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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项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电视剧创作问题研究——以甘肃、陕西、四川为例（09EC093）
作者简介：黄怀璞（1962-），男，甘肃临洮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影视美学研究。
摘 要：审美活动是独特的精神性实践活动，能让人的情感自由释放。电视美学批评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为出发点，即揭示电视艺术文本中所承载的信息及审美意蕴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和丰富的审美需求，这是电视美学批评发挥审美导向作用的核心。西部电视剧创作的良性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全面、系统的美学批评的理论引导作用，也就是要强化关于西部电视剧的美学理论研究，全面提升西部电视剧的批评理论水准，揭示西部电视剧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关注西部电视剧对西部人生存理想的艺术表达，并以科学的理论分析引导西部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使其更好地担当起电视剧艺术陶冶品格情操、净化心灵、提升理想境界的美学责任和文化责任。
关键词：美学批评；西部电视剧；人文情怀；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5-0080-06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视文化在与商业化、产业化密切关联时，其原有的审美、文化意义遂被更具功利性的经济意义所遮蔽，或者至少可以说，人们对电视更多地是从市场、商业、经济的角度进行关注。不过，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区域性角度思考时，就必须要看到，西部电视发展在市场运作中应该而且必须要恪守本体意义上的美学精神。特别是对西部电视剧而言，通过理论的批评解剖以引导西部电视剧艺术的繁荣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
一
哲学层面上的美学（或艺术哲学）是就“人是什么”、“人如何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等问题，亦即对“人之所是”问题的形而上追问，是人类在丰富多样的生存活动中，以主体形式在观照、创造、建构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对人之为人的拷问。因此，审美活动必然地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在面对复杂的对象世界时，敞开主体的心灵与世间万相展开精神性对话，体验人类超越现实、超越伦理、超越时空、超越理性、超越生理等约束时的心灵愉悦，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全面丰富的和感性生动的人。审美的意义在于使遮蔽的对象世界在主体的心灵中由朦胧到明晰、由晦暗到澄明，在物我一体、忘乎外界功利、搁置现实悲乐的彼岸世界中翱翔，体味人生意义的卓越，品尝情感跃动的快乐，享受心灵释放的轻松，真正获得生命自由的快感。
朱光潜先生在从美育角度分析审美活动的基本功能时认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能让人获得解放、给人以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能冲动和情感的解放，即审美给本能和情感以自由发泄的机会，使自然天性得到解放；二是眼界的解放，审美可以使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发现神奇的美，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三是自然限制的解放，审美能使人从有限的自然、物质世界中超越出来，摆脱单纯的物欲和情欲，在超脱自然限制而创造欣赏艺术境界时，人会成为自然的主宰，会由奴隶变为上帝，能充分感觉人的尊严，感受心灵的自由[1]。
在马尔库塞那里，艺术创造就是通过“变形”方式建构“审美形式”的过程。他认为，“艺术对眼前现实的超越，打碎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了的客观性，并开启了崭新的经验层面”，“审美形式”就是“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为一个自足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有了审美形式，艺术作品就摆脱了现实的无尽的过程，获得了它本身的意味和真理”，“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使个体在社会中摆脱他的功能性生存，“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2]。艺术审美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决定了艺术创造是在更高层面上去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它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反思人类生存命运、人类现实遭遇和人类理想未来的责任，它在艺术的审美化思考中打开驰骋想象的心灵通道，开辟积累审美经验的坦途，筑起生命自由跃动的精神大厦，构建摆脱现实痛苦的理想乐园，勾画生命意义的未来前景。因此，艺术的审美价值不是体现为现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对单纯的物欲、情欲等世俗需求的满足，而是以其自足完满的“审美形式”描述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期待”。因而，艺术审美中的真实是主体创造的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直观、想象、情感世界中的真实，甚至是幻觉的真实，而唯有这样的真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崇高境界的创造和审美价值的表达。
但是，审美观作为人的价值观体现形式之一，它不是恒定不变的，会随着整体社会情境的变化而演易更替。这就出现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在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得到迅猛发展，在媒介信息（如电视、网络、手机信息）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时，在人们的商业消费意识、娱乐消遣意识得到充分强化的当今时代，审美观在何种程度上还存有先前美学中的“非功利性”和“超越性”？在大众文化的游戏性消费中，传统的审美观还有多少形而上的神圣性？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由于“审美文化”的形成，我国文化现象在整体上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中国不仅成为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空间，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也成为新的文化想象的源头”，“新大众”和“新美学”成为新世纪文化的明确表征。