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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一条裤子”
我是跟着大哥裘永祥去的南非，一呆就是13年。
我出生于1950年代初，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兄弟三人上学，就靠父亲一个人承担。他一个月工资83元人民币，前半个月还钱给人家，后半个月又要借钱过日子。
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地的排外分子在街头制造骚乱，攻击和抢掠外国人商店
1965年，我进入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读书。1970年毕业，碰到“上山下乡”运动，上海的知识青年全去了外地。我去了安徽526工厂。我们工厂生产榴弹，用来打伞兵，还有打坦克的穿甲弹。我在那里呆了18年多。1988年，“小三线”解散，我才回到上海，在上海阀门厂工作。
我们兄弟三人都有安定的工作，但工资少，日子不好过。一个月几十块钱，怎么弄？大哥那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1990年，大哥辞了工作，借了一笔钱去南非做生意。我和弟弟也呆不住，1992年初，以探亲为由，借钱买了机票跟着过去了。我觉得人到中年，奋斗一场还是蛮有劲的。
那个时候，南非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不能直接办签证，我就办了去莱索托的签证。那是一个在南非的国中国。到了莱索托之后，再过河去南非。那时候觉得，只是一条河嘛，半夜三更就游过去了。为了挣钱，还管什么偷渡不偷渡啊。
那个年代，南非政府管得不严。我过去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很容易便弄到了正规的旅游签证。因为没有工作签证，刚开始只好摆地摊。当时，南非和台湾还保持交往关系。台湾那边的皮带、旅游鞋、牛仔裤啊，这些东西在那边好卖，而且在当地有工厂。我就从这些工厂批发东西，在马路边摆摊。
那时候的南非，商品稀缺，钱很好赚。每天我们摆完摊回家，长裤子、袜子里都塞满了钱。我到南非第一个月，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于是，我和朋友每人带着一万美元去逛步行街。那是约翰内斯堡当时惟一的步行街，名牌服饰、手表、手提包，应有尽有。我们三人在一间意大利服装店，各自买了一套价值3200美元的阿玛尼西装。引得意大利老板亲自过来接待，还赠送每人一条意大利的领带。这套西服让我扬眉吐气。
摆摊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就做摊主，安乐于好赚钱、赚钱快的现状。我摆了七个月不到的地摊，赚了三百多万人民币，很厉害。我很快用这些钱把台湾人开的一家店买下来。那时候，我注册了公司，雇了会计师和律师。这个一定要有，否则我们搞不定。在国外，很多事情都需要律师去做。要交税的，财务就找会计师处理。一切手续都是正规的。有了自己注册的公司，我才能办工作签证。
开店以后，我开始卖家电了，鞋子、衣服、钟表之类也卖。南非对经营范围也没有限制，什么商品都可以卖，什么都好卖。总之就是抓紧赚钱。
我是第一个从大陆发货柜到南非的中国人。当我看到那么大的货柜从上海漂洋过海来到南非、运到我的仓库时，心里真的甜滋滋。
1994年，我把上海南京路的“人立”牌夹克衫拿到南非销售。我把它放在店里，请我嫂子帮我卖。这种夹克衫领子竖起来，下面收紧，南非人看不懂这是什么衣服，各种颜色和款式，使他们觉得好奇。不少公司和商店观望着，刚开始订了少量的货试探市场。一个星期后，要货的电话不断打来，在约翰内斯堡唯一的步行街，商场里也挂起了“人立”牌夹克衫。第一个货柜的商品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我开始花更多的精力做货柜贸易。
货柜连续不断地从上海发往约翰内斯堡。我利用南非和中国的季节差做生意。南非冬天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夏天，堆放在上海仓库里销售不出去的夹克衫，到南非成了时髦货。这些夹克衫价格便宜，我以45到50元人民币一件的成本拿货，运到南非之后，以50到55南非兰特的批发价发给当地服装销售公司和大商场，供不应求。当时，一南非兰特大约可兑换两元多人民币，怎么能不赚钱？上海“人立”牌夹克衫逐渐占领了南非市场。
短短的几年，从摆摊到做货柜，可以说我飞跃了。我喜欢拍照片，从照片中也能看到，在摊位上和在商店里、在货柜前的我，已经完全不同。做人的层次改变了，做生意的档次也提高了。这不单是生意做大，更重要的是人和生意上的质变。
做人和做生意一样，见好就收，不要做烂。1996年左右，南非的中国人看我生意这么好做，也开始做夹克衫。我就慢慢退出了这个市场。
在南非，我常常去观察一些大商场的橱窗和货架。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变动摆设，不只是换季时。模特身上的花衣服今天是一种姿势，明天会换上素色服饰摆出另一种样子，就是为了给客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懂行的生意精，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路。
我开始考察新的市场。我去过很多的店铺和批发商，了解市场需求。最终，把市场和眼光放在占南非总人口80%的黑人身上。
