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苏州城内，有着很多技艺精湛的苏工、苏作。从古自今，苏州风调雨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定定心心、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吝啬花费时间精雕细琢，手艺也相当精湛。苏作是古城的代表，也是千百年来，这座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象。
　　苏作内藏的文人基因
　　苏州匠人打造出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工艺品。有人说，苏作中除了包含地理概念，更有着文化概念。自宋以后，历经元、明初，至明代中晚期，吴地雅俗合流的文化特征逐渐成熟，它是文人意识世俗化的产物，是江南文化、江南手工技艺的典范，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文和人才支撑。
　　以苏作家具为例，它以轻巧、俊秀、素雅的造型，饱含的文人气质以及精工细作的制造工艺而著称，在材料、造型、装饰和工艺上都体现了文人对自然的追求，崇尚清雅素静，自然天成的君子之韻。
　　事实上，无论是刺绣、玉雕、宋锦还是家具，明清都是最为辉煌的的时期。以宋锦为例，尽管宋锦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南宋朝廷迁都杭州后，在苏州设立了宋锦织造署，将成都的蜀锦织工、机器迁到苏州，丝织业重心逐渐南移。嘉靖年间《吴邑志》记载，明中叶时苏州有“东北半城，万户机声”之称。到清代的乾隆盛世，苏州仍然“郡城之东皆司机业”。除了织造丝绸锦缎，“结综掏泛”“插丝调经”“牵经接头”“挑花结本”等众多辅助行业也在东北半城聚集。当时苏州有十几万人从事与丝织相关的行业。至于玉雕，更是有着乾隆帝“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的赞语。
　　清浙江巡抚纳兰常安在他的《受宜堂宦游笔记》中记载：“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沙水涤滤，泯其痕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这是“苏作”一词最早的出处，也是对能工巧匠们聚集于古城之中的盛况描述。
　　明清时期，苏州“人才辈出，尤为冠绝”。从“吴门四家”的沈唐文仇到“吴门四才子”的唐祝文徐，发达的经济催生了文化的繁荣，生活的日益精致，审美的细腻高雅，也最终成就了苏作。
　　匠人心怀的古城情缘
　　唐宋时期，苏州已是全国有名的手工业城市，有漆作、木作、砖瓦作、竹藤器作、冶坊、塘坊、金银作等手工作坊。到明清时代，苏州经济更为活跃。大江南北的工匠纷纷流入苏州从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门类增多。
　　匠人们在姑苏古城中聚集，带着强烈的古城情怀，将工坊设于街巷之中，因为这里是内心最深的情感之地。他们与苏州相互吸引。那是种独属于苏州的人文气氛和生活节奏，安逸而紧凑。
　　从古至今，很多在业内已非常出名、受认可的非遗传承人或文化事业从业者，是一定坚持安置在古城内的，这里是他们的灵感、创意和事业的源头。他们需要不断变革潮流、工艺、款式，吸引更广大的主顾，比如刁钻风雅的文人。
　　2500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造就了古城内各项具有浓郁江南风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匠人对古城的眷恋，也是一种活态流变的延续，他们运用传统的雕刻技艺，把姑苏古城的街头小巷、小桥流水人家、市井生活融入作品中，并获得了成功。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姓名的工匠并不多。但明代文人开始将生产者的名字作为特别理由而重视。各行技艺超脱于他人的工匠名字可以给商品增添价值。王世贞的笔记里也记述：“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柱冶商嵌及歙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
　　原籍太仓的子冈作坊创始人陆子冈，选择了在古城内开设琢玉房，凭借自身对书画艺术的修为，开启了“诗书画印”入玉的设计，一改明代玉器的陈腐俗气，发展了苏州风格的玉器，得到当时缙绅的欣赏，在“官匠户”制度下，赢得可以上落款留名的权利，与文人平起平坐的特权，与古城内的文化环境也大有关系。
　　“苏工”“苏作”承载着古城的历史记忆，延续着姑苏的文化血脉。苏州是“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活态”保护始终没有离开人。
　　保护传统，保护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不仅是物化形态，还有关于“苏工”“苏作”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