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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眼于发掘王蒙在“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传达出的对于人生、命运的深层哲思。通过文本中体现出的“物极必反 报应”和“偶然性 真相”和两组命题，阐述出王蒙蕴含于其中的悲悯与无奈的情怀。
关键词：“季节”系列长篇小说； 物极必反； 报应； 偶然性； 真相
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九十年代之后的王蒙，更多的是以其在文化理想、文化角色上的选择和论辩而为人瞩目。而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的“季节”系列长篇的出现在文学圈内外却没有再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实恰恰是这几部长篇提供了较为全面了解王蒙的契机：在这一系列跨度三十年且自传性很强的长篇里，王蒙饱含深情地回顾了亲历过的一个个不平常的年代（自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故事。同时，他还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上去俯瞰、反思这一切，在往事中渗透自己的激情和责任，经验和启示。这一系列长篇中关于理想与现实、意识形态与国家命运等命题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在目前已出现的多篇“季节”专论中业已得到发掘。但就一部一百三十余万言的系列长篇而言，在这些“宏大叙事”之外，伴随着几十年岁月的积淀，它同时还负载着一位沧桑阅尽的文化老人对于生命、命运存在的深层感触和体悟，这是作家更为阔大、沉潜的思想。走进文本，细读文本，从中发掘出这些在“季节”系列中相对于宏大主题属于“支流”的个人信息，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王蒙的文化心理结构。
物极必反报应
每一个民族对世界的思考理解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它由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经世代传承深入本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共识”（赵毅衡语），或称之为“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它直接规范了这一文化环境中生长的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其不完全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①，具备极强的生存韧性。我国传统思想中的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命题即属于此类。从这些命题出发，万事万物的发展过程中其实贯穿着逃不脱的规律和法则。它折射出我国传统的循环史观，既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又笼罩着浓浓的宿命感。在“季节”系列中，王蒙同样确信这些富有辨证精神的传统思想的真理性。
在《失态的季节》，一同劳动改造的右派里，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理发师李福宏，工人出身的他对自己的境遇要比钱文们明显想得开。他认为自己是因为生活中好事太多了才遭此劫难。“天不容全乎人！”也该“碰上点倒霉事啦。”他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愤世嫉俗，或干脆象钱文那样苦苦思索郁郁寡欢。而早在此之前，《恋爱的季节》中，祝正鸿的表舅，王蒙颇费笔墨细致描写的一个老派商人，也曾用类似的话教导过少年祝正鸿：“记住，吃亏是福……占尽便宜，天都不容！……这边赔了那边赚，那边赔了这边赚。两面都赚，八面都赚，我说贤侄，那你就该横祸了。”很显然，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只有普通的下层百姓才会出现这种福祸观的自然流露，充满革命家气质的钱文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主流人生观教育：那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但这套逻辑无疑是种生存的智慧，尤其在人处于困厄时更是自我拯救的法宝，由它可以推知诸如“知足常乐”、“乐天知命”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尽管当时很多在传统中敬畏的东西都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推翻、“解构”，它依然广泛而坚实地存在于国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时过境迁，被裹挟在政治漩涡中沉浮的钱文本人后来也学会自觉地如此这般劝解自己：“感谢上苍吧，你得到了这一部分，你就很可能要失去那一部分。……你已经成为诗人，你已经得到了爱情，你已经得到了大致的健康。……你能够不接受其他的试炼吗？”
能够看到，让颇有些自传性主角的钱文说出这番话，其实也是王蒙扶助自己度过困厄的真实思想。王蒙对这一辩证思维的体认不仅表现在他屡屡让作为个体的人为自己的境遇找到解释，还在于他一直用这种眼光去观照、阐释群体的命运，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还是在《恋爱的季节》中，祝正鸿夜阑人静时想起表舅的那番话，就不禁联想到了他们的革命经历“似乎有那么点轻飘”，革命于他们有些太轻而易举了：解放前夕大局已定时入了党，未来得及接受任何危险的考验就成为“革命权力的掌握者”，“世间竟会有这样容易的革命吗？这样容易地获得的革命果实，靠得住吗？”他为此产生了“惶恐肃穆、如临深渊”的不祥感。这其实就是他们未来漫长磨难的暗示。王蒙愿意早早地埋下伏笔，将其后他们遭遇的一切都理解为顺理成章、有据可循的。直至到了《狂欢的季节》，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由激进而进入彻底迷狂状态，混乱程度登峰造极，王蒙对此的解释就是“试图让所有的鱼儿化作飞龙，结果江河湖海里堆满的是鲫鱼瓜子。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并不是舜尧而是侏儒的大量繁殖吞没了东西南北”。是领袖对现实的期望值太高才导致了事与愿违，验证的仍是物极必反这一辨证规律。而这场大混乱本身也必然受这一规律制约：文革末期，“狂欢”尽兴之后，“季节”终归趋于平静正常，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虽然尽人皆知这场内乱结束得不易，但王蒙却总结为一句平平淡淡的“极致了就是到头，尽兴了就是破产，狂欢了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不足为怪。用这种心态看待世间万物，有时是一种弱者的退守，但它更是一种智者的通脱，是参透之后的平淡和慈悲。
