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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屋檐下》是一部三幕话剧，以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石库门弄堂里五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反映一下上海这个畸形的社会中的一群小人物，反映一下他们的喜怒哀乐，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出一个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一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1]剧作中的五户人家虽然饱经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散，但是彼此之间都能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体谅，父子、夫妻、朋友之间始终秉持着中国传统伦理的标杆，在“不和谐”的社会中维护人际间“和谐”的传统伦理。
“伦”本义为“辈”。《说文》曰：“伦，辈也。”引申为“人际关系”。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本义为“治玉”。《说文》曰：“理，治玉也。……玉之未理者为璞。”引申为整治和物的纹理，如修理、理发、木理等；进而引申为规律和规则。于是，所谓伦理，就其在中国的词源含义来看，便是人们的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布洛克说：“伦理学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之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2]故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
夫妻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夫妻的第一责任是共同维持婚姻的稳定，夫妻之间共同生活，共担家庭责任，互相勉励。在《上海屋檐下》中夫妻之间虽然有抱怨，但是双方却能互相理解、宽容。斯宾诺莎说：“一个人爱谁，便会对谁产生同情心，便会与谁发生同样的感情”[3]一个人便会帮助他所爱的人得到快乐，摆脱痛苦，就像使自己得到快乐、摆脱痛苦一样；而实际上，他这种行为的目的，不但毫不为己而且还往往是自我牺牲。林志成本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但是他怜悯杨彩玉的不幸，在杨彩玉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和她生活在一起，主动承担了生活的艰辛。即使这样，林志成依然为了家庭而舍弃自身，自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纱厂小职员平淡生活，用一个人的苦痛来承担着家庭的美满。在他和杨彩玉之间，虽然也会有生活中的矛盾和摩擦，但是双方都能站在彼此的立场上考虑。亭子间房客黄家楣是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又身患疾病，生活拮据。而妻子桂芬却不离不弃一直陪伴着他，在精神上给他鼓励和支持。
黄家楣：（沉痛地）为什么？卖了田，卖了地，典了房产，借了榨得出血来的高利钱，把一个儿子培养出来，可是今天……
桂芬：（拦住他）你老讲这一套，什么用？你又不曾做过什么坏事情，又不是偷懒不愿找事情做，这样大的上海找不到一件小事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啦。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夫妻关系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夫妻共同抚养子女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在《上海屋檐下》中，每户人家都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是夫妻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
蔡元培说：“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快乐者也。”[4]林志成和匡复是在革命期间培养起来的君子之交，君子之交相互给予的是淡泊如水的精神利益和快乐，《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然而在革命失败后，匡复被捕入狱，监禁十年，在久無消息的情况下，林志成从照顾朋友遗孀的愿望出发与杨彩玉同居了。“现在想起来，使我苦痛的原因，还是为了一点儿不值钱的所谓的义气，我要帮助朋友，帮助朋友的家属。每次看见葆珍的时候，我总暗暗地想，我一定要保护她，使她能够念书，能够继续你的志向……可是，这就使我犯了罪，我……。”十年之间，林志成深受良心的谴责和道德伦理的质问，“在你来审判我之前，良心早已在拷问我了，当我些微对感觉到一点儿幸福，感觉到一点儿家庭的温暖，这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刑具就紧紧地压住了我的心”。因而他恨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耻，“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害己目的，只是因为他的恨转向了自己而有内疚感、罪恶感和自卑感；而他所以会有内疚感、罪恶感和自卑感而恨自己，则是因为他的痛苦之因乃是他自己的缺德和无能。这就是引发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因、根据和原动力规律，这就是一切伦理行为最深刻的本性，这就是最深刻的人性。”[5]这些都体现在人性的“体”中，它们是一切人生而固有、永恒不变、必然的、普遍的属性。十年后，匡复和林志成再次相见，得知了世事变化后，林志成对朋友表达了真挚的歉意，并试图一走了之成全匡复和杨彩玉。匡复对朋友的行为没有过多的指责，反而在他的妻女落难之际朋友能伸出援助之手而感动。最后，在女儿葆珍的激励下，匡复出走，投奔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这里，朋友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都充满了理解和宽容。
在五户人家的脉脉温情中，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父子之间无可奈何的“孝道”、“理解”和“宽容”。蔡元培语：“父母之恩，世岂有足以比例之者哉。”[6]黄家楣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孝”，黄父耳聋心不“聋”的感动，对孙子发自肺腑的爱怜，“黄父：（对桂芬）好好地当心他，要让他吃饱，要吃的尽让他吃，什么洋派，一定要几个钟头吃一顿，会饿瘦的。（趁别人不见，将一个纸包往孩子怀里一塞）哈哈哈……（对赵振宇）抱过孙儿，为人一世，也可以……哈哈……。”即使生活一贫如洗，家人之间都默默关怀和理解着对方，这笔财富才是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孔子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上海屋檐下》传达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父慈子孝伦理的缩影。老报贩李陵碑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战死的事实，每天在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思念战场的儿子荣归故里，“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高亢激昂的唱词中表达出一个老父思念孩子的伤感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悲哀。
