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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合格的接班人，90%以上的企业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寻找值得托付的“罗文”，能够把财富排除万难带给“加西亚”，是中外富豪需终身面对的问题。
沃尔玛的火炬传递
控制巨型企业沃尔玛的沃顿家族拥有大约900亿美元的财富， 相当于新加坡全国的GDP，说他们家族“富可敌国”应该并不过分，但这样的家族在崛起将近40年以后，依然生命力旺盛、业务蒸蒸日上，他们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什么高招呢？
沃尔玛创办者的成功接班人——长子鲍伯已被美国的商界公认为是第二代接班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成长历程并不寻常。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富家子弟一样，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一路进名校，他高中毕业后去的是普通的俄亥俄州立的某所小学院（College of Wooster）。
1966年毕业于会计系后，鲍伯去了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到父亲的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先去了邻近一个城市的某法律公司（Tulsa law firm Conner & Winters），他一向不喜欢别人把他和父亲进行比较，那会带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和家族的企业保持了距离。
鲍伯虽然没有直接在父亲的公司干，但在1970年沃尔玛的 IPO 中承担了部分法律类的工作，其间，对沃尔玛的经营状况保持关注和了解。
1978年（也就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12年），他经过了离婚、再婚、有了三个小孩的人生阅历以后，在父亲的召唤下回到父亲身边，开始全力为家族企业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鲍伯洞察了零售业发展的趋势，说服其父亲把企业向海外发展。鲍伯后来因为出色的业绩成功接班，成为公司强有力的总裁。
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的他是个并不崇尚奢华的人，当总裁以后平时开的是日本产的混合动力车。他的个人爱好也很省钱：曾花一年的时间狂练长跑和自行车，还参加了以艰苦而著名的夏威夷铁人三项世界冠军赛（在一天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三项运动——在大海里游泳3.8公里，再环岛骑自行车180公里，最后跑完42.195公里的马拉松全程），鲍伯能完成这样的铁人赛事，我们可以肯定，投资人和股东即使不了解他的经营技巧，起码对他的体力和毅力有200%的信心了。
沃尔玛成功接班人的例子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成功的接班人，不一定是在名校里培养出来的，也不一定很早介入家族的生意，他不一定有最好的生活条件，但他一定能勇敢应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像“铁人”一样。
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
当然，成功接班并非一定指成为第二代企业家，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家的子女作出了和他们父辈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但在他们选择的职业上，他们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样的接班人，也值得我们赞叹。
最著名的从富到贵的家族传递就是肯尼迪家族了。爱尔兰移民的后代约瑟夫·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奠基人。20岁之前痛恨自己出身卑微，没有可以炫耀的亲友；后来他成为金融家，60岁前身价已逾3亿美元，财产价值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美元。成为金融家后的约瑟夫·肯尼迪积极参政，在1937年获任为美国驻英国大使。
金融家约瑟夫·肯尼迪娶的是波士顿市长的女儿，对岳父大人在财政上的支持使他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约瑟夫·肯尼迪为鼓励后代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专心谋政，之后，他干脆平分了所有家产；70岁以后，4个儿子中有3个先后踏上仕途，次子约翰当选第35任美国总统，无疑是他平生最大的骄傲。
成为望族后的肯尼迪家族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尤妮斯·肯尼迪·施莱弗十分热心社会事务，由于她的姐姐罗斯玛丽患有智力障，这使她对残疾人的痛苦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1968年，她创办了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她的小儿子蒂莫西·施莱弗已经接班，任董会主席兼会长。