在其他情节的设置上也同样如此，象《恋爱的季节》中那场浓墨重彩的春夜大合唱 ，即是他们精神乌托邦的小群体发展到顶峰时，开始最终解体的起点；象章婉婉在文革前期疯狂地上窜下跳，成为一介群众运动的“名人”，而两年之后却突然变得心平气和、温柔贤淑，“完全换了一个人”（逻辑上的难以置信正好说明王蒙的刻意为之）。
“报应”与“物极必反”二者具有内在相通之处。“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上述辨证法则往某个固定向度的引申。大多数中国的老派人士都信奉“报应”这一观念，这也常常成为他们的自诫和训诫后辈不做“昧心事”的警言、面对恶人恶行不愿或无法作为时的道德诅咒；或者是对自身行事善良正派做出的长线嘉奖许诺，或是确信付出不会白费的坚定自信心的宽慰（它包含回报、报答之意）。总之，这一源于佛家的语词已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一句俗语真理：冥冥之中自有天公地道，谁也逃不脱自己的前因后果。而王蒙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历史报应的思想。早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王蒙论》中，作者就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只是当时作者更多地以中国革命的必然和艰难，旧社会“古老的封建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今天的人们这样的视角出发，并援引了马列原著加以论证《活动变人形》中宏大的历史主题。“历史的报应，还在以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形式，落在我们的头上。”②本文却更愿意从“季节”系列那些颇具辛辣讽刺或辛酸苦涩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命运中一窥王蒙作为老辈中国人对这一传统人生哲学的自觉认可。
王蒙首先从政治运动中揭示出其真理性。当“反右”运动开始时，钱文们真诚的互相揭发、批判，彼此斗得个不亦乐乎，而最终结果却是他们“谁也甭想跑”，尽皆落马。高来喜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的自我释怀就是：“也许就是报应吧。谁让我那么积极去批判人家周碧云呢。”这句话使得钱文思绪翻飞：“批人者人恒批之，斗人者人恒斗之，右人者人恒右之……真是替天行道大公平大舒畅呀。”不尽语法规范的句式准确地道出当时的现实，对于刚刚进入“失态的季节”的钱文也是一种自嘲。类似的表达在“文革”斗争时再次出现：“揭发人者人恒揭发之，批判人者人恒批判之，打报告者人恒报告之，操人者人恒操之”。曲风明出场时是革命强权的代言人，义正辞严，专门负责划定右派分子。钱文、肖连甲都是由他经手划为右派，并最终导致肖连甲自杀。可并未很久，就在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后，他自己却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强制劳改对象。而他的结局也是在“文革”开始后服毒自尽。这使得一直深爱着肖连甲的陆月兰解恨地说：“这真是天理报应呀！”不仅仅是他们，只要是卷入政治斗争中的人们，不管是暂时处于正方反方，不管其人品与政治智慧如何，谁也逃不出这个循环。绝对的好人好领导高屋建瓴的陆浩生、最具“官体”擅长审时度势的祝正鸿，为摘“帽子”处心积虑的章婉婉……尽皆如此，最后都要为自己或真诚或狡黠的作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已回到北京的钱文面对故人们的命运沧桑，心里已变得格外平静。“他经过了一切一切以后，反而觉得自己无权抱怨也没有什么意思抱怨了。……你说你挨了整，然而你敢说你没有为历史的浊流狂涛推波助澜吗？”每个人的磨难也都是自己的报应，人要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至于对别人欠下的，更是必将在日后得到报应，哪怕等到最后的“审判日”那一刻，也必将会折磨得自己无法心安理得地离去。六十年代初在大学教书时，系领导找钱文谈话，钱文汇报了几个文学青年对他友好的宴请，也汇报了一些学生们邀他同去的秋游。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无异于危险的出卖，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又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报应来到了。一位胆小怕事的老朋友在来家拜访他之后立即写了材料将谈话内容向上面作了汇报！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另一件始终折磨着钱文的事则是当年自己曾毫无必要地交代了一次与廖琼琼的偶遇，而后者则在文革中惨死狱中。钱文的良心对此永远无法坦然：“他也有责任，他也迫害至少是连累了她。他们这一代人活得并不平安，活得不平安的人不要妄想死得清爽宁静。在最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谁也甭想无事。”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坦诚而诛心之笔，心迹尽显。
政治上逃不出因果报应，在生活遭际中也同样如此。高来喜为了刘丽芳抛弃了和卞迎春的爱情，可他却被刘丽芳不明就里地猛烈批判而就此堕入万劫不复，最后恰恰是卞迎春后来成了大首长，他写信给她“请求宽大处理”；革命的周碧云放弃了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舒亦冰投向浑身革命家气质的满莎，随即就有不那么革命的林娜娜离开浑身革命家气质的赵林，最终与舒结合；甚至于在农村时他们“颇不忠厚地”以“糁子粥脑袋”自嘲，也会得到糁子粥的报应：一个冬天“只剩下了糁子粥”，把他们饿得狼狈不堪，尊严扫地……“报应”二字自身也在文本中反复多次出现，强调了时时处处人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控制。
不独“季节”系列，纵观王蒙所有小说，其中都没有真正的“坏人”或者说反面形象。通常认为这是王蒙深受儒家“恕道”精神影响的体现，“王蒙总是试图从每一个人物的自身角度来设想他的存在合理性” ③（也正因为这种宽容，王蒙备受责难）。但同样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由于对“物极必反”“报应”这些传统辨证思维坚定的信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王蒙对自己小说中人物较为平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一切自有定算，谁也逃不脱自己的宿命。但这样就易给人一个错觉，认为他“真正把自己灵魂深处所积淀的因素投入到小说里的次数并不多”④。也是，作为一贯以乐观通达，充满现世进取精神这样一副形象出现的作家王蒙，人们很难想象、相信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浓浓的宿命感、这种站在高处俯视人生的悲悯情怀。