“新大众”是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消费”者，他们既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文化灵活性，因而不仅对媒体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其趣味和要求甚至能够支配文化的发展；同时，在新世纪，“媒介主导的消费文化的话语形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话语”，由此出现了以想象都市文化（都市性）、消费主义、文化日常化为主要特点的“新美学”，进而使“‘美’变成了电视文化的一种抽象的消费形态”[3]。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社会心理商业化加速的必然。 而且，当一种新阅读方式——以图像阅读为内容的消费性阅读和视觉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时，“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各种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甚至于出现了社会文化的电视化倾向。这些图像在满足人们信息获取和娱乐休闲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以至于思维观念。电视不仅成了生活的伴随物，甚至更成为了生活的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电视”[4]。由于媒介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逐渐消失，艺术审美与生活现实的区别也在日趋模糊，传统美学所追求的审美的神圣性、权威性开始走下“圣坛”。正像本雅明描述的那样，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大众对艺术的需求，艺术品失去了原有的受人崇敬的神圣“光环”，艺术品的“崇拜价值”下降而“展览价值”大增，艺术品与接受者应有的那种距离感也随之消失殆尽，由被崇拜的对象变成了市场上的大众消费品，这使艺术的价值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其必然的结果是人们对艺术的崇拜意识的下降[5]。这一说法，在“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看来，是由于电视这种最具“后现代”特征的媒介造成的。杰姆逊认为，电视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在向我们呈现事件信息的同时消除了现实事件与我们的距离，事件的“他性”也就随之而失，因此，现时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商品[6]。无疑，我们正在面临着都市化、商业化进程中“新大众”、“新美学”、“新感性”等日益浮出水面的现实。电视批评不应忽视更不能逃避这一现实，以科学的哲学观为基础的电视批评，在从美学角度展开时，就应发挥其独特的审美功能，以使人们认识到正确、合理的审美价值观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意义。
二
价值观形成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但主体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在面对同一客体时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取决于客体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即客体的属性越是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主体而言就越有意义或价值，同时客体自身的存在价值也能通过满足主体的需要而得以确证。所以，价值观就是主体对客体属性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自我体认，是一种主体性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审美观作为价值观之一种，它与其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但审美观又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它源于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审美需要，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满足审美需要而产生的价值意识就是审美价值观，它是主体在心理世界中对客体属性满足自身审美需要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具有将对象世界在主体那里统摄于内心情感的特殊性。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价值虽有被感觉事物的不稳定性，但既非空洞的，也非任意的。因为审美价值表现的是世界，把世界可能有的种种面貌都归结为情感性质；但只有在世界与它所理解的和理解它的主观性相结合时，世界才成为世界。”[7]
以此而言，电视美学批评必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作为价值选择的出发点，并将其视为基本原则，以揭示电视艺术文本中所承载的信息及其包含的审美意蕴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多样、日益丰富的审美需求，这是电视美学批评发挥审美导向作用的核心。在这一总体的审美观基础上，电视美学批评要以符合电视艺术文本特殊审美属性作为展开批评的着眼点。
当代电视媒体依赖日益成熟的高新技术不断成就了它无所不包的巨大胃口，同时也导致电视文本内容构成的复杂性，形式的生动、灵活和多样性。但不论怎样，电视文本由电视特殊的语言构成，主要通过声画组合后的语言系统来记录和重组现实，并达到呈现现实的目的，记录、重组的过程又显示了电视文本制作者特定的意识观念和价值选择，这就形成了电视文本有别于生活原生形态的“媒介现实”。和其他媒介一样，电视“媒介现实”的形成过程体现着电视文本制作者的作为主体的能动创造性，此即“电视传播艺术”，这是指“电视传播主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为达到预期目标，借助特定的思路、方式、方法和手段，对电视生产和传播各环节所进行的创造性处理”，它“贯穿于电视生产、传播的全过程，体现在技术、管理、观念各个层面”，其“水平主要受到电视传播主体的深刻影响”[8]。可见，分析评价“电视媒介现实”在符号化过程中传播主体通过声画体系而创造的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及其审美价值，就成为电视审美批评的重要方面。
