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义与禅宗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在广泛学习和模仿西欧的明治时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旨在呼吁日本作家创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对夏目漱石《草枕》的个案分析提示我们,在全球化环境下的今天,弘扬民族文化尤为重要｡
关键词:夏目漱石; 草枕; 非人情; 禅宗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夏目漱石的《草枕》发表于明治39年(1906),当时日本正处于文明开化的鼎盛期,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广泛地学习模仿西欧,自然主义小说在文坛独占主导地位｡所谓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以西洋文学为典范,站在日本传统文学的对立面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文学应该表现自我情感,应该大胆描写作家真实的人生及私生活｡因此,日本自然主义小说大多以家庭纠纷､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素材｡与自然主义小说的创作风格相反,夏目漱石的《草枕》不但不描写情感纠葛,而且主张“离却人情”､“非人情”,并使用了大量禅宗的语言｡通过对小说中禅宗思想的分析,可以明确《草枕》的文学价值及其对当时日本文坛的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现实意义｡
一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画家开宗明义,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观察人世,解脱烦恼,出入清净界,建立不同不二的乾坤,荡除我私我欲的羁绊”,①(P.4) “如果无法超越的世间是难处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世间或多或少地变得宽余,使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间变得好过｡这是诗人的天职,是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因使人世变得悠然恬静,丰富人的心灵,所以受人尊敬”｡①(P.3)这里,画家所强调的艺术的目的与当时日本社会盛行的､坪内逍遥所介绍的西洋文学的目的截然相反｡
此后,画家进一步说明要创造高尚的艺术必须撇开自身的利害,放下俗念,远离尘界,避免人情,即所谓的“非人情”｡至于“非人情”艺术的典范,画家举出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并评价说:“仅二十个字中建立了另一个乾坤,这乾坤的功德是……因汽船､汽车､权力､义务､道德､礼仪而疲惫不堪时,可以忘却一切安然熟睡｡”①(P.10)
关于王维的诗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我国学者已有大量论述｡有的学者指出,王维是“通过描绘自然山水来展示佛禅心境最为杰出的诗人｡……一个人如果能够以不取(不即)不离的超脱心态去观照万物,外物也就呈现了真原面貌,展示了禅的境界｡……他希望自己能持超然心境,观照态度去应物观物｡……他往往以偏于‘空寂’的佛义去理解‘禅境’,他那些被称为‘字字入禅’的诗歌就既体现了‘以物观物’的观物方式,又渲染了以‘空寂’为主的心灵境界”｡②(P.236)很明显,《草枕》中画家所谓的“非人情”,事实上与王维诗中的“禅境”是相通的｡如果说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诗境中包含着一种“非常情”,有超功利､超知性､“非常情所能到”的艺术效果,那么这种诗必定是“非人情”的｡质言之,禅境必是“非人情”的｡
夏目漱石虽然没有直言禅对非人情艺术的作用,但他似乎也并不否认这一点｡《草枕》的第六章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乐因为是着于物的,所以包含着各种苦｡而诗人和画家始终抓住这相对世界的精华,懂得彻头彻尾的清净｡他们餐霞啜露,品紫评红,至死不悔｡他们的乐是不着物的,是同化成那物本身｡当完全同化成那物时,茫茫大地便再也找不到树立我的余地｡自在地放下泥团,破笠里盛无限青岚｡”①(P.73)这里的“放下”,指舍弃执著,是禅宗用语;“泥团”指人的肉体,语出禅宗典籍《碧岩录》第81则:“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③(P.92)而“破笠”一句来源于《维摩经》,据经书上说,维摩居士狭小的房间内可容纳众人无数｡①(P.486)
禅宗宣扬破除对客观外物和自身的执着,主张“用花的感觉来看花,用菊的心情来赏菊,而不是用人的意识来看花赏菊,由此形成了能所俱泯的直觉境｡……在水月相忘的直觉观照中,双方互为观照的主体,都具有空灵澄明的质性,无心而澄澈,没有情感的粘着胶葛”｡④(P.7)可见,禅宗的主客不二､能所俱泯的思想与画家所说的“不着物”､“不树立自我”､“同化成物”的“非人情”理论是一致的｡漱石有意援用佛禅用语,目的是提示我们要创造高尚的艺术,非要有几分禅悟不可｡
二
小说中画家虽然寻求的是一种“非人情”的世外桃源,但却走进了“人情”的世界,正像小宫丰隆在解说中指出的:“像《草枕》的画工那样逃离现实,置身于山中温泉,只是观赏自然与人间的美,是不能改变现实,使现实朝自己想的方向发展的｡事实上,漱石在《草枕》中取日俄战争为背景,在春光和煦､和平闲静的山中温泉的舞台上,点出应征出战中国(满洲)的青年,破产后只身去外地打工的壮年,在这里现实的波涛毫不留情地席卷过来,暗示着无论何时都不会有世外桃源｡”⑤(P.157)