我去过很多黑人家里，看到他们床底下、桌子底下总会有两个串联在一起的汽车电瓶。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打听之后才知道，因为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的时候就用这些电瓶带动电视机。虽说南非出产黄金和钻石，很富裕，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自产加工的能力，只能依靠外来加工和进口满足国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当地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还处于没电没水或限电限水的状态。
于是，我决定做电视机生意。我回到国内，找到江苏无锡一家电视机厂的厂长，请他们改造一批黑白电视机，既可以用直流电，也能用交流电，还增加了专门的插座。第一个试探性的货柜装了960台经过改装的黑白电视机，运到南非之后，想不到12天就全部销完，供不应求。我喜出望外，这说明我们对市场所作的调查是正确的。 不久，我开始提供售后服务。我和工厂达成意向，对电视机实施包退包换的全方位服务，让黑人兄弟放心和安心。又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进一步改进电视机的性能。生意渐渐大了。
钱越赚越多，我就开了工厂。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COMMISSIONER STREET，我和无锡电视机厂合作，建了一个800平米的工厂。除了仓库，我们还在那里建立了黑白电视机的组装车间和维修间，并且从电视机厂引入了专业技术人员。
在南非有了组装车间之后，我们的电视机进口流程分成了三部分：把整机分拆成零部件，分柜分时间段发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车间组装成成品并调试。半成品的货柜关税便宜了很多。当时，电视机整机的关税税率超过30%，零件只有14%，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不少。这样就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去保证售后服务和开发新品种。
电视机生意在南非站稳脚跟后，我们对外壳进行了修正，配备了中英文说明书，并且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东立”牌黑白电视机。意思是说，我们东方人屹立在南非。可以说，在南非还没有像我们这样较大规模做电视机一条龙的服务。
1993年，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在南非创办SVA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把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一条流水线直接迁过去。这是中国在南非的第一家独资企业。我还代理过他们的电视机产品。除了电视机，我也做了一些其他贸易，包括茅台酒、收音机等，都是从国内发货柜到南非。
在南非多年，我渐渐累积了千万资产，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湖边买了一幢大房子。我也拿到了当地的绿卡，可以永久居留。有了绿卡，就不怕警察查了。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十几年的创业，我真是尝尽了甜酸苦辣，很多事情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的梦想、家庭的责任感使我一次次坚强地挺立，渡过难关，我没有做逃兵。那个时候，可以说每天我都处于浑身紧张的状态。
在南非是的裘永祥
刚到约翰内斯堡，因为没有工作签证，每天都可能有警察前来盘查，很多时候都要东躲西藏。更麻烦的是，需要应付各式各样的小偷和强盗。
最开始摆地摊的时候，每天回家，常常把上衣扎进皮带，把钱塞进衣服，外面穿件夹克衫，手里再拿着一个小塑料袋伪装，别人就看不到我有钱嘛。袜子里也塞了钱，就是不敢放在口袋里，小偷太多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人抢劫。
后来虽然钱渐渐多了，但还要假装自己很穷，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到银行去存钱，每次都是提着菜篮子去，下面放点青菜，钱放在中间，上面再放点黄芽菜之类。取钱的时候也一样。这样走在马路上，别人也不知道我篮子里拎着钱。
抢劫的事我经历太多了。南非并不安全，中国人经常被抢劫。我至少面临过四次死亡的危险，多是被枪抵着脑袋。
我最早住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Bree Stree。1992年4月4日下午，我上街买菜，准备在第二天清明节做点父母生前喜欢的菜肴，祭奠他们。我走出Bree Stree，有个人一吹口哨，四面好几个黑人都奔过来。其中一人把我压在人行道上，死死掐住我的喉咙，另一人用匕首顶着我的腰间。他们不停地嚷着：“Money！Money！”我透不过气来，不敢动弹分毫，趴在地上，看着他们把我的衣服剥光，只剩下一条裤子，什么东西都拿走了。那时候还穿着那件特意买的阿玛尼西装。我只有害怕，小便都流到裤子上。整条大街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只是在一旁看着。