当然，中国电视传播艺术语言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借助技术手段在观照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鲜明声像性特点的文本，让受众从中体验、感悟人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中独具一格的审美特性，如以“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语言塑造“气韵生动”的形象体系，通过建构“象外之象”、“象外之旨”的诗意境界（审美境界），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忧思。从电视文本接受角度看，它通过什么方式、在何种意义上通过声画配置、时空组合、形象创造，为受众留下了多少进行驰骋想象、自由联想，并能领悟生命价值的空间？电视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包括策划、制作、传播、营销等诸多环节的过程，其文本建构以“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召唤性”结构设计，从而激发受众审美接受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填补文本结构的意义“空白”，受众由此在自主性审美中与文本生产者一样体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精神愉悦和自由快感。
电视批评对这些问题的多维度阐释，会揭开笼罩于电视艺术文本之上的神秘面纱，使受众在电视声像语言中通过领略空灵而又丰盈充实的生存价值，获得精神的富足和心灵的快慰。有学者在谈到电视剧艺术文本的审美问题时曾说：“一部电视剧的人性之美，是其灵魂；理性之美，是其头脑；而诗性之美，是建筑在人性和理性之上的高阁——梦想”，“诗性之美”作为电视剧美的最高层次，就是“要让作品本身具有一种任由观众翱翔的心理空间、思想维度和想象宇宙”，因此，它“不光有在天宇飞翔的灵感闪现，更具有一种与大地一样沉实、与汪洋一样深沉的属性”[9]。一部电视剧中的美由此而来，电视信息系统中的其他文本的审美创造亦应如是。 马克思曾说，生产生产着消费，在艺术生产领域，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欣赏美的大众。这是说，艺术不仅生产艺术品自身，而且也生产懂得感知艺术品和艺术美的鉴赏者。艺术对读者、观众的“生产”，就是艺术家通过创造蕴含独特的审美价值观、生存命运的艺术品，不断影响和提高读者、观众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而具有较高审美鉴赏能力的受众反过来又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作为“传播艺术”，是依赖现代高科技制作而成的特殊“拷贝世界”，但它又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符号化表现，它不应也不能单纯追求通过画面展示生物性本能或人性中的低俗欲望。电视批评家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普通受众之所以“普通”，是由于他们在接受电视文本符码时还难以进入到更深的人性、精神层面，更易把现实中的低俗欲望混同于艺术的理想期求；而批评家之所以是“家”，就在于拥有更理性的艺术评判的知识素养、更宽广的审美视野、更深刻的价值发掘，能在电视艺术文本中发现普通大众不易发现的美学意蕴。因此，电视批评家必须要以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为标尺，以敏锐的艺术直觉体味、品评电视文本，并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美学素养解读电视文本中那些使人获得生命超越感、现实超越感的精神价值。这既是批评家的美学职责，也是批评家的必需良知，更是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根本要求之所在。仲呈祥先生在谈到我国电视艺术理论与美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理论研究者必须要知道，“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他还说：“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10]这不只对电视批评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对电视艺术创作也同样富有启迪性。
然而，当代社会技术化、商品化、都市化的发展，使包括电视艺术在内的文艺创作，出现了世俗享受取代艺术神圣、功利消费取代理想追求、物质欲望取代精神向往的当下征候，电视文本因此也显现出一些浅薄而庸俗的（从主持人到节目内容，从娱乐性节目到电视剧，从电视画面到人物语言等）现象，尽管这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也足以让人忧虑。面对这种情形，电视美学批评对受众的审美接受就会产生重要价值的导向作用。电视美学批评对受众的价值导向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文化导向、意识形态导向、审美导向等方面，其中审美导向特别是指要以“电视画面语言这一特性为基准，并在电视文本的和谐美（均衡美）、运动美、意境美、含蓄美等方面进行美学读解和评析”[11]。即是说，电视美学批评，一方面通过审美分析引导受众关注、感受、体验、品味那些充满人文关怀、饱含人性厚度、富有诗意美感，从而饱含人生价值启示的作品，揭示文本中蕴蓄的或灿烂美丽或深沉严肃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要深刻剖析那些表达庸俗、媚俗和浅薄无聊乃至生物式欲望的电视文本的潜在危害，能使人们清醒认识到，这类电视文本，既无社会人生之“真”意，亦无品性情操之“善”愿，更无心理情感之“美”趣，当然也没有在未来发展意义上艺术地表达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崇高的理想境界。
古罗马理论家贺拉斯曾要求批评家“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 [12]。真正的电视美学批评就需充分发挥“磨刀石”的作用，电视艺术家靠它可以“磨”出洞察人生真谛的审美眼光，电视受众也能通过它“磨”就鉴赏电视艺术的审美本领。
三
西部大开发以来，在西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影响下，以反思西部历史文化、揭示民族宗教及民俗、民间文化，表达西部社会建设中西部人顽强搏击、勇毅精进之精神风貌，艺术地纪录、呈现西部独特地域风光等为主要意蕴的西部电视剧显现出勃勃生机，以陕西、四川、甘肃、重庆、云南、内蒙古等为代表的西部电视剧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3-14]。但就整体情形而言，在西部电视剧创作实践不断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关理论研究和批评特别是建立在哲学反思基础上的美学批评还相对不足。由于缺乏理论上的科学、全面分析，使西部电视剧艺术的审美创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对此，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批评，引导西部电视剧创作实践的良性发展。
