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这个笔名已经将邓小华的世界观透露了七成。大多的雪已融，唯有这么点洁白不打算融化。不合时宜有之，个人英雄主义有之，以一己之力向季节之神复仇亦有之。孤勇的残雪，正如邓小华在中国文坛上尴尬的写照。
　　邓小华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失学在家，自此不再进学校。1970年她进一间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1978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1980年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开起了裁缝店。这本是那个年代里的女人最庸常的履历。但是，在与世俗的缠斗中，沉睡在她体内的某种素质终于在琐碎的木屑和簌簌的衣料中喷涌而出。仿佛是被神明拍了脑袋，她提起笔，笔下的故事令她震惊。
　　与她同时期觉醒的还有苏童、格非、余华等作家，这注定是一串闪耀着星光的名字。他们如同大部队，顶着“先锋作家”这样一个时髦的标签，一路长途跋涉。时至今日，残雪已然脱离部队，干起了个体户。先锋文学纷纷回归现实，残雪依旧不断地深入生命的内核，大刀阔斧地剖析着自我。残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仿佛一股力量，她任由他们互相绞杀，在文学的冥想中跨越一座座疯狂的高山，在呓语和梦境中直接通向理性的海和人性的地狱或者天堂。
　　冬日里那略显肮脏的残雪，其姿态无疑是倨傲的。是打算孤身一人如飞蛾一样扑向春天，还是蜷缩起来将自己冰封在一个永恒的冬天？从残雪作品中那一以贯之的向死而生的勇气来看，无疑是前者。53岁时，残雪写了一本30万字的自传，取名《趋光运动》，她说，“文学的创作过程就是一场趋光运动，我不过是延续了幼儿时期的本能。”
　　每一个采访过她的记者都对她高亢的长沙普通话记忆犹新，她相信自己能够超越卡夫卡，也坚信自己文学道路的正确性。她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坚信自己的时代不在当下，而是在未来，那时的人们必将转向纯文学去进行自我拯救。
　　由于风湿，常住北京的她夏天也要穿两件衣服，甚少出门，每天运动，读4个小时的黑格尔，写一个小时的文章，像極了精神修行的苦行僧和文学圣徒，却也会和出版商理论起印数。“既然写了好作品，就要卖个好价钱，这是人之常情。我向来就和他们讨价还价的。”残雪想出名，曾主动上门拜访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这些都不得不令人想到喊着“出名要趁早”、在金钱上颇为计较的张爱玲。
　　她尖利的目光令一团和气的中国文坛不安。她斥责格非已然“江郎才尽”，王安忆则得到“作品水准下降得不像话，大概做官做上了瘾吧”的评价，高行健在她看来也是“小儿科，观念陈旧”。
　　这与她的文学起点有关。残雪的根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她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是自欺欺人。她用不停的逼问去接近真相，在言说中寻找自身的存在，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在沉默中消解。
　　作家有两类，一类如同画家，描摹现实，仿佛时代的记录者，另一类如同苏格拉底，永远不与现实和解，用怀疑与逼问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残雪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