这些成功企业家的后代，都利用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他们各自热爱的事业，为自己家族的荣誉增加了光彩。可以说，他们的经济资本在后代身上转化成为社会资本。从第二代的角度来说，他们比父母有了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加开阔的选择，对自己生命的选择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
在西方的富豪家族中，很多后代不再经商，选择了学术和艺术作为终身的追求，也都获得了企业创始人的理解和支持。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下一代的智慧完全可能在新的领域得到全新的发挥。
制造打工皇帝
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让下一代受益而不是受困于财富，也是富豪们要及早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的文化中，20多岁的健康年轻人早早就开始立遗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习惯。但华人社会对财产和接班人的安排容易走向模糊，容易产生龚如心这样的悲剧事件。
龚如心丈夫王德辉在1990年遭绑架后失踪，她与公公王廷歆历经了九年遗产争夺，最终法院判定龚如心为王德辉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她也由此拥有约328亿港元的资产。龚如心去世以后，如何处理她的遗产，又成为外界猜测的话题。
没有后裔的富豪，在逝世后设立信托基金，这在海外颇为普遍，不仅可以避免家族财产纷争，防止继承人将财产转移或散尽，也可以使企业长期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经营。龚如心去世后，造成其上市公司股价大跌。对公司经营和财富走向的不明朗，才是导致股票大跌的主要原因。
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公司不一定由家族成员来经营，如何选择好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设计好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考验企业家智慧的难题。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的威望，不仅仅在于他的儿子能够成功接班，还在于他的企业培育出了一大批的打工皇帝。香港“十大打工皇帝”平均年薪超过2000万元。当中，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部下就占了六位，而且位居冠亚的霍建宁及袁天凡，收入更超过1亿元。在经济的起伏中，仍能坐享富贵，不愧为打工皇帝，这是他们本人的骄傲，也是李嘉诚家族的成功。
李嘉诚旗下企业负责人被列入打工皇帝的还有和记黄埔执行董事、长江实业副主席、香港电灯主席和长江基建副主席麦理思，长江实业副董事总经理、和记黄埔执行董事、长江基建董事总经理、香港电灯董事的甘庆林，和记黄埔副董事总经理、香港电灯董事、长江基建执行董事周胡慕芳，以及和记黄埔财务董事、长江基建执行董事、香港电灯执行董事、长实非执行董事、Tom.com主席陆法兰。
在明天的中国新富阶层里，或也传颂着一些带领周围人一起成为富翁的新型创业富豪。
沃尔玛的火炬传递
控制巨型企业沃尔玛的沃顿家族拥有大约900亿美元的财富， 相当于新加坡全国的GDP，说他们家族“富可敌国”应该并不过分，但这样的家族在崛起将近40年以后，依然生命力旺盛、业务蒸蒸日上，他们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什么高招呢？
沃尔玛创办者的成功接班人——长子鲍伯已被美国的商界公认为是第二代接班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成长历程并不寻常。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富家子弟一样，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一路进名校，他高中毕业后去的是普通的俄亥俄州立的某所小学院（College of Wooster）。
1966年毕业于会计系后，鲍伯去了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到父亲的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先去了邻近一个城市的某法律公司（Tulsa law firm Conner & Winters），他一向不喜欢别人把他和父亲进行比较，那会带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和家族的企业保持了距离。
鲍伯虽然没有直接在父亲的公司干，但在1970年沃尔玛的 IPO 中承担了部分法律类的工作，其间，对沃尔玛的经营状况保持关注和了解。
1978年（也就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12年），他经过了离婚、再婚、有了三个小孩的人生阅历以后，在父亲的召唤下回到父亲身边，开始全力为家族企业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鲍伯洞察了零售业发展的趋势，说服其父亲把企业向海外发展。鲍伯后来因为出色的业绩成功接班，成为公司强有力的总裁。
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的他是个并不崇尚奢华的人，当总裁以后平时开的是日本产的混合动力车。他的个人爱好也很省钱：曾花一年的时间狂练长跑和自行车，还参加了以艰苦而著名的夏威夷铁人三项世界冠军赛（在一天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三项运动——在大海里游泳3.8公里，再环岛骑自行车180公里，最后跑完42.195公里的马拉松全程），鲍伯能完成这样的铁人赛事，我们可以肯定，投资人和股东即使不了解他的经营技巧，起码对他的体力和毅力有200%的信心了。