那么,要在自然山水之外的现实世界发现美,就需要艺术家的“非人情”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现实世界中“人情”怎样活动,艺术家都要放下自身的情尘计较,以观看自然山水的态度观察情感纠葛的现实世界｡可以说“非人情”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离却人情､超越“人情”和“无人情”的审美态度｡画家对那美正是抱着这样一种“非人情”的态度｡
小说中对那美这一人物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是理发店伙计的叙述,认为那美是个神经异常的女人｡她曾经在收到观海寺的泰安和尚写的情书后,闯入寺内,抱住正在唱经的泰安说,果真那样喜欢自己就在佛前一起睡觉吧｡泰安羞愧难当,当晚失踪,此后生死不明;另一种是大彻禅师处的小和尚的叙述,认为那美机锋敏锐,而泰安和尚正是由于受到那美的激励,前去大梅寺发奋修行,即将得道｡对于这两种叙述,画家更倾向于后者｡
日本学者加藤二郎指出,那美与泰安的故事原型来自禅宗著名公案“婆子烧庵”｡此公案收录在《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内容如下:“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⑥(P.101)
对于这则公案有多种理解,其中一种认为,禅宗是对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不执着经典戒律,其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重见“本来面目”(即自性)｡“老太婆叫年轻女子抱住那僧人,不是试他的戒心､定力,而是考他对自性的悟境｡自性‘非男女相’,也不是死水頑空｡那僧人未明自性,不识这‘一抱’的活脱离相之机,误认死寂之境,枉修枯木之行,心著男女之见,而作寡欲之言｡被斥为‘俗汉’,一点也不冤｡”⑦(P.38)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美的行为是出于对超越男女之相的禅的领悟,同时也是激励泰安和尚开悟的契机｡
绝男女之相不仅体现了禅宗不二法门的思想,而且也是漱石提出的“非人情”理论的极致｡在明治31年(1898)发表的《不言之言》中,漱石这样写道:“俳句之中有禅趣,西诗之中有耶稣｡故俳句淡泊､高雅,时常超然出世｡西诗则浓厚,到处不离人情｡神光断臂､云门斩脚,自洋人见之,当以为狂人……俳句家吟咏慈悲,时而绝男女之相｡英国诗人亦了解天然之趣,虽花草卑微,若极尽所感亦可为之泣｡然因俳句而言,泣既为执著,令人生厌｡”⑧(P.17)
可见,在夏目漱石看来,“人情”与“非人情”之间文学理念的对立是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等一组对立关系的符号｡这组对立关系可以抽象为下列表格:
文本中,作者对于那美异常的行为举止给出的两种不同叙述也从属于上述表格中列出的对立关系结构｡如前述,理发店伙计的叙述充满情感糾葛,是描写“人情”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小和尚的叙述完全离却人情,是“非人情”的方法｡小说的主人公画家倾向于将那美的举止解释为禅宗问答似的行为,他对那美的观察也是“非人情”的｡在小说结尾,当那美看见前夫乘坐火车渐渐离开,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悲悯的神情｡画家看到那美此时的神情,突然发觉那正是画中那美的神情｡这也是一种离却人情的态度,是一种将人情悬置的态度｡也就是说,当画家观察那美时,是完全从审美的心境出发,完全不掺杂自己的情感和利害计较｡相反,如果画家对那美是“人情”的态度,那么可以想象他将对那美产生迷恋,在看到那美对前夫的悲悯之情时,或嫉妒,或怨恨,或苦恼,而以这种态度创作的小说就成为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小说｡
三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代表一个时代的需求,“非人情”的提出也不例外｡可以说“非人情”是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以西方作样板,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也是文明开化的伴随产物｡首先,在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大力介绍英国文学,批评传统文学的劝善惩恶观,宣扬文学的目的在于描述真实的内心世界,炽热地展现“人情”｡他的主张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在文明开化的社会背景下,很多文人在东京的生活圈包含着个人与妻子､女弟子､艺妓､从农村进京的亲属等复杂成分,其中贫穷､疾病､三角关系､家庭纷争等问题普遍,充满了当事人的情感冲突｡这就为自然主义小说家提供了写作素材,可以说正是文明开化使得私密的情感生活得以滋生｡再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的,基督教的告白制度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⑨(P.104)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情感纠葛,虽然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意义不尽相同,但最初却是站在传统文学的对立面,并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与《草枕》同时代,日本文坛更多涌现出的是诸如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和田中花袋的《蒲团》(1907)等自然主义小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夏目漱石创作《草枕》,并与坪内逍遥的主张相反,明确指出,小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大胆露骨的描写人情,而在于离却人情,“荡除我私我欲”,这是十分难得并值得深思的｡