（一）强化关于西部电视剧的美学理论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西部（西北）电影的理论探索在90年代渐趋平静，代之而起的是有关西部影视的理论思考，并逐渐分化形成了关于西部电视的理论研究。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也促使理论界对西部地域文化、西部文艺的繁荣发展进行全面思考，并由此引发学界关于西部电影、西部电视剧的重新审视。在这些研究中，以西北大学为主要代表的陕西学者们始终把西部电影、西部电视剧作为理论探索的基点，并以西部地域文化为核心提出“新西部电影”、“陕派电视剧”等命题，作了大量有益的理论研究工作西北大学张阿利教授一直关注并潜心探索西部影视剧创作问题，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他在《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中国广播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提出“陕派电视剧”命题并对此进行了具体理论阐释。该书是首部从区域文化角度出发研究地域性电视剧现象的系统性理论著作。。但综观西部电视剧美学理论研究现状，整体而系统的相关研究还相对滞后，还存在一些需要从多种层面、以多种方式进行深化研究的问题：西部电视剧最为独特的艺术意蕴是什么？最能体现西部电视剧审美特质的艺术取向是什么？从西部电视剧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看，它还存在哪些亟需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在电视剧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及整体运作方面，西部电视剧怎样才能更好立足于竞争日趋激烈的文化消费市场？西部电视剧在走向未来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艺术和文化策略？在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强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条件下，西部电视剧艺术又该怎样成为西部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 （二）全面提升西部电视剧批评理论水准
新世纪以来，西部电视剧不断涌现于电视荧屏，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有见地的理论批评，如《中国电视》组织的关于《老柿子树》等电视剧作品的研讨，其他学术刊物关于《茶马古道》、《静静的艾敏河》、《大敦煌》、《戈壁母亲》、《大秦帝国》、《延安颂》、《渭华起义》、《大唐芙蓉园》、《雪域天路》、《解放大西南》、《远山的红叶》、《一路格桑花》、《滇西1949》、《江姐》等作品的分析批评。应当说，这些批评中有不少是富有启示的，在扩大相关电视剧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受众更好理解作品提供了新颖多样的视角。但是，我们也发现，就具体的电视剧文本所进行的解读与批评，大多围绕某部电视剧的优点或者说就艺术表达、意蕴揭示、形象塑造的成功方面展开，而对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于作品文本中的缺失、不足，还鲜有科学、理性和全面的批评解剖，即使有所触及，也常常是一带而过，没有更为合理、准确的学理概括。这一方面表现出我国电视剧批评的一种普遍情形（即“就‘优’避‘劣’”成为批评的某种常态），另一方面也表明电视批评家们本该具有的“挑剔”、“攻击”意识的钝化、弱化。科学的艺术批评要在肯定艺术创造的独到性及其成功处时，也必然要对其存在的缺憾作出切中肯綮的评判，这样才能引起艺术家的精慎反思，也才有助于艺术创造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揭示西部电视剧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
西部电视剧的生存、成长的根基在西部，能够让西部电视剧艺术之树常青的沃土是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化和独特的地域环境共同培育的西部精神，这也是西部电视剧艺术审美创造的灵魂所在。西部精神应该是而且必然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西部文化濡染之下的一种区域性体现，其核心是人文情怀，具体呈现为：敢于拼搏、不屈不挠的理想追求；珍爱自然生命、与万物和睦相处的生存理念；互助友爱、不为利害所驱使的道德品格；博大宽厚、达观从容的人生态度；朴素率真、坦荡真诚的性格特点。对此，一方面西部电视剧要悉心体察、深入思考并审美地揭示这种精神的当下意义；一方面西部电视剧美学批评要通过具体的电视剧艺术文本悉心读解，深刻揭示那些优秀的西部电视剧作品在表现这些精神时的独特美学意蕴，从而更好地发挥西部电视剧启迪心灵的作用。
（四）关注西部电视剧对西部人生存理想的艺术表达
西部人长期处于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与外界信息沟通的不畅造成西部人有封闭、固执、自守的一面，但也会使西部人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更易形成改变现实、创造生活、追求理想的生存动力，这无疑是西部电视剧艺术赖以发展的精神血脉、源头活水。然而，在美学意义上展开的电视剧批评，既要着力于阐释西部电视剧在表现西部人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心灵纠结、情感矛盾时的价值内涵，以及在审视、反思西部人命运变化时的文化意味，也要着力解析西部电视剧在观照人与自然互促互进、相互依存、和谐共荣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平衡意识，以促使西部电视剧创作、西部人共同形成更加自觉更加突出的和谐、平衡的生存观和发展观。
（五）以科学的理论分析引导西部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影视业也正向产业化方向迅速发展。影视产业化就是要建立符合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培养更多具有重要辐射带动作用的市场主体，以此实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从艺术文化事业发展角度看，电视剧策划、生产、管理、营销等的产业化、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而西部电视剧在这方面还较缺乏真正具有强大吸附功能、重要市场影响力的产业集团，西部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其丰富灿烂的文化储存还未更好实现由资源优势向作品优势、市场优势的转化。从全国范围内看，西部电视人（影视集团、生产机构）制作生产的电视剧文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处于较为弱势的境地。因此，从理论方面系统研究西部电视剧产业化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将会使西部电视剧创作更好地发挥集群化产业优势，在给受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能为西部文化建设发挥巨大作用。但西部电视剧产业化的必然选择，就是要坚守电视艺术文化的美学精神，要以深刻挖掘、表现张扬西部文化的人文情怀为核心，使其始终保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充沛的艺术活力，更好地担当起电视剧艺术陶冶品格情操、净化心灵、提升理想境界的美学责任和文化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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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53.
[13] 李建秋.重庆电视剧的创作、传播与发展[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1-95.
[14] 范瑞利.“渝派”纪录片：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喊一声川江号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53-154.