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主张中和为贵，追求和谐协调。“《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也焉，万物育焉。”’中’乃是宇宙中最根本的原则，是行为既不超过也无不及的合理性限度，孔子认为，人们的各种情感欲望、行为活动要做到恰到好处，才可以达到“中”的境界，才可以让万事万物平衡和谐发展，各得其位，天下才会繁荣兴旺。发展伦理学也认为：“抑制人类发展欲望的无度泛滥，调控发展失范行为，对发展理性自觉起到根本的德行引导作用。[7]万物的和谐协调皆源于中和，致中和可以使人类社会达到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高尚道德。
在《上海屋檐下》中，夏衍将“中和”思想贯穿在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始末，使人物在情感和价值上都达到了和谐，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包含了脉脉温情的伦理思想，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有情有义、祸福相依，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以及邻里之间都和和睦睦、互帮互助、互相理解，无论外面的社会多么风雨变换、黑暗重重，“同在屋檐下”的人们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的火花始终在闪烁。正如夏衍说：“像黄家楣、桂芬、施小宝等等。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善良的，在那种社会里，他们都对现状不满，都想挣脱出来，但是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他们是可悯而值得同情的人物。他们是被作践、被伤害了的人。”[8]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他们，更能彼此了解各自的苦痛，他们用爱和同情来互相感化，在黑暗社会的一隅中散发人情温暖。
注释：
[1]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本文是夏衍同志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全体演员的谈话记录
[2]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1988，p.10
[3]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107页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188页
[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67页
[6]蔡元培语，转引自《人生哲学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413页
[7]章海山陈泽勤主编：《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241页.
[8]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本文是夏衍同志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全体演员的谈话记录
作者简介：王圆（1994—），女，汉族，甘肃省陇西县人，西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
“伦”本义为“辈”。《说文》曰：“伦，辈也。”引申为“人际关系”。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本义为“治玉”。《说文》曰：“理，治玉也。……玉之未理者为璞。”引申为整治和物的纹理，如修理、理发、木理等；进而引申为规律和规则。于是，所谓伦理，就其在中国的词源含义来看，便是人们的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布洛克说：“伦理学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之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2]故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
夫妻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夫妻的第一责任是共同维持婚姻的稳定，夫妻之间共同生活，共担家庭责任，互相勉励。在《上海屋檐下》中夫妻之间虽然有抱怨，但是双方却能互相理解、宽容。斯宾诺莎说：“一个人爱谁，便会对谁产生同情心，便会与谁发生同样的感情”[3]一个人便会帮助他所爱的人得到快乐，摆脱痛苦，就像使自己得到快乐、摆脱痛苦一样；而实际上，他这种行为的目的，不但毫不为己而且还往往是自我牺牲。林志成本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但是他怜悯杨彩玉的不幸，在杨彩玉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和她生活在一起，主动承担了生活的艰辛。即使这样，林志成依然为了家庭而舍弃自身，自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纱厂小职员平淡生活，用一个人的苦痛来承担着家庭的美满。在他和杨彩玉之间，虽然也会有生活中的矛盾和摩擦，但是双方都能站在彼此的立场上考虑。亭子间房客黄家楣是一名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又身患疾病，生活拮据。而妻子桂芬却不离不弃一直陪伴着他，在精神上给他鼓励和支持。
黄家楣：（沉痛地）为什么？卖了田，卖了地，典了房产，借了榨得出血来的高利钱，把一个儿子培养出来，可是今天……
桂芬：（拦住他）你老讲这一套，什么用？你又不曾做过什么坏事情，又不是偷懒不愿找事情做，这样大的上海找不到一件小事情，这又有什么办法啦。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夫妻关系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夫妻共同抚养子女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在《上海屋檐下》中，每户人家都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是夫妻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