我认为夏目漱石之所以强调“非人情”,反对自然主义独占文坛,意图在于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明治38年(1905)夏目漱石发表《战后文界的趋势》,指出,虽然明治以来第一次和西洋的交战(日俄战争)告捷,但在这之前的和平交战中,日本是失败了的｡因为在礼仪作法､食物､风俗等各个方面,风俗人情迥然不同的西洋都占了主流｡至于在西洋从未引起多大反响的日本文学就更是随波逐流,以西洋批评家的爱好作为自己的标准｡漱石认为日本的国民有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历史,不应该摒弃自己的特色｡他以绘画为例,说以西洋的眼光看日本的绘画如以饼店的标准来评价酒吧,他希望日本文坛能够建立起自觉自信,发挥自己的特性｡⑩(P.114)
这种思想在《我的<草枕>》中也有体现,“我的《草枕》是以与世间通常所说的小说截然相反的意义写成的｡我只想给读者留下一种感觉——美的感觉｡……通常所说的小说,即令读者玩味人生真相的小说也是不错的,但同时还应有一种忘记人生之苦的慰藉作用的小说存在｡我的《草枕》就属于后者｡……以往的小说是川柳式的,以道破人情世故为主,但此外还应该有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的小说｡……如果这种俳句式的小说——名称很怪——成立,将在文学界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种小说西洋还没有,日本也没有,如果在日本出现了,则可以说小说界的新运动首先从日本兴起了｡”(11)(P.212)由此可见,漱石的标新立异是以东方文化对明治盲目西化的反戈一击,呼唤建立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希望日本文学能在世界文坛占领一席之地｡而在这里,禅宗思想作为东方特有的一种文化,作为漱石本身具备的修养,也被当作一种支持被融入了作品中,成为漱石小说的一个独特闪光点｡
四
明治时期是近代日本最重大的文化转型期｡自然主义文学家作为一种激进势力,积极宣扬和学习西方文化,同时批判和扬弃传统文化｡夏目漱石则站在本国的立场,主张弘扬本国传统文化,认为万事都学习西方是愚蠢的｡夏目漱石主张发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观点是十分有远见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它为如何对待他国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启发｡
正如汤一介先生指出的,今日之世界联系非常密切,世界文化的进程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全球意识”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是个文化发展的“共性”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各个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色的问题,是个文化发展的“个性”问题｡在现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应体现“共性”与“特性”､“时代”与“民族性”的结合｡(12) (P.110)而乐黛云先生则认为,文学是表现文化现象最敏锐的部分,彰显本民族文学的特点能够使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特色得到更深的发掘而更显出其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13) (P.14)
不同文化中文学的接触必然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本民族的文化应该对全人类的文化进步做出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得到生长和更新｡这是夏目漱石作为新的文学尝试而创作《草枕》的意图所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①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草枕[M].东京:岩波书店,1994｡
②程亚林.诗与禅[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③圆悟克勤.碧岩录[M].东京:岩波书店,2001｡
④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⑤夏目漱石.草枕[M].东京:新潮文库,1968｡
⑥加藤二郎.漱石与禅[M].东京:翰林书房,1999｡
⑦心光.禅的大智慧[M].成都:巴蜀书社,2000｡
⑧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不言之言[M].东京:岩波书店,1994｡
⑨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M].东京:讲谈社,1989｡
⑩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战后文界的趋势[M].东京:岩波书店,1994:108-116｡