（编辑：李春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项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电视剧创作问题研究——以甘肃、陕西、四川为例（09EC093）
作者简介：黄怀璞（1962-），男，甘肃临洮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影视美学研究。
摘 要：审美活动是独特的精神性实践活动，能让人的情感自由释放。电视美学批评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为出发点，即揭示电视艺术文本中所承载的信息及审美意蕴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和丰富的审美需求，这是电视美学批评发挥审美导向作用的核心。西部电视剧创作的良性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全面、系统的美学批评的理论引导作用，也就是要强化关于西部电视剧的美学理论研究，全面提升西部电视剧的批评理论水准，揭示西部电视剧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关注西部电视剧对西部人生存理想的艺术表达，并以科学的理论分析引导西部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使其更好地担当起电视剧艺术陶冶品格情操、净化心灵、提升理想境界的美学责任和文化责任。
关键词：美学批评；西部电视剧；人文情怀；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5-0080-06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视文化在与商业化、产业化密切关联时，其原有的审美、文化意义遂被更具功利性的经济意义所遮蔽，或者至少可以说，人们对电视更多地是从市场、商业、经济的角度进行关注。不过，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区域性角度思考时，就必须要看到，西部电视发展在市场运作中应该而且必须要恪守本体意义上的美学精神。特别是对西部电视剧而言，通过理论的批评解剖以引导西部电视剧艺术的繁荣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课题。
一
哲学层面上的美学（或艺术哲学）是就“人是什么”、“人如何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等问题，亦即对“人之所是”问题的形而上追问，是人类在丰富多样的生存活动中，以主体形式在观照、创造、建构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对人之为人的拷问。因此，审美活动必然地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在面对复杂的对象世界时，敞开主体的心灵与世间万相展开精神性对话，体验人类超越现实、超越伦理、超越时空、超越理性、超越生理等约束时的心灵愉悦，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全面丰富的和感性生动的人。审美的意义在于使遮蔽的对象世界在主体的心灵中由朦胧到明晰、由晦暗到澄明，在物我一体、忘乎外界功利、搁置现实悲乐的彼岸世界中翱翔，体味人生意义的卓越，品尝情感跃动的快乐，享受心灵释放的轻松，真正获得生命自由的快感。
朱光潜先生在从美育角度分析审美活动的基本功能时认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能让人获得解放、给人以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能冲动和情感的解放，即审美给本能和情感以自由发泄的机会，使自然天性得到解放；二是眼界的解放，审美可以使人在平凡的世界中发现神奇的美，使人在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三是自然限制的解放，审美能使人从有限的自然、物质世界中超越出来，摆脱单纯的物欲和情欲，在超脱自然限制而创造欣赏艺术境界时，人会成为自然的主宰，会由奴隶变为上帝，能充分感觉人的尊严，感受心灵的自由[1]。
在马尔库塞那里，艺术创造就是通过“变形”方式建构“审美形式”的过程。他认为，“艺术对眼前现实的超越，打碎了现存社会关系中物化了的客观性，并开启了崭新的经验层面”，“审美形式”就是“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为一个自足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有了审美形式，艺术作品就摆脱了现实的无尽的过程，获得了它本身的意味和真理”，“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使个体在社会中摆脱他的功能性生存，“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2]。艺术审美的超越性和非功利性，决定了艺术创造是在更高层面上去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它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反思人类生存命运、人类现实遭遇和人类理想未来的责任，它在艺术的审美化思考中打开驰骋想象的心灵通道，开辟积累审美经验的坦途，筑起生命自由跃动的精神大厦，构建摆脱现实痛苦的理想乐园，勾画生命意义的未来前景。因此，艺术的审美价值不是体现为现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对单纯的物欲、情欲等世俗需求的满足，而是以其自足完满的“审美形式”描述人们对未来世界的“期待”。因而，艺术审美中的真实是主体创造的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直观、想象、情感世界中的真实，甚至是幻觉的真实，而唯有这样的真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崇高境界的创造和审美价值的表达。
但是，审美观作为人的价值观体现形式之一，它不是恒定不变的，会随着整体社会情境的变化而演易更替。这就出现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在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传播媒介得到迅猛发展，在媒介信息（如电视、网络、手机信息）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时，在人们的商业消费意识、娱乐消遣意识得到充分强化的当今时代，审美观在何种程度上还存有先前美学中的“非功利性”和“超越性”？在大众文化的游戏性消费中，传统的审美观还有多少形而上的神圣性？特别是新世纪以后，由于“审美文化”的形成，我国文化现象在整体上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中国不仅成为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空间，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已经引起世界的瞩目，也成为新的文化想象的源头”，“新大众”和“新美学”成为新世纪文化的明确表征。