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人是第一个有个体的生命的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自然却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共享一個地球家园，共享资源，相互竞争，却又有其每个层次上的微妙的生态平衡：人与动物、植物之间，微生物与寄主之间、竞争的寄生物之间、宿主与食物之间都是如此。即使是人类自身的生命组织中，都充斥着无数个微小的生态平衡。几万年来证明，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着同步，这幅精密编织的生物网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但随着人类行为蔓延至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伴随着行为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可以视为一种疾病，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到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于是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端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故而，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人类就像一种急性传染病。
　　新冠疫情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给人类生存发展和全球治理格局带来严重冲击和挑战，凸显了保障生命健康在人类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捍卫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将成为更加突出的主题，人类需要重新思考人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动物、植物和各种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就我们所知，地球上的物种不计其数，甚至还有人类尚未踏足的物种领域，也有因人类不文明行为导致的大量濒临灭绝的物种，总之，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各种物种之间联系紧密，一种物种对另一种物种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直接性的，也可能是间接性的。相互依赖的物种也会同时对气候和物质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人口密度、水源、食物、住所这些非生物性的因素也作为间接性因素对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研究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物种共存和生物多样性地维持机制，为人类世界背景下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地维持与提升提供基础。
　　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这种平衡尽管可能偶尔或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剧烈的、大的变动。形成并维持这种变动中的平衡的相互作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端复杂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生物多样性，事关人类的共同命运，也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从长远来看，“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狩猎者虽然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他们以其它动物为食，又不致为别的大型动物所食，不过，这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这些恒久的生态关系，人类虽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其总体还说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
　　作者简介：李燕（1997.01——），女，汉，江苏南京，在读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