这个时候，巡逻的警车过来，黑人四处逃窜。警车里窜出两只又高又大的德国狼犬，直追劫匪。我被一个白人警员扶上了一辆警车。呯、呯、呯，枪声响起。一个嫌犯被带上警车，屁股上都是血。另一个黑人则被狼犬咬着，往警车方向拖，小腿上流着血。
有一个路边摆摊的女黑人也中弹了，大腿上流着很多的血，躺在地上不停地哭喊着。她的摊位被推倒了，满地都是西红柿、土豆和洋葱……医生们立刻上前救治。一个黑人嫌犯穿着我的那件西装，隔着警车的铁窗流泪向我哀求：
“我求你啊，我真的没法生活啊。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四岁，中间的两岁，最小的三个半月。我和家人都没有工作，真的没钱生活和抚养孩子，求求你，救救我啊……”
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着黑人流泪。他的肤色黑得发亮，头发又卷又短，牙齿洁白的。他那带着手铐的双手不停地向我拜着，重复着“求求你”。我陷入了深思。
后来又有一次，我开车等红绿灯，车子停在斑马线前。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咚咚咚地敲车窗，嘴里说着“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请给我一点钱）”。我以为是讨饭的，把车窗打开，一杆枪就伸进来了。我马上举起手来，这个人打开车门，把我拖了出去，按在马路上。我动都不敢动。他把我的口袋摸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开着我的车跑了。我连乘汽车、打电话的钱也没有了，只能走回家。
南非的社会秩序一直比较混乱。1997年，我电视机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三四个大货柜，来不及把货物搬进仓库，只能放在马路上，总会有人晚上来偷东西，甚至明抢。我没法管，后来找警察帮忙。我大概是当地第一个找警察看货柜的中国商人。每次找三个警察，背着枪，守着我的货柜。货物全部卸完，才叫警察走，给他们一笔报酬。
第一次被抢，并没有打击我在南非打拼的信心。第二天，我买了一份保险。我觉得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后来，我又买了一份全球性的保险，假使我正常死亡，家人将得到一笔钱，如果我被人家打死了，赔偿翻倍。后来多次被抢，我依然信心坚定。因为我小孩还在法国念书，学费不低，家里还要养活，我觉得一个男人为了家庭过更好的生活，可以去拼命。我总对自己说，既然出去了，就一定得赢。有了保险，家人有了保障，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不再害怕死亡，心也踏实了。
2004年，大哥裘永祥在迪拜龙城，那时候他还没退休，在中智公司海外发展部，参与龙城项目招商。他让我过去，劝我不要在南非待着了，总被人拿枪顶着。我毫不犹豫选择去了迪拜。
实际上，我当时决定离开南非去龙城，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已经赚了一笔钱，家人生活好了，不用那么拼命;更重要的是，在南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们刚去的时候，1南非兰特可以兑换人民币2.6元，后来，南非兰特贬值，只能兑换5毛人民币左右。汇率倒逼了，实在不好挣钱了。
2004年10月，处理完南非的生意后，我回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春节过完，我便来到了迪拜龙城，准备在这个和平、舒服的地方再做点生意。
在迪拜，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最开始卖阿拉伯头巾，做了四年，卖的人多了，生意渐渐不好。我又转卖床上用品，因为阿拉伯男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她们又各自生育子女，家庭人口庞大，卖床上用品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不过，没过几年，龙城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我就去卖窗帘了。那几年迪拜房地产业火热，买房的人多，窗帘需求量大。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做箱包生意。
迪拜市民在龙城商场的中国商铺购物
在迪拜快十二年，生意总是换来换去，也赚了一些钱。尽管迪拜治安不错，对华人也比较友好，但我渐渐有了不安全感。龙城的经营环境已经不比从前，而中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迪拜，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近两年，我都在计划回国。我在海外做了24年生意，从南非到迪拜，经历了大多数海外中国商人相同的欢喜与痛苦。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下一条裤子。这么多年遭遇了各种困境，但从来没有做过逃兵。如今年过花甲，我想回到中国，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收藏。不久前，我在国内开了一间民间收藏博物馆，开始渐渐告别二十多年的海外商人生涯。