偶然性真相
应当说，对于“偶然性”这一概念的重视正是源于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我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自觉反思。“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⑤而为我们所熟知的教科书上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坚信事物发展自有其必然性，一切皆服从其内在的规律，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表现方式，并不存在它自身的价值。这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这一思想认识基点反映在文学上，则有早年那些充满因果必然规律的“红色经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为《红旗谱》），人物与故事发展轨迹皆有章可循，由过去而知未来，绝无旁逸斜出的可能。同样，在当下的叙事文学中这一点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反拨，“偶然性”被推至决定性的地位上，乃至成为情节的唯一推动力量。虽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更符合人们直观的认识。
王蒙在四部“季节”中也突出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导演出一幕幕喜剧、悲剧、闹剧，从而影响个人的甚至是时代的命运，虽然他并未将偶然性推至绝对主导地位。
在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中，固然有钱文们这样主动明确对于政治理想的选择，也同样有“滑稽梯突的非驴非马者”，偶然机缘使然。“老革命”朱可发原本是澡堂跑堂的，因偷看日本女人洗澡被发现而被迫出逃参加了游击队；他的连襟杜冲则因为不参军就得“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受一辈子气”，而当时八路军正好来到他们那里，“八路军不去那里我也不会革命的”；另一个小人物，洪嘉的继父朱振东则因为父母为他包办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无心恋家就跟上八路军走了……那个年代流行说“条条大路通向革命”，深究起来，未尝不能说当时就对偶然性因素已经认可。
而杜冲总结出的一句“条条歪路邪路也能通向右派”则更充满荒诞的真实。一个十七岁的打字员因评上了先进后受不了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撕了奖状被划为右派；一个单位领导因完不成规定的右派“指标”而抱怨一句“没见过这样反右派的，不行你们就划我好了。”于是祸从口出，一句话直搞得他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更绝的是一群人在会议室里开会，任务就是要在会上产生一个右派分子，于是人人紧张自危，沉默了两个小时没有人发言。这时有一位因尿急上了趟厕所，而缺席这一会再回来后就被告知，他已被评为了右派！王蒙明确地点出这几个都是在人群中广为传播的“故事”（未必确有其事），但它们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因为暗合了人们对命运遭际的认识、引起广泛心理的共鸣。世事无常，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对自己的一生影响至深。
可能因为上述最后一个故事的原因最具无端的偶发性和黑色幽默，王蒙也乐于在自己的人物身上屡次运用。文坛大人物犁原一直有一紧张就肠胃痛的毛病，五七年“反右”前夕，本来他已经准备好发言稿要就当时的文艺环境气氛提一些意见，可开会当天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被送住院治疗，因没有发表“错误”言论侥幸躲过一劫；六二年，短暂的调整时期即将结束，文艺政策就要再度收紧时，他及时得知了风声，便将一篇注定要惹出祸端的文章要回来进行违心的修改。正矛盾痛苦间，又一次因腹痛腹泻住进医院，躲过风头，由此他“保持了头颅也保持了清白，”而这于他们在那个年代是难得能同时保全的。赵青山的故事则更荒唐，他因歌颂文革的作品受到江青赏识而被召进“司令部”，准备让他“管点事”的时候，他惶恐万端，颤栗不止，终被吓得尿了裤子并当场晕了过去，从而使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凶险的一个关口。那泡尿成为他免于登上“四人帮”贼船的化险为夷的“圣水”。
与钱文一同打为右派的费可犁，后来因“问题”更严重被送去劳动教养了，本已万劫不复，可由于他曾在解放前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受到一位中央领导的欣赏，此时那位大领导站出来说了话，他就立即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了；青年作家王模楷本已处于被“废黜”地位，可突然间时来运转被借调进京“写唱词”，竟享有了登上天安门的待遇，原因却是另有一个冒名顶替的假王模楷的文章为首长喜欢而让真的沾了假的光；卞迎春由一个小机要秘书而一跃成为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首长”、江青的左膀右臂，仅仅因为半年前在首长专列上她与主席偶然接触，她的乖巧聪颖得到了主席的赏识……人的命运中蕴含了丰富无限的可能性，存在着数不清偶发的阴差阳错。王蒙让他的角色们在偶然性的播弄下尽情演绎人生起承转合、福祸荣辱的变故。“命运，该有多么不可思议！人生，该有多么变化莫测和千奇百怪！……是一种掷骰子般的偶然与随机吗？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它的千变万化就像小说家的胡编乱造一样的随意和方便吗？”是啊，谁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呢？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把握着操纵着自己的命运呢？这已经是由偶然性而推至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质询。
渐至老年的王蒙，前所未有地在作品中透露出这种对生命和世界把握的无奈，但他显然与先锋派以来那些刻意为之的年轻作家们不同（相信他们对上面那个问题倒是会充满信心地予以肯定回答），于王蒙而言，思想的起点是在其阅尽沧桑后，生活本身的复杂严峻带给他对人生的敬畏，而绝非某些诸如“新历史”等时尚的文化思潮。
