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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历史文化名城”，不管中国的还是世界的，马上会让人联想到兴旺的旅游业，似乎这金字招牌本身，就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可那真是天大的误会。跟金融中心、政治中心不一样，争来了“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主要职责是“守护”，而不是“创收”。不能说这头衔没有好处，但那好处是相当遥远的，属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性质。
从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国家文物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算起，中国之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已到了“而立之年”，是该好好地反省了。从第一批核准的北京、西安、广州等24座城市，到第二批38个（1986）、第三批37个（1994），后又陆续增补了12个，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了111座“历史文化名城”。它们或古代都市，或传统风貌，或风景名胜，或民族特色，或具有了某种特殊职能。一句话，“历史文化名城”的边界不断延伸。按此趋势，总有一天，中国稍微像样点的城市，都能挂上这牌子。当初设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初衷是“保护”，如今已逐渐转化成“开发”与“利用”，谈的是如何赚钱，而不是如何花钱，那当然谁都要。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就得为保护古迹和文化遗产花钱，且不能胡拆乱盖；若失职，则应严肃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真这么做，“名城”就成了烫手山芋，也没那么多地方会抢了。为此“虚名”，束缚住自家手脚，限制发展经济的方略，主事者不会那么傻。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评选，只管挂牌，不管摘牌，缺乏严格的监督与处罚，换句话说，只有荣誉，没有责任。虽然媒体上不断有某某古城被“开发性破坏”，且是在当地政府的主导或默许下完成的报道，可到目前为止，没见到哪位市长或市委书记因野蛮拆迁或毁坏文物而被撤职或起诉。明知最近30年中国城市大扩张，对自身历史文化命脉伤害很严重，可“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有增无减，这就难怪它成了一块香饽饽，谁都想得到。可这缺乏精神内核与社会责任的“历史文化名城”，即使争取到了，也就是招揽游客的招牌而已，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
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思路其实很简单，也就四句话：有本钱，肯保护，能融合，善表达。第一，不能想象刚刚拔地而起的新城（比如深圳）会来申请“历史文化名城”，敢要这块牌子的，多少总有点历史文化的底子。第二，城市必须发展，不可能固守500年前乃至50年前的样子，难处在于如何实现古今之间的对接与融合，以及基于传统的更新和创造。第三，不能满足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必须明确告诉公众：“古城”有什么好，“保护”的依据何在，“历史文化”能不能当饭吃。还有，那些美好的“愿景”能否实现，现实中随处可见的陷阱如何回避等。之所以需要不断陈述，是因为要说服公众、说服领导，同时也是在说服我们自己。
以上三点都比较容易理解，最难说清楚且最难做到的，便是“保护”。有人强调“创新”，有人关注“民生”，这都很要紧，但因其有利益驱动或政绩考核，我相信总能往前走。只有谈“保护”，最为势单力薄。比起建地铁、盖高楼、炒概念，保护古城是投入大且见效慢，无法在你为官的任期内显示明显效果。可能是你退休10年、20年后，甚至是子孙后代，才明白当初那些牺牲“发展”而强调“保护”的意义。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生命，都有其历史文化命脉，你必须努力理解并适应它，再略作调整与发挥。不仅是街道、楼台等建筑格局，还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与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你想守，凭什么守，守得住吗？那些关于保护古城与发展经济没有任何矛盾的高调，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我的家乡广东省潮州市，属于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兴起时，潮州主要在城外另谋发展，包括建各种行政大楼、商业机构等。因此，古城内部格局没动，保留下来了。这些年，随着维修工程的逐步推进，小城也变得越来越可爱。三年前，号称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湘子桥）修复完工，我在“十八梭船廿四洲”前偶遇某退休领导，出于礼貌也出于真心，我说了一句：潮州古城能保护成这个样子，不容易。没想到那老领导竟热泪盈眶，开始诉说起当初如何如何受委屈来——他的话我信。今日中国，“旧城改造”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有政府官员的政绩考量，有资本的逐利需求，还有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准的强烈愿望。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
前一届（2003—2007）的北京市政协文史委，曾锲而不舍地就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做调研、提建议、发文章、上条陈，屡败屡战，多少缓解了北京市疯狂拆迁的速度。我不是主力，只是帮忙敲敲边鼓。当时的最大感觉是，善用媒体力量，兼及百姓与专家的立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即便在这“首善之区”谈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件十分艰难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有感于此，我才会说，对于古城来说，“保护”才是“硬道理”。
