学遗产，2016（03）：155-165.
作者简介：黎梦雨（1997-）女，河南南阳，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