同样，从“季节”系列中也能够看到他传递出的对于“真相”把握的无能为力以及由此在心底蔓延出的深沉的悲凉。
时间在静静地消逝，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陪伴逝去的还有其间发生过的或喧嚣或平静的故事。但正因为“故”去的“事”只出现一次，无法重生，任后人（乃至当事人）如何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亦不能复原，真相的不可逆性也就成为一切追述文本都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及都无法确证的局限。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诠释，对一个发生过的事件，亲历者们人言人殊，最终真相消失在众人的语言中。这就是任何一种“真相”的脆弱所在，它最容易被遮蔽、被纂改。历史如此，文学更是如此。让往事毫厘不爽地“在叙述中复活”只能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对此有着更为自觉的认识，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传统历史叙事中对历史真相、历史本质的自信而进行的戏仿、颠覆和反动，抛开表面的文本策略，一定程度上均可认为作家们真正要表达的则是对逝去的历史真相无从把握，或干脆是对其存在与否的怀疑。
最初，在《失态的季节》，杜冲的一场家庭冲突就让人看到了真相的脆弱性。一边是妹妹，一边是妻子，都是他的至亲，可两个人都“言之凿凿、斩钉截铁”认定的同一事件说法上竟大有出入。杜冲既找不到她俩谁需要骗他的理由，也确信她俩谁都不可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两个人即使相互印象不佳也还不至于故意编造瞎话陷害别人”，于是这“便成了扯不清的糊涂帐，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完全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人生、历史、亲情，两口子之间的鸡毛蒜皮的无聊琐事，竟是与例如托洛茨基与肯尼迪的被刺，孙立人的‘谋反’与林彪的出逃，斯大林的妻子之死与卢森堡间谍案一样充满了疑点黑洞；从生到死，谁能清楚，谁能明晰呢？谁又有权力动不动遣责别人故意隐瞒了事实呢？”确实，上面所列出的都是国际国内有深刻政治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最易为人关注的事件的真相尚能够做到完全不为外界所知，那么，对于所有那些日常生活中只能从旁得知，而不得见证的一切又能给予多大的确信呢？对于这个身处于中而又所知甚少的世界，又该做出怎样的判断呢？说到底，无论是“白纸黑字”，还是“言之凿凿”，它们都同样是苍白无力的。
杜冲家务事的真相如何固然不重要，但时时处处体会到真相的缺失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曲风明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杜冲传出的章婉婉在文革初期令人瞪目的表现是否确实，费可犁等一批老友对于苗二进人品的认定有无误解，尤其是极富悲剧感的刘小玲其人真正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均无可确证，这些都使男主角钱文心生疑惑和伤感。他于是试图依靠记忆保留住自己心中的事实真相：“他想多回味一下过往的年代，想想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他不去回味，再过一些年头，也就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真相了。”
但令钱文痛苦的是他逐渐听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根据记忆围绕同一事件进行的真相破解却是大相径庭，这使他终于意识到了真相确实无可探究，它已彻底湮灭在岁月河流中，并就此产生了对于真相自身存在与否、能够获得真相与否的疑惑。赵奔腾对着他象“没事人”似的坦然随便地谈论着三十年前的刘小玲之死，可嗣后无意间钱文竟得知赵当年其实对她的死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于是他轰然间被这一“真相”彻底击垮，脑中一片苍茫：“那么什么是真相呢？谁能够讲出真相和知晓真相呢？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清刘小玲的真相了，那么反过来说，人们能弄清他钱文的真相吗？他的真相是什么？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吗？谁能理解和相信谁呢？……想到这里你觉着好难活下去呀。”
这是一种颇为伤感的觉悟，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世界是可知的抑或不可知的？如果是可知的，又将如何才能认识它，而不再犹疑呢？为什么钱文会因此而突然在那一刻“觉得好难活下去”？此时的钱文已步入老年，几十年风雨坎坷已使他变得澄明、睿智，他也自知已具备“高于常人的看家本领：超脱、豁达、幽默、大度，逍遥、隐忍……”可这一切在上面那个无可验证也并不重要的“真相”面前脆弱无比。原来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活得明白超脱，甚至于连自己都无法认清。无论多么看似清楚的事物背后，真相都同样只能深深地掩埋在岁月的沉淀中。
曾几何时，时代赋予王蒙和他笔下的钱文们“救世一代”的角色，少年老成而且坚信自己已洞悉了历史与人的全部真相，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对万事万物都成竹在胸，稳操胜券。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判断肤浅与轻信大言。而当他们历尽磨难，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成熟走向超越后却尴尬地发现到头来人其实连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人和事都是那么困难。王蒙动情地借钱文表达出自己内心的郁结，尽管这一深层感悟的结果悲凉伤感，但它正是由智慧与理性所催生。这是王蒙几十年人生经验得出的无情结论。
细而究之，王蒙对待上面两组命题的认识态度在内在逻辑上存在互相抵牾之处，而且从第一组命题中看到他看透人生后自信中的悲悯，而从第二组命题中看到的却是面对命运播弄产生的惶惑和无奈。但它们恰恰在文本中得到统一，都有着充分的体现。有理由相信，正是这种并行不悖，才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世界，一个人到老年、复杂真实的王蒙。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②曾镇南：《王蒙论》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③郭宝亮：《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⑤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第．242页，1992。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97．页，2003。