蔡元培说：“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快乐者也。”[4]林志成和匡复是在革命期间培养起来的君子之交，君子之交相互给予的是淡泊如水的精神利益和快乐，《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然而在革命失败后，匡复被捕入狱，监禁十年，在久無消息的情况下，林志成从照顾朋友遗孀的愿望出发与杨彩玉同居了。“现在想起来，使我苦痛的原因，还是为了一点儿不值钱的所谓的义气，我要帮助朋友，帮助朋友的家属。每次看见葆珍的时候，我总暗暗地想，我一定要保护她，使她能够念书，能够继续你的志向……可是，这就使我犯了罪，我……。”十年之间，林志成深受良心的谴责和道德伦理的质问，“在你来审判我之前，良心早已在拷问我了，当我些微对感觉到一点儿幸福，感觉到一点儿家庭的温暖，这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刑具就紧紧地压住了我的心”。因而他恨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耻，“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害己目的，只是因为他的恨转向了自己而有内疚感、罪恶感和自卑感；而他所以会有内疚感、罪恶感和自卑感而恨自己，则是因为他的痛苦之因乃是他自己的缺德和无能。这就是引发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因、根据和原动力规律，这就是一切伦理行为最深刻的本性，这就是最深刻的人性。”[5]这些都体现在人性的“体”中，它们是一切人生而固有、永恒不变、必然的、普遍的属性。十年后，匡复和林志成再次相见，得知了世事变化后，林志成对朋友表达了真挚的歉意，并试图一走了之成全匡复和杨彩玉。匡复对朋友的行为没有过多的指责，反而在他的妻女落难之际朋友能伸出援助之手而感动。最后，在女儿葆珍的激励下，匡复出走，投奔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这里，朋友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都充满了理解和宽容。
在五户人家的脉脉温情中，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父子之间无可奈何的“孝道”、“理解”和“宽容”。蔡元培语：“父母之恩，世岂有足以比例之者哉。”[6]黄家楣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孝”，黄父耳聋心不“聋”的感动，对孙子发自肺腑的爱怜，“黄父：（对桂芬）好好地当心他，要让他吃饱，要吃的尽让他吃，什么洋派，一定要几个钟头吃一顿，会饿瘦的。（趁别人不见，将一个纸包往孩子怀里一塞）哈哈哈……（对赵振宇）抱过孙儿，为人一世，也可以……哈哈……。”即使生活一贫如洗，家人之间都默默关怀和理解着对方，这笔财富才是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孔子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上海屋檐下》传达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父慈子孝伦理的缩影。老报贩李陵碑不愿意相信儿子已经战死的事实，每天在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思念战场的儿子荣归故里，“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高亢激昂的唱词中表达出一个老父思念孩子的伤感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悲哀。
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主张中和为贵，追求和谐协调。“《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也焉，万物育焉。”’中’乃是宇宙中最根本的原则，是行为既不超过也无不及的合理性限度，孔子认为，人们的各种情感欲望、行为活动要做到恰到好处，才可以达到“中”的境界，才可以让万事万物平衡和谐发展，各得其位，天下才会繁荣兴旺。发展伦理学也认为：“抑制人类发展欲望的无度泛滥，调控发展失范行为，对发展理性自觉起到根本的德行引导作用。[7]万物的和谐协调皆源于中和，致中和可以使人类社会达到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高尚道德。
在《上海屋檐下》中，夏衍将“中和”思想贯穿在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始末，使人物在情感和价值上都达到了和谐，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包含了脉脉温情的伦理思想，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有情有义、祸福相依，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以及邻里之间都和和睦睦、互帮互助、互相理解，无论外面的社会多么风雨变换、黑暗重重，“同在屋檐下”的人们人性中的善良和同情的火花始终在闪烁。正如夏衍说：“像黄家楣、桂芬、施小宝等等。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善良的，在那种社会里，他们都对现状不满，都想挣脱出来，但是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他们是可悯而值得同情的人物。他们是被作践、被伤害了的人。”[8]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他们，更能彼此了解各自的苦痛，他们用爱和同情来互相感化，在黑暗社会的一隅中散发人情温暖。
注释：
[1]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本文是夏衍同志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全体演员的谈话记录
[2]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1988，p.10
[3]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107页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188页
[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67页
[6]蔡元培语，转引自《人生哲学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413页
[7]章海山陈泽勤主编：《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241页.
[8]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本文是夏衍同志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全体演员的谈话记录
作者简介：王圆（1994—），女，汉族，甘肃省陇西县人，西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