偷渡去南非
我是跟着大哥裘永祥去的南非，一呆就是13年。
我出生于1950年代初，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兄弟三人上学，就靠父亲一个人承担。他一个月工资83元人民币，前半个月还钱给人家，后半个月又要借钱过日子。
1965年，我进入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读书。1970年毕业，碰到“上山下乡”运动，上海的知识青年全去了外地。我去了安徽526工厂。我们工厂生产榴弹，用来打伞兵，还有打坦克的穿甲弹。我在那里呆了18年多。1988年，“小三线”解散，我才回到上海，在上海阀门厂工作。
我们兄弟三人都有安定的工作，但工资少，日子不好过。一个月几十块钱，怎么弄？大哥那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1990年，大哥辞了工作，借了一笔钱去南非做生意。我和弟弟也呆不住，1992年初，以探亲为由，借钱买了机票跟着过去了。我觉得人到中年，奋斗一场还是蛮有劲的。
那个时候，南非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不能直接办签证，我就办了去莱索托的签证。那是一个在南非的国中国。到了莱索托之后，再过河去南非。那时候觉得，只是一条河嘛，半夜三更就游过去了。为了挣钱，还管什么偷渡不偷渡啊。
那个年代，南非政府管得不严。我过去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很容易便弄到了正规的旅游签证。因为没有工作签证，刚开始只好摆地摊。当时，南非和台湾还保持交往关系。台湾那边的皮带、旅游鞋、牛仔裤啊，这些东西在那边好卖，而且在当地有工厂。我就从这些工厂批发东西，在马路边摆摊。
那时候的南非，商品稀缺，钱很好赚。每天我们摆完摊回家，长裤子、袜子里都塞满了钱。我到南非第一个月，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于是，我和朋友每人带着一万美元去逛步行街。那是约翰内斯堡当时惟一的步行街，名牌服饰、手表、手提包，应有尽有。我们三人在一间意大利服装店，各自买了一套价值3200美元的阿玛尼西装。引得意大利老板亲自过来接待，还赠送每人一条意大利的领带。这套西服让我扬眉吐气。
摆摊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就做摊主，安乐于好赚钱、赚钱快的现状。我摆了七个月不到的地摊，赚了三百多万人民币，很厉害。我很快用这些钱把台湾人开的一家店买下来。那时候，我注册了公司，雇了会计师和律师。这个一定要有，否则我们搞不定。在国外，很多事情都需要律师去做。要交税的，财务就找会计师处理。一切手续都是正规的。有了自己注册的公司，我才能办工作签证。
开店以后，我开始卖家电了，鞋子、衣服、钟表之类也卖。南非对经营范围也没有限制，什么商品都可以卖，什么都好卖。总之就是抓紧赚钱。
占领南非市场
我是第一个从大陆发货柜到南非的中国人。当我看到那么大的货柜从上海漂洋过海来到南非、运到我的仓库时，心里真的甜滋滋。
1994年，我把上海南京路的“人立”牌夹克衫拿到南非销售。我把它放在店里，请我嫂子帮我卖。这种夹克衫领子竖起来，下面收紧，南非人看不懂这是什么衣服，各种颜色和款式，使他们觉得好奇。不少公司和商店观望着，刚开始订了少量的货试探市场。一个星期后，要货的电话不断打来，在约翰内斯堡唯一的步行街，商场里也挂起了“人立”牌夹克衫。第一个货柜的商品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我开始花更多的精力做货柜贸易。
货柜连续不断地从上海发往约翰内斯堡。我利用南非和中国的季节差做生意。南非冬天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夏天，堆放在上海仓库里销售不出去的夹克衫，到南非成了时髦货。这些夹克衫价格便宜，我以45到50元人民币一件的成本拿货，运到南非之后，以50到55南非兰特的批发价发给当地服装销售公司和大商场，供不应求。当时，一南非兰特大约可兑换两元多人民币，怎么能不赚钱？上海“人立”牌夹克衫逐渐占领了南非市场。
短短的几年，从摆摊到做货柜，可以说我飞跃了。我喜欢拍照片，从照片中也能看到，在摊位上和在商店里、在货柜前的我，已经完全不同。做人的层次改变了，做生意的档次也提高了。这不单是生意做大，更重要的是人和生意上的质变。
做人和做生意一样，见好就收，不要做烂。1996年左右，南非的中国人看我生意这么好做，也开始做夹克衫。我就慢慢退出了这个市场。
在南非，我常常去观察一些大商场的橱窗和货架。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变动摆设，不只是换季时。模特身上的花衣服今天是一种姿势，明天会换上素色服饰摆出另一种样子，就是为了给客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懂行的生意精，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路。
我开始考察新的市场。我去过很多的店铺和批发商，了解市场需求。最终，把市场和眼光放在占南非总人口80%的黑人身上。