（责任编辑李美云）
关键词：“季节”系列长篇小说； 物极必反； 报应； 偶然性； 真相
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九十年代之后的王蒙，更多的是以其在文化理想、文化角色上的选择和论辩而为人瞩目。而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的“季节”系列长篇的出现在文学圈内外却没有再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实恰恰是这几部长篇提供了较为全面了解王蒙的契机：在这一系列跨度三十年且自传性很强的长篇里，王蒙饱含深情地回顾了亲历过的一个个不平常的年代（自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特殊的人群、特殊的故事。同时，他还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上去俯瞰、反思这一切，在往事中渗透自己的激情和责任，经验和启示。这一系列长篇中关于理想与现实、意识形态与国家命运等命题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在目前已出现的多篇“季节”专论中业已得到发掘。但就一部一百三十余万言的系列长篇而言，在这些“宏大叙事”之外，伴随着几十年岁月的积淀，它同时还负载着一位沧桑阅尽的文化老人对于生命、命运存在的深层感触和体悟，这是作家更为阔大、沉潜的思想。走进文本，细读文本，从中发掘出这些在“季节”系列中相对于宏大主题属于“支流”的个人信息，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王蒙的文化心理结构。
物极必反报应
每一个民族对世界的思考理解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它由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经世代传承深入本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共识”（赵毅衡语），或称之为“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语）。它直接规范了这一文化环境中生长的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其不完全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①，具备极强的生存韧性。我国传统思想中的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命题即属于此类。从这些命题出发，万事万物的发展过程中其实贯穿着逃不脱的规律和法则。它折射出我国传统的循环史观，既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又笼罩着浓浓的宿命感。在“季节”系列中，王蒙同样确信这些富有辨证精神的传统思想的真理性。
在《失态的季节》，一同劳动改造的右派里，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理发师李福宏，工人出身的他对自己的境遇要比钱文们明显想得开。他认为自己是因为生活中好事太多了才遭此劫难。“天不容全乎人！”也该“碰上点倒霉事啦。”他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愤世嫉俗，或干脆象钱文那样苦苦思索郁郁寡欢。而早在此之前，《恋爱的季节》中，祝正鸿的表舅，王蒙颇费笔墨细致描写的一个老派商人，也曾用类似的话教导过少年祝正鸿：“记住，吃亏是福……占尽便宜，天都不容！……这边赔了那边赚，那边赔了这边赚。两面都赚，八面都赚，我说贤侄，那你就该横祸了。”很显然，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只有普通的下层百姓才会出现这种福祸观的自然流露，充满革命家气质的钱文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主流人生观教育：那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但这套逻辑无疑是种生存的智慧，尤其在人处于困厄时更是自我拯救的法宝，由它可以推知诸如“知足常乐”、“乐天知命”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尽管当时很多在传统中敬畏的东西都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推翻、“解构”，它依然广泛而坚实地存在于国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时过境迁，被裹挟在政治漩涡中沉浮的钱文本人后来也学会自觉地如此这般劝解自己：“感谢上苍吧，你得到了这一部分，你就很可能要失去那一部分。……你已经成为诗人，你已经得到了爱情，你已经得到了大致的健康。……你能够不接受其他的试炼吗？”
能够看到，让颇有些自传性主角的钱文说出这番话，其实也是王蒙扶助自己度过困厄的真实思想。王蒙对这一辩证思维的体认不仅表现在他屡屡让作为个体的人为自己的境遇找到解释，还在于他一直用这种眼光去观照、阐释群体的命运，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还是在《恋爱的季节》中，祝正鸿夜阑人静时想起表舅的那番话，就不禁联想到了他们的革命经历“似乎有那么点轻飘”，革命于他们有些太轻而易举了：解放前夕大局已定时入了党，未来得及接受任何危险的考验就成为“革命权力的掌握者”，“世间竟会有这样容易的革命吗？这样容易地获得的革命果实，靠得住吗？”他为此产生了“惶恐肃穆、如临深渊”的不祥感。这其实就是他们未来漫长磨难的暗示。王蒙愿意早早地埋下伏笔，将其后他们遭遇的一切都理解为顺理成章、有据可循的。直至到了《狂欢的季节》，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由激进而进入彻底迷狂状态，混乱程度登峰造极，王蒙对此的解释就是“试图让所有的鱼儿化作飞龙，结果江河湖海里堆满的是鲫鱼瓜子。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并不是舜尧而是侏儒的大量繁殖吞没了东西南北”。是领袖对现实的期望值太高才导致了事与愿违，验证的仍是物极必反这一辨证规律。而这场大混乱本身也必然受这一规律制约：文革末期，“狂欢”尽兴之后，“季节”终归趋于平静正常，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虽然尽人皆知这场内乱结束得不易，但王蒙却总结为一句平平淡淡的“极致了就是到头，尽兴了就是破产，狂欢了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不足为怪。用这种心态看待世间万物，有时是一种弱者的退守，但它更是一种智者的通脱，是参透之后的平淡和慈悲。