(11)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我的草枕[M].东京:岩波书店,1994:209-212｡
(12)汤一介.和而不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3)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吴勇)
关键词:夏目漱石; 草枕; 非人情; 禅宗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夏目漱石的《草枕》发表于明治39年(1906),当时日本正处于文明开化的鼎盛期,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广泛地学习模仿西欧,自然主义小说在文坛独占主导地位｡所谓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以西洋文学为典范,站在日本传统文学的对立面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文学应该表现自我情感,应该大胆描写作家真实的人生及私生活｡因此,日本自然主义小说大多以家庭纠纷､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素材｡与自然主义小说的创作风格相反,夏目漱石的《草枕》不但不描写情感纠葛,而且主张“离却人情”､“非人情”,并使用了大量禅宗的语言｡通过对小说中禅宗思想的分析,可以明确《草枕》的文学价值及其对当时日本文坛的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现实意义｡
一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画家开宗明义,指出艺术的目的在于“观察人世,解脱烦恼,出入清净界,建立不同不二的乾坤,荡除我私我欲的羁绊”,①(P.4) “如果无法超越的世间是难处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世间或多或少地变得宽余,使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间变得好过｡这是诗人的天职,是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因使人世变得悠然恬静,丰富人的心灵,所以受人尊敬”｡①(P.3)这里,画家所强调的艺术的目的与当时日本社会盛行的､坪内逍遥所介绍的西洋文学的目的截然相反｡
此后,画家进一步说明要创造高尚的艺术必须撇开自身的利害,放下俗念,远离尘界,避免人情,即所谓的“非人情”｡至于“非人情”艺术的典范,画家举出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并评价说:“仅二十个字中建立了另一个乾坤,这乾坤的功德是……因汽船､汽车､权力､义务､道德､礼仪而疲惫不堪时,可以忘却一切安然熟睡｡”①(P.10)
关于王维的诗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我国学者已有大量论述｡有的学者指出,王维是“通过描绘自然山水来展示佛禅心境最为杰出的诗人｡……一个人如果能够以不取(不即)不离的超脱心态去观照万物,外物也就呈现了真原面貌,展示了禅的境界｡……他希望自己能持超然心境,观照态度去应物观物｡……他往往以偏于‘空寂’的佛义去理解‘禅境’,他那些被称为‘字字入禅’的诗歌就既体现了‘以物观物’的观物方式,又渲染了以‘空寂’为主的心灵境界”｡②(P.236)很明显,《草枕》中画家所谓的“非人情”,事实上与王维诗中的“禅境”是相通的｡如果说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诗境中包含着一种“非常情”,有超功利､超知性､“非常情所能到”的艺术效果,那么这种诗必定是“非人情”的｡质言之,禅境必是“非人情”的｡
夏目漱石虽然没有直言禅对非人情艺术的作用,但他似乎也并不否认这一点｡《草枕》的第六章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乐因为是着于物的,所以包含着各种苦｡而诗人和画家始终抓住这相对世界的精华,懂得彻头彻尾的清净｡他们餐霞啜露,品紫评红,至死不悔｡他们的乐是不着物的,是同化成那物本身｡当完全同化成那物时,茫茫大地便再也找不到树立我的余地｡自在地放下泥团,破笠里盛无限青岚｡”①(P.73)这里的“放下”,指舍弃执著,是禅宗用语;“泥团”指人的肉体,语出禅宗典籍《碧岩录》第81则:“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③(P.92)而“破笠”一句来源于《维摩经》,据经书上说,维摩居士狭小的房间内可容纳众人无数｡①(P.486)
禅宗宣扬破除对客观外物和自身的执着,主张“用花的感觉来看花,用菊的心情来赏菊,而不是用人的意识来看花赏菊,由此形成了能所俱泯的直觉境｡……在水月相忘的直觉观照中,双方互为观照的主体,都具有空灵澄明的质性,无心而澄澈,没有情感的粘着胶葛”｡④(P.7)可见,禅宗的主客不二､能所俱泯的思想与画家所说的“不着物”､“不树立自我”､“同化成物”的“非人情”理论是一致的｡漱石有意援用佛禅用语,目的是提示我们要创造高尚的艺术,非要有几分禅悟不可｡
二
小说中画家虽然寻求的是一种“非人情”的世外桃源,但却走进了“人情”的世界,正像小宫丰隆在解说中指出的:“像《草枕》的画工那样逃离现实,置身于山中温泉,只是观赏自然与人间的美,是不能改变现实,使现实朝自己想的方向发展的｡事实上,漱石在《草枕》中取日俄战争为背景,在春光和煦､和平闲静的山中温泉的舞台上,点出应征出战中国(满洲)的青年,破产后只身去外地打工的壮年,在这里现实的波涛毫不留情地席卷过来,暗示着无论何时都不会有世外桃源｡”⑤(P.157)
