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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曾有句“口号”：到浙江开银行，开一家赚一家。洪流之下，短短几年中，从城商行到农商行再到农合社，浙江境内的银行已超100家。
但杜俊国（化名）运气却不太好。他2012年下半年从某国有大行杭州分行中层领导职位跳槽到某城商行任支行行长，不但一手组建了该行在当地的一家重量级支行，还刷新了该行存贷款规模的最高纪录。但是因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超出上限，最近他被停职审计，面临几十万元罚款和处分。
“早几年肯定稳赚不赔。”杜俊国说，现在各家银行不良率明账基本超过6%，下马的分支行行长一拨接一拨。
在这场金融风波中，大银行未能幸免，小银行更是一地鸡毛。
“倒霉的一年”
杜俊国之所以从国有大行跳槽，是看着别人太赚钱，盼着自己的收入至少能翻番。
他到任城商行的第一重任，就是两月内组建一家支行，在银监会规定时限内招兵买马、披挂上阵。为此他求遍熟人，好不容易拉出一个“草台班子”，其中不少人从未从事过信贷业务，“没关系，临时培训下再说”。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团队在第一年做到5个多亿的存款，“刚开张时存款贷款双双受赞，不良率也低”。
杜俊国认为一切将顺风顺水，做大做强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到半年就风云突变。
“跟进的贷款几乎全部坏账，国有大行可能还有抵御能力，对我们却足以致命。”他说，眼见着担保链串联日益严重，各家银行都乱了阵脚。
不到一年，他所在支行的不良率飙至3%，隐性不良率高达15%以上。其他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陆续翻番，个别国有银行的隐性不良率也超过10%。
随即，总行开始逐级问责，从每笔不良贷款的所有签字责任人工资中扣除风险金。通常，1000万元不良贷款需扣除约50万元风险金，分别由客户经理、部门经理和行领导承担。行长的扣除比例为18%，即50万元中的9万元，客户经理相对最高。
前述风控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客户经理底薪也只有两三千元，100万元优质贷款能获得2000元奖励，“原本一年5万?10万元的常态收入，风险金扣除之后往往就成了负数”。
而针对杜俊国的审计才进行了一半，已经从其收入中扣除了30多万元风险金。
据悉，目前浙江境内各家城商行均接到银监局扣除2013年风险金的通知，通常都不低于数千万元。这意味着小银行半数以上员工将“白忙活”。
“这些制度与当下形势极不匹配。”杜俊国说，从客户经理到行长目前都已消极怠工。他手下的好几个客户经理，两年工资已经扣完，但若想离职，必须交齐剩余的数十万元风险金，或在档案里记下永久一笔。
“金融机构非常看重从业记录。”前述风控人士说，浙江的小银行有80%以上的客户经理都试图离职，但对于刚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来说，如此处分确实过重。
小银行处处“受伤”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杭州的各家银行从2009年至今，除光大银行外几乎全部更换过分行行长，支行行长更不待说。
杜俊国担心，身边多位支行行长都被开除，某城商行也因一笔大额不良贷款，一年内更换了6个支行行长。
但问题远不止贷款。
由于在信誉、品牌方面的劣势，以及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导致贷款需求远胜于存款，小银行“吸存”非常困难。
眼下的解决之道，一方面是总行将一些地区存款多、贷款少的信贷额度加以调配，以适宜存贷比监管要求，一方面则依靠“以贷拉存”来造血。
其次，是风控能力低下。
前述风控人士说，由于业绩考核严苛，小银行必须“垒大户”、拼命放贷。但银企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让它们饱尝苦果。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浙江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规范管理，“看上去美丽一团，但是为了融资，企业交给十家银行的财务报表可能会是全然不同的十种模样。”
此外，信息系统和科技平台的大量设备投入也让小银行备受压力，如果规模和利润不能上到一定台阶，养活员工都很困难。加之小银行大多由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社等机构股改而来，其运营模式和能力短期未有改善，运营压力巨大。
“当然，最重要还是人员素质。”杜俊国表示，“杂牌军”是大问题。通常筹建支行所需的三四十人团队，行长来自国有银行，副行长来自招商、民生、浦发等股份制银行，部门经理通常是从中小银行挖来的骨干，其余则是在其他银行干不下去的员工，或是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大银行难独善其身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大银行也未能在风浪中独善其身。原因在于，冲业绩、过考核适用于任何银行和任何时期。而大型银行的指标考核更为繁杂，仅存款余额考核就包含水平指标、季末指标、年末指标等七八种，常规指标体系中30多项细则，任何一项不达标均影响甚大。
“压力非常大。”一位国有大行萧山分行部门经理说，不良率飙升超出预期，银行一方面抽贷、押贷和惜贷，一方面贷款总量考核指标却一成不变。他的月薪已遭腰斩，就连原本颇为鼓励的学历深造，也已取消了资金奖励。
更令人担忧的，是前几年“垒大户”的大银行，风险正透入骨髓。
奉化市一位官员透露，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时期，一些大行分支行竟然鼓励员工和公务员申请信用贷款来集资放贷，以违规操作来规避监管。然而，市场需求毕竟有限，冲业绩的直接途径是放松风险审批，造成个别大银行不良率逼近风险红线，在个别市县甚至高达8%以上。