在其他情节的设置上也同样如此，象《恋爱的季节》中那场浓墨重彩的春夜大合唱 ，即是他们精神乌托邦的小群体发展到顶峰时，开始最终解体的起点；象章婉婉在文革前期疯狂地上窜下跳，成为一介群众运动的“名人”，而两年之后却突然变得心平气和、温柔贤淑，“完全换了一个人”（逻辑上的难以置信正好说明王蒙的刻意为之）。
“报应”与“物极必反”二者具有内在相通之处。“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上述辨证法则往某个固定向度的引申。大多数中国的老派人士都信奉“报应”这一观念，这也常常成为他们的自诫和训诫后辈不做“昧心事”的警言、面对恶人恶行不愿或无法作为时的道德诅咒；或者是对自身行事善良正派做出的长线嘉奖许诺，或是确信付出不会白费的坚定自信心的宽慰（它包含回报、报答之意）。总之，这一源于佛家的语词已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一句俗语真理：冥冥之中自有天公地道，谁也逃不脱自己的前因后果。而王蒙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历史报应的思想。早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王蒙论》中，作者就曾注意到这一现象。只是当时作者更多地以中国革命的必然和艰难，旧社会“古老的封建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今天的人们这样的视角出发，并援引了马列原著加以论证《活动变人形》中宏大的历史主题。“历史的报应，还在以比过去复杂得多的形式，落在我们的头上。”②本文却更愿意从“季节”系列那些颇具辛辣讽刺或辛酸苦涩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命运中一窥王蒙作为老辈中国人对这一传统人生哲学的自觉认可。
王蒙首先从政治运动中揭示出其真理性。当“反右”运动开始时，钱文们真诚的互相揭发、批判，彼此斗得个不亦乐乎，而最终结果却是他们“谁也甭想跑”，尽皆落马。高来喜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的自我释怀就是：“也许就是报应吧。谁让我那么积极去批判人家周碧云呢。”这句话使得钱文思绪翻飞：“批人者人恒批之，斗人者人恒斗之，右人者人恒右之……真是替天行道大公平大舒畅呀。”不尽语法规范的句式准确地道出当时的现实，对于刚刚进入“失态的季节”的钱文也是一种自嘲。类似的表达在“文革”斗争时再次出现：“揭发人者人恒揭发之，批判人者人恒批判之，打报告者人恒报告之，操人者人恒操之”。曲风明出场时是革命强权的代言人，义正辞严，专门负责划定右派分子。钱文、肖连甲都是由他经手划为右派，并最终导致肖连甲自杀。可并未很久，就在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后，他自己却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强制劳改对象。而他的结局也是在“文革”开始后服毒自尽。这使得一直深爱着肖连甲的陆月兰解恨地说：“这真是天理报应呀！”不仅仅是他们，只要是卷入政治斗争中的人们，不管是暂时处于正方反方，不管其人品与政治智慧如何，谁也逃不出这个循环。绝对的好人好领导高屋建瓴的陆浩生、最具“官体”擅长审时度势的祝正鸿，为摘“帽子”处心积虑的章婉婉……尽皆如此，最后都要为自己或真诚或狡黠的作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已回到北京的钱文面对故人们的命运沧桑，心里已变得格外平静。“他经过了一切一切以后，反而觉得自己无权抱怨也没有什么意思抱怨了。……你说你挨了整，然而你敢说你没有为历史的浊流狂涛推波助澜吗？”每个人的磨难也都是自己的报应，人要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至于对别人欠下的，更是必将在日后得到报应，哪怕等到最后的“审判日”那一刻，也必将会折磨得自己无法心安理得地离去。六十年代初在大学教书时，系领导找钱文谈话，钱文汇报了几个文学青年对他友好的宴请，也汇报了一些学生们邀他同去的秋游。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无异于危险的出卖，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又一个政治敏感时期，报应来到了。一位胆小怕事的老朋友在来家拜访他之后立即写了材料将谈话内容向上面作了汇报！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另一件始终折磨着钱文的事则是当年自己曾毫无必要地交代了一次与廖琼琼的偶遇，而后者则在文革中惨死狱中。钱文的良心对此永远无法坦然：“他也有责任，他也迫害至少是连累了她。他们这一代人活得并不平安，活得不平安的人不要妄想死得清爽宁静。在最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谁也甭想无事。”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坦诚而诛心之笔，心迹尽显。
政治上逃不出因果报应，在生活遭际中也同样如此。高来喜为了刘丽芳抛弃了和卞迎春的爱情，可他却被刘丽芳不明就里地猛烈批判而就此堕入万劫不复，最后恰恰是卞迎春后来成了大首长，他写信给她“请求宽大处理”；革命的周碧云放弃了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舒亦冰投向浑身革命家气质的满莎，随即就有不那么革命的林娜娜离开浑身革命家气质的赵林，最终与舒结合；甚至于在农村时他们“颇不忠厚地”以“糁子粥脑袋”自嘲，也会得到糁子粥的报应：一个冬天“只剩下了糁子粥”，把他们饿得狼狈不堪，尊严扫地……“报应”二字自身也在文本中反复多次出现，强调了时时处处人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控制。
不独“季节”系列，纵观王蒙所有小说，其中都没有真正的“坏人”或者说反面形象。通常认为这是王蒙深受儒家“恕道”精神影响的体现，“王蒙总是试图从每一个人物的自身角度来设想他的存在合理性” ③（也正因为这种宽容，王蒙备受责难）。但同样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由于对“物极必反”“报应”这些传统辨证思维坚定的信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王蒙对自己小说中人物较为平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一切自有定算，谁也逃不脱自己的宿命。但这样就易给人一个错觉，认为他“真正把自己灵魂深处所积淀的因素投入到小说里的次数并不多”④。也是，作为一贯以乐观通达，充满现世进取精神这样一副形象出现的作家王蒙，人们很难想象、相信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浓浓的宿命感、这种站在高处俯视人生的悲悯情怀。