那么,要在自然山水之外的现实世界发现美,就需要艺术家的“非人情”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现实世界中“人情”怎样活动,艺术家都要放下自身的情尘计较,以观看自然山水的态度观察情感纠葛的现实世界｡可以说“非人情”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离却人情､超越“人情”和“无人情”的审美态度｡画家对那美正是抱着这样一种“非人情”的态度｡
小说中对那美这一人物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是理发店伙计的叙述,认为那美是个神经异常的女人｡她曾经在收到观海寺的泰安和尚写的情书后,闯入寺内,抱住正在唱经的泰安说,果真那样喜欢自己就在佛前一起睡觉吧｡泰安羞愧难当,当晚失踪,此后生死不明;另一种是大彻禅师处的小和尚的叙述,认为那美机锋敏锐,而泰安和尚正是由于受到那美的激励,前去大梅寺发奋修行,即将得道｡对于这两种叙述,画家更倾向于后者｡
日本学者加藤二郎指出,那美与泰安的故事原型来自禅宗著名公案“婆子烧庵”｡此公案收录在《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内容如下:“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⑥(P.101)
对于这则公案有多种理解,其中一种认为,禅宗是对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不执着经典戒律,其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重见“本来面目”(即自性)｡“老太婆叫年轻女子抱住那僧人,不是试他的戒心､定力,而是考他对自性的悟境｡自性‘非男女相’,也不是死水頑空｡那僧人未明自性,不识这‘一抱’的活脱离相之机,误认死寂之境,枉修枯木之行,心著男女之见,而作寡欲之言｡被斥为‘俗汉’,一点也不冤｡”⑦(P.38)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美的行为是出于对超越男女之相的禅的领悟,同时也是激励泰安和尚开悟的契机｡
绝男女之相不仅体现了禅宗不二法门的思想,而且也是漱石提出的“非人情”理论的极致｡在明治31年(1898)发表的《不言之言》中,漱石这样写道:“俳句之中有禅趣,西诗之中有耶稣｡故俳句淡泊､高雅,时常超然出世｡西诗则浓厚,到处不离人情｡神光断臂､云门斩脚,自洋人见之,当以为狂人……俳句家吟咏慈悲,时而绝男女之相｡英国诗人亦了解天然之趣,虽花草卑微,若极尽所感亦可为之泣｡然因俳句而言,泣既为执著,令人生厌｡”⑧(P.17)
可见,在夏目漱石看来,“人情”与“非人情”之间文学理念的对立是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等一组对立关系的符号｡这组对立关系可以抽象为下列表格:
文本中,作者对于那美异常的行为举止给出的两种不同叙述也从属于上述表格中列出的对立关系结构｡如前述,理发店伙计的叙述充满情感糾葛,是描写“人情”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小和尚的叙述完全离却人情,是“非人情”的方法｡小说的主人公画家倾向于将那美的举止解释为禅宗问答似的行为,他对那美的观察也是“非人情”的｡在小说结尾,当那美看见前夫乘坐火车渐渐离开,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悲悯的神情｡画家看到那美此时的神情,突然发觉那正是画中那美的神情｡这也是一种离却人情的态度,是一种将人情悬置的态度｡也就是说,当画家观察那美时,是完全从审美的心境出发,完全不掺杂自己的情感和利害计较｡相反,如果画家对那美是“人情”的态度,那么可以想象他将对那美产生迷恋,在看到那美对前夫的悲悯之情时,或嫉妒,或怨恨,或苦恼,而以这种态度创作的小说就成为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小说｡
三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代表一个时代的需求,“非人情”的提出也不例外｡可以说“非人情”是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以西方作样板,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文学的发生也是文明开化的伴随产物｡首先,在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大力介绍英国文学,批评传统文学的劝善惩恶观,宣扬文学的目的在于描述真实的内心世界,炽热地展现“人情”｡他的主张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在文明开化的社会背景下,很多文人在东京的生活圈包含着个人与妻子､女弟子､艺妓､从农村进京的亲属等复杂成分,其中贫穷､疾病､三角关系､家庭纷争等问题普遍,充满了当事人的情感冲突｡这就为自然主义小说家提供了写作素材,可以说正是文明开化使得私密的情感生活得以滋生｡再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的,基督教的告白制度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⑨(P.104)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情感纠葛,虽然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意义不尽相同,但最初却是站在传统文学的对立面,并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与《草枕》同时代,日本文坛更多涌现出的是诸如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和田中花袋的《蒲团》(1907)等自然主义小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夏目漱石创作《草枕》,并与坪内逍遥的主张相反,明确指出,小说(艺术)的目的不在于大胆露骨的描写人情,而在于离却人情,“荡除我私我欲”,这是十分难得并值得深思的｡