“新大众”是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消费”者，他们既促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文化灵活性，因而不仅对媒体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其趣味和要求甚至能够支配文化的发展；同时，在新世纪，“媒介主导的消费文化的话语形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话语”，由此出现了以想象都市文化（都市性）、消费主义、文化日常化为主要特点的“新美学”，进而使“‘美’变成了电视文化的一种抽象的消费形态”[3]。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社会心理商业化加速的必然。 而且，当一种新阅读方式——以图像阅读为内容的消费性阅读和视觉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时，“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各种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甚至于出现了社会文化的电视化倾向。这些图像在满足人们信息获取和娱乐休闲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以至于思维观念。电视不仅成了生活的伴随物，甚至更成为了生活的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电视”[4]。由于媒介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逐渐消失，艺术审美与生活现实的区别也在日趋模糊，传统美学所追求的审美的神圣性、权威性开始走下“圣坛”。正像本雅明描述的那样，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大众对艺术的需求，艺术品失去了原有的受人崇敬的神圣“光环”，艺术品的“崇拜价值”下降而“展览价值”大增，艺术品与接受者应有的那种距离感也随之消失殆尽，由被崇拜的对象变成了市场上的大众消费品，这使艺术的价值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其必然的结果是人们对艺术的崇拜意识的下降[5]。这一说法，在“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看来，是由于电视这种最具“后现代”特征的媒介造成的。杰姆逊认为，电视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在向我们呈现事件信息的同时消除了现实事件与我们的距离，事件的“他性”也就随之而失，因此，现时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商品[6]。无疑，我们正在面临着都市化、商业化进程中“新大众”、“新美学”、“新感性”等日益浮出水面的现实。电视批评不应忽视更不能逃避这一现实，以科学的哲学观为基础的电视批评，在从美学角度展开时，就应发挥其独特的审美功能，以使人们认识到正确、合理的审美价值观对社会人生的重要意义。
二
价值观形成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但主体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在面对同一客体时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取决于客体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即客体的属性越是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主体而言就越有意义或价值，同时客体自身的存在价值也能通过满足主体的需要而得以确证。所以，价值观就是主体对客体属性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自我体认，是一种主体性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审美观作为价值观之一种，它与其他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但审美观又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它源于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审美需要，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满足审美需要而产生的价值意识就是审美价值观，它是主体在心理世界中对客体属性满足自身审美需要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具有将对象世界在主体那里统摄于内心情感的特殊性。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价值虽有被感觉事物的不稳定性，但既非空洞的，也非任意的。因为审美价值表现的是世界，把世界可能有的种种面貌都归结为情感性质；但只有在世界与它所理解的和理解它的主观性相结合时，世界才成为世界。”[7]
以此而言，电视美学批评必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作为价值选择的出发点，并将其视为基本原则，以揭示电视艺术文本中所承载的信息及其包含的审美意蕴能否满足人们日益多样、日益丰富的审美需求，这是电视美学批评发挥审美导向作用的核心。在这一总体的审美观基础上，电视美学批评要以符合电视艺术文本特殊审美属性作为展开批评的着眼点。
当代电视媒体依赖日益成熟的高新技术不断成就了它无所不包的巨大胃口，同时也导致电视文本内容构成的复杂性，形式的生动、灵活和多样性。但不论怎样，电视文本由电视特殊的语言构成，主要通过声画组合后的语言系统来记录和重组现实，并达到呈现现实的目的，记录、重组的过程又显示了电视文本制作者特定的意识观念和价值选择，这就形成了电视文本有别于生活原生形态的“媒介现实”。和其他媒介一样，电视“媒介现实”的形成过程体现着电视文本制作者的作为主体的能动创造性，此即“电视传播艺术”，这是指“电视传播主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为达到预期目标，借助特定的思路、方式、方法和手段，对电视生产和传播各环节所进行的创造性处理”，它“贯穿于电视生产、传播的全过程，体现在技术、管理、观念各个层面”，其“水平主要受到电视传播主体的深刻影响”[8]。可见，分析评价“电视媒介现实”在符号化过程中传播主体通过声画体系而创造的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及其审美价值，就成为电视审美批评的重要方面。