偶然性真相
应当说，对于“偶然性”这一概念的重视正是源于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我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自觉反思。“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⑤而为我们所熟知的教科书上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坚信事物发展自有其必然性，一切皆服从其内在的规律，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表现方式，并不存在它自身的价值。这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这一思想认识基点反映在文学上，则有早年那些充满因果必然规律的“红色经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为《红旗谱》），人物与故事发展轨迹皆有章可循，由过去而知未来，绝无旁逸斜出的可能。同样，在当下的叙事文学中这一点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反拨，“偶然性”被推至决定性的地位上，乃至成为情节的唯一推动力量。虽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更符合人们直观的认识。
王蒙在四部“季节”中也突出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导演出一幕幕喜剧、悲剧、闹剧，从而影响个人的甚至是时代的命运，虽然他并未将偶然性推至绝对主导地位。
在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中，固然有钱文们这样主动明确对于政治理想的选择，也同样有“滑稽梯突的非驴非马者”，偶然机缘使然。“老革命”朱可发原本是澡堂跑堂的，因偷看日本女人洗澡被发现而被迫出逃参加了游击队；他的连襟杜冲则因为不参军就得“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受一辈子气”，而当时八路军正好来到他们那里，“八路军不去那里我也不会革命的”；另一个小人物，洪嘉的继父朱振东则因为父母为他包办了一个“豁唇子”的媳妇而无心恋家就跟上八路军走了……那个年代流行说“条条大路通向革命”，深究起来，未尝不能说当时就对偶然性因素已经认可。
而杜冲总结出的一句“条条歪路邪路也能通向右派”则更充满荒诞的真实。一个十七岁的打字员因评上了先进后受不了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撕了奖状被划为右派；一个单位领导因完不成规定的右派“指标”而抱怨一句“没见过这样反右派的，不行你们就划我好了。”于是祸从口出，一句话直搞得他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更绝的是一群人在会议室里开会，任务就是要在会上产生一个右派分子，于是人人紧张自危，沉默了两个小时没有人发言。这时有一位因尿急上了趟厕所，而缺席这一会再回来后就被告知，他已被评为了右派！王蒙明确地点出这几个都是在人群中广为传播的“故事”（未必确有其事），但它们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因为暗合了人们对命运遭际的认识、引起广泛心理的共鸣。世事无常，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对自己的一生影响至深。
可能因为上述最后一个故事的原因最具无端的偶发性和黑色幽默，王蒙也乐于在自己的人物身上屡次运用。文坛大人物犁原一直有一紧张就肠胃痛的毛病，五七年“反右”前夕，本来他已经准备好发言稿要就当时的文艺环境气氛提一些意见，可开会当天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被送住院治疗，因没有发表“错误”言论侥幸躲过一劫；六二年，短暂的调整时期即将结束，文艺政策就要再度收紧时，他及时得知了风声，便将一篇注定要惹出祸端的文章要回来进行违心的修改。正矛盾痛苦间，又一次因腹痛腹泻住进医院，躲过风头，由此他“保持了头颅也保持了清白，”而这于他们在那个年代是难得能同时保全的。赵青山的故事则更荒唐，他因歌颂文革的作品受到江青赏识而被召进“司令部”，准备让他“管点事”的时候，他惶恐万端，颤栗不止，终被吓得尿了裤子并当场晕了过去，从而使自己度过了人生最凶险的一个关口。那泡尿成为他免于登上“四人帮”贼船的化险为夷的“圣水”。
与钱文一同打为右派的费可犁，后来因“问题”更严重被送去劳动教养了，本已万劫不复，可由于他曾在解放前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受到一位中央领导的欣赏，此时那位大领导站出来说了话，他就立即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了；青年作家王模楷本已处于被“废黜”地位，可突然间时来运转被借调进京“写唱词”，竟享有了登上天安门的待遇，原因却是另有一个冒名顶替的假王模楷的文章为首长喜欢而让真的沾了假的光；卞迎春由一个小机要秘书而一跃成为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首长”、江青的左膀右臂，仅仅因为半年前在首长专列上她与主席偶然接触，她的乖巧聪颖得到了主席的赏识……人的命运中蕴含了丰富无限的可能性，存在着数不清偶发的阴差阳错。王蒙让他的角色们在偶然性的播弄下尽情演绎人生起承转合、福祸荣辱的变故。“命运，该有多么不可思议！人生，该有多么变化莫测和千奇百怪！……是一种掷骰子般的偶然与随机吗？一个人的悲欢离合，它的千变万化就像小说家的胡编乱造一样的随意和方便吗？”是啊，谁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呢？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把握着操纵着自己的命运呢？这已经是由偶然性而推至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质询。
渐至老年的王蒙，前所未有地在作品中透露出这种对生命和世界把握的无奈，但他显然与先锋派以来那些刻意为之的年轻作家们不同（相信他们对上面那个问题倒是会充满信心地予以肯定回答），于王蒙而言，思想的起点是在其阅尽沧桑后，生活本身的复杂严峻带给他对人生的敬畏，而绝非某些诸如“新历史”等时尚的文化思潮。
同样，从“季节”系列中也能够看到他传递出的对于“真相”把握的无能为力以及由此在心底蔓延出的深沉的悲凉。