沃尔玛成功接班人的例子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成功的接班人，不一定是在名校里培养出来的，也不一定很早介入家族的生意，他不一定有最好的生活条件，但他一定能勇敢应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像“铁人”一样。
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
当然，成功接班并非一定指成为第二代企业家，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家的子女作出了和他们父辈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但在他们选择的职业上，他们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样的接班人，也值得我们赞叹。
最著名的从富到贵的家族传递就是肯尼迪家族了。爱尔兰移民的后代约瑟夫·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的奠基人。20岁之前痛恨自己出身卑微，没有可以炫耀的亲友；后来他成为金融家，60岁前身价已逾3亿美元，财产价值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美元。成为金融家后的约瑟夫·肯尼迪积极参政，在1937年获任为美国驻英国大使。
金融家约瑟夫·肯尼迪娶的是波士顿市长的女儿，对岳父大人在财政上的支持使他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约瑟夫·肯尼迪为鼓励后代不为五斗米折腰只专心谋政，之后，他干脆平分了所有家产；70岁以后，4个儿子中有3个先后踏上仕途，次子约翰当选第35任美国总统，无疑是他平生最大的骄傲。
成为望族后的肯尼迪家族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尤妮斯·肯尼迪·施莱弗十分热心社会事务，由于她的姐姐罗斯玛丽患有智力障，这使她对残疾人的痛苦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1968年，她创办了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她的小儿子蒂莫西·施莱弗已经接班，任董会主席兼会长。
这些成功企业家的后代，都利用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他们各自热爱的事业，为自己家族的荣誉增加了光彩。可以说，他们的经济资本在后代身上转化成为社会资本。从第二代的角度来说，他们比父母有了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人生也因此有了更加开阔的选择，对自己生命的选择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
在西方的富豪家族中，很多后代不再经商，选择了学术和艺术作为终身的追求，也都获得了企业创始人的理解和支持。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下一代的智慧完全可能在新的领域得到全新的发挥。
制造打工皇帝
积累了财富后，如何让下一代受益而不是受困于财富，也是富豪们要及早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的文化中，20多岁的健康年轻人早早就开始立遗嘱，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很顺理成章的一个习惯。但华人社会对财产和接班人的安排容易走向模糊，容易产生龚如心这样的悲剧事件。
龚如心丈夫王德辉在1990年遭绑架后失踪，她与公公王廷歆历经了九年遗产争夺，最终法院判定龚如心为王德辉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她也由此拥有约328亿港元的资产。龚如心去世以后，如何处理她的遗产，又成为外界猜测的话题。
没有后裔的富豪，在逝世后设立信托基金，这在海外颇为普遍，不仅可以避免家族财产纷争，防止继承人将财产转移或散尽，也可以使企业长期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经营。龚如心去世后，造成其上市公司股价大跌。对公司经营和财富走向的不明朗，才是导致股票大跌的主要原因。
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公司不一定由家族成员来经营，如何选择好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设计好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考验企业家智慧的难题。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的威望，不仅仅在于他的儿子能够成功接班，还在于他的企业培育出了一大批的打工皇帝。香港“十大打工皇帝”平均年薪超过2000万元。当中，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部下就占了六位，而且位居冠亚的霍建宁及袁天凡，收入更超过1亿元。在经济的起伏中，仍能坐享富贵，不愧为打工皇帝，这是他们本人的骄傲，也是李嘉诚家族的成功。
李嘉诚旗下企业负责人被列入打工皇帝的还有和记黄埔执行董事、长江实业副主席、香港电灯主席和长江基建副主席麦理思，长江实业副董事总经理、和记黄埔执行董事、长江基建董事总经理、香港电灯董事的甘庆林，和记黄埔副董事总经理、香港电灯董事、长江基建执行董事周胡慕芳，以及和记黄埔财务董事、长江基建执行董事、香港电灯执行董事、长实非执行董事、Tom.com主席陆法兰。
在明天的中国新富阶层里，或也传颂着一些带领周围人一起成为富翁的新型创业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