我去过很多黑人家里，看到他们床底下、桌子底下总会有两个串联在一起的汽车电瓶。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打听之后才知道，因为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的时候就用这些电瓶带动电视机。虽说南非出产黄金和钻石，很富裕，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自产加工的能力，只能依靠外来加工和进口满足国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当地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还处于没电没水或限电限水的状态。
于是，我决定做电视机生意。我回到国内，找到江苏无锡一家电视机厂的厂长，请他们改造一批黑白电视机，既可以用直流电，也能用交流电，还增加了专门的插座。第一个试探性的货柜装了960台经过改装的黑白电视机，运到南非之后，想不到12天就全部销完，供不应求。我喜出望外，这说明我们对市场所作的调查是正确的。 不久，我开始提供售后服务。我和工厂达成意向，对电视机实施包退包换的全方位服务，让黑人兄弟放心和安心。又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进一步改进电视机的性能。生意渐渐大了。
钱越赚越多，我就开了工厂。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COMMISSIONER STREET，我和无锡电视机厂合作，建了一个800平米的工厂。除了仓库，我们还在那里建立了黑白电视机的组装车间和维修间，并且从电视机厂引入了专业技术人员。
在南非有了组装车间之后，我们的电视机进口流程分成了三部分：把整机分拆成零部件，分柜分时间段发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车间组装成成品并调试。半成品的货柜关税便宜了很多。当时，电视机整机的关税税率超过30%，零件只有14%，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不少。这样就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去保证售后服务和开发新品种。
电视机生意在南非站稳脚跟后，我们对外壳进行了修正，配备了中英文说明书，并且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东立”牌黑白电视机。意思是说，我们东方人屹立在南非。可以说，在南非还没有像我们这样较大规模做电视机一条龙的服务。
1993年，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在南非创办SVA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把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一条流水线直接迁过去。这是中国在南非的第一家独资企业。我还代理过他们的电视机产品。除了电视机，我也做了一些其他贸易，包括茅台酒、收音机等，都是从国内发货柜到南非。
在南非多年，我渐渐累积了千万资产，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湖边买了一幢大房子。我也拿到了当地的绿卡，可以永久居留。有了绿卡，就不怕警察查了。
被枪抵着脑袋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十几年的创业，我真是尝尽了甜酸苦辣，很多事情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的梦想、家庭的责任感使我一次次坚强地挺立，渡过难关，我没有做逃兵。那个时候，可以说每天我都处于浑身紧张的状态。
刚到约翰内斯堡，因为没有工作签证，每天都可能有警察前来盘查，很多时候都要东躲西藏。更麻烦的是，需要应付各式各样的小偷和强盗。
最开始摆地摊的时候，每天回家，常常把上衣扎进皮带，把钱塞进衣服，外面穿件夹克衫，手里再拿着一个小塑料袋伪装，别人就看不到我有钱嘛。袜子里也塞了钱，就是不敢放在口袋里，小偷太多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人抢劫。
后来虽然钱渐渐多了，但还要假装自己很穷，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到银行去存钱，每次都是提着菜篮子去，下面放点青菜，钱放在中间，上面再放点黄芽菜之类。取钱的时候也一样。这样走在马路上，别人也不知道我篮子里拎着钱。
抢劫的事我经历太多了。南非并不安全，中国人经常被抢劫。我至少面临过四次死亡的危险，多是被枪抵着脑袋。
我最早住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Bree Stree。1992年4月4日下午，我上街买菜，准备在第二天清明节做点父母生前喜欢的菜肴，祭奠他们。我走出Bree Stree，有个人一吹口哨，四面好几个黑人都奔过来。其中一人把我压在人行道上，死死掐住我的喉咙，另一人用匕首顶着我的腰间。他们不停地嚷着：“Money！Money！”我透不过气来，不敢动弹分毫，趴在地上，看着他们把我的衣服剥光，只剩下一条裤子，什么东西都拿走了。那时候还穿着那件特意买的阿玛尼西装。我只有害怕，小便都流到裤子上。整条大街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只是在一旁看着。