时间在静静地消逝，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陪伴逝去的还有其间发生过的或喧嚣或平静的故事。但正因为“故”去的“事”只出现一次，无法重生，任后人（乃至当事人）如何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亦不能复原，真相的不可逆性也就成为一切追述文本都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及都无法确证的局限。黑泽明的经典电影《罗生门》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诠释，对一个发生过的事件，亲历者们人言人殊，最终真相消失在众人的语言中。这就是任何一种“真相”的脆弱所在，它最容易被遮蔽、被纂改。历史如此，文学更是如此。让往事毫厘不爽地“在叙述中复活”只能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对此有着更为自觉的认识，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传统历史叙事中对历史真相、历史本质的自信而进行的戏仿、颠覆和反动，抛开表面的文本策略，一定程度上均可认为作家们真正要表达的则是对逝去的历史真相无从把握，或干脆是对其存在与否的怀疑。
最初，在《失态的季节》，杜冲的一场家庭冲突就让人看到了真相的脆弱性。一边是妹妹，一边是妻子，都是他的至亲，可两个人都“言之凿凿、斩钉截铁”认定的同一事件说法上竟大有出入。杜冲既找不到她俩谁需要骗他的理由，也确信她俩谁都不可能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两个人即使相互印象不佳也还不至于故意编造瞎话陷害别人”，于是这“便成了扯不清的糊涂帐，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完全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人生、历史、亲情，两口子之间的鸡毛蒜皮的无聊琐事，竟是与例如托洛茨基与肯尼迪的被刺，孙立人的‘谋反’与林彪的出逃，斯大林的妻子之死与卢森堡间谍案一样充满了疑点黑洞；从生到死，谁能清楚，谁能明晰呢？谁又有权力动不动遣责别人故意隐瞒了事实呢？”确实，上面所列出的都是国际国内有深刻政治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最易为人关注的事件的真相尚能够做到完全不为外界所知，那么，对于所有那些日常生活中只能从旁得知，而不得见证的一切又能给予多大的确信呢？对于这个身处于中而又所知甚少的世界，又该做出怎样的判断呢？说到底，无论是“白纸黑字”，还是“言之凿凿”，它们都同样是苍白无力的。
杜冲家务事的真相如何固然不重要，但时时处处体会到真相的缺失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曲风明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杜冲传出的章婉婉在文革初期令人瞪目的表现是否确实，费可犁等一批老友对于苗二进人品的认定有无误解，尤其是极富悲剧感的刘小玲其人真正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均无可确证，这些都使男主角钱文心生疑惑和伤感。他于是试图依靠记忆保留住自己心中的事实真相：“他想多回味一下过往的年代，想想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他不去回味，再过一些年头，也就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真相了。”
但令钱文痛苦的是他逐渐听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根据记忆围绕同一事件进行的真相破解却是大相径庭，这使他终于意识到了真相确实无可探究，它已彻底湮灭在岁月河流中，并就此产生了对于真相自身存在与否、能够获得真相与否的疑惑。赵奔腾对着他象“没事人”似的坦然随便地谈论着三十年前的刘小玲之死，可嗣后无意间钱文竟得知赵当年其实对她的死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于是他轰然间被这一“真相”彻底击垮，脑中一片苍茫：“那么什么是真相呢？谁能够讲出真相和知晓真相呢？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清刘小玲的真相了，那么反过来说，人们能弄清他钱文的真相吗？他的真相是什么？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吗？谁能理解和相信谁呢？……想到这里你觉着好难活下去呀。”
这是一种颇为伤感的觉悟，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世界是可知的抑或不可知的？如果是可知的，又将如何才能认识它，而不再犹疑呢？为什么钱文会因此而突然在那一刻“觉得好难活下去”？此时的钱文已步入老年，几十年风雨坎坷已使他变得澄明、睿智，他也自知已具备“高于常人的看家本领：超脱、豁达、幽默、大度，逍遥、隐忍……”可这一切在上面那个无可验证也并不重要的“真相”面前脆弱无比。原来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活得明白超脱，甚至于连自己都无法认清。无论多么看似清楚的事物背后，真相都同样只能深深地掩埋在岁月的沉淀中。
曾几何时，时代赋予王蒙和他笔下的钱文们“救世一代”的角色，少年老成而且坚信自己已洞悉了历史与人的全部真相，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对万事万物都成竹在胸，稳操胜券。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判断肤浅与轻信大言。而当他们历尽磨难，由幼稚走向成熟，由成熟走向超越后却尴尬地发现到头来人其实连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人和事都是那么困难。王蒙动情地借钱文表达出自己内心的郁结，尽管这一深层感悟的结果悲凉伤感，但它正是由智慧与理性所催生。这是王蒙几十年人生经验得出的无情结论。
细而究之，王蒙对待上面两组命题的认识态度在内在逻辑上存在互相抵牾之处，而且从第一组命题中看到他看透人生后自信中的悲悯，而从第二组命题中看到的却是面对命运播弄产生的惶惑和无奈。但它们恰恰在文本中得到统一，都有着充分的体现。有理由相信，正是这种并行不悖，才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世界，一个人到老年、复杂真实的王蒙。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②曾镇南：《王蒙论》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③郭宝亮：《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⑤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第．242页，1992。
⑤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97．页，2003。
（责任编辑李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