“当然，中国的金融机构肯定是大而不倒。”向松祚认为，中国不会出现银行机构的破产倒闭，但金融危机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最终可能转嫁于民。
但杜俊国（化名）运气却不太好。他2012年下半年从某国有大行杭州分行中层领导职位跳槽到某城商行任支行行长，不但一手组建了该行在当地的一家重量级支行，还刷新了该行存贷款规模的最高纪录。但是因2014年上半年不良率超出上限，最近他被停职审计，面临几十万元罚款和处分。
“早几年肯定稳赚不赔。”杜俊国说，现在各家银行不良率明账基本超过6%，下马的分支行行长一拨接一拨。
在这场金融风波中，大银行未能幸免，小银行更是一地鸡毛。
“倒霉的一年”
杜俊国之所以从国有大行跳槽，是看着别人太赚钱，盼着自己的收入至少能翻番。
他到任城商行的第一重任，就是两月内组建一家支行，在银监会规定时限内招兵买马、披挂上阵。为此他求遍熟人，好不容易拉出一个“草台班子”，其中不少人从未从事过信贷业务，“没关系，临时培训下再说”。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团队在第一年做到5个多亿的存款，“刚开张时存款贷款双双受赞，不良率也低”。
杜俊国认为一切将顺风顺水，做大做强只是时间问题，但不到半年就风云突变。
“跟进的贷款几乎全部坏账，国有大行可能还有抵御能力，对我们却足以致命。”他说，眼见着担保链串联日益严重，各家银行都乱了阵脚。
不到一年，他所在支行的不良率飙至3%，隐性不良率高达15%以上。其他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陆续翻番，个别国有银行的隐性不良率也超过10%。
随即，总行开始逐级问责，从每笔不良贷款的所有签字责任人工资中扣除风险金。通常，1000万元不良贷款需扣除约50万元风险金，分别由客户经理、部门经理和行领导承担。行长的扣除比例为18%，即50万元中的9万元，客户经理相对最高。
前述风控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客户经理底薪也只有两三千元，100万元优质贷款能获得2000元奖励，“原本一年5万?10万元的常态收入，风险金扣除之后往往就成了负数”。
而针对杜俊国的审计才进行了一半，已经从其收入中扣除了30多万元风险金。
据悉，目前浙江境内各家城商行均接到银监局扣除2013年风险金的通知，通常都不低于数千万元。这意味着小银行半数以上员工将“白忙活”。
“这些制度与当下形势极不匹配。”杜俊国说，从客户经理到行长目前都已消极怠工。他手下的好几个客户经理，两年工资已经扣完，但若想离职，必须交齐剩余的数十万元风险金，或在档案里记下永久一笔。
“金融机构非常看重从业记录。”前述风控人士说，浙江的小银行有80%以上的客户经理都试图离职，但对于刚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来说，如此处分确实过重。
小银行处处“受伤”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杭州的各家银行从2009年至今，除光大银行外几乎全部更换过分行行长，支行行长更不待说。
杜俊国担心，身边多位支行行长都被开除，某城商行也因一笔大额不良贷款，一年内更换了6个支行行长。
但问题远不止贷款。
由于在信誉、品牌方面的劣势，以及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导致贷款需求远胜于存款，小银行“吸存”非常困难。
眼下的解决之道，一方面是总行将一些地区存款多、贷款少的信贷额度加以调配，以适宜存贷比监管要求，一方面则依靠“以贷拉存”来造血。
其次，是风控能力低下。
前述风控人士说，由于业绩考核严苛，小银行必须“垒大户”、拼命放贷。但银企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让它们饱尝苦果。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浙江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规范管理，“看上去美丽一团，但是为了融资，企业交给十家银行的财务报表可能会是全然不同的十种模样。”
此外，信息系统和科技平台的大量设备投入也让小银行备受压力，如果规模和利润不能上到一定台阶，养活员工都很困难。加之小银行大多由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社等机构股改而来，其运营模式和能力短期未有改善，运营压力巨大。
“当然，最重要还是人员素质。”杜俊国表示，“杂牌军”是大问题。通常筹建支行所需的三四十人团队，行长来自国有银行，副行长来自招商、民生、浦发等股份制银行，部门经理通常是从中小银行挖来的骨干，其余则是在其他银行干不下去的员工，或是毫无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大银行难独善其身
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大银行也未能在风浪中独善其身。原因在于，冲业绩、过考核适用于任何银行和任何时期。而大型银行的指标考核更为繁杂，仅存款余额考核就包含水平指标、季末指标、年末指标等七八种，常规指标体系中30多项细则，任何一项不达标均影响甚大。
“压力非常大。”一位国有大行萧山分行部门经理说，不良率飙升超出预期，银行一方面抽贷、押贷和惜贷，一方面贷款总量考核指标却一成不变。他的月薪已遭腰斩，就连原本颇为鼓励的学历深造，也已取消了资金奖励。
更令人担忧的，是前几年“垒大户”的大银行，风险正透入骨髓。
奉化市一位官员透露，前几年大规模刺激时期，一些大行分支行竟然鼓励员工和公务员申请信用贷款来集资放贷，以违规操作来规避监管。然而，市场需求毕竟有限，冲业绩的直接途径是放松风险审批，造成个别大银行不良率逼近风险红线，在个别市县甚至高达8%以上。
“当然，中国的金融机构肯定是大而不倒。”向松祚认为，中国不会出现银行机构的破产倒闭，但金融危机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最终可能转嫁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