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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晋芳（1983），女，陕西宝鸡人，助教，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五四时期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并信仰，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起来，并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刘少奇作为党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党内兴起的整风学习运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依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刘少奇；理论学习；原则；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1305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始终把它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1]。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全党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自此在延安拉开了序幕。刘少奇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既率先垂范，又悉心指导。在此过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提出了理论学习的若干原则。
一、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相统一
延安时期，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存在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是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学习，将工作经验当作指导一切工作的准则；另一种是教条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奉为至理名言，在具体工作中机械地照搬套用。刘少奇分别对这两种错误观点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一方面，针对党内轻视理论学习的经验主义，刘少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是导致党过去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共产党理论修养不够主要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加之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中国当时的客观革命形势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以全部力量从事革命活动，使得中国革命者长期无暇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党员的理论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到他们对马列主义原理与方法的了解，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认知和把握，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虽具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但还是避免不了失败。这种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2]220。中国共产党要谋生存求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这个弱点，因此党在此时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关键，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并处理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才能在中国共产党实施具体政策时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延安时期严峻的革命形势使得党员干部常常不是先学好了理论再去工作，而是在革命工作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刘少奇强调精读马列著作，理解原著中的精髓，要求党员干部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了，理论才能成为行动的指南。
另一方面，针对党内在理论学习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刘少奇批评了那些“拿书本来做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者。一些党员不研究实际的问题，也“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2]219。他们离开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是作为实践的指导。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提倡党员干部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要“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要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2]107。此外还提倡，“党员应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品质，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言论、生活和工作中，并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2]110。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要学会用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背诵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语句。学习理论并不是单纯为了学习理论知识本身，而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为了指导革命实践。若想学得好，就要“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3]41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利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的发展思路。可以说，应用是学习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最终目的。“学习到的就必须做到。”[2]1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应是盲目的抽象的，也不应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式的，而应该是同转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同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与推进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才能够准确地说明和改造世界。那么，怎样才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呢？刘少奇认为，党员干部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只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改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做具体工作时，党员干部应结合当时的任务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风号召，“亲自到部队及农村中去开调查会，搜集材料，加以研究”[3]396。只有经过实地深入的调查，才能知道我们原有的理论水平是否能够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才能不断总结我们在理论学习上的经验，才能明确今后进行理论学习的重点和任务。只有将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统一起来，才能克服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观点。 二、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
刘少奇号召全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来加强党性修养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至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已经从抗战初期时的4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人，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却亟待提高。当时，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4]。因此，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思想上也符合党员的标准和要求，从而铲除各种错误倾向得以滋长和蔓延的温床。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军不断地调集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频繁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封锁和包围，加之连续几年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实现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发挥中国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进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迫切需要党内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因此，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三，不少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存在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在无产阶级立场不很坚定、思想意识不很纯洁的情况下，也可以彻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错误观点直接导致了工作中“左”的和右的错误。“七七”事变前，党内残留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使党无法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不少党员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不能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党性修养不够是导致党在工作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错误行为，刘少奇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2]118。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才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够在迂回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第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是专讲学习问题的。其中特别分析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状况和党面临的任务，强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虽“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鉴于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6]，要求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引起了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促使其最终产生了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想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改造，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
刘少奇要求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种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是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使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理论精髓，为清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扫清了障碍，有助于其进行思想改造，也能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应坚持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
刘少奇提倡党员干部在学习理论时，应采取“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2]159。他特别强调这种批评是使党性修养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应正确运用。要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商讨党内的问题，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应采取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进行适度的批评。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指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学习运动有效和有序的开展作出了正确的引导。只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也只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刘少奇同时提出：“由于我们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同志需要特别注意修养或者着重注意修养的方面，也就会各有差别。”[2]109延安时期，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新党员来自各个阶层，机会主义、封建主义等各种思想意识充斥着他们的头脑。刘少奇注意到了党员干部的差异性，在指导其进行有针对性学习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采取“活泼”的学习方法，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强调的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说到底是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问题。只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武装自己，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把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各项活动中去，才能解决好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理论学习与理论创新相统一
理论创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最终达成这一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刘少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他们著作上说到的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相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是科学的，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但要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个真理，就应有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条件和欧洲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国家的条件加以运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7]。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党在新时期的新要求、新任务，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在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研究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新，才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选择。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呢？第一步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是一般原理。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具体的，有中国特色的。因此，需要将作为一般原则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中适合中国国情。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实践过程。刘少奇认为，“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2]110，并且指出，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2]112。这里所说的“中国的特点”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的党和社会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党时刻保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第二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核心，以中国具体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补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通观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相关论述后不难发现，他不断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力求在学习中保留中国特色，他赞赏一切进行理论创新的行为。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贡献。他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2]336。“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8]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走向东方，并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9]。因此，刘少奇指出，我们在进行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学习毛泽东的做法，既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能满足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应该依据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创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各方面条件与刘少奇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理论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刘少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相统一、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理论学习与理论创新相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品格，也是我们在党内理论学习中依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梅荣政.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要[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13.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7.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7]贺方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18.