这个时候，巡逻的警车过来，黑人四处逃窜。警车里窜出两只又高又大的德国狼犬，直追劫匪。我被一个白人警员扶上了一辆警车。呯、呯、呯，枪声响起。一个嫌犯被带上警车，屁股上都是血。另一个黑人则被狼犬咬着，往警车方向拖，小腿上流着血。
有一个路边摆摊的女黑人也中弹了，大腿上流着很多的血，躺在地上不停地哭喊着。她的摊位被推倒了，满地都是西红柿、土豆和洋葱……医生们立刻上前救治。一个黑人嫌犯穿着我的那件西装，隔着警车的铁窗流泪向我哀求：
“我求你啊，我真的没法生活啊。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四岁，中间的两岁，最小的三个半月。我和家人都没有工作，真的没钱生活和抚养孩子，求求你，救救我啊……”
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着黑人流泪。他的肤色黑得发亮，头发又卷又短，牙齿洁白的。他那带着手铐的双手不停地向我拜着，重复着“求求你”。我陷入了深思。
后来又有一次，我开车等红绿灯，车子停在斑马线前。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咚咚咚地敲车窗，嘴里说着“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请给我一点钱）”。我以为是讨饭的，把车窗打开，一杆枪就伸进来了。我马上举起手来，这个人打开车门，把我拖了出去，按在马路上。我动都不敢动。他把我的口袋摸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开着我的车跑了。我连乘汽车、打电话的钱也没有了，只能走回家。
南非的社会秩序一直比较混乱。1997年，我电视机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三四个大货柜，来不及把货物搬进仓库，只能放在马路上，总会有人晚上来偷东西，甚至明抢。我没法管，后来找警察帮忙。我大概是当地第一个找警察看货柜的中国商人。每次找三个警察，背着枪，守着我的货柜。货物全部卸完，才叫警察走，给他们一笔报酬。
第一次被抢，并没有打击我在南非打拼的信心。第二天，我买了一份保险。我觉得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后来，我又买了一份全球性的保险，假使我正常死亡，家人将得到一笔钱，如果我被人家打死了，赔偿翻倍。后来多次被抢，我依然信心坚定。因为我小孩还在法国念书，学费不低，家里还要养活，我觉得一个男人为了家庭过更好的生活，可以去拼命。我总对自己说，既然出去了，就一定得赢。有了保险，家人有了保障，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不再害怕死亡，心也踏实了。
离开
2004年，大哥裘永祥在迪拜龙城，那时候他还没退休，在中智公司海外发展部，参与龙城项目招商。他让我过去，劝我不要在南非待着了，总被人拿枪顶着。我毫不犹豫选择去了迪拜。
实际上，我当时决定离开南非去龙城，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已经赚了一笔钱，家人生活好了，不用那么拼命;更重要的是，在南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们刚去的时候，1南非兰特可以兑换人民币2.6元，后来，南非兰特贬值，只能兑换5毛人民币左右。汇率倒逼了，实在不好挣钱了。
2004年10月，处理完南非的生意后，我回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春节过完，我便来到了迪拜龙城，准备在这个和平、舒服的地方再做点生意。
在迪拜，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最开始卖阿拉伯头巾，做了四年，卖的人多了，生意渐渐不好。我又转卖床上用品，因为阿拉伯男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她们又各自生育子女，家庭人口庞大，卖床上用品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不过，没过几年，龙城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我就去卖窗帘了。那几年迪拜房地产业火热，买房的人多，窗帘需求量大。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做箱包生意。
在迪拜快十二年，生意总是换来换去，也赚了一些钱。尽管迪拜治安不错，对华人也比较友好，但我渐渐有了不安全感。龙城的经营环境已经不比从前，而中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迪拜，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近两年，我都在计划回国。我在海外做了24年生意，从南非到迪拜，经历了大多数海外中国商人相同的欢喜与痛苦。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下一条裤子。这么多年遭遇了各种困境，但从来没有做过逃兵。如今年过花甲，我想回到中国，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收藏。不久前，我在国内开了一间民间收藏博物馆，开始渐渐告别二十多年的海外商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