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背景下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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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社会流动过程中,部分离乡青年因学业、事业或沾染恶习而选择了离开亲友视线,从而出现了“刻意失踪”的现象。不仅导致自我生存的艰难,也带来了亲友的担心和期待,然而,在当前青年的面子思维和社会功利化的评价机制下,青年迫于亲友的压力和期待又不得不选择失踪,由此,需要通过多元的策略减少刻意失踪事件的出现。
  [关键词]社会压力; 离乡青年; 刻意失踪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52 — 02
  当前,在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青年因考学、打工等而离乡的现象越来越多。“离土又离乡”已是现阶段青年农民群体非农化的主要表现和典型特征〔1〕。离土离乡后,社会并不是给每个青年都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和机会,每个青年也并不都是以自我的意愿或被期望的方式获得了良好发展,因此,部分青年并没有取得成绩,在社会金钱导向以及传统“衣锦还乡”的思维下,部分青年以金钱作为衡量自我价值实现的坐标,并以能否以体面的方式回乡作为追求。由此,那些没有足够的金钱或没有形成足够体面要素的青年隐藏了对回乡或联系亲人、朋友的渴望,成为真正的离乡漂泊者,有些青年为了避免亲人的追寻或过问,而刻意失踪,既在一定时段内生活于一个所有过去有关联的人都无法知晓或联系的陌生环境。
  一、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类型
  近年来,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取得理想成就的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现象逐渐增加,包括以下类型:
  一类是学业失意,或学业厌倦。一般来讲,大多数家庭的父母都期望其子女在学业上有所成就,青年本身对于学业失意与父母的期望相差甚远。在此背景下,部分学业失意的青年会自作主张放弃学业,而放弃学业又害怕亲友的追问或责骂,因此,选择了“失踪”,即不再继续学业,转而在社会中寻找可以谋生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学业失意青年选择了逃避亲人、朋友、同学、老师等社会关联圈子,在一个关联人都不知晓的空间或环境中自我谋求生存。当学校询问、家长关心等才引起了关注。
  二类是事业失意,即在外闯荡或打工过程中,没有取得自我或家人预期的成就,因此,在内心感到自责之时更害怕面对父母的过问,害怕亲人的关心,于是选择了长期不回乡的做法,有些离乡青年在不回乡的过程中会保持与亲友的联系,但当经常性遇到亲友的追问或诉求,有些青年选择不再联系任何亲人,甚至因此闯荡到另一个任何熟人都无法找寻的环境或空间中。
  是沾染恶习,有些离乡青年因为自我控制能力弱、心智不成熟、辨别能力尚存较大不足,在一些较差的生活环境中生存耳濡目染地染上了各种恶习,如加入地方黑恶势力、沦为街头扒手或赌博失败等,因此不敢面对父母的期待或苛求,由此选择了离开亲友视线。
  二、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方式
  为了逃避所有可能的熟人,离乡青年会选择一定的方式进行自我隔绝。其方式为:
  一是长期性的失踪,从一个有关联人的环境逃离了另一个自己都陌生的没有关联人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寻找可能的谋生方式,并长期不与一切有血缘、友缘、事缘等关联人进行联系,这种失踪往往时间较长。例如:据调查对象亲友透露,王某,安徽人,原在湖南某高校读书,因对学业不感兴趣,又不敢在家人知道的情况下直接辍学,由此选择了不告诉任何人离开学校到陌生地方打工,除其本人在离开后告知家里情况,至今学校和家人都未能联系其人。
  二是暂时性的失踪,更换一切关联人可进行联络的通信工具,如手机号码、座机号码、QQ号码等,实现自我在关联人中“顷刻间人间蒸发”,这种失踪一般不离开已经熟悉的生存环境,而只是让亲友无法找寻。例如:据今视网报道:2011年10月4日下午,在江西高速交警直属五支队第四大队里,来自四川邻水县城北镇江某的舅舅终于见到了自己失踪已久的外甥。该外甥失踪原因为在高中时曾受过刺激,便辍学跟其舅舅外出打工,不久便是跟舅舅等亲人失去联系,从此两年无音讯。
  三是间歇性的失踪,即有时会与可联系的亲人进行联系,在联系之后即变更联系方式,或以公共通道联系亲友,然后又不再联系亲友,因此,关联人只知晓其仍然存活,但不知晓其生存地点、生活状况等,在报送有限信息后,又处于失踪状态。例如:据新闻报道,广西贺州的杨某在2005年初中毕业后,称要去广州做生意,离乡后七年来一直未回家,但会与家里联系,但每次相隔时间都较长,联系方式也不一样。杨某称自己生活顺利,不久会回家,但一直未回,其家人不知道其真实情况。
  三、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影响
  离乡青年刻意失踪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对于离乡青年而言,其在关联人群体中的消失会造成自我生存失去亲友的关怀,也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依托,从而当自我面临困境时,要么自我想办法化解,要么依靠相互并不熟识的人帮助,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事实看,大多数离乡青年刻意失踪后往往并没有取得了一个更好的,更有保障的生活状况,也没有感觉到脱离追问、过渡关怀后的自由与轻松。
  而对于刻意失踪的离乡青年的家庭而言,其影响更为显著,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而更主要的是对青年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群体的精神上的影响。当离乡青年无法找寻或多年不回时,其父母或其他亲人会表现出焦虑、担心等心理状况,并表现出强烈的期待、渴望等。有些父母日日思儿归,夜夜梦儿回,渴望儿女能够突然间出现在眼前,有些父母经受不住子女失踪或逃离的打击,或生病,或去世,造成了悲剧性事件发生。
  四、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深层原因
  从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的动机看,其初衷要么是逃离亲人的责备,要么是逃离亲人的期望,要么是害怕面对关联人或村庄熟人的评判等。而在这诸多因素背后,有两个支撑性因素:
  一个是面子思维。离乡青年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往往具有面子取向,即希望离乡后通过学业、事业等发达争得回乡面子,如果学业不成,事业无进展,在他们看来,回乡将是一个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二是社会功利化的评价机制。社会人甚至离乡青年的父母等都无法逃离日益强化的功利化评价机制,即权力大小、金钱多少、知识丰寡等,尤其是金钱多少往往成为最主要衡量标尺,而用这一标尺进行衡量,不少起初具有梦想或追求的青年在功利化评价机制面前往往“无法抬头”,因此,这些青年害怕遭遇各种评价及评价背后的鄙夷、责备等因素,因此,当离乡青年自我感觉无法达到功利化评价机制下的“成就”时,选择了“失踪”,通过失踪的方式避免被评价。   五、失踪离乡青年回归视线的方式
  一般而言,刻意失踪的离乡青年并不会选择超长时期或永远处于亲友感知下的“失踪”状况,而会在某个时期出现。从回归视线方式看,不同的离乡青年有所不同:一种是主动回归,即有些青年经过自我反思或“良心发现”,在“失踪”了一段时期后自愿联系亲友,回到家乡,也有一些青年是在经过自己打拼后确实取得了成就,自感达到了社会功利化评价的“成就”标准,因此以一种自豪的方式回归视线;另一种是被动回归,青年一年甚至多年“失踪”后,其亲友经历了不断找寻,在经过各种线索摸索,从而寻找到失踪的子女,有些父母甚至选择了“千里寻子”,此外,有些父母或其他亲友通过网络或报案方式得以向失踪子女传话,促使子女归乡或联系亲友。
  离乡青年“刻意失踪”作为一种新的越来越多的现象,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在乡村日益衰落或缺乏就业机会的背景下,离乡青年会日益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功利化评价机制在以无所不在的方式侵蚀社会肌体和人们思想,青年也成为功利化评价机制的信奉者。青年刻意失踪造成了本来具有联系的个人或群体不正常的疏离或陌生化,这会造成对人们情感、精神的伤害,尤其是对生活于农村的父母等而言,这种伤害是巨大的且无法弥补。
  从社会正常生活交往和人们的关爱、社交等需要看,离乡青年刻意失踪是一种不正常社会现象,既反映了青年自我素养的欠缺,也反映了社会对青年的某种伤害,更反映了社会关联机制的断裂或缺失。为了正常生活、交往需要,为了给予人们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必要的精神慰籍,离乡青年刻意失踪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选择,而越来越多离乡青年刻意失踪则反映了社会肌体的某种疾病。
  六、减少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现象的发生
  为了良好的生活和交往,未来要通过各主体的努力减少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现象,笔者认为,应该从教育、社会以及观念三个方面努力来减少离乡青年刻意失踪现象。
  一要加强对青年人教育。尤其要加强青年人家庭观、亲人观等教育,让青年认识到如果其刻意失踪所带来的危害,也要加强青年他人观教育,让更多青年走出自我本位的观察,从他人尤其是父母角度考虑自我存在的重要性;同样,对于青年人自我教育也很重要。青年自我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是青年自身发展的原动力。青年自我意识的强化,使青年具有了自我教育的能力〔2〕。青年人可通过自己学习、思考、感悟或家人、教师、朋友帮助、教育、启发,从而避免从极端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做出刻意失踪这种伤害自我和家人的行为。同时家长也应当研究子女教育方式,和自己的子女交朋友,定期进行谈心,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心平气和的谈心交流,鼓励其闪光点〔3〕,在话语中减少不自觉的功利化评价机制的外显,亲友应减少某些话语对离乡青年造成的心理印痕和疮疤。
  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发展还不成熟,尤其是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尚不完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主体可通过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形成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互联、政府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补、政府力量与社会资源互动的良性机制,促进类似离乡青年失踪的解决。社会各类主体要加强对已经出现的刻意失踪的离乡青年的寻找工作,帮助更多的父母能够早日见到日思夜想的子女。
  三要引导正确的对人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追求成功是每个人内在的心理追求,然而究竟什么事成功?社会之中潜在的流行着多种评价标准。主要的一种是工具性成功观,这种成功观是功利的、短视的,只注重欲望的满足感或内心的那种被认同感,同时很容易忽略手段的正当性。另一种是价值性成功观,认为成功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多元的实现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成功并没有一种绝对的衡量标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物质化的社会价值观已然被中国社会接受了,把“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功利性的外在物作为评判成功与否和成功大小的唯一标准,其中财富和权力又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很多成功榜样的原型从之前的道德楷模转变成为财富精英。现代社会给人们灌输的成功价值观过于单一,完全用物化的硬件来衡量,致使不少人在成功的幻觉中迷失自我,盲目地陷入虚高的功利性追逐中,为了所谓的成功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沦落为成功的牺牲品。人们对于的成功的评价标准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导向性,因此树立正确的对人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首先是净化社会大环境,扭转追名逐利的浮躁风气,树立多元化的成功观。我们需要一种社会自身的缓解机制,同时也呼吁社会对成功观的正确引导。改变各种日益沉重的功利化评价标准,让人们尤其是不再生活于一种“沉重的背负”之中。
  〔参 考 文 献〕
  〔1〕李力.青年农民群体非农化的困境分析——以湖北省襄阳市T村青年农民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2,(03).
  〔2〕杨秀娟.关于问题青年的价值系统和态度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02).
  〔3〕李银笙.和谐社会拒绝“问题青年”〔J〕.中国青年研究,2005,(11).
  〔责任编辑:冯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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