[9]兰永海.历史视野中的共产党人学习史[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339.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五四时期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并信仰，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起来，并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刘少奇作为党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党内兴起的整风学习运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依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
刘少奇；理论学习；原则；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3001305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始终把它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1]。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全党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自此在延安拉开了序幕。刘少奇十分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既率先垂范，又悉心指导。在此过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提出了理论学习的若干原则。
一、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相统一
延安时期，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存在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是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学习，将工作经验当作指导一切工作的准则；另一种是教条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奉为至理名言，在具体工作中机械地照搬套用。刘少奇分别对这两种错误观点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一方面，针对党内轻视理论学习的经验主义，刘少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是导致党过去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共产党理论修养不够主要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加之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中国当时的客观革命形势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以全部力量从事革命活动，使得中国革命者长期无暇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党员的理论水平不高直接影响到他们对马列主义原理与方法的了解，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认知和把握，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虽具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但还是避免不了失败。这种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2]220。中国共产党要谋生存求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这个弱点，因此党在此时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关键，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并处理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才能在中国共产党实施具体政策时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延安时期严峻的革命形势使得党员干部常常不是先学好了理论再去工作，而是在革命工作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刘少奇强调精读马列著作，理解原著中的精髓，要求党员干部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了，理论才能成为行动的指南。
另一方面，针对党内在理论学习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刘少奇批评了那些“拿书本来做根据”，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者。一些党员不研究实际的问题，也“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2]219。他们离开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的结果，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是作为实践的指导。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提倡党员干部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要“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要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2]107。此外还提倡，“党员应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品质，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言论、生活和工作中，并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2]110。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要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要学会用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背诵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语句。学习理论并不是单纯为了学习理论知识本身，而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为了指导革命实践。若想学得好，就要“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3]41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利于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的发展思路。可以说，应用是学习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最终目的。“学习到的就必须做到。”[2]11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应是盲目的抽象的，也不应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式的，而应该是同转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同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与推进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才能够准确地说明和改造世界。那么，怎样才能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呢？刘少奇认为，党员干部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只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改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做具体工作时，党员干部应结合当时的任务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风号召，“亲自到部队及农村中去开调查会，搜集材料，加以研究”[3]396。只有经过实地深入的调查，才能知道我们原有的理论水平是否能够满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才能不断总结我们在理论学习上的经验，才能明确今后进行理论学习的重点和任务。只有将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统一起来，才能克服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观点。 二、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
刘少奇号召全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来加强党性修养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至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已经从抗战初期时的4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人，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却亟待提高。当时，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4]。因此，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思想上也符合党员的标准和要求，从而铲除各种错误倾向得以滋长和蔓延的温床。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军不断地调集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频繁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封锁和包围，加之连续几年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实现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发挥中国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进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迫切需要党内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因此，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三，不少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存在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在无产阶级立场不很坚定、思想意识不很纯洁的情况下，也可以彻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错误观点直接导致了工作中“左”的和右的错误。“七七”事变前，党内残留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使党无法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不少党员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不能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党性修养不够是导致党在工作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错误行为，刘少奇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2]118。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才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够在迂回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第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是专讲学习问题的。其中特别分析了“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状况和党面临的任务，强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虽“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鉴于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6]，要求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引起了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促使其最终产生了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想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改造，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
刘少奇要求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种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是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使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理论精髓，为清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扫清了障碍，有助于其进行思想改造，也能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应坚持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
刘少奇提倡党员干部在学习理论时，应采取“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2]159。他特别强调这种批评是使党性修养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应正确运用。要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商讨党内的问题，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应采取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进行适度的批评。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指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学习运动有效和有序的开展作出了正确的引导。只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也只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刘少奇同时提出：“由于我们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同志需要特别注意修养或者着重注意修养的方面，也就会各有差别。”[2]109延安时期，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新党员来自各个阶层，机会主义、封建主义等各种思想意识充斥着他们的头脑。刘少奇注意到了党员干部的差异性，在指导其进行有针对性学习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采取“活泼”的学习方法，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强调的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说到底是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的问题。只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武装自己，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把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各项活动中去，才能解决好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理论学习与理论创新相统一
理论创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最终达成这一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刘少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他们著作上说到的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相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是科学的，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但要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个真理，就应有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条件和欧洲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国家的条件加以运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7]。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党在新时期的新要求、新任务，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在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研究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新，才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选择。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呢？第一步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是一般原理。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具体的，有中国特色的。因此，需要将作为一般原则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中适合中国国情。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实践过程。刘少奇认为，“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2]110，并且指出，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2]112。这里所说的“中国的特点”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的党和社会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党时刻保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过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第二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就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核心，以中国具体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补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通观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相关论述后不难发现，他不断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力求在学习中保留中国特色，他赞赏一切进行理论创新的行为。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贡献。他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2]336。“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8]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由西方走向东方，并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9]。因此，刘少奇指出，我们在进行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学习毛泽东的做法，既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能满足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应该依据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创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各方面条件与刘少奇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理论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刘少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学习与理论应用相统一、理论学习与党性修养相统一、理论学习与理论创新相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品格，也是我们在党内理论学习中依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梅荣政.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要[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13.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3.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7.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7]贺方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18.
[9]兰永海.历史视野中的共产党人学习史[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