当然，中国电视传播艺术语言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借助技术手段在观照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鲜明声像性特点的文本，让受众从中体验、感悟人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中独具一格的审美特性，如以“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语言塑造“气韵生动”的形象体系，通过建构“象外之象”、“象外之旨”的诗意境界（审美境界），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忧思。从电视文本接受角度看，它通过什么方式、在何种意义上通过声画配置、时空组合、形象创造，为受众留下了多少进行驰骋想象、自由联想，并能领悟生命价值的空间？电视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包括策划、制作、传播、营销等诸多环节的过程，其文本建构以“隐含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召唤性”结构设计，从而激发受众审美接受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填补文本结构的意义“空白”，受众由此在自主性审美中与文本生产者一样体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精神愉悦和自由快感。
电视批评对这些问题的多维度阐释，会揭开笼罩于电视艺术文本之上的神秘面纱，使受众在电视声像语言中通过领略空灵而又丰盈充实的生存价值，获得精神的富足和心灵的快慰。有学者在谈到电视剧艺术文本的审美问题时曾说：“一部电视剧的人性之美，是其灵魂；理性之美，是其头脑；而诗性之美，是建筑在人性和理性之上的高阁——梦想”，“诗性之美”作为电视剧美的最高层次，就是“要让作品本身具有一种任由观众翱翔的心理空间、思想维度和想象宇宙”，因此，它“不光有在天宇飞翔的灵感闪现，更具有一种与大地一样沉实、与汪洋一样深沉的属性”[9]。一部电视剧中的美由此而来，电视信息系统中的其他文本的审美创造亦应如是。 马克思曾说，生产生产着消费，在艺术生产领域，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欣赏美的大众。这是说，艺术不仅生产艺术品自身，而且也生产懂得感知艺术品和艺术美的鉴赏者。艺术对读者、观众的“生产”，就是艺术家通过创造蕴含独特的审美价值观、生存命运的艺术品，不断影响和提高读者、观众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而具有较高审美鉴赏能力的受众反过来又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作为“传播艺术”，是依赖现代高科技制作而成的特殊“拷贝世界”，但它又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符号化表现，它不应也不能单纯追求通过画面展示生物性本能或人性中的低俗欲望。电视批评家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普通受众之所以“普通”，是由于他们在接受电视文本符码时还难以进入到更深的人性、精神层面，更易把现实中的低俗欲望混同于艺术的理想期求；而批评家之所以是“家”，就在于拥有更理性的艺术评判的知识素养、更宽广的审美视野、更深刻的价值发掘，能在电视艺术文本中发现普通大众不易发现的美学意蕴。因此，电视批评家必须要以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为标尺，以敏锐的艺术直觉体味、品评电视文本，并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美学素养解读电视文本中那些使人获得生命超越感、现实超越感的精神价值。这既是批评家的美学职责，也是批评家的必需良知，更是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根本要求之所在。仲呈祥先生在谈到我国电视艺术理论与美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理论研究者必须要知道，“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他还说：“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10]这不只对电视批评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对电视艺术创作也同样富有启迪性。
然而，当代社会技术化、商品化、都市化的发展，使包括电视艺术在内的文艺创作，出现了世俗享受取代艺术神圣、功利消费取代理想追求、物质欲望取代精神向往的当下征候，电视文本因此也显现出一些浅薄而庸俗的（从主持人到节目内容，从娱乐性节目到电视剧，从电视画面到人物语言等）现象，尽管这还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也足以让人忧虑。面对这种情形，电视美学批评对受众的审美接受就会产生重要价值的导向作用。电视美学批评对受众的价值导向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文化导向、意识形态导向、审美导向等方面，其中审美导向特别是指要以“电视画面语言这一特性为基准，并在电视文本的和谐美（均衡美）、运动美、意境美、含蓄美等方面进行美学读解和评析”[11]。即是说，电视美学批评，一方面通过审美分析引导受众关注、感受、体验、品味那些充满人文关怀、饱含人性厚度、富有诗意美感，从而饱含人生价值启示的作品，揭示文本中蕴蓄的或灿烂美丽或深沉严肃的生命状态；另一方面，要深刻剖析那些表达庸俗、媚俗和浅薄无聊乃至生物式欲望的电视文本的潜在危害，能使人们清醒认识到，这类电视文本，既无社会人生之“真”意，亦无品性情操之“善”愿，更无心理情感之“美”趣，当然也没有在未来发展意义上艺术地表达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崇高的理想境界。
古罗马理论家贺拉斯曾要求批评家“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 [12]。真正的电视美学批评就需充分发挥“磨刀石”的作用，电视艺术家靠它可以“磨”出洞察人生真谛的审美眼光，电视受众也能通过它“磨”就鉴赏电视艺术的审美本领。
三
西部大开发以来，在西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影响下，以反思西部历史文化、揭示民族宗教及民俗、民间文化，表达西部社会建设中西部人顽强搏击、勇毅精进之精神风貌，艺术地纪录、呈现西部独特地域风光等为主要意蕴的西部电视剧显现出勃勃生机，以陕西、四川、甘肃、重庆、云南、内蒙古等为代表的西部电视剧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3-14]。但就整体情形而言，在西部电视剧创作实践不断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关理论研究和批评特别是建立在哲学反思基础上的美学批评还相对不足。由于缺乏理论上的科学、全面分析，使西部电视剧艺术的审美创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对此，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批评，引导西部电视剧创作实践的良性发展。