我认为夏目漱石之所以强调“非人情”,反对自然主义独占文坛,意图在于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明治38年(1905)夏目漱石发表《战后文界的趋势》,指出,虽然明治以来第一次和西洋的交战(日俄战争)告捷,但在这之前的和平交战中,日本是失败了的｡因为在礼仪作法､食物､风俗等各个方面,风俗人情迥然不同的西洋都占了主流｡至于在西洋从未引起多大反响的日本文学就更是随波逐流,以西洋批评家的爱好作为自己的标准｡漱石认为日本的国民有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历史,不应该摒弃自己的特色｡他以绘画为例,说以西洋的眼光看日本的绘画如以饼店的标准来评价酒吧,他希望日本文坛能够建立起自觉自信,发挥自己的特性｡⑩(P.114)
这种思想在《我的<草枕>》中也有体现,“我的《草枕》是以与世间通常所说的小说截然相反的意义写成的｡我只想给读者留下一种感觉——美的感觉｡……通常所说的小说,即令读者玩味人生真相的小说也是不错的,但同时还应有一种忘记人生之苦的慰藉作用的小说存在｡我的《草枕》就属于后者｡……以往的小说是川柳式的,以道破人情世故为主,但此外还应该有以美为生命的俳句式的小说｡……如果这种俳句式的小说——名称很怪——成立,将在文学界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种小说西洋还没有,日本也没有,如果在日本出现了,则可以说小说界的新运动首先从日本兴起了｡”(11)(P.212)由此可见,漱石的标新立异是以东方文化对明治盲目西化的反戈一击,呼唤建立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希望日本文学能在世界文坛占领一席之地｡而在这里,禅宗思想作为东方特有的一种文化,作为漱石本身具备的修养,也被当作一种支持被融入了作品中,成为漱石小说的一个独特闪光点｡
四
明治时期是近代日本最重大的文化转型期｡自然主义文学家作为一种激进势力,积极宣扬和学习西方文化,同时批判和扬弃传统文化｡夏目漱石则站在本国的立场,主张弘扬本国传统文化,认为万事都学习西方是愚蠢的｡夏目漱石主张发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观点是十分有远见的｡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它为如何对待他国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启发｡
正如汤一介先生指出的,今日之世界联系非常密切,世界文化的进程只能是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全球意识”是个时代性的问题,是个文化发展的“共性”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各个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特色的问题,是个文化发展的“个性”问题｡在现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应体现“共性”与“特性”､“时代”与“民族性”的结合｡(12) (P.110)而乐黛云先生则认为,文学是表现文化现象最敏锐的部分,彰显本民族文学的特点能够使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特色得到更深的发掘而更显出其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13) (P.14)
不同文化中文学的接触必然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本民族的文化应该对全人类的文化进步做出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得到生长和更新｡这是夏目漱石作为新的文学尝试而创作《草枕》的意图所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①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草枕[M].东京:岩波书店,1994｡
②程亚林.诗与禅[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③圆悟克勤.碧岩录[M].东京:岩波书店,2001｡
④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⑤夏目漱石.草枕[M].东京:新潮文库,1968｡
⑥加藤二郎.漱石与禅[M].东京:翰林书房,1999｡
⑦心光.禅的大智慧[M].成都:巴蜀书社,2000｡
⑧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不言之言[M].东京:岩波书店,1994｡
⑨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M].东京:讲谈社,1989｡
⑩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战后文界的趋势[M].东京:岩波书店,1994:108-116｡
(11)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全集•我的草枕[M].东京:岩波书店,1994:209-212｡
(12)汤一介.和而不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13)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