放慢脚步，看看30年间评审的那些“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到底状态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对那些已名不副实的“名城”给予批评、警告乃至摘牌，而不是在各种压力下不断增补名单、扩大“光荣榜”。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做好了，再来谈“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那样或许更有把握些。
2011年1月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附记：
此文乃应某大报的邀请而撰，说好是谈“历史文化名城”。文章刊出后，发现被改得面目全非，我给组稿者发信表达愤怒，得到的回复是：“因报纸篇幅限制和原则要求，确实作了一些压缩和修改，但感觉并未伤筋动骨。”这促使我认真核实原稿和刊文，想看看编辑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另拟题目到调整段落到删改语句，几乎全都“顺”了一遍。我既感叹编辑工作量之大，又反省其修养与权力。仔细观察，其修整策略大致如下：
第一，凡属批评语句，一律改为“正面立论”。比如，文中有这么一段：“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编辑将这段话浓缩为：“这些经过千百年历史冲洗而留下来的东西底蕴丰厚，却很脆弱。我们必须尝试理解、精心呵护并努力适应它，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是保留了“保护古城”的意思，可立场及趣味已大相径庭。
第二，凡涉及领导责任的，一律改为没有主体。如“虽然媒体上不断有某某古城被‘开发性破坏’，且是在当地政府的主导或默许下完成的报道”一段，删去了追究领导责任的提法，以及“明知最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大扩张，对自身历史文化命脉伤害很严重”之类“不合时宜”的言论。
第三，文章着重个人感受，谈及潮州及北京的古城保护工作。大概是担心褒贬不当，编辑将这两大段全部删去，另拟如下“总结”：“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这是一场持久战，不仅需要专家努力，而且需要百姓参与和媒体推动，大家一起找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如此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根本就不符合我的身份、性格与文风。而且，这两段本是文章重点，除了说明“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还带有个人阅历与感受，好歹也算“一家之言”。
不就是一篇“学术随感”，并非指引方向的“社论”，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让我感慨不已的是，经过这么一番伤筋动骨的“修饰”，削弱了个性，磨平了棱角，变成方方正正、千篇一律的砖头，砌在哪里都合适——可这还能算是我的文章吗？
将稍为有点“意气”的话（连“叛逆”都算不上），清除得一干二净，这天下就太平了？我不相信。记得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过：“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重读鲁迅此文，真的出了一身冷汗。其实，我辈平庸，了解大报的地位及立场，撰文时已经“很知进退”了，可没想到还是被“修正”成这个样子。
为了发表而自己抽去骨头，还是为了保存骨头而舍去在大报露面的机会，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俨然也是个问题。现借《同舟共进》宝地，原稿照刊——不是说此文有多好，而是借以观察“删改”的“标准与尺度”。
2011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主
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国家文物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算起，中国之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已到了“而立之年”，是该好好地反省了。从第一批核准的北京、西安、广州等24座城市，到第二批38个（1986）、第三批37个（1994），后又陆续增补了12个，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了111座“历史文化名城”。它们或古代都市，或传统风貌，或风景名胜，或民族特色，或具有了某种特殊职能。一句话，“历史文化名城”的边界不断延伸。按此趋势，总有一天，中国稍微像样点的城市，都能挂上这牌子。当初设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初衷是“保护”，如今已逐渐转化成“开发”与“利用”，谈的是如何赚钱，而不是如何花钱，那当然谁都要。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获得“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就得为保护古迹和文化遗产花钱，且不能胡拆乱盖；若失职，则应严肃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真这么做，“名城”就成了烫手山芋，也没那么多地方会抢了。为此“虚名”，束缚住自家手脚，限制发展经济的方略，主事者不会那么傻。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评选，只管挂牌，不管摘牌，缺乏严格的监督与处罚，换句话说，只有荣誉，没有责任。虽然媒体上不断有某某古城被“开发性破坏”，且是在当地政府的主导或默许下完成的报道，可到目前为止，没见到哪位市长或市委书记因野蛮拆迁或毁坏文物而被撤职或起诉。明知最近30年中国城市大扩张，对自身历史文化命脉伤害很严重，可“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有增无减，这就难怪它成了一块香饽饽，谁都想得到。可这缺乏精神内核与社会责任的“历史文化名城”，即使争取到了，也就是招揽游客的招牌而已，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
如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思路其实很简单，也就四句话：有本钱，肯保护，能融合，善表达。第一，不能想象刚刚拔地而起的新城（比如深圳）会来申请“历史文化名城”，敢要这块牌子的，多少总有点历史文化的底子。第二，城市必须发展，不可能固守500年前乃至50年前的样子，难处在于如何实现古今之间的对接与融合，以及基于传统的更新和创造。第三，不能满足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必须明确告诉公众：“古城”有什么好，“保护”的依据何在，“历史文化”能不能当饭吃。还有，那些美好的“愿景”能否实现，现实中随处可见的陷阱如何回避等。之所以需要不断陈述，是因为要说服公众、说服领导，同时也是在说服我们自己。