（一）强化关于西部电视剧的美学理论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西部（西北）电影的理论探索在90年代渐趋平静，代之而起的是有关西部影视的理论思考，并逐渐分化形成了关于西部电视的理论研究。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也促使理论界对西部地域文化、西部文艺的繁荣发展进行全面思考，并由此引发学界关于西部电影、西部电视剧的重新审视。在这些研究中，以西北大学为主要代表的陕西学者们始终把西部电影、西部电视剧作为理论探索的基点，并以西部地域文化为核心提出“新西部电影”、“陕派电视剧”等命题，作了大量有益的理论研究工作西北大学张阿利教授一直关注并潜心探索西部影视剧创作问题，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他在《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中国广播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提出“陕派电视剧”命题并对此进行了具体理论阐释。该书是首部从区域文化角度出发研究地域性电视剧现象的系统性理论著作。。但综观西部电视剧美学理论研究现状，整体而系统的相关研究还相对滞后，还存在一些需要从多种层面、以多种方式进行深化研究的问题：西部电视剧最为独特的艺术意蕴是什么？最能体现西部电视剧审美特质的艺术取向是什么？从西部电视剧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看，它还存在哪些亟需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在电视剧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及整体运作方面，西部电视剧怎样才能更好立足于竞争日趋激烈的文化消费市场？西部电视剧在走向未来时应该采取怎样的艺术和文化策略？在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强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条件下，西部电视剧艺术又该怎样成为西部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 （二）全面提升西部电视剧批评理论水准
新世纪以来，西部电视剧不断涌现于电视荧屏，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有见地的理论批评，如《中国电视》组织的关于《老柿子树》等电视剧作品的研讨，其他学术刊物关于《茶马古道》、《静静的艾敏河》、《大敦煌》、《戈壁母亲》、《大秦帝国》、《延安颂》、《渭华起义》、《大唐芙蓉园》、《雪域天路》、《解放大西南》、《远山的红叶》、《一路格桑花》、《滇西1949》、《江姐》等作品的分析批评。应当说，这些批评中有不少是富有启示的，在扩大相关电视剧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受众更好理解作品提供了新颖多样的视角。但是，我们也发现，就具体的电视剧文本所进行的解读与批评，大多围绕某部电视剧的优点或者说就艺术表达、意蕴揭示、形象塑造的成功方面展开，而对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于作品文本中的缺失、不足，还鲜有科学、理性和全面的批评解剖，即使有所触及，也常常是一带而过，没有更为合理、准确的学理概括。这一方面表现出我国电视剧批评的一种普遍情形（即“就‘优’避‘劣’”成为批评的某种常态），另一方面也表明电视批评家们本该具有的“挑剔”、“攻击”意识的钝化、弱化。科学的艺术批评要在肯定艺术创造的独到性及其成功处时，也必然要对其存在的缺憾作出切中肯綮的评判，这样才能引起艺术家的精慎反思，也才有助于艺术创造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揭示西部电视剧别具一格的美学意蕴
西部电视剧的生存、成长的根基在西部，能够让西部电视剧艺术之树常青的沃土是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化和独特的地域环境共同培育的西部精神，这也是西部电视剧艺术审美创造的灵魂所在。西部精神应该是而且必然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西部文化濡染之下的一种区域性体现，其核心是人文情怀，具体呈现为：敢于拼搏、不屈不挠的理想追求；珍爱自然生命、与万物和睦相处的生存理念；互助友爱、不为利害所驱使的道德品格；博大宽厚、达观从容的人生态度；朴素率真、坦荡真诚的性格特点。对此，一方面西部电视剧要悉心体察、深入思考并审美地揭示这种精神的当下意义；一方面西部电视剧美学批评要通过具体的电视剧艺术文本悉心读解，深刻揭示那些优秀的西部电视剧作品在表现这些精神时的独特美学意蕴，从而更好地发挥西部电视剧启迪心灵的作用。
（四）关注西部电视剧对西部人生存理想的艺术表达
西部人长期处于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与外界信息沟通的不畅造成西部人有封闭、固执、自守的一面，但也会使西部人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更易形成改变现实、创造生活、追求理想的生存动力，这无疑是西部电视剧艺术赖以发展的精神血脉、源头活水。然而，在美学意义上展开的电视剧批评，既要着力于阐释西部电视剧在表现西部人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心灵纠结、情感矛盾时的价值内涵，以及在审视、反思西部人命运变化时的文化意味，也要着力解析西部电视剧在观照人与自然互促互进、相互依存、和谐共荣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平衡意识，以促使西部电视剧创作、西部人共同形成更加自觉更加突出的和谐、平衡的生存观和发展观。
（五）以科学的理论分析引导西部电视剧的产业化发展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影视业也正向产业化方向迅速发展。影视产业化就是要建立符合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培养更多具有重要辐射带动作用的市场主体，以此实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从艺术文化事业发展角度看，电视剧策划、生产、管理、营销等的产业化、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而西部电视剧在这方面还较缺乏真正具有强大吸附功能、重要市场影响力的产业集团，西部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其丰富灿烂的文化储存还未更好实现由资源优势向作品优势、市场优势的转化。从全国范围内看，西部电视人（影视集团、生产机构）制作生产的电视剧文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处于较为弱势的境地。因此，从理论方面系统研究西部电视剧产业化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将会使西部电视剧创作更好地发挥集群化产业优势，在给受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能为西部文化建设发挥巨大作用。但西部电视剧产业化的必然选择，就是要坚守电视艺术文化的美学精神，要以深刻挖掘、表现张扬西部文化的人文情怀为核心，使其始终保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充沛的艺术活力，更好地担当起电视剧艺术陶冶品格情操、净化心灵、提升理想境界的美学责任和文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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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