以上三点都比较容易理解，最难说清楚且最难做到的，便是“保护”。有人强调“创新”，有人关注“民生”，这都很要紧，但因其有利益驱动或政绩考核，我相信总能往前走。只有谈“保护”，最为势单力薄。比起建地铁、盖高楼、炒概念，保护古城是投入大且见效慢，无法在你为官的任期内显示明显效果。可能是你退休10年、20年后，甚至是子孙后代，才明白当初那些牺牲“发展”而强调“保护”的意义。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生命，都有其历史文化命脉，你必须努力理解并适应它，再略作调整与发挥。不仅是街道、楼台等建筑格局，还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与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你想守，凭什么守，守得住吗？那些关于保护古城与发展经济没有任何矛盾的高调，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我的家乡广东省潮州市，属于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80年代经济大潮兴起时，潮州主要在城外另谋发展，包括建各种行政大楼、商业机构等。因此，古城内部格局没动，保留下来了。这些年，随着维修工程的逐步推进，小城也变得越来越可爱。三年前，号称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湘子桥）修复完工，我在“十八梭船廿四洲”前偶遇某退休领导，出于礼貌也出于真心，我说了一句：潮州古城能保护成这个样子，不容易。没想到那老领导竟热泪盈眶，开始诉说起当初如何如何受委屈来——他的话我信。今日中国，“旧城改造”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有政府官员的政绩考量，有资本的逐利需求，还有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准的强烈愿望。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
前一届（2003—2007）的北京市政协文史委，曾锲而不舍地就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做调研、提建议、发文章、上条陈，屡败屡战，多少缓解了北京市疯狂拆迁的速度。我不是主力，只是帮忙敲敲边鼓。当时的最大感觉是，善用媒体力量，兼及百姓与专家的立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即便在这“首善之区”谈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件十分艰难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有感于此，我才会说，对于古城来说，“保护”才是“硬道理”。
放慢脚步，看看30年间评审的那些“历史文化名城”，今天到底状态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对那些已名不副实的“名城”给予批评、警告乃至摘牌，而不是在各种压力下不断增补名单、扩大“光荣榜”。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做好了，再来谈“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那样或许更有把握些。
2011年1月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附记：
此文乃应某大报的邀请而撰，说好是谈“历史文化名城”。文章刊出后，发现被改得面目全非，我给组稿者发信表达愤怒，得到的回复是：“因报纸篇幅限制和原则要求，确实作了一些压缩和修改，但感觉并未伤筋动骨。”这促使我认真核实原稿和刊文，想看看编辑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另拟题目到调整段落到删改语句，几乎全都“顺”了一遍。我既感叹编辑工作量之大，又反省其修养与权力。仔细观察，其修整策略大致如下：
第一，凡属批评语句，一律改为“正面立论”。比如，文中有这么一段：“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体制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编辑将这段话浓缩为：“这些经过千百年历史冲洗而留下来的东西底蕴丰厚，却很脆弱。我们必须尝试理解、精心呵护并努力适应它，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是保留了“保护古城”的意思，可立场及趣味已大相径庭。
第二，凡涉及领导责任的，一律改为没有主体。如“虽然媒体上不断有某某古城被‘开发性破坏’，且是在当地政府的主导或默许下完成的报道”一段，删去了追究领导责任的提法，以及“明知最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大扩张，对自身历史文化命脉伤害很严重”之类“不合时宜”的言论。
第三，文章着重个人感受，谈及潮州及北京的古城保护工作。大概是担心褒贬不当，编辑将这两大段全部删去，另拟如下“总结”：“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这是一场持久战，不仅需要专家努力，而且需要百姓参与和媒体推动，大家一起找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如此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根本就不符合我的身份、性格与文风。而且，这两段本是文章重点，除了说明“当领导的，建设新城容易，守护古城很难”，还带有个人阅历与感受，好歹也算“一家之言”。
不就是一篇“学术随感”，并非指引方向的“社论”，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让我感慨不已的是，经过这么一番伤筋动骨的“修饰”，削弱了个性，磨平了棱角，变成方方正正、千篇一律的砖头，砌在哪里都合适——可这还能算是我的文章吗？
将稍为有点“意气”的话（连“叛逆”都算不上），清除得一干二净，这天下就太平了？我不相信。记得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过：“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重读鲁迅此文，真的出了一身冷汗。其实，我辈平庸，了解大报的地位及立场，撰文时已经“很知进退”了，可没想到还是被“修正”成这个样子。
为了发表而自己抽去骨头，还是为了保存骨头而舍去在大报露面的机会，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俨然也是个问题。现借《同舟共进》宝地，原稿照刊——不是说此文有多好，而是借以观察“删改”的“标准与尺